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1-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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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　录

书屋絮语书屋絮语憨　　子
译林一叶一种并非奢侈的价值观＇美＇阿玛蒂
　　　　亚·森
程晓农　译
学人书简“长江读书奖”颁奖会上的获奖致辞何清涟
说长论短关于陈年皇历，答陈年诸公毛　　翰
说长论短“兰亭论辨”是怎样的“笔墨官司”纪　　红
说长论短游民文化与太平军牧　　惠
说长论短看毛志成先生对穷人开刀张天蔚
说长论短偷懒是错误的邻居张金耀
人物访谈新世纪　老任务——答客问李慎之
前言后语透过她人的欲望看自己刘小枫
书屋品茗在学问之外——也谈尼采的微言大义陈家琪
书屋品茗艺术的辉煌——读残雪《辉煌的日子》唐　　俟
书屋品茗致《书屋》编辑部的信钟叔河
裁书刀下《长恨歌》三题周泽雄
万千说法　跟随你自己（外一篇）张远山
其人其事怀念内奥米程　　巍
灯下随笔“胜利者审判”刘洪波
灯下随笔泥巴与空气：小议“措大”之释程亚林
灯下随笔朱森林的幽默功底方　　成
灯下随笔于是，你真的就什么主义起来了吗？蔡测海
编后余墨你不得不通情达理——我编《民间书信集》徐　　晓
封　　　　二二　　王黄永厚　文画
封　　　　三草鞋娃娃田　　原　文画


　　《书屋》2001年第一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　憨　子
　　据说今年才是新世纪的头一年。那么去年同志们真是白折腾一番了。但不管怎么算计，《书屋》迄今已逾六个年头恐怕是铁定的事实。这么些年在《书屋》谋饭，难免近墨者黑（我当然永远也近不了“朱”，也就注定永远也“赤”不起来），以至间或也忙里偷闲，独自躲在屋里庄然地哲学几分钟，然后再好笑自己。
　　记得好多年以前，一位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很深刻的朋友忽然考我，问我对宇宙最初的理解是什么。我吓了一跳，半天才试探着回答，是什么都没有？谁料朋友一拍大腿，说，什么都没有，就是“无”呀！你怎么跟黑格尔想到一块去了？且当即逼问我读过黑格尔没有。我又大吃一惊，赶紧老实交待没有没有。家里虽有一本《小逻辑》，却纯粹是装门面的，压根都未翻过。我虽虚荣，但还明白真菩萨面前烧不得假香。不过后来，我还是为自己的无师自通暗暗得意了一番，且一鼓作气，进一步将我“什么都没有”的“哲学思想”发展为“无中生有”，又“有中变无”什么的。这甚至令我那位朋友惊讶不已了，几乎已经认定我是一块“难得的”、“搞哲学的”料子了。
　　幸亏我的脑袋还不至“晕”到忘乎所以的地步。不然后果就惨了。我多少明白，在自己脑子里转悠了半天的什么无呀有呀有呀无呀，不过像只苍蝇在空中转悠几圈，再停回原处，顶多多一堆蝇屎而已。
　　说到底，至少目前我还是个实在的人。如若不信掐掐自己的大腿试试，看痛不痛？
　　这实实在在的痛感使我注定是一个俗人，一个把吃饭穿衣看得比哲学要重的俗人。何况“无”是什么，眼下我无从知道，也永远无从知道——尽管我相信世界终将变成“无”。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世界要“无”，连政治家、哲学家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譬如，要是《书屋》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
　　（憨
　　子）　
　　夏小正戴氏传
　　此系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1763—1825年）士礼居影刊本，右下角有收藏印“燕京大学图书馆章”。原为《大戴礼记》第四十七篇，宋人傅崧卿编订校注为四卷，以四时为四卷，每月为一篇，前为经文，后为戴德传文，定名为《夏小正戴氏传》，流传于世。
　　《夏小正》是一部根据天象和物候定季节、月份，按照夏历十二月的顺序记述每月的星象、气象、物候和相应应当从事的政务、农事的古书。其成书年代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尽管其书内容久有少量残缺和错乱，且正文与注文互相混杂，让后人难以辨识，但它仍然是我国最古老的科技文献之一，为后世学者所重视。
　　黄丕烈旧藏有明嘉靖间苏州藏书家袁#宋影刻本，时其家馆师顾凤藻也正在研究《夏小正》，并撰写着《夏小正经传集解》。于是，顾氏竭力鼓动黄氏重新影刻此书。清道光元年（1821年），据袁本影写的士礼居本《夏小正戴氏传》问世。是本之可贵，除了可以略窥宋本书字体格式以外，在内容上因多存传世之《大戴礼记》之脱之误，而为治《夏小正》之学者所参考借鉴。黄氏跋语曾称袁本为世间难求之“古本”，要求人们“勿轻视之”。
　　黄氏士礼居影写本《夏小正戴氏传》问世以后，又以宋体字附刊了顾凤藻撰著的《夏小正经传集解》四卷。
　　（徐
　　雁　文）

　　一种并非奢侈的价值观

　　
　　？　＇美＇阿玛蒂亚
　　·　森　程晓农　译
　　一九九七年夏天，一家日本的主要报纸请我就二十世纪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谈谈自己的看法。我发现这是个很少遇到的引人深思的问题，毕竟在过去的百年当中发生了那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欧洲的帝国，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中居于支配性地位的英、法帝国，终于没入了历史。我们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看到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和衰亡。二十世纪目睹了共产主义的崛起，以及它的没落（如在前苏联阵营）或大幅度的变革（如在中国）。我们也注意到，西方世界的经济支配地位已被一种新的经济格局所取代，在这一新的经济格局中，日本、东亚和东南亚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虽然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现在正面临一些金融和经济问题，但这并不会改变上述的世界经济格局过去几十年来的演变态势（若观察日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变化，则其重要性的提升几可追溯至百年前）。过去的这一百年确实不乏重要的历史事件。
