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1-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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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启功被打成了“右派”，被打入社会的底层。韬光隐晦方是立身之道，他怎么会去当什么“配角”呢？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启功寓所采访了启功，谈及当年的情形，原来他是被郭沫若“拉了壮丁”。启功谈话如下（根据录音）：
　　“原来，郭老提出《兰亭》是假的，那会儿我住在鼓楼前锣鼓巷，跟阿英先生隔几个胡同。他告诉我：‘郭老叫你写一篇文，响应郭老的观点。’我原来写过关于《兰亭》从前的辩论和有关《兰亭》的本子的文章。郭老看过这些文章，就叫阿英告诉我再写一回。我还是我的旧观点，写了一篇，观点还不够明确地说《兰亭》是假的。后来阿英先生说：‘你必须得落实啊，游移的不行啊。’我就按郭老的意思写，说《兰亭》是假的。我的观点已经习惯了，所以这篇文里还有游离的词句。不过，郭老也同意了，就给发表了，就这么回事儿。
　　“‘兰亭’这件事呀，国家文物局原先有一位老太太说：‘《兰亭》自古也没真的。’她这话说得最概括了。因为真的《兰亭》被唐太宗埋坟里了。所有的本子，就是拓本定武本、唐摹本都是假的。她的话最透彻啊。可是她说这话的时候，我的文已经写完了。后来我想回起来，这位说得实在有道理。后来编了一本《兰亭论辨》，不同意郭老意见的只有三篇，最不同意的，是高二适先生。高二适先生的文章就是那么说，是古文家的笔法，也没有具体地说明《兰亭》为什么是真的，没有说到很直接的证据。这个本来也没法儿有直接证据。那篇文章《文物》杂志连原稿都登出来了，论辨尽管是论辨，既是论辨，他总得有点理由啊，他那篇文章的理由是《兰亭》文学价值很高，可是他科学论证的地方并不太多。也不能因为有了他的这篇文章就完全相信、就足以证明《兰亭》是真的。”
　　笔者问启功：“这篇文章后来没有收进《启功丛稿》，是不是因为您的观点后来有所改变呢？”
　　启功答道：“倒不是。我觉得当时就是那么随手写的，阿英同志叫我写，我就写了，我吃完晚饭，从我那个胡同出来，走一小段吧，到他家，他就叫人当晚给郭老送去了。那天假定是礼拜五，郭老礼拜六看了就交《光明日报》，礼拜天就见报了。我是很仓促写的。论点也不够，插图也不够。从前有科举考试，可是谁也不会把考试的卷子刻在集子里呀。我在那篇文里怎么说的，我也都忘了。那位朋友说：《兰亭》从来也没有真的。这话是最概括、最通达，不可能有真的了。”
　　“这件事情（兰亭论辨）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发起的。写字的人都临《兰亭》。临《兰亭》面目也多得很，《兰亭》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后来比较摹的近情理的，只有几个了。刻的并不那么完全像手写的定武《兰亭》，为什么宋朝人对定武本那么重视呢？我想一种理由，就是说，唐摹本都没了，勾摹本比那个刷纸拓一回难多了，很难买呀。拓本印刷起来非常方便。宋朝人都买了这个。赵子固（赵子昂的堂兄）买了一个，五千两，半万呀。从霅溪出来掉到河里了，船翻了，他手举着说：‘《兰亭》在这儿！’别的丢了都不在乎，可见其珍贵。现在看起来，那究竟是拓本呀，半万哪！这东西就很难说了。可见宋朝人对拓片也有真的假的区分。”
　　启功被郭沫若拉差，也有旁证。黄苗子在给笔者的信中说，回忆道：“找启老写文事，当时阿英先生曾一再同我说起过。当时我不知内幕，弄不清郭老的意思。记得有一次见面曾向他提起：日本人大谷光瑞在新疆弄到的东晋人李柏所写的信札（即《李柏文书》），是行书，和王羲之风格相近。郭第二天即派秘书（王？）到我家查大谷光瑞那本《图录》（具体书名忘了），我告诉他社科院图书馆有，他就去借了。以后情况不清楚，我现在想起，这种对他观点不利的材料，他不会引用的。”（1998年12月15日）
　　在时代的大潮下，小人物的命运总是贴着大的漩涡。启功曾这样总结自己：“我这一生经历坎坷，哪一步也没走到点儿上，到现在也就什么都无所谓了。项羽打天下，杀人放火，一味浑干。干到最后，眼见不成，一刀把自己干了，倒也干脆。韩信、彭越这些人，给刘邦抬轿子，最后让刘邦抹了脖子，他们还叫冤。其实你是抬轿子的，就得想到有一天轿子里伸出刀来把你杀了。封建社会里，这本是很自然的事。要不你学张良，跑了，也逍遥。”9由此可以窥知，头脑清醒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艰难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
　　启功有一首绝句：《兰亭集会后至西湖小住十首》（其一）：“逸少兰亭会，兴怀放笔时，哪知千载下，有讼却无诗。”这是兰亭论辨多年后，启功对此事的回眸一笑。
　　四　《兰亭论辨》出版说明的玄机
