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1-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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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一再唆使我去见院长，鼓励我去和院长谈话，而我始终幼稚地相信进入科学院和院长谈话的可能；他有意无意地骗得我兴冲冲急煎煎地，同时就把我每次的等待、烦忙、焦虑、骚动不安和最后的沮丧失望等等，统称之为“已经和院长见过面”，“已经谈过话了”，并且把我在迫切心情中产生的和院长面对面谈话的想法（惯性的滑头思维）称之为“古怪逻辑”、“无药可救”，指出我是永存非份之想的利欲熏心的可怜人，从而给他的哲学工作“留下了污点”。
当然，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这误入迷途的弄巧成拙的哲学工作，我内心也是十分矛盾的。因为，虽然我依靠传达老头并接受了瞎老太的领导而有了真正的自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我这穷困潦倒、不留余地、没有退路的紧张生活和狼狈境界，可并不是我先前所能想象的。此外，我总是希望有人和我一起看见我所见到的东西从而理解我，从而将我当哲学家这件毫无意义的事显示出意义，或扩大其影响，因此我总是喜欢讲，喜欢吹，唠唠叨叨，逢人便告。我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独一无二的哲学家却又耐不住寂寞：这恐怕是我的哲学的死症了。
我常想，我所看见的东西很有可能将永远无人看见（比如，倘若我看见有驼鸟图案的那堵墙在没人看见之前倒塌），偌大一个世界就只有我一个这模样的哲学家，我的心病无人知晓，我将在无声无臭中默默消失，死一般平静的黑夜，永远不知道我这黑暗心地里曾经有一线光……我在矜夸之中就不免有种伤感。我无法克服这模糊的伤感。这种由于见过瞎老太、到过科学院的传达室而产生的野蛮性质的、贼头贼脑的伤感，这是非常之滑头的。
作为一面镜子，残雪确实是一个大滑头。这位公开表演的保密能手，邪恶欲望和肮脏虚荣心的化身，将事情进行到底的老贼，正是千锤百炼的、光荣而严谨的科学院看门人。从前在她卖桔子时期，还被人们议论纷纷，一哄而上地将她誉为现代派、先锋派、未来派等等，一时间让她声名大噪，她本人也得意洋洋。而现在，人们终究还是无法相信卖桔子和哲学的联系，又绝不相信一个人能够依靠无中生有专打哑谜的老头老太，从空的坟墓里挖出好东西，所以人们除了说她能说会道、别出心裁和花样翻新，除了说她是“怪才”、“英雄”、“越来越滑头”，除了对她竖起大拇指表扬之外，对她的哲学工作是不闻不问，提都不提了，就仿佛任何事故都没发生，一切都可有可无，仿佛她和大家一样什么地方也没去过似的。
致《书屋》编辑部的信
？ 钟叔河《书屋》编辑部：《书屋》越办越有看头了，证明就是我拿到手已经不能放下，总是一口气看到底，而且还不止浏览，硬是得比较细，当然这也就难免发现一二处“问题”，比如这一期（2000。11）第四十八页评郭沫若《凤凰涅槃》引卜辞作：其自西来风，其自东来风，其自南来风，其自北来风。
便应该是：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碰巧我手边有甲文原件影印本，便复印一件呈览。
又P。77第一栏倒七行，说葛金（火良）“曾任刑部主事、湖广司主稿及户部郎中等职，是个四品衔的小京官”。这也不大对。主事虽为正六品，各部院郎中却是正五品，相当于光禄寺少卿、各直隶州知州，已经不怎么小。至于四品，乃是道府一级，可以穿蟒着貂，算是当时的高干了。（清制，国子监祭酒即大学校长和内阁侍读学士都是从四品，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不过从六品，知县只正七品。）当时的京官，各部尚书为从一品，侍郎为正二品，以上叫堂官，等于现在的部级；给事中、郎中为正五品，员外郎为从五品，主事为正六品，以上叫司官，等于现在的司局级；七品（县处级）以下的才称“小京官”，“四品小京官”则闻所未闻。
这里说的全凭印象，没有查书（亦无书可查），也许不会准确，但大体上不会错。给你们说说，是因为我不愿见《书屋》有此类纰漏，虽然未必会有人注意到这些。
评汪国真，快人快语，极为中肯。诗有汪国真，文有余秋雨，宇宙间自有此一种文字，亦少他不得；但居然风靡一时，群奉为圭臬，则读者水平可以想见，可为太息也。
窃意文当思想见解为主，文笔实为馀事。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但这须先有值得“行”又能够“行”的思想见解，而出以含蓄有味的文字，则相得益彰。若徒以摭拾古人洋人文事为能，纵使“做”得出汪国真、余秋雨式的“作文”，似亦不足道。《书屋》既敢发出人所不敢道的文评，则千万不要另一面又为此类文字提供园地，贵其所贱啊！
