青春的敌人-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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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怀疑意识是探索和尝试性的开端，是观察力的母亲，是真理的老祖母。马克思博士曾把他著名的人生格言“怀疑一切”讲给女儿，写进篇章。可以说，怀疑精神正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根本原因，它是生活中那些稍有头脑的人们的共同特征。诚如罗素在《宗教对文明有过贡献吗？》里指出的——
具有科学的公正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品质。一个人如果幻想有某些事物他有责任非相信不可，他便很难具有这种品质。
怀疑意识的孕育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尝试，它蕴藏着真正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过，由于怀疑精神包涵着摧毁力，因此在青年时代，如果我们是在对自己毫不怀疑的前提下，去怀疑其它的一切，我们青春的敌人就会在我们摧毁环境的同时，摧毁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留下一块禁地不容怀疑，尔后再去狠狠地怀疑别的存在，严重的问题就会由此产生。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罪过，不在于“怀疑一切”，而恰恰在于没有怀疑“一切”。它是在绝对肯定一个人的前提下，去绝对怀疑其他的一切人，这使马克思的伟大格言，失去了平衡，走向了反面。如果一个人长期纵容自己的一切，却对周围的一切喋喋不休地谩骂，那么他就破坏了健康的怀疑观，也破坏了自己的心态和观察力，破坏人们的欢乐情绪。
此外，对于一个具体的事物来说，怀疑情绪应该是一个短期状态。我们应该尽可能快地用审慎的头脑得出结论。发现它错了，马上进入批判状态，以寻求答案，去建设或重建。发现它是正确的，那么就支持它。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长期生活在对什么都不信任的精神状态下，那我们迟早有一天会被送进医院。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经过怀疑而不断得到充实的确定性，而且踏着一个个确定性向前走，去观察新的事物。
敢怀疑未必是真的会观察，也不能保证观察得正确。但不敢怀疑，则肯定不会观察，并且肯定得不到真理。观察，离不开怀疑的态度和客观的眼睛。在采访盲人文学家海伦·凯勒时，记者问她：“人生最可悲的是什么？是不是没有眼睛？”海伦·凯勒回答说：“不，不是，最可悲的是——有眼睛而看不见。”一个善于提问题而又有眼有珠的人，会懂得如何留意和发现，对于世界、事业、个人行为，他都有着恰当的态度。许多人举止不当，如，露骨地表现自己，或在下级面前趾高气扬，都与他们从未冷静地进行观察或观察结论错误有关，他们之所以那样作，是认为别人会羡慕自己，根本不知道那是在招人骂。
理论上讲，二十岁到二十三岁应该是缄口观察、在学业上和工作上默默钻研的年代。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这样作。我们有了最初的一点点浅得不能再浅的社会阅历，便自信可以与父辈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凭借已知的几条定理和几个不甚准确的事实，我们就想确立起自己对于宇宙的猜测，并几次想宣布说，自己已有了可以与名家抗衡的理论体系。于是，我们大张着嘴，无休止地争论，认为什么都不合理，都值得怀疑，并能举出几条数据去证明自己。
那时，我们尽情地希望赶快证实自己的看法正确，因此，盲动不仅仅局限于学习和观察的领域，而是整个青春都处在盲动之中。不过，盲动却是探索的前兆。这种探索，尽管在没有发育成熟的观察力和知识结构的指引下，常常显得出格，但它对我们的一生来说，仍然是一种伟大的尝试。我们怀疑吸烟禁忌的说教，抓起一支烟，放在嘴里，尝试性地点着了火。比起那些一辈子没敢触动烟盒的人，我们多了一份洒脱。在得到了这份坦然之后，我们或者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扔掉了后半支烟，或者干脆上了瘾。我们尝试着证明自己的海量，一连喝下三瓶啤酒，并学着在酒杯前刁难别人，以展示自己像个爷们儿。女孩子在场，我们会愈演愈烈。
那个时期，我们与父母走得更远，初步开始了自己对自己负责的生活。男孩子们否定、挖苦、摇撼着束缚自己手脚的枷锁，肆无忌惮地开始了成年人的人生。所有少年时不许作的，现在都要一一尝试。多数人二十二岁以前，已经有了性尝试。在这个关键性的突破中，爱情因素只在男孩子心中占据着一点点地位，我们多半只是为了尝试，认为自己该有最终得到那部分神秘经验的权利了。就像罗素在《婚姻革命》中指出的：“青年人中的性关系，采取了一种极其愚蠢的方式。他们采取这种方式，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勇敢。”