　　一九七三年《兰亭论辨》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共收入十八篇文章。“上编”十五篇，即郭沫若以及与之观点一致的文章，“下编”三篇，是与郭沫若等观点相对立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郭沫若一边的十五篇中，郭沫若自己就占了近一半（6篇），还有至少四篇是康生或郭沫若“组织”别人写的（赵万里、启功、徐森玉和龙潜），两篇李长路文章，不过他被认为“从论据可以形成反对郭沫若的结论，而结果却与郭沫若相同”（1999年1月9日，王玉池访谈。还有一篇为“友情赞助”（宗白华的两封信）。一九一九年正是由于宗白华赏识，郭沫若的新诗才第一次变成铅字，发表在宗白华编辑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他的名作《凤凰涅槃》等一大批新诗都得到宗白华的热情鼓励而在短时间内连续发表，郭沫若从此一炮走红，宗白华可谓“诗人郭沫若”的“第一知己”。他们友情之深厚，可想而知。陈明远说：“宗先生出于与郭老的友情，只是提供了几个有利于郭老的证据，并没有明确表态。但郭老认为宗先生的行为就表示了他的态度，所以把宗先生的两封信编入《兰亭论辨》的上编。”（1998年12月9日，陈明远访谈）
　　《兰亭论辨》这样的编辑取舍，使“出版说明”中“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这句话得到落实。如果真理能够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得到的话，郭沫若一派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而且是十五比三的压倒多数。
　　“出版说明”中有一句话最耐人寻味：“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但也有文章持相反的看法。……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
　　在这本书里，“持相反的看法”仅为章士钊、高二适、商承祚三人。
　　高二适看到这句话，“有些愤愤然地说：‘看来，我是唯心主义了！’”（10）
　　关于商承祚的反应，商志�吩�对《文物》杂志编辑说：“我们老人家的文章不是在《文物》上发表的，《兰亭论辨》收入时也没有跟他打招呼，你们侵犯了他的版权。当然一九七三年还没有什么版权观念。但是把我们老人家打入另册，作为一个批判对象，他会同意吗？以他的性格，他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他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当时他并没有考虑到政治问题，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看法。”（1998年12月17日，《文物》杂志）
　　只有章士钊没敢对此表示不满。因为他知道，“唯物唯心”那句话来自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致函章士钊：“行严先生：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同日，毛也给郭沫若写了一信：“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敬颂安吉！并问力群同志好。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八月五日，毛泽东致康生：“康生同志：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二十二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章士钊原以为毛的话，只是针对他的《柳文指要》而言，不料却被人应用到了“兰亭论辨”上。毛给章的信，是先寄给郭沫若的，康生当然也会读到。仅过了半个月的时间，毛给康生的信中，再次提到“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章士钊批判。
　　从“出版说明”回溯到毛泽东的三封信，我以为，“兰亭论辨”，简言之，是学术其表而政治其里——“对外”称之“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内部掌握”的“口径”则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这三封信，均收入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才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无论是积极参与或被动拉入“兰亭论辨”的当事人，有几个知道毛泽东支持论辨的真实心态和意图呢？高二适想不到他的“报国之忱”经“我主席毛公评鉴”，竟是这样的结果吧？
　　“兰亭论辨”历史事实表明，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封建家长制盛行的年代，绝不存在着单纯的学术自由的“特区”，一切都被政治化。在政客们眼里，首先“唯上”，其次“唯书”，最后才可能“唯实”。这是他们处世之道，立身之本。康生一生唯毛泽东马首是瞻，尽他可能地做了毛泽东想做而不便出面做的事情。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用尽心思揣摹毛泽东，忠实地而又富于创造性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当年只是因为兰亭问题本身学术性过强，没有引起普通民众的关注，才没有酿成像批《海瑞罢官》那样广泛的政治大批判而“胎死腹中”了。
