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1-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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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究竟是因为读书人不能举措大事还是因为宋王朝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让“措大”来举措大事，就只能留待史家辨正了。
　　大概正因为读书人中看不中用，以武力称雄的元代统治者对他们就没有那么客气。至少从元代起，“措大”一词就大体有了定位，用来专指贫寒失意的读书人。如元人王仲文的戏曲《救孝子》第一折就有这样的唱词：“读书的功名须奋发，得志呵做高官，不得志呵为措大。”后来，“酸措大”、“穷措大”之类就频频见诸文字。这里，“人中老大”、“能举措大事”那一层意思已隐匿不显，突出的是读书人与“穷酸”绑在一起的形象。看来，人们以读书人为“老大”、读书人自己也想“坐大”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道是无情却有情”，大约也是从元代起，似乎是为了安慰贫寒失意的读书人，善良的人们就挪用原来专指宰相或泛指官吏的词“相公”来称呼下层读书人，特别是功未成、名未就、最受名利煎熬的秀才。顾炎武《日知录》曾说：“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称之曰相公。”后扩大为泛指官吏。但元杂剧里以“相公”称下层读书人、秀才的颇多。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说：“古称秀才为措大，谓能措大事也，而天下之能措大事者惟相，故又呼秀才为相公。”这就将“措大”、“秀才”、“相公”联系在一起，力图唤起人们关于下层读书人也能举措大事的记忆。这对读书人来说，显然是一种拔高，一种鼓励，一种安慰，就好像人们总是用“天生我才必有用”“直挂云帆济沧海”之类的话为他们打气一样。而读书人也愿意听这类话，愿意吃这杯敬酒，至于实际上能否拜相封公，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也意味着，读书人总想维护自己望之俨然的身份，哪怕这个身份是虚拟的，哄小孩式的，他们也乐意接受。这当然表现了一种自尊与虚荣交织、既可怜又可笑的心态。
　　但是，愿意当可笑可怜的“相公”也好景不长。人们中固然有善待读书人的，也有对读书人心存鄙薄，爱看贫寒读书人笑话的。其手法又是一词多用，扩大“相公”一词的外延，将那些旧时读书人不屑为伍的人也拉到“相公”队伍里来，称学徒为“相公”，称京津两地戏园中饰小旦的男士为“相公”，甚至称男妓为“相公”。这样，相公一词就将从宰相到男妓这个大系列都包容进去，使贫寒读书人视之如鸡肋，爱它不是，恨它也不是。如果说它原来还能为下层读书人增值，现在却只能让他们掉价。敏感的自尊心、脆弱的虚荣心自然又遭到重重一击。
　　看来，读书人在旧时真是一个“未定项”，身份地位、喜乐哀怒都在别人手里攥着，或被皇帝拿捏，或被老百姓颠仰，如同玩于股掌之中的泥巴，滚动在口舌之间的空气。而要治读书人也很容易，给他一顶高帽子，他就喜之不胜；如果他由喜之不胜发展到得意忘形，就把高帽子四处乱撒，使他觉得即使戴着这顶高帽子也不足以趾高气扬，甚至只能垂头丧气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能面带“峭醋”之色、有“坐大”心态，能激起“犯之必验”的醋劲、有“攒眉蹙目”作深沉状的兴味，倒真是不容易，反而显得有点可爱，尽管这只是幻觉的产物。否则，连“幻觉”也无，一味向女里女气的男旦看齐，与男妓争宠，就更斯文扫地，尽入下流了。