　　然而，若要在二十世纪里发生的诸多进步当中选择一项最重要的，那么，我会毫无困难地指出，那就是民主的兴盛。我这样讲，并无意否认其他同样具重要性的历史事件，但我想指出的是，到了遥远的将来，当人们回首这个世纪的历程时，他们就会发现，民主制度出现后被广泛地接纳为政府的组成方式，除此之外恐怕没有比这意义更重大的事了。
　　当然，民主的理念实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此后各国都尝试过零星的致力于民主化的努力，印度也是如此〔1〕。在古希腊，确实形成并认真地实施过民主的理念（尽管范围有限），而此后这一实验却瓦解了，被更专制、缺乏制衡的政权取而代之了；而那时在其他地方则尚未出现过其他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
　　所以，我们所了解的民主制度是经过了很长时期才出现的。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它逐渐成长直至最终居于支配地位的过程是由一系列历史发展进程所组成的。这些事件包括一二一五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以及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选举权的扩大等等。然而，直到二十世纪，民主的理念才被确立为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常规的”政府形式——无论在欧洲、美洲、还是亚洲或非洲皆然。
　　关于民主的思想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它是崭新的、典范式的二十世纪的产物。当年通过宪章运动强制性地限制英国君主权力的反叛者们，把民主完全视为单纯地为其本地需要服务的理念。相比之下，为美国独立而战的志士们和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他们帮助人类懂得了，必须把民主变成在人类社会里通行的制度。不过，他们在实践中提出的要求之重点，也仍然有相当的地域局限性，实际上限于北大西洋的两岸，而且是以该地区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为基础的。
　　在整个十九世纪，民主思想的理论家们觉得，议论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民主制度”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直到二十世纪，这一看法才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承认，这样提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根本不需要去判定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民主制度，相反，每个国家都必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变成适应民主制度的社会。这一变化的确是个重大的变化，它把民主理念潜在的影响扩展到了历史和文化各不相同、富裕程度千差万别的数十亿人当中。
　　也正是在本世纪，人们最终接受了这样的理念，所谓的“成人的普选权”必须包括所有的成年人──不仅仅包括男性，而且也包括女性。今年一月我有幸会见了一位享有盛名的杰出女性、瑞士总统露丝·德雷福斯女士（Ruth
　　Dreyfuss）。这次会见令我浮想联翩，仅仅在二十五年前，瑞士的妇女还没有选举权呢。我们终于在本世纪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民主的举世普适性就像善行一样，是不应对之加以限制的。
　　我不否认，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这一诉求受到着各种挑战，这些挑战形式各异，来自不同的方向。实际上，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之一。在下文中，我将回顾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诉求，并分析围绕着这一诉求的种种争论。但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有必要明确地把握这样一个概念，即在当今的世界上民主已经成为支配性的信念。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环境中，都有一些占优势的信念，它们似乎被尊为一种普遍性规则，就像在计算机程序中预设（default）的安排一样；除非这些信念提出的要求以某种方式被完全否定了，否则，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信念往往被视为是正确的。尽管民主制度尚未成为在所有国家都施行的制度，虽然民主的理念也确实还未被所有国家一致接受，但按照世界上通行的一般看法，现在民主政治已被视为大体上是正确的选择。只有那些想抵制民主政治、以便为非民主制度辩护的人们，还在那里竭力排斥民主的理念。
　　当年那些在亚洲或非洲倡导民主的人们曾处于极为艰难的困境当中，这并非年代久远之事。但自从那时以来，历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虽然我们有时仍然不得不与那些含蓄或公开地排斥民主政治的人士争辩，我们也应该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在政治问题的理解方面，整个的大气候已经与上个世纪完全不同了。我们再也不用每每辩识，某个国家（比如南非，或柬埔寨、智利）是否“适合于民主政治”（而在十九世纪的话语当中这是个非常典型的问题）；现在我们早就把这一点视为理所当然的了。人类社会已经公认，民主制度是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民主的价值观也被视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是思想史上的一场重大革命，也是二十世纪的主要贡献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我们来讨论为什么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印度经验”
