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1-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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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日纲（原名日昌，因避“昌辉”讳改名）“初为贵县游勇，因事被革，往北山里充矿工”（《广西一览》，转引《太平天国全史》第139页）。他率失业矿徒千余人加入太平军。
胡以晃，“其人好高鹜远，虽系乡民而喜结客”（见《贼情汇纂》）。固平南鹏化山区一带山民之领袖，是一方之富豪土霸者流，自有充分的势力者（《太平天国全史》第140页）。
……
以上这些人，或为流民，或与流民关系密切，甚至成为他们的领袖。而在当时的广西，政府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土豪劣绅敲诈，大族欺压小姓，土客之争不断，加上人多田少，天灾人祸频仍，饥民充斥，饿殍载途，幸存者无路可走，只好加入土匪（包括在河道驾艇行劫的艇匪）、会党。这种情况，形成洪秀全、冯云山的上帝会最好的发展条件。还往往成为上帝会团结联络、依靠的一股力量。太平军积极准备举事时，加入队伍的有相当一批客家人，也有土人，都是被人欺负而不能安居于乡土的农民或游民，另一类是因为天灾挨饿的饥民，因为瘟疫流行以为投靠上帝教可以邀福免祸的贫民。土匪会党们也有加入了太平军的。《太平天国全史》所引资料中举出的就有：
张钊（即大头羊）、田芳（即大鲤鱼）等，广东鹤山人，活动于浔、梧江面的艇匪，最初曾投入太平军，旋脱离而降于清军；
罗亚旺，广东潮州府揭阳人，初在粤为盗，败入广西，为大湟江匪首。率部投入太平军，改名罗大纲；
苏三娘，女匪首，拥众横行数邑，率部加入太平军，随征至天京；
邱二嫂，女匪首，先投归太平军，旋叛去。
邢凤麟《萧朝贵与太平天国》中谈到，萧朝贵曾回武宣家乡动员同族兄弟参加起义，加入者有大湟江的天地会首领。
太平军打出造反的旗号后，沿途有很多人入伍，其中同样有游民和土匪。如打到永安时，吸收入伍的，有胡以晃弟弟以章率领的二千鹏化山民，有贵县龙山的失业矿工，还有梁亚介、范连德等土匪首领，分别率部加入，梁亚介一股达二千人。全州一役，太平军损失了冯云山，去湖南，又在蓑衣渡中埋伏，锐气受挫，损失严重。在道州，太平军广招各属土匪会匪及附义人民二万人来壮大队伍。此后队伍又不断扩大。在郴州，“土匪之迎贼，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同时，又有广东仁化会党千余人北上来投。萧朝贵率李开芳、林凤祥从郴州出发攻长沙，不到一个月时间，队伍就从二千余人增加到五六千人，其中包括土匪。在武汉，一批“为害与贼相埒”的潮勇加入了太平军。……（均转引自《太平天国全史》）浙江太平（今温岭）人叶蒸云所著《辛壬寇纪》有关于太平军队伍不纯，大量流民涌入的记载。试摘录若干片断以见一斑：
壬戌正月初八，……土匪勾引贼入，带兵者何松泉，兵仅千余，真长发不过十余人耳。城陷之次日，各村土匪投降者万余，松泉惧其诈，移营城外。阅数日，知无他意，乃留兵三百，令余贼镇守。
发贼……所领兵皆各县监犯盗贼之流，凶悍异常。
长发屡遣人到太，四出招兵，无赖者争投焉，有父母妻子挽留不住者。……六邑之中投之者十三万人，贼在太平说，非真乐为贼用也，惟欲掠取财物，乘间逃回耳。
贼以黄岩巨匪王明观为带兵官，太平林光发副之，往攻乐清之水涨……（下面写王明观如何凶残）。
十二，长屿李小亨扬言进城。李本赌徒无赖，不能自存，降贼封附天侯。
（夏）宝庆，黄岩巨棍……咸丰初，长发乱，官募乡勇……惟宝庆出应募。……宝庆在军带勇数百，日以抢掠为事，遂致富。夤缘冒功，官至都司，授宁波参将。……十一年，长发至天台，宝庆潜降。与黄、太两县巨匪会饮于新河，结为兄弟，号十八党，……十一月初旬，长发至太平，先一日与徐大度、毛昌大、蒋国兴等纠众至县城，劫掠一空。长发至，又随之入。次日知各乡团勇将攻城，即遁归。入见贼酋李世贤。世贤索其妻子为质，为贼招陶宝登降。未几宝登逃，世贤怒，乘夜使人斩之，并杀其妻子及其队下数百。闻者称快。
