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一梦-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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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时候，唯一不愉快的，是赵国前大将军陈余。自从诸侯军联手解困巨鹿之围以后，张耳、陈余这对原本父子相待的大贤人名流，就开始见面非常尴尬。张耳问大将军陈余说：“赵王与我被困数月，你拥数万之众，在北边坐视不救，这岂是当初我们号称刎刭之交时的所望吗？而且，张黡、陈泽两位将军出城求救，你没看到吗？”
陈余铁青着脸说：“我当然看到了。”
“那么这两个人如今在哪里？”
“他俩要和我一起赴死，以死兑现信诺。我答应了他们，让他们带领五千步卒先试着攻秦军，结果杀进去就全没出来。”
张耳想问，那你为什么不接着挥军进攻，话到嘴边又忍着咽回去了。
但是张耳脑子里的另一个念头则怎么也咽不下，那就是，他怀疑张黡、陈泽并不是攻秦军而死，而是被陈余处死了。在随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张耳总是找机会就盘问陈余：“张黡、陈泽到底是怎么死的，真是秦军杀的吗？我怎么问了王离没有这个情况啊？”
一次在燕饮的时候，张耳又当着宾客这样问。陈余终于恼怒了，说：“想不到足下对我的怨望如此之深！”他认为张耳是对自己当大将军有意见了，于是解脱下怀里的黄金大将军印，连着系印的绶带，推给张耳说，“你以为我是非舍不得这个大将军职位吗？”
张耳也一下子很惊愕，本能地推脱不接受。陈余把印绶一把放在张耳的案上，说：“对不起我要上厕所！”
古人经常要上厕所。有时候似乎不需要上厕所时也要去，就好像说我要出去抽口烟。当时没有香烟，去厕所里呆呆就等于去走廊里抽口烟，同样起到冷静休整的作用。
陈余从厕所里抽完烟回来，惊愕地发现张耳已经把黄金印像随身听那样挎在自己腰里了。原来，他出去的这一空，张耳的宾客劝张耳说：“现在陈余将军主动把印给您，您不拿着，是白白浪费了上天给您的一个好机会呀。见祥而不为祥，反为祸。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上天会事后责怨你的。赶紧挎起来吧。”
于是张耳老头子就把MP4挎起来了，立刻看上去年轻了很多。陈余傻眼了，他原以为自己这么表示一下激愤，张耳能够意识到他的行为已经跨越了边线（cross the line）而从此有所收敛，并且陈余也借机表现一下自己的歉意。毕竟从前不救赵王张耳是不对的，我愿意去位以示自责，但这只是意思意思的。不料张耳这个贪心不足的老家伙竟真把将印趁机夺了！
陈余说不出话来，只道了一声：“臣就此别去！”说完低着头急趋而出，
陈余的兵就算归了张耳了。陈余带着几百个追随者，没有事情干，就跑到附件的河流湖泊里打渔打猎吃着玩。
这时候正是八月，轰轰烈烈的巨鹿鏖战在本月降落帷幕，章邯投降，六十万大军在夏日骄阳下向西，而陈余却被剩在北方的一片雨中。有什么比一场烟雨里断断续续的等待瞻望更加接近人生尴尬的实质呢，大地上铺着绿色的裙子，这种等待也许比上一个夏季更加漫长，也许比一生更无边际，所以他告诫自己必须安息心境，像草色一样平展如垠。
大团圆
（大团圆）
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复杂特殊的王朝！尽管它犯了诸多种种错误，但秦政府的进取精神和民众的自由独立意识，追求理想和自由的勇气，都是后代所不能比拟的。这个朝代的迅速灭亡却也跟人们普遍具有自由意识、皇权专制尚不习惯有关，根本上又是历史进程中的不幸的规律使然（分封制向皇权专制急剧过渡中分封制不可避免的历史惯性反弹，这一历史进程规律是亡秦的主要原因）。
秦人的进取精神，从帝国统治者到一般民众，皆远远超过后代。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生命活力的人群。后来所谓汉唐精神，其实际就是秦的这种进取精神。
遗憾的是，秦帝国统治者的进取精神，导致了帝国人力物力的耗竭和崩溃；而民间的进取思变，又进一步加强了帝国的不稳定。所以，秦的缔造，成之于进取，又败之于进取。
但是我们仍然以此为自豪。
世界知道中国的赫赫大名，就是从秦开始，并且一直习惯用秦指代中国。后来印度人把中国称为支那（Cina），就跟“秦”字一音有关。当然，中国也被叫做新浪——罗马人把中国叫做Sina——新浪。不管是支那还是新浪，大约都是从“秦”音转变来的，而最终演变成China。Sino…这个词根是中国的意思。而sinology是汉学的意思，也是源自“秦”这个字的发音吧。“秦”字成为西方人对中国的代称，是因为秦人通过陇西抵达中亚的一条“皮毛之路”（丝绸之路的前身）与西方文明进行了远距离传播交流。秦的光辉魄力，正是无可抹杀。
（附记一 “坑”儒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呢？）
秦政府一直是不同程度地信用儒生的，并是不要“坑掉”他们。秦始皇一直到死，身边都聚集着很多儒者色彩的“博士”。这些儒者色彩的博士常在御前议事，跟丞相、皇帝一起交互发言，可见其地位满高。