可是，假如我们始终在这些非实质性的自我证明中沉溺不前，我们将溺死在烟瘾、酗酒、泛性乐趣之中，永远跨越不了成熟的门槛，最多不过是抓到几张成年人的标签。当一支瘦得可怜的手，拿起粗大的雪茄，当我们在酒桌上没有学会风雅随意的原则，而是像野蛮人那样醉心把人灌倒，当我们把伟大的情感扔到床下而单单体验床上的迷醉，我们还是没能最终长大。这时，我们需要审视怀疑自己，需要使自己的胳膊粗壮一些，去健身房，需要找到交际之中相悦的轻松方式，把民族习俗中的陋习扔掉。当我们寻找可心的姑娘，如果我们真的熟透了，就会赞同卢梭的话：“女人最使我们留恋的，并不一定在于感观的享受，主要在于生活在她们身边的某种情趣。”
在这个时期，女孩子显得心事忡忡，小心翼翼。对于人生、爱情、性、社会的认识，女孩子一般不是源自尝试。女性的生活意识多半自发于内心深处，这是因为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她们是先验的，不需要什么经历，只要偷偷看几本相关的书，听几句过来人的话，再多作几个浪漫的梦，就可以在一般意义的生存智性上，超过同龄的男孩子。这时，除去一部分天性泼辣者之外，大多数女孩子都是通过学习温存待人、谨慎控制自己的言谈举止、改善服饰和化妆，以此来展示自己不再是个小姑娘了。另外，结伴赴约、去公共场所、舞会，是她们普遍期望的尝试，幻想突然而至的爱情，则是每一个少女的美梦。
女孩子更多的不是怀疑什么，而是无边无际的期待。她们怀着一丝惊疑和难于割舍的好奇心，迎接来临的事物——第一张邀请赴约的长信、第一朵传递相思的礼品花、第一个吻、甚至其他，她们被动地尝试着那些主动到达她们身边的事物。女孩子渐渐从社会中失去中心地位并且时常显得忧伤，一般来说正是因为“女人不及男人”的文化熏陶在其童年埋下恶果，在这个时期开始迅速发酵了。特别是当她们在恋爱中找到了一个可以作她们丈夫的人时，她们便毫无惋惜地终结了一生的尝试，成为一个专司丈夫的女人。如果不能在开始人生的前夜，铲除这些恶果，女性就有可能一代一代成为社会的附流，最多只能在家庭中以管教丈夫和子女的乖张暴戾，来宣泄自己的不平。
我们说，十年青春中最大的敌人，恐怕要算是屈服于工作的不理想状态。在二十岁的前三年里，尽管我们无所顾忌地反抗一切说教，怀疑一切，甚至破坏一切，但是敢于向自己工作条件挑战的人却少得可怜。除了抱怨头头不行之外，很少有人想到去尝试一下被提拔的乐趣。或许我们走进社会时地位太低，无论我们提出怎样的蓝图和合理化提案，我们都无从使长者和官僚们看上一眼，甚至无法交给他们。但是，这不是我们自暴自弃的理由。我们可以在足球场上为争夺一个射门机会摔倒二十次，为博得一个男孩子的好感而无数次地默默改变自己以取悦于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同样的劲头，失败一千次，调整自己一千次，去争取一项更适合于自己的任务和职位呢？
日本人在职时都有一个信念：“忠于公司，渴望提拔。”当然，中国人的性格中存有太多的阻碍英雄出头的症结，那种“木桶理论”（构成木桶的那些竖板中最糟糕最短的一块，决定着木桶盛水的高度）不仅使家庭质量将就于夫妻间水准较低的一个，而且使整个民族都习惯于把出色的人拉回到和自己一样平凡的程度，以此来告慰于自己的嫉妒和敌意。我们已习惯了指责杰出的人脱离群众，而对群众脱离英雄，被远远地落下，却并不担忧。我们要求杰出者屈就，拍一些水平低到每一个群众都能看懂的电影，但从没有强迫群众使其欣赏水准提高，以求得看得懂杰出者最高水平的杰作。这种严重的社会弊病，一方面不太允许杰出产生，另一方面不允许杰出者向要职进军，不允许“渴望提拔”，以致于常常将这种升迁尝试，推向卑鄙和阴谋的一端。
可是，在我们不顾一切地追求一个众矢之的的女孩子时，在挽起她的手臂时，我们是否在意过世俗的眼光、情敌的嫉妒、不择手段的挑动以及许许多多不测的凶险？如果没有，让我们持有同样的勇气，为在事业上争夺一个属于自己的最佳位置，一刻不停地劳动吧。
在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时，严歌苓说：“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作一个平凡的人。”是的，我们不断地扬弃自己的过去，向高处攀登。我们尝试着第一次迈进我们崇拜的某位名人的家门，去了解作一个不平凡的人需要哪些东西。我们尝试着向权威提出礼貌的质疑，表达自己的观点。面对一个事件，我们构想一个相应的方案，尝试它的成功的可能性。我们尝试着骑车从哈密，途以大沙漠，直到北京，去看大河、牧场、去看首都，并在艰苦的奔走中，发现自己的无限能量。一切新鲜而未知的领地，我们都去大胆地尝试，健康地怀疑，寻找真理，塑造健康的成年人的眼睛、语言能力、身躯、心灵。这样，当我们有朝一日回首往事，想起这一段黄金岁月，我们就不会因为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没去尝试而后悔。
关于是否可以尝试着从二十岁开始，就作一名职业革命家，去改造社会，是我最不愿意谈及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只是，上溯十九世纪，凡是在这个年纪就对变革社会的理想着迷的人，特别是那些急于有所行动的人，不是毁坏了国家的实力，就是厄运缠身，英年早逝。实际上，历史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创造的。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3