匆此即颂著祺
《长恨歌》三题
？ 周泽雄
一、那一件旗袍
在烟灰色的笔墨意境中，上海的弄堂——那种沉垒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怨望的居住型态——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作者的语言仿佛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以平实的取景、家常的口吻、不时出现的具有默片风格的话外音，将一座半个世纪前的迷幻都市缓缓摇出。我们感知的官能被启动了，昨日的箱底被打开了，怀旧的情感被追溯了，而我作为读者个人的那一丁点独特性（我的童年恰巧在作者倾情描述的那些老式弄堂里撒野），也使我的阅读另有便利之处。作者的回忆与一介读者的回忆，由于有着相近的生活底本，遂像多年重逢的老友，可以不断通过对细节的描述、补充来验证友谊的金贵和持久，我仿佛重新听到了凌晨倒马桶车阿姨高亢的吆喝声，重新看到了过街楼上那条寓意复杂的朝阳格花纹的窗帘。当作者引领我们追随流言的生成轨迹时，我的嘴边几乎已能咂摸出雪里蕻咸菜那样强烈的弄堂气味，又如同“老虎脚爪”点心那般扭曲和真实。
与新现实主义电影不同的是，王安忆并不一味拒绝俯瞰的视角，从“老虎天窗”外不经意飞过的那几羽鸽子，作为这座城市的同谋和告密者，被作家别有用心地借用了，我们正借此看到了语言飞翔的翅膀：像少女王琦瑶的体态一般轻盈偃伏、收拢乖觉，像少女王琦瑶的幻想一样高飞在天，迟迟不愿回家。与新现实主义电影另一大区别是，作者也不刻意拒绝特写。她随心所欲地拉动着镜头，像“风拨弄一片叶子”（雨果语）般拨弄着读者的视线，嘈嘈切切之声与攀援植物“爬壁虎”吸附一切的静态造型，都市细致入微的声色之欲与鸽子远离嚣尘的旷世姿态，在我们眼前交替掠过，时而清晰，时而淡远。这不，伴随着高跟鞋清脆的足音，我们走进了沪上名媛王琦瑶的世界，眼角里尽闪动着少女的旗袍，一件件带有岁月樟脑般陈香的旗袍。
王琦瑶属于那种典型的都市小家碧玉，如作者所言，她是我们“日常的图景，是我们眼熟心熟的画面”，一位真正的“三小姐”。她的美不事张扬，缺乏攻击性，皇后的凤冠注定与她无缘；她的美不是为了让人大呼小叫的，不是用来闭月羞花的，也不是用来出入宫廷、装饰客厅的；她的美无意于招摇，却似乎更经得起挑剔和凝视，席终人散之后更能吸引某位成熟男子视线的钩连，沧桑已非后也更耐得住岁月的打磨，因为她的美与日常生计有一种感人的互渗关系。这样的美即使陡然来到一座寻常的江南水乡（如邬桥），也照样能在小镇子弟眼里唤起月牙般暧昧的诗意。王琦瑶当然是一位红颜，红颜薄命的宿构当然也没在她身上成为例外。一九四八年与国民政府要员李主任的一段露水姻缘，除了使她至死存有那几根活命丸般的金条外，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给她的生活添光加彩，既然她仍然生活在上海的屋檐下。何况，她似乎又是那种别处罕见而上海滩独多的女人，即那种对革命患有先天性过敏症的女人，她宁愿在家当一位专替人打针的护士，也不愿像别的小姐妹那样去轰鸣的纺纱车间吃一口流行的公私合营饭。革命的成功与心上人的永久离去，于是便给她带来永远抹不去的阴影，因为她的世界与革命无缘，她的人生立场和生存趣味，注定只能呆在以制服为外在表征的体制之外，像一张被旧时代挂失的金圆券，无法在新时期的金融体系中兑换出相等的金额。现在她成了不祥的女人，她天生的淑女风范使她周围永远有男人尾随，而由于这种风范相当长时期内一直遭到主流社会的贬抑和排斥，这些尾随者地位、身份之卑微，也就可以想见了。在那个年代，这些靠吸食失落的海上旧梦维持精神口粮的家伙，不仅不可能提升王琦瑶的实际地位，甚至无法与王琦瑶把关系保存得稍稍长久些。阳光周而复始地在院墙上摇曳，随无花果叶一起摇落的，还有王琦瑶的青春韶华，她的生命正如压在樟木箱底的旗袍，美艳，却只能呆在箱底。
应该为这个新奇的艺术形象炮制点意义出来吗？这个水做的生命，可从来不曾对人生作过任何意义的探询呀！她穿着得体，举止高雅；她谙熟女性世界的一切，包括事关服饰钮扣的全部美学，荤腥菜蔬搭配的所有比例关系；她读报绝不看第一版，一条裙子只能配一种丝袜，除老派男人外一颗芳心也绝不胡乱扑腾。她是生来知道做女人好处的，于是便尽心尽意地做着份内的事，不露斧凿之痕地成就着女人的美。简而言之，她除女人外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她的简单在此，丰富亦在此。时尚是她最大的操守，美丽是她终极的心愿，她的卑微在此，崇高亦在此。
二、也许是败笔
读完《长恨歌》已近一周，我渐渐发现，这不是一部那么容易被忘怀的作品，因为我好像一直在纳闷：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处置心爱的主人公呢？