秦政府的文件中，也并不是一味强调刑罚，它也注重伦理秩序的建设，非常强调儒家的“忠”“孝”道德观念，某些刑罚条款中格外体现了奖励“孝”的原则，而政府布告上则突出了“忠”，要求官吏“宽容忠信”“宽以治民”（秦简《为吏之道》），这些都是儒家的学说字眼。当秦始皇巡游泰山琅琊等处的时候，留下的刻石文字也有“专隆教诲、男女礼顺”字样，与儒家观点相合。总之秦始皇和后代许多君王一样，属于实用主义者，并不专采一家，他是儒法并用，当然以法家为主。
秦二世胡亥发言说话时，甚至也反复显示自己奉行“忠、孝、义、德”这些东西作为做人的最高原则，而这些东西无一不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观念。后来扶苏、蒙恬被赐死，罪名竟也分别是“不孝”和“不忠”。看得出来，秦王朝的整个统治集团的内部，是或多或少染有儒家的价值观与教义的。秦朝廷有博士官，《李斯列传》记载：“秦既焚书，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余人。”郎是可以贴近皇帝的官。而孔子九世孙孔鲋，通六艺，秦始皇甚至将他召封为“文通君”，是封君级别的高爵了。
后来，到了秦二世时代，陈胜吴广起义了，对于这样的大事胡亥需要召人来询问对策，被召来的人竟也是一帮“博士诸儒生”！人数多达三十余人。可见从秦始皇到秦二世时代，儒生们一直不同程度地参与到秦政府的高级决策层中。
所以，说秦王朝专意迫害儒家，这是错误的。“坑儒”的说法更是后人的讹传。
《史记》里原本说的是“坑术士”。《汉书》说道也是“杀术士”。同一时期另一个汉朝人“伍被”则依旧说是“杀术士”。至于后代司马光、苏东坡这些比较严谨的文人，也都是说“屠术士”。
当然，有些史料上（比如《史记》）也说到坑“文学方术士”，或者“诸生”这样的字眼，似乎被坑者也含有一些儒生。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史记》上很关键的一句，经过在咸阳排查，“议论不合者”460人，才被坑掉。也就是说，坑的实际是政见不合者，而不是以“学儒”作为排查出来坑掉的标准。“议论不合者”、政见不合者，这近乎于反对政府者，在专制时代永远是要挨坑的，不管是落在什么朝代，落在哪个皇上手里，也不管他是学儒还是学法，这么做固然不是好事，但也似乎不必对老秦的这么做就过分大惊小怪，而且是区区460人。
事实上，儒家向来柔顺，儒学最核心就是强调崇君和等级，哪个皇帝不知道这是好事。秦始皇会不知道对此可以加以借用？！历史上有非跟儒家过不去的皇帝，我不相信。
另外，坑杀460人，这个数目并不大，它只是偶然一次杀戮行动，而不是一场广泛的政治打击运动。史家和学者不应该对此事大惊小怪。只是史料上没有把这些被坑者的“错误言行”记载下来，使得大家似乎觉得这是完全无辜的人。当然，他们用现在眼光来看，是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代呢，如果他们的言行被记录下来了，恐怕换了后代的100个皇帝，90个都得说杀！
最后还要罗嗦一下。
儒者虽然一定程度进入了秦统治班子，但毕竟没有太受重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跟儒术在当时尚不完备有关系。先秦儒家在伦理方面的学说还比较发达，演习起礼仪来也很带劲，但涉及政治和治国领域，其主张就含糊朦胧，苍白凌乱，更多是《春秋》书里夹在字缝中的“微言大义”，体系凌乱，遮遮掩掩，欲语还休，远没有法家体系来得翔实严密自成一套而且可操作性强。一本《论语》，也是“修养的意味极重，而政治的意味极少”（顾颉刚）。这样的东西，自然不可能成为统治者的核心利器。事实上，一直到了汉朝建立七八十年，儒学都没有得到政府的采用，就是因为它不足用。
直到董仲舒出来，把传统儒学做了极大的发展，吸收引入了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的很多重要观点，比如赏罚、兼爱什么的，健全丰富了儒家学说在治国体系方面的原始不足，终于杂糅百家，成为了“新儒学”，才得到汉武帝的信用，抬举它作为治国的主要学说，从此成了中国官方的主流意识。
所以，在董仲舒的“新儒学”推出之前，秦始皇也好，汉初几个皇帝也好，往儒冠里尿尿的刘邦也好，都没有太尊用儒家，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这与其说是皇帝们的不对，不如说怪儒家自己尚不够完善。
（附录二 该怎么看待“焚书”民）
我们说，在先秦时代，是分封制的社会，权力在天子、诸侯、受封大夫家族之间被分散，特色是不够独裁和专制。如果左边一极是民主，右边一极是专制。那么分封制多少还偏民主一些，是多家族的联合体执政，还没有形成国君或天子的一元独裁与皇权专制。