　　究竟民主制度成效如何呢？虽然没有人真会去质疑民主政治在美国或英国、法国的作用，但是，民主政治在世界上的许多贫穷国家里成效如何，却仍然是个引起争论的问题。在本文中，我不可能详细地检视历史记录，不过，我想指出，民主制度的成效相当不错。
　　如果谈到民主政治在贫穷国家里的成效，当然，常常会涉及到印度的例子。当年，英国殖民当局拒绝印度的独立要求时，就处处怀疑印度人管理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的能力。一九四七年，当印度独立的时候，这个国家确实处在某种混乱当中。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毫无政治经验，印度过去各自分治的地区之间尚未融合一体，政治上各种力量的分野模糊不清，同时还广泛存在着社区性暴力事件和社会失序。那时，对印度未来是否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国家，还真缺乏信心。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印度的民主政治历经甘苦，已卓有成效地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在这段时间里，政治上出现的分歧大体上都按照宪法的准则来处理，并且坚持根据选举结果和国会的规则来组织历届政府。虽然当年印度这个国家是由各个差异极大的地区马马虎虎、勉勉强强地仓促组合而成的，但它不但存活了下来，而且作为一个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体，运转得相当良好。确实，印度的各个部分正是通过有效的民主政治体制而结为一体的。
　　印度的各邦操各种不同的语言、有着多样化的宗教，在国家的发展中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也构成了对印度生存的巨大挑战。当然，由于宗教和社区间的差异，印度的政治具有某种特殊的脆弱性，这往往会被宗派政治家所利用，而他们也确实数次这样做过（包括在最近的几个月里），由此导致了群众的极大恐惧。不过，当宗派性暴力活动乘机兴风作浪时，全国各界都会一致谴责这样的暴力活动，从而最终维护着民主制度的基石，以反对狭隘的派系摩擦。印度不仅是居于多数地位的印度教的故乡，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之家乡，还拥有数百万的基督教徒和佛教徒，世界上大多数的锡克教徒、印度祆教和耆那教徒也都住在印度。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差异极大的国家的生存和繁荣来说，这样的社会共识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不民主的体制能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想法有时被称为“李氏假设”，因为新加坡的领导人、前总理李光耀是它的鼓吹者。确实，有一些实行威权体制的国家（如韩国、李光耀自己的新加坡以及……）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许多非威权体制的国家（包括印度、牙买加和哥斯达黎加），从这个意义来讲，李光耀当然是对的。然而，这个“李氏假设”是以零星的经验观察为基础的，是根据高度选择性的、有限的信息归纳出来的，它并未经过任何以现有的大范围数据为基础的一般性统计检验。要证明威权体制和经济高增长的关系具有普遍性意义，就不能用高度选择性的资料去论证。例如，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的高经济增长当做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我们需要做更系统的经验研究，以便从中分辨出支持或反驳“李氏假设”的证据。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普遍性证据能证明，威权主义的统治和对政治及公民权利的压制真的对经济发展有益处。确实，从普遍的统计资料中不可能归纳出这样的结论。系统性的经验研究（比如由罗伯特·巴若〈Robert
　　Barro〉或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所主持的研究）的结果从未真正支持过这样的观点，即在政治权利和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着普遍性的冲突。〔2〕究竟政治权利对经济表现的影响为何，似乎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的作用；某些统计调查发现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弱的负相关，而另外一些统计研究却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如果把所有的比较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关于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没有明显的彼此影响的假设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既然民主和政治自由本身非常重要，所以与上述研究相关的努力决不会遭到忽视。〔3〕
　　这个问题也涉及到经济研究方法的一个基本要点。我们不仅应当从统计上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