（高）子风效弟（子诰，十八党的发起人）之所为，交匪徒，蓄乡勇。十月之杪，长发陷天台、临海，将及黄岩，子风与夏宝庆、徐大度以吊丧为名，聚众据县城，索富户，俟贼至而降，得官如反掌耳。
看毛志成先生对穷人开刀
？ 张天蔚
在美国人的眼里，朝鲜是“无赖国家”，不文明，不守规矩，老想在文明的规矩之外闹事。而这样的“无赖国家”的手里居然有了原子弹，就让整个文明世界都很不安，于是美国人就只好搞地区导弹防御系统。其实美国人手里的原子弹可以把朝鲜炸翻一万多回，但朝鲜人不必担心，因为美国是有赖的国家，不会和朝鲜人一样胡来。所以如果只有美国和它的文明伙伴手里有原子弹的话，世界就比什么时候都安全，当然还需要一个前提是没有原子弹的国家都要听话，别惹得美国人不得不扔原子弹。美国人手里拿着原子弹，很威严而又公允地看护着文明的世界，而其他的国家，尤其是朝鲜、南斯拉夫、伊拉克这样的国家，都规规矩矩、小心翼翼地不惹美国人生气，同时还打开国门，让自己的市场和美国人的资本打成一片，世界就进入了大同。这就是美国人向全世界描绘的理想世界。在这样的秩序里，还有一些国家是不让人惧怕，只惹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比如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卢旺达等等，那里没完没了的天灾人祸和惨绝人寰的绝境除了为每年的“荷赛”贡献几个金奖，并借此给文明世界一点震惊、惹来若干同情之外，对文明世界没有更多的打扰。所以尽管那里因旱灾饿死的人比科索沃因种族仇杀而死去的人还多，但美国人不会往那里扔炸弹，任由它像一块文明之疮暴露在世人的面前，让人看到有些人群、有些民族是多么的要不得。如果用这样的眼光向世界上看去，则不管是有原子弹的“无赖国家”，还是没有原子弹的灾难国家，都是不可理喻或不可救药的化外之地，都是“文明世界”的“反面角色”。可是有谁能解释清楚当年文明世界的人们干吗都跑到化外之地去“殖民”，或把化外之地的不可救药的愚民强行弄到自己的国家里去？而这样弄来弄去的后果和今天某些国家或地区的不可理喻、不可救药之间又有什么关系？我想没有人会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有道德感和历史感的人来说，这样的问题都太过复杂和沉重。
但是面对相似的问题，却有人作出了轻松也轻率的回答——毛志成先生在他的新作《“穷人”，文明史的反面角色之一》中（见《书屋》2000年6期），如题目点明的一样，明确地将“穷人”判作文明和社会的“反面角色”，并称一旦把穷人判成了文明的反面角色，我们就掌握了“大幅提高中华民族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一把“钥匙”。钥匙当然都是用来开门的，而毛先生的这把钥匙究竟要开启哪扇通往文明之门，一时还有些费人思量。
我之所以在国际上绕了一个大圈子才触到正题，是因为穷人与富人、穷人与文明的关系和穷国与富国、穷国与文明的关系有极强的相似之处。而且中国在世界上还属穷国之列，不论在实力的较量中，还是在情感的感受上，或是在文明的论争中，中国人都感受过穷国的尴尬，使我们对富国的理论容易保持本能的警惕。做一个并不太勉强的类比：如果穷人可以在身为文明人的毛先生笔下成为“文明的反面角色”，那么中国和其他穷国也完全可以在富国的意识形态和国策中被定义为“文明的反面角色”。