而秦统一以后，中国顿时走上了“皇权专制”，这是一个崭新的新的社会形态。一个家族的“私天下”取代了分封制下多家族相对的“共天下”。天下从多元走向了一元的形式改成了郡县制，把相对民主一点的社会结构，朝着一元独裁专制转型。在这种转型中，原分封制体系下的各种势力及其思想家，是不能与皇权专制体系相溶的。民间普遍存在着对分封制社会体系的严重怀念，和对皇权专制的不接受、不认可。淳于越等人在朝堂上公开提出再搞分封制，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这时候，秦帝国的统治核心的人发现，所有从先秦留下来的思想和文化书籍，都帮不了自己，所以这些以前时代的东西，都成了今人非议皇权专制的思想武器，所谓“以古非今”。所以，秦始皇和李斯等坚持走皇权专制的核心层认为，必须借助类似“焚书”的手段，来断掉这种反皇权专制体系者的进攻的声浪，于是就有了“焚书”。借助“焚书”，从实体上除掉那些旧书和持旧书观点者，这是新的皇权专制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对过去的分封制下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次清除、清洗，或者说一种“革命”。“焚书”之后，又出现了坑掉议论不合者的事情（后被讹作坑儒）。
可以这样说，只要坚持选择皇权专制的路子，类似的思想清洗、对旧思想进行否定就势在必行。这是形势所定，非仅如郭沫若所谓的个人性格残暴所至。类似“焚书”的钳制思想，是皇权专制社会的社会性质所要求的，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人（秦始皇）的人性的残暴。后面的皇权时代的皇帝们，一样是走的秦始皇的思想钳制的路子。只不过，在秦始皇时代，分封制意识形态的持有者和势力是非常庞大和顽强的，所以竟需要政府动用极端手段去清除和扭转。而越到了后代，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越发已被民间和民众接收和习惯，后代皇帝们，也就不需要采取“焚书”这样的极端手段了。
（附录三 论陈胜起义前并非农）
观点1：陈胜少时在佣耕的时候，可能是农民，也可能不是。
观点2：陈胜壮年从事社会活动到起义之际，身份并不是农民。
观点3：陈胜起义的性质和目的刘邦项羽没有本质巨大区别。
陈胜起义时并不是农民，太史公的《陈胜世家》里说的很清楚，“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这在现代学者眼中就成了陈胜是农民的证据，并且进一步把秦末运动定义为农民推翻地主政权的运动。其实，这个“尝”字，恰恰说明陈胜壮年以后，在去大泽乡的时候，已经不再为人佣耕了。他起义时乃至起义前的很长一个时期，已经不是农民了，否则就不会用“尝”字。
“佣耕”，并不是专业长期耕种，而是一种打工性质，是雇佣来耕种的。“佣”、“卖佣”、“佣作”是当时的一种短期的谋生手段，当然也可以成为长期的。
其实早在战国时代，这种庸客就开始出现了，他受雇于人，出钱家提供牛犁种子等等，出钱家还提供汤羹给他吃，此外还发他钱币作为工资（汉朝时候的标准是每月给一千钱），他不需要对产量直接负责，但面临着不好好干被开除的可能。韩非子的著作中就提到了一个庸客。这家伙跑去给一家人干活，还极卖力气，为的是主人给他好吃好招待，以及发工资的时候发他成色好易于被市场接受的币种。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买佣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钱易者，非爱佣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佣客致力而疾耘耕，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人主也，曰：‘如是羹且美，钱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故人之行事施予，以利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为心，则父子离且怨。”
主人、佣客，看的出来这种关系是建立在雇佣的基础上的，就是所谓“买佣”。但这买佣不是买人，是买一段时期的劳动关系。而且我认为，它甚至可以不到一年，也许只是农忙时节。从上边的例子来看，主人未必是地主，在农忙时节，一般家庭业也有可能买佣。
《史记》上对佣的注释是：“佣，役也。谓役力而受雇直（值）也。也是这个意思，出卖劳力受雇得钱。
所以，陈胜就是这样一个“佣客”。他和专业自耕农、佃户都不一样，他有可能只短期从事，他也有人身自由。
汉朝的好几个官僚学者，从前都曾经为人佣作过。比如匡衡家贫，“为人庸作以供资用”， “儿宽年少时，去受业念书，贫无资用，就时时间行庸赁，以给衣食”。“桓荣，少学长安，贫屡无资，常客庸自给”。“公沙穆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庸，为吴佑赁舂”。“卫飒，好学问，随师无粮，常庸以自给。”这些人，在求学阶段，由于贫困，都曾经佣作过。这些人可并不是农民，后来也不再佣作，而是当了官。佣作是当时人一种补贴贫寒的办法，佣耕也是一种，这都叫做佣作，这种人叫做佣客。
根据《史记》，陈胜是识文断字的，他写过“陈胜王”三个字在鱼肚子里。另外他名字有字（字“涉”），能有一个字，这不是一般农民能有的，而是行加冠礼的时候给起一个字，那就是要戴冠的。这都与他是农民的说法相矛盾。而且史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