发表日期：2004年6月7日
坏牌不一定输
☆ 修正理想观：
十三岁左右的时候，我们都曾被语文老师要求去完成一篇作文，叫《我的理想》。那时，就连最没有出息的学生也必须硬着头皮，用接二连三的错别字，联缀出一段大话，说自己要当物理学家。其实，他一直在为自己的低能而担忧，打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度日去作一个职业小偷。但是，我们那种好高骛远的理想观教育，却没有从一开始就有效地阻止他这种念头，帮他出个好一点的主意。我们只是在不切实际地要他吹牛，写一些纸上的文章。当然，这种远大理想的教育，的确偶然使班级里几个资智较高的学生，成了牛顿和爱因斯坦，但它同时也暴露了严重的缺陷，那就是使更多的才能平平的学生失去了与之相符合的一般理想。他们会认为，社会中除了牛顿和爱因斯坦，剩下的全都是烂货和渣滓。他们没能被教育去作一个快乐向上的普通人。如果他们只愿意作蔬菜售货员，他们会被讥笑。如果只求静静地生活，做个贤妻良母，那简直是思想颓废。可如果谁声明要当国家主席，他又会被认为是放肆妄想，有狼子野心，仿佛那个职位只是留给哪位神的。总之，我们只能设想作一个政府机构以外的高级而高尚的公仆，比如大科学家，著名运动员，不要命的战士、救死扶伤的医生。这种粗暴的理想教育，除了贬低普通人的生活之外，还给某些耀眼的职位蒙上了神圣的纱巾，划出禁区。这种教育的恶果还在于，一旦有一天，学生们发现这些理想不能实现，极度的自卑会使他们走向美好理想的反面，并且恶毒地嘲弄理想，然后再把这种嘲弄说给他们的孩子听。
诸葛亮曾寄语他的儿子：“志当存高远。”他是个聪明人，他这样说，一定是因为他曾认为自己的儿子有潜能，符合高远之志，否则他不会勉为其难。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必然要过平凡人的生活的，因此我们不能使属于全社会的理想观教育长久地停留在只为少数牛顿和爱因斯坦服务的地步。我们应该教会人们，把现存的职业类别加以区分，然后准确地找出一种比自己的能力略高一点的那个层次，再在这个层次里找到适于自己天性的行当。
尽管我们终归平凡，但甘于平凡，又是我们的敌人。当我们面临一次考试，如果我们为自己确立了一个争得90分的目标，我们可能得80分。如果我们只想得60分，那我们常常会不及格。因此，我们一定要争取找到那种比自己能力略高一些的职位，以便在生活实践中，多得一些分数。
☆ 向合适的职位靠近：
向合适的职位靠近，首先要找到合适的职业。而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冷静不虚荣，并且一经定夺，再不轻易更改它。实际上，单单是选择一个合适的职业，并不难。我们只需知道自己真正的爱好是什么、自己爱好的那种职业需要多少员工、对员工要求的基本条件是什么。真正难的是，向符合自己能力的职位攀登。
我们知道，一个胆怯自卑和精力不足的人，即使他有着多么大的虚荣心，他也不可能作好一个大部门的首脑。一个才华横溢而斗志昂扬的人，即使一时落难，他也不可能在普通人的行列里长久地忍耐。而那些能力一般的人，则只能在社会中，求得一个中等地位。这是我们中国人极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人，生而是有层次之分的——既然同样的生育程序既可以造就爱因斯坦那样大脑沟回超过常人四倍的神童，又可能生出一辈子不言不语的白痴，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推测，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一个个渐变的智力层次，标准层次以上的人渐近神童，以下的渐近白痴。当然，良好的早期教育可以使人向神童靠近更多一些，成年人的自我努力也能向高一层次跨上一个阶梯。在承认这个现实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客观地判断自己，健康地选择合理的层次目标。这样，于已于社会都是有益的，我们的辛勤劳动都应该在自己的层次里内，开花结果。
如果可以随便找到几本关于成功测试的书，按照上面不同的测试规则去作，我们便可以大致得到一个关于自己究竟适于作领袖，还是适于作中级人员、或是适于作蓝领劳动者的答案。参考这些结论之后再去进行行业选择，我们就会知道自己大致适于作哪种领袖，作哪个行业里的中级干部，以及该从事哪一类体力劳动。
☆ 坏牌不一定输：
远大理想，终将在绝大多数人的声明中，成为少年时代的遗梦。
这是因为，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便没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很少很少的人能天生得到一副好牌——不同一般的家庭背景、超常的智力、充沛的精神、以及命定的幸运——多数人并不是这样。我们多是降生在普通人家，容貌平平，记忆力欠佳，缺乏眼界和财力，甚至比这还要糟，也许我们的父母早早离了婚，带给我们一个阴郁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