　　当然，语言这玩意儿从不向壁虚构、无的放矢，它像蜜糖，总要粘着一点什么。“醋大”一词无论怎么释义，“相公”一词无论怎么上浮下滑，多少都粘着一点读书人的影子。因为他们的确千差万别，其生平遭际、行为志向、社会形象也千姿百态。拜相封公者有之，目空一切、酸腐固陋、落魄不羁、舐痔为乐、甘当男妓，也都有人表演。至于得宠时趾高气扬，失宠时垂头丧气，更是司空见惯。既然如此，蒙一头雾水，沾满身尘土，乐颠颠或哭兮兮在“措大”“相公”等词里翻来滚去，颠来倒去也就势所必然。
　　当年在乡下，常听一位略有文化的老农说：“人争一口气，草争一年春。”旧时的读书人，你们争的是什么呢？而现时的读书人，你们图的又是什么呢？

　　朱森林的幽默功底

　　
　　？　方　成
　　五十年来，我国漫画家都有各自的职业，由所在单位分配住所，称为宿舍。所以一直没有不在单位工作的专业漫画家。最近有了，想必是有了宿舍之后才辞去职务，专门从事漫画创作的。但人很少，天津的朱森林先生是其中一位。专门从事漫画创作，以此维持生活，在艺术上没有一定功底，是不会轻意为之的。报刊上常见的那些单幅的和连环漫画，创作上颇有难度。目前漫画稿费只相当于五、六十年代稿费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以此维持日常生活，顺利时勉强糊口。因此不得不为一些杂志画长篇有趣的连环漫画。漫画以幽默为艺术手段，在这方面有所不足，什么形式的漫画也难画好。现在市上流通，读者主要是青少年的那种名之为“卡通”或什么“漫画”的故事画，性质近乎连环画，并非和漫画性质一样以幽默为艺术手段的。画家是否会运用幽默技法，从他的作品显然看得出。这里以朱森林的漫画为例，可见一斑。

　　于是，你真的就什么主义起来了吗？

　　
　　？　蔡测海
　　随便问一部时下的小说遭遇，看斑斑涂染便知当代小说批评手段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主义说完了，就说主义主义，派说完了，就说派派（派派，一种牛奶的品牌），代说完了，就要说世纪了，先锋说完了，就说后后了，后后不是主义，是学，叫后学，也和主义差不多。小说尽管冷笑，尽管生气，尽管愤怒，尽管打官司，批评还是那个批评，流行的歌唱，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又实没什么信息的技术化时代，技术化的可能就是工艺化，工艺化的可能就是模式化，这似乎是不可选择的，不可选择就成为强势，当代小说批评又是最愿意恃强的，当代小说批评模式化起来最得心应手，打个喷嚏就是主义，就是派就是代。当代小说批评的模式化，是技术化的产品，它是物及言，不是言及物，它是非人格化非人性化的，不是我说，而是它说，这是技术化时代的失语症。
　　——主义——派——什么代，你真的就什么主义什么派什么代了吗？
　　小说当然不，小说家们不一定就不。虚荣心是人类共有的人性的弱点，不因为你是小说家就没有人性的弱点。批评的廉价馈赠会让虚荣心得到满足，虚荣心正是需要廉价的东西。小说家于是就很惬意地什么主义什么派起来，至少也可以是代是新世纪的什么的。文坛之所以文坛，除了文之外还是坛，是一个工作场所，也同时是一个寄生场所。文坛的生产物，最终都要无一例外地流入市场成为商品。批评与小说就在这一流变过程中奇妙地媾合的，小说的木头就自然长出了批评的木耳来。当代小说批评和各色模式化小说互相依存、互相拉动，在技术化的时代借助各种传媒扩散，蔓延，让人一伸脚就踩着了主义和流派，一探头就碰着了先锋。批评的语言成为巫师的咒语。
　　小说是最人性、最自然、最个异、最朴素的闲言碎语。
　　闲言碎语是小说最靠得住的材料，没有什么语言像小说那样关注一棵树，一缕阳光，一个人的叹息和欢笑，某个人在小说中抗争和灭亡，某件事物在小说中出现或消失。小说是个人命运的场所，小说不是公共语言，不是哲学，不是政论，不是道德评判，小说是一大堆津津有味的闲言碎语，小说所求的就是津津有味，有趣味和有意味有人性味。小说之外的荣辱与小说无关。诸如政治、哲学、道德、历史给小说的披红戴绿，并不改变小说的质地。
