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1-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兰亭论辨”的对象简单明了，是对千年以前一件书法作品真伪作出判断。在一些人看来，这个题目在政治上相当保险。高二适反对郭沫若的文章中，甚至对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的看法提出异议，不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而且《文物》杂志还将其手稿影印发表。这种待遇，怎让人不相信“兰亭论辨”的学术公平呢？
三十五年后的今天，让我们再来探寻一下历史现象背后的故事，或许能引发人们更深入地思考这场论辨的真相。
一 郭沫若文章发表后，“四面八方都骚动”
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物》1965年第6期）从文章和书迹两个方面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郭称：“《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他同意清代学者李文田的见解：“文尚难信，何有于字？”在书迹方面，他的结论是：“在南朝的晋宋时代，无论在中央或极僻远的地方，文字结构和北朝的碑刻完全是一个体段，对于两汉的隶书都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尚处于“隶书时代”的王羲之，不可能写出那么柔美的行书，《兰亭序帖》是伪托之作。
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最早发表争鸣文章是在香港。七月初，《大公报》载东方雨文章《〈兰亭〉趣味》。接着内地有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唐风的《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严北溟《从东晋书法艺术的发展看〈兰亭序〉真伪》、商承祚《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等见诸报端杂志，表示不同意郭的意见。
郭沫若为此又写了《〈兰亭序〉与老庄思想》、《〈驳议〉的商讨》、《〈兰亭序〉并非铁案》、《东吴已有“暮”字》（后两篇署名“于硕”）等文章，进一步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一些人关注着，但是没有公开写文章，他们并不理解郭沫若为何要写《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陈叔通曾写信给书法家沈尹默、邵裴子，鼓励他们参加兰亭论辨，沈回信云：“郭文自相矛盾之处颇多。”“公谓南京出土之王谢墓志，自别是一事，与兰亭无涉，的是如此。郭公对此忽尔兴发，写此弘文，实不可解也。”（1）
不过多数人还是把它当作一场学术讨论。以高二适为例，他的文章，先投寄报社，被当作退稿处理。他不服气，又通过章士钊希望毛泽东出面帮忙：“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七月十六日，章士钊致函毛泽东：“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数日后，章士钊对《光明日报》记者说：《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大家会关注的。但是这一件事与政治无关，纯粹是学术问题，可以让大家写文章进行研究和探讨。昨天见到郭老，他还说，欢迎大家讨论。（2）
八月十三日，北京大学教授宗白华写信给郭沫若，也称：“因兄一文，引动了异论和争鸣，使《兰亭》这段公案又提上了日程，对批判地接受遗产祗有好处。北大考古学教授阎文儒兄对此问题写了一篇《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长文，欲就正于吾兄，嘱弟介绍，想兄亦感兴趣。吾人为‘求是’而争，真相愈辩愈明，使文化遗产更好地为当今服务，固我等之素愿也。”（3）
文字学家、书法家商承祚是主动参与论辨的。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他的儿子、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商志到北京时，笔者曾问其父亲为何公开批评老友郭沫若。他说：“抗战时期，我父亲跟郭沫若比较熟。在重庆沙坪坝，他们经常在一起搞一些学术活动，写写字，探讨考古上的一些问题。郭老当时的看法，和后来写的‘兰亭’文章有很大的不同。我父亲也跟我谈起过：‘为什么他突然改变自己的观点？’因此，他觉得应该把自己的观点和多年的研究体会写出来。”
从现有材料看来，郭沫若对自己写“兰亭”文章的动机也是看得相当单纯的。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三日，郭沫若致信他在六十年代“无话不谈的小友”、诗人陈明远时说：“《兰亭序》之辩论，已不仅是王羲之文章、书法真伪问题，更涉及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原则，即时代风尚与艺术潮流的问题。历史是发展的，人类文化的审美观点是逐步积累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当然，同一时代的人们，由于历史地位、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的种种影响，会产生出不同的风格；但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表明：从大的方面看来，共同时代总会形成若干共同的特点。商周青铜器是如此，汉唐石雕是如此，历代诗词、绘画、书法等等，更何尝不是如此。必须有严格科学的方法和刻苦的钻研，经过认真反复的讨论，才能作出新的成果来。只有在许多细致深入的分析基础上，才可以对我国历代文化的系统演变，进行综合、总结。这恐怕需要经过几代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我只能做一块铺路石罢了。”（4）