不能说王琦瑶的结局不可信，几年前上海一位刚烈的女作家，也正是以类似方式惨遭不幸的。理论上讲，由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动荡和不确定，任何生命都始终存在骤然殒灭的可能，正如他们也可能突然赢得大奖一样。这是一种社会性机率，它不随个体的意愿而消长，而纯粹为了体现自然力的强大和无常。所以英国王妃戴安娜会因一场无名车祸魂归天国，中国一位四十年代的“上海小姐”也会在八十年代横遭不测，我们对之尽可以唏嘘感叹，却没什么可质疑的。何况就小说而言，它的世界从来不曾满足于对现实生活作照相式翻版，小说家在叙述故事、阐释命运的时候，总会本能地抱有某种浪漫。这浪漫包括：提升人物的精神层次，为生命的流程人为设置路障，对个体命运蓄意作尖锐化处理。当然其中最优秀的成员，一般又会注意节制乃至消解这一倾向，他们有理由警惕，将人物的命运依托于太过突兀的事件，正如低能作家常会让“无巧不成书”的情节太过泛滥一样，难免会显出作者缺乏对人物、情节的调控力。
当然换一个角度，王安忆的选择也许是无可挑剔的。在柔美生命与刹那横死之间，无疑存有一个巨大的张力：阴阳在这里对峙，善恶在这里碰撞，生命在这里蹉跌，死神在这里逞强，当社会性邪恶以某种自然力的方式强行介入，我们用以对付日常生计的世俗经验常会变得不敷使用。这是世界观开始紊乱的时刻，这是老头老太开始甩一把老泪向小辈们大谈命运乖谬的时刻，这是哲学开始无能为力的时刻，当然，这也不妨是艺术烛照世人的时刻。于是我们看到，在王琦瑶此前多少有些传统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哀情模式中，作者展示了命运狂暴的一面，致使王琦瑶本来极富一江春水意味的人生，突然遭遇到一座宿命的铁闸。我们还来不及适应这一意外的生命意境，小说已戛然而止，也许我们只来得及感叹一句：落红正是无情物。
小说家如何处理人物，这是一件旁人最好少插嘴的事。对我来说，我只想表达一种遗憾：我再也无法对王琦瑶有什么非非之想了，因为王琦瑶死了，死在一场突发的暴力之下（凶手是一个标准的上海青年，他与普通上海青年的区别在于，他有一米九十的身高）。遗憾之余我难免又想，由于作者本书中试图营造的悲剧情境似乎并非在于生命的意外中止，而是对一种独特生命情境的诗性寄慨，所以王琦瑶的骤然横死，私意以为便未必于此有益。她像一截烟头那样被掐灭了，而本来，我们会觉得她身上洇染出的气息特别有意味呢，我们还指望她多缭绕一阵呢。再说，一种潺湲无垠遥无涯际的生命形态，本来也更贴合“长恨”这一生命意象。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写作《百年孤独》时，一次进餐厅吃饭时突然泪流满面，他迷人的妻子梅塞苔丝本能地意识到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上校死了？”梅塞苔丝问，马尔克斯点点头，继续呜咽不已。原来这一天，马尔克斯终于对自己心爱的主人公奥雷良诺上校下手了。他的手下得很快，以免上校因钝刀割肉之故而多受皮肉之苦，当然与此同时他自己一颗敏感的心灵也可稍减凌迟之痛。的确，作家的职业某种意义上与屠夫相似，两者都需要心狠手辣，因为两者面对的都是活生生的生命。我相信王安忆在决心让王琦瑶不得好死之前，也有着与马尔克斯约略仿佛的心态，感觉中她那枝韵味款款的妙笔在故事临近结束之时，突然变得犹疑不决。她的叙述不再那么从容了，在前二十五万字中显得那么丰沛淋漓的水样文字，此时也与渐渐老去的主人公一样，竟频繁地显出干涩之态。那些关于“长脚”的文字与其说显示了对最终气氛的酝酿，倒不如说让我们感觉到对高潮的回避。因为这些文字太过节外生枝了，若非王琦瑶被硬性安排死于“长脚”之手，王安忆此时的失控几乎便无法理解。这一失控还表现在章节的命名上，在“祸起萧墙”一节中，竟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与“萧墙”的本义更是无甚相关。非得到下一节（即全书最后一节）“碧落黄泉”中，作者才完成了本该在“祸起萧墙”中做完的事。——我们只能这样解释，作者犯了某种“哈姆雷特”式的毛病，决定动手又犹豫不决。
王安忆毫无疑问是一位可以称“大”的作家，暂时妨碍我在前加一个“伟”字的原因，也许在于她还没有在自己卓越的天赋中适时揉入“屠夫”的气概。恰恰因为对高潮的潜意识躲闪，使这部作品在行至“第三部”时遗憾地显出笔弱之象。我希望这一“躲闪”是可以通过进一步的锤炼加以解决的，因为王安忆无疑有此抱负，她心目中的对手显然不会是国内那些不成器的家伙，她得天独厚的资质应不会妨碍她认识到这一点：所有文学世界的大师，无一不是与人物命运打交道的高手，他们创造的兴奋点，正是在人物面临生死存亡的临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