　　小说是最人性的，它从体味人性出发，到体味人性终了。它以心灵和肉体感知世界万事万物，以人性的语言表达。说痛说恨说爱说煎熬说人的尊严，小说之说尽小处说，小处即是痛痒处。痛痒处最是人性亦最是小说。
　　小说是最个异的，每部小说都是小说林中不同的一片绿叶，它在技术时代遭受的命运正是模式化对它的迫害。小说批评更多地已不是削足适履这句汉语成语，而是剁足，造假肢，酷刑之后的非人道的捏造式批评。
　　小说的质地最自然，得天造化，得人心灵滋生，心灵与小说互为生长，互相拯救。小说得以生存，得流传。或浩荡，或潜流，总有心灵之水徐徐相伴相依。小说应是作风正派，品相朴素，不装腔作势，即便行江湖侠义，也不入江湖黑道，对人性忠实，忠贞，让人可亲近，给人以信任，得人所信任，别人花钱买小说、花时间读小说，不要如买了假货，别人自然是上回当学回乖，然后弃之而去。
　　小说有好的质地，好的品性，才能同许多海了去的专家学者大师拿捏过的美学沾得上边，美学玄而又玄，讲清楚点无非是爱是想是欣赏，可远观可玩味，心炼之美而物在之美，小说如是也。
　　王尔德说人生模仿艺术，莫如说人生便是艺术，诗者画者歌者，莫不取之人生水火。小说艺术，借主义说，是最人本主义的，哪能尽由文字符号架空。又怎是主义主义了得？人生有多么个异，艺术也就有多么个异，不模式化，不谁像谁，不能复制才是艺术和技术的区别，不被克隆才是艺术与科学的区别。艺术也不是学问，不能问到底。有人说艺术家与一般意义的知识分子不同，我深以为然。
　　没有主义，没有方法之前，有好的批评，有高山流水的知音，有《文心雕龙》。有了方法，方法则成为招式，花拳绣腿。有了主义，就失去对艺术的品味与感悟，就有了大批的唾沫，唾沫贩子以及拾唾沫的。有了主义、有了方法，给活着的作家烙上火印，贴上商标，包装成各种花色，名为卖作家，实则卖批评的唾沫，死去的作家也如是处理，主义可主义到李杜，可主义到诗经楚辞。主义、流派对文学进行分割，这中间隐含了话语权分割，文坛利益分割，意识形态割锯，有人难免广集主义以称霸，有霸气而无霸才。中国文学的气韵和气脉，被穿插，被割裂，时断时续，由历史及现状。大诗人大学者闻一多对强权、对洋鬼子的霸道曾拍案而起，他也曾对文学史拍过案，著过文，讲过话，要重写文学史。要以诗和精神解散文学史，闻一多像不忍山河破碎一样不忍文学艺术的被割裂。闻一多被一粒子弹射杀，那良心、那诗心自不会被射杀。
　　工业化成为一种强势文化的进攻，联袂而来的是实验室产生的主义种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以实验去解释宇宙万物的幻想。工业化使东方世界置于死地而后生，死去的是亚细亚的劳作方法乃至社会制度，而不该牺牲的是东方文化精神。中国的小说家，批评家，教人者和受教育的人，无一例外是中国精神文化的族群，我们的欣赏趣味是与生俱来的，让我们的心灵为之一动也让人动心的，是我们独有的艺术气韵，我们的底气，我们的气数，是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气脉。道可道，非常道的雄辩，鲲鹏展翅的气度，神游万里的遐思，形成我们文学艺术语言宏观气韵，相形之下，那些小的技术手段、捡来的辩辞显得猥琐。弄来主义，流派割裂我们的文学艺术，不只是一种艺术道义上的不忍，更是对我们文学艺术语言的伤害。
　　我们承认小说的个异，也当然认可族群的差异。西方族人的物我分离，实证主义，产生了他们的艺术。我们的天一合一，求其精神，产生于我们的艺术。把西画做成国画，把国画做成西画，是绝不可能的。吴冠中试着中式西画或西式国画，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是怎么做怎么不像。