　　不过，毛泽东的思路是一贯的，且战略方针既定。“兰亭论辨”仅过了一年，在找到了另一个合适的突破口以后，“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
　　注释：
　　（1）（2）（3）（5）（7）（8）《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穆欣著，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4）《郭沫若书信集》下册，黄淳浩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6）（10）郑重：《回眸“兰亭论辨”》，载《文汇报》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9）《笔走龙蛇笑古今——启功先生印象记》，陆昕编著，学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游民文化与太平军

　　
　　？　牧　惠
　　一
　　从被誉为“农民起义的教科书”的《水浒》可以看出，农民起义军中有相当数量的游民，而且往往在其中起领导的骨干的作用。梁山泊中的喽罗，可能不少农民；但是，一百零八好汉当中，真正的农民端的屈指可数。在太平军的组成中，同样出现类似的情况。
　　洪秀全出身农民家庭，本来想走一条“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道路；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一连四次考试连秀才这个最低级的“功名”也捞不到手。失望之余，曾经当过村塾教师，又因为他居然去掉私塾的孔子牌位犯了众怒而失去教席。于是，他彻底变成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而且是“心怀不逞的游民知识分子”，“他们希望社会动乱，希望改朝换代，从而在战火中一步登天”（第153页）。
　　冯云山的情况同洪秀全差不多，也是一个落泊的村塾教师，也是因为去掉孔子牌位而失去教席。他同洪秀全流浪到文化比较落后的广西因而达到传播和组织拜上帝会的目的，却被当地秀才王作新告发“结会滋事”而遭逮捕，后虽无罪释放，“但仍以其为无业游民，不许再事逗留桂省，以免多生事端”而被押解回广东（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23页）。“无业游民”这个称号似乎上纲过高，但也不是没点影子。
　　杨秀清以种山烧炭为业，“其人富谋略，怀将才，有威严，工诈术，具天赋的奇能——擅驾驭、操纵、调度、设计、发令、执行之长，崛起草莽之中而为紫荆一方山民之领袖（是土豪恶霸之流），且好结交四方豪杰（此见《桂平县志》），因而有非常的潜势力及号召力”（《太平天国全史》135页）。太平军密锣紧鼓准备起义时，杨秀清突然“得了”一种奇病：“口哑耳聋，耳孔出脓，完全不能理事”。“杨秀清的死党及时响应其‘政治病’，一体怠工作消极的抵制，由是尅期举事的大计划，遭到障碍，进行不利，且顿成危局”（《太平天国全史》第197—198页）。杨秀清为什么得“病”，在什么条件下“痊愈”，耐人寻思。不难看出，杨秀清作为一大批游民的领袖，他的消极怠工使洪秀全、冯云山窘迫非常，不能不妥协迁就。他带着大笔“资本”入股，坐第二把交椅是势所必然的。
　　萧朝贵是“生活漂泊无定，被迫搬迁过几次，……因逃避清朝官吏和地主催迫租税而四处流落”的农民（邢凤麟《萧朝贵与太平天国》）。他“向以打柴烧炭为生，亦仅亚于秀清之一方土霸也”。“起事前，曾回武宣本乡邀其兄二人附义，见却，乃诡称同赴某处修理祖坟，而暗使人焚其庐舍，二人不得不从军。”（《太平天国全史》第136、137页）这种做法，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宋江们“动员”秦明入伙的做法，联想到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谈到当时湘南特委那种“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主张。
　　韦昌辉，大地主，每年收谷租数万担。传说曾经当过桂平县署差役，往来各村催粮传案，借机发财。
　　石达开，李秀成说他“家富，读书，文武备足”，是有知识的富饶人家。石达开在被俘后供认他参加太平军的原因是“本县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于是率领家人，“献贼十数万金入伙”（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48页）。在两广，长期存在着土客之争，“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毛泽东选集》73页）。我在广西贺县马鼻村（客家村）读中学和在广东鹤山客家村打游击时，仍感到土客之争的某种表现，可见问题的严重。道光年间时的广西，浔州是土客杂居地区，广东的客家人大量涌入，因此土人与客人争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