不过，真的看到一下子有那么多的文章反对自己，郭沫若并没有“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说：“我只是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写的，并不想什么书法革命，也不否定王羲之的地位，想不到文章一出，四面八方都骚动。《〈驳议〉的商讨》花了两天时间写出来。我有生以来没有写过这样没火气的答文。后面有些句子，人家说是刺也可以。高文也的确太不成话了。皇帝过过目，就不会是假？‘金目’不二嘛。我从来不写什么指正之类的客套文字，为了高二适，我只好‘变节’了。”这一点，章士钊后来有所察觉。九月十七日，他说：我有一篇文章，但是不好拿出来，因为常跟郭老见面，不好意思伤感情。……传说章某在这次讨论中，自己不出马，指使高二适试探一下，在幕后摇旗呐喊，使我感到此事一下子又卷进了政治漩涡。这个问题现在不单是学术问题了。（5）
章士钊并没有指出传说的来源，但来头应该不小，否则他怎么会一下子感到了“卷入了政治漩涡”呢？“兰亭”虽说还是“兰亭”，可是他发现争辨的对手已经是比郭沫若更大的人物了。
二 康生与兰亭论辨
中共高级领导人中，毛泽东、康生、郭沫若是公认的书法家，除却政治以外，书法是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毛泽东称康生为“康老”，称郭沫若为“郭老”，康生和郭沫若互称“郭老”和“康老”，彼此相当尊重。
六十年代，毛泽东发表诗词，郭沫若为每首诗词都写了赏析文章，注释里说：有些文章是经过康生看过的。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笔者采访陈明远时，他说：“郭沫若与康生，还有陈伯达的关系非常好，他们很有交情，比如郭老关于《再生缘》的研究，到海南岛访海瑞墓等都就与康生交换过意见。郭沫若知道毛泽东对康生十分器重，因此对康生也十分尊重，比对胡乔木尊重得多。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他们关系密切也缘于对文物有相同的爱好。兰亭论辨康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学者、书法家黄苗子在致笔者函中说得更为明确：“《兰亭》论辩，据我所闻，是康生幕后指使郭老主演的一幕胎死腹中的怪剧，但只是一鳞半爪的小道消息。如能找到江苏高二适的后人，或者有些线索。但以《兰亭》真伪如何能扯入政治问题，我也百思不得其解。”（1998年12月6日）
他们的说法，有许多事实来支持：
一，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主要观点来自康生。他在文中直接引用了康生“非常犀利”的见解：“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康生还为郭沫若提供了五项证据：
（一）“羲之少朗拔，为叔父廙所赏，善草隶”（见《世说新语·言语篇》“谢太傅语王右军”条下刘注。）
（二）“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与庾翼、郄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见梁代虞和《论书表》，亦见《晋书·王羲之传》）
（三）“及长，辩瞻，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见《晋书·王羲之传》）
（四）“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见《晋书·王羲之传》）
（五）“献之……工草隶，善丹青。……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其父，而颇有媚趣。”（见《晋书·王羲之传》）
二，康生亲自组织文章，支持郭沫若。据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回忆：“高二适的《驳议》一出，康生即授意组织写文章，支持郭老。北京虽然写了几篇，都不满意，特别是对赵万里的文章有意见，说他只写了巴掌大的文章。于是又派人来上海，请徐森玉写文章。此时的徐森玉为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古文物鉴定大权威。当时徐森玉、谢稚柳和汪正庆三人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三人讨论认为支持郭老容易，驳倒高二适难。最后由汪正庆为徐森玉代笔写了一篇绕圈子的文章，既支持郭老又避开和高二适的辩论。汪正庆说：‘写这种文章何其难也，才一夜白了少年头。’”（6）黄苗子也透露了一个内幕，他说道：“关于兰亭案，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龙××（名字忘了）十分起劲，写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报上，杀气腾腾，后来听阿英先生说：这是代表康生的论调。”（1998年12月15日致笔者函）这里的“龙××”即是撰写《揭开〈兰亭序帖〉迷信的外衣》的龙潜。龙潜正是《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中所提到的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除了论述有关“隶书的笔意”外，龙潜写道：“唐太宗提倡王字，是别有一番用意的。……他是把《兰亭序帖》，作为一种治世的工具，用来粉饰太平的。”又说：“有人把《神龙本》捧上了天。其实，只要细细揣摩，对结构、笔意，稍加分析，不难看出某些笔意，正是韩愈所说的‘俗书’，不是书法绝美，而是姿态偏媚。最能继承他的是变节分子赵孟睢⒌刂鞫癜远洳热恕！�
三，康生自信稳操这场“官司”之胜券。康生看完郭沫若的《〈驳议〉的商讨》清样，写信给郭沫若：“大作《〈驳议〉的商讨》，已读过多遍，写得很好，文章的风格很高，论据充足，很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初看似乎是‘心平气和’而实际上是反驳对方最有力的。”两天后，即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次会议代表时，向康生问起兰亭“官司”。当天康生给郭沫若写信通报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么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难的。然后我又将您的两篇文章的大意简要的告诉他，又将找到的孙星衍的材料也告诉了他。他说如果确实，倒是有用的。最后我说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给主席看看。看样子他是愿意看的。”（7）
四，“一场误会”——高二适手迹的发表。在兰亭论辨中，高二适的手稿在《文物》杂志上发表，十分引人注目。章士钊猜测道：“郭老在讨论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度量，把高二适的文章在《文物》上影印出版，看来也是郭老的主意吧，这种做法就很好。”八月二日，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说：“高二适的文稿，《光明日报》不加修改，《文物》影印发表，是‘示众’，可是读者未必了解，高二适他们也许以为太看重他们的书法哩。”8原来，他只是让人“示众”出丑。可事实上，这点的“雅量”郭沫若也是没有的。当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书法家李长路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书法家王玉池过从甚密，王玉池是当今为数不多的依然支持郭沫若“兰亭”意见的学者。一九九九年一月九日，笔者在采访王玉池时，王说：“当时康生不在北京，由《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代管文化部的工作。陈伯达看到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后，就指示发表高二适的手迹。康生回到北京后，对陈伯达的做法很不满意。陈伯达说：‘今后不再管文化部的事情了。’这是李长路亲口跟我说的。”
三 启功被“拉壮丁”
史学家、书法家启功的《〈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被编入《兰亭论辨》的“上编”，成为“与郭沫若观点一致”的文章。它给人们一个印象，启功写了一篇“违心之作”，附和了郭沫若。今天看来，附和郭沫若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如今备受尊敬的启功对三十五年前的论辨怎么看呢？
在采访启功之前，翻译家杨宪益劝告我说：“启功有旗人的特点，跟老舍一样是怕事的人。性格上就是怕事。据说前不久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启功划右派挨批判时他写的检讨。他听说以后十分不安。所以让启功今天对‘兰亭论辨’再表态，很不容易。即使是江泽民下令讨论，他也一定是中间派。他不像高二适那么倔，脾气完全不同。他绝不会承认他是投机的。就是钱钟书、巴金也不喜欢别人把自己的旧事拎出来说道。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脾气，启功功成名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我认为你去找他会碰钉子的。”（1998年12月4日，北京友谊宾馆杨宪益寓所）
黄苗子也以为：“《兰亭》旧案，启老或不甚知内容，即使知道点，亦可能不欲谈。据知他连配角也不是。”（1998年12月6日致函笔者）
“配角”所“配”，当然是与主角“相配”。但是，仔细阅读，我发现，启功并不是合格的“配角”。
且先看他在文中是如何委婉措辞的：“在《文物》、《光明日报》上连续读到郭沫若同志论《兰亭》的文章，从书法风格，佛家或道家思想两方面来证明《兰亭》不出于王羲之之手，证据分明，这里无须重述，给我启发是很大的。”“我体会郭沫若同志所谈，是说东晋时期书法必定带有隶书笔意。又说《丧乱帖》和《宝子》《杨阳》等碑有一脉相通之处，使我的理解活泼多了。”“一千多年间，许多文人和书家把它（指《兰亭序帖》）说的越来越神秘，使人感觉非常可厌。郭沫若同志给它当头一棒，确实是一件痛快淋漓的事，我是非常拥护的！”
启功在谈及常识时，比如“要破除迷信”，“考据贵在证据的充足”等，都赞同郭沫若。他还提供了两个有利于郭沫若的论据，但没有表明自己的看法。而在谈及郭沫若的具体观点时，启功则称自己“在理解上还是一个窒碍，正在进一步地研求”。
一九五七年，启功被打成了“右派”，被打入社会的底层。韬光隐晦方是立身之道，他怎么会去当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