　　回头说话，讲时下小说批评，尽是借西方主义、流派、方法，招式，不免与中国小说现实之隔。出了一部小说，在读者中有一定反响，批评就上来，说它像什么什么小说，说它是什么什么主义，流派，这样一说，仿佛是抬举了小说，抬举了小说家。说张木匠李木匠就是鲁班还不够抬举你吗？说你的粥都熬成了西式色拉你还不甘心吗？你的锣鼓都敲打成了西式交响乐你能不受宠若惊吗？时下小说批评实在是让小说费解的一件事。
　　我们都相信批评家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人士。天下有才学一石，与君一斗，余一斗天下人共分之。学富五车尽主义，才高八斗尽方法。皓首穷经的，夸父追日的，慧眼识珠的，都成了神鬼，没得空管天下文章事了。
　　小说的好，好在它的原创性，好在它对生存关其痛痒，好在它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拾来盗版的《国画》来读，有人说它主义，有人说它不主义。不靠它主义与流派，《国画》是一部真正的中国小说，难怪它叫《国画》。
　　好小说还是不主义的好。

　　你不得不通情达理——我编《民间书信集》

　　你不得不通情达理
　　——我编《民间书信集》
　　？　徐　晓
　　一次阅读带来的契机和动力
　　一九九二年，杨健为撰写《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通过朋友找到我，希望我能提供一些当年读书沙龙和地下诗坛的资料。为此，我将自己多年来珍藏的一些书信和手抄的诗文找了出来。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赵一凡的遗物。一凡生前曾经致力于民间诗文的搜集和整理，一九八八年去世时大量资料都散失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保存在我手里。还有一些是我当年被捕后被公安局抄走，释放时又归还的。粗心的办案人员将信件清单也一并给了我，清单上有一栏记录着邮检的日期，我从中得知对我的侦察在我被捕的半年前就开始了。那时的通讯手段除了信几乎就没有别的，当时我们一边似乎很有经验地意识到信件可能已经被拆看过，一边又不得已地在信里互相提醒，好像我们真的有什么阴谋似的。公安局据此断定我们是反革命集团也未可知。出狱后家里人向我讲述抄家时的情景，除了柜子、抽屉、被子、床垫以外，连厕所的水箱和厨房的烟道都搜遍了，据说还带了专门的照明设备，说不定按他们的预想能在我家搜出电台或者武器。时间是深夜，在同一个时间我在另一个地方被捕。那时的荒唐是一般人的想像力难以企及的，使得像《红岩》等小说里描写的地下党的故事都黯然失色。正因为如此，多年来，不管房子多小，我一直带着它们。这些文字跟着我辗转了一处又一处住所，它们像是我的压仓之物，使我成为一个有历史的人。
　　没想到，事隔多年，重新翻拣那些已经发黄的笔记本和发毛的纸片，我仍然能一页一页地读下去，直到深夜，直到黎明……
　　这次阅读，促使我重新考虑一凡多年努力的意义。它们的价值何在？生命力何在？作为一凡最信任的朋友，我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除了内疚和惋惜，还能做点什么来弥补这遗憾和损失？这成为我不久后开始搜集并编辑文革书信的契机和动力。
　　真正付诸行动，还是因为认识了罗亚旗。他以出版社的名义正式向我组稿并且签定了约稿合同。那是一九九三年初，我正被家庭的重负所困扰，回想起来，在那种情况下决定做这样一件沉重而繁琐的事情，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我的朋友王捷和罗亚旗参与了最初的征集行动。他们俩人都是爱睡懒觉的人，尤其王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