毛先生在对穷人宣判之前也在穷人的身边绕了一个大圈子，比如他将穷人做了“高品位的”与“低劣性的”之分，然后在说到穷人时，有的打了引号而有些则没打。这么一番复杂的处理之后，他对穷人的宣判似乎就只针对某一部分“低劣性的”“穷人”，这不但使其恶狠狠的宣判在逻辑上看起来可以周延，在情感上也少冒了许多风险，至少可以让所有读得懂他的文章的人都能够欣然地将自己从“文明的反面角色”堆里择出来。但毛先生的这套理论一但成为富人们的共识和“钥匙”，他们还肯不肯耐心地对穷人进行毛先生式的细分，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情。他们将用这把“钥匙”来干些什么，就更是让人不敢猜想。其实从毛先生的行文中也不难看出，尽管他将某一部分特指的“穷人”打了引号，但在感情上和理性上也没给泛指的穷人留下什么文明的余地。在他的两分法中，“高品位的”穷人指“为了干正义的事业，为了搞成大事情，为了建立大功绩，一时人穷财困，那叫气节，叫风骨，叫人格。”这哪里还是穷人，而是潜在的富人，而且是潜在的大富人；而“低劣性的”“穷人”则是“人穷往往牵连出一系列的穷——志穷，德穷，才穷。”这些人在毛先生的笔下被称作“彻底的、永远的”穷人，说白了，也就是物质上的赤贫者。但毛先生不这么说，因为毛先生是文明人，文明人一向都不仅仅以物质的多寡来判断人的“穷”与不“穷”，以便给自己留下在比自己更富的人面前自尊乃至自傲的资本。但他对物质上比自己更贫穷的人就远没有这么客气，因为人穷到一定的程度就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和文明的教化，而在毛先生的标准下，无缘接受教育和教化的穷人就“无论在其德格上还是在智格上，都稀松得很，没有什么闪光点”。赤贫者当然没有机会接受文明的教化，所以他们也就只好沦为“彻底的、永远的”无德、无智的“文明的反面角色”。毛先生绕来绕去，终于也没能绕出他不肯明说的结论：物质占有的多寡，与“德格、智格”的高低成正比。
或许毛先生会责我强加于人，但细细读过毛先生的文章，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毛先生的笔下，《红楼梦》里的贾母、贾政身上都有若干“闪光点”，只有“下人们”的品德“实在是糟透了”。就算毛先生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不以为然，也大可不必如此反其道而用之，将一部说不尽的《红楼梦》三言两语就说成了这个样子，除非他要刻意地强调有财者有德、无财者无德的“新阶级斗争”观。
毛先生的结论是有着理论依据的，就是所谓的“人性恶”的前定共识，对这一前提性的说法，毛先生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话，就算拍板定案，开始了他的推理：人性本恶——不教化就只能一味地恶下去——而穷人无缘教化——所以，穷人只能为恶。但毛先生是学问家，自然知道关于人性还有另外的说法，但毛先生不提。这可以理解，因为一提，就会将问题搅得复杂，干扰了毛先生干净的推理。关于“性善”或“性恶”这样类似于鸡、蛋关系的大题目，我是不敢插嘴，更不敢以性善说为前提，来一番与毛先生对着干的反推理。但我知道人只要被生在人堆儿里，就逃不了教化，除了极个别的“狼孩”之外，没有真正的化外之民。而人群一但形成社会，就必然会有自己的规矩，不管处于文明发展的哪个阶段，这套规矩里都必有善的存在，否则人类文明也就无由一步步地进化到现在。就算某个群体（如穷人）在现有的社会中处于较落后的地位，他们也不会变成道德尽失，一心为恶的歹徒。即使在常识和经验的层面也是如此。而且即使穷人们确实没能跟上文明的步伐，成了相对落后的一群，其原因究竟是他们主动地拒绝教化，还是因为不幸而被教化所弃进而变得更加不幸，也是复杂而沉重的问题。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和水泊梁山确实都缺乏持续下去的基础，将“不当差，不纳粮”当成治国理念也确实显得愚不可及，但这口号能够成为一场成功造反的“意识形态”，并借此而打断了文明的正常进程，富人们又该承担什么责任？不问历史原由，只一味盯住现状就将穷人（哪怕是被毛先生打了引号的穷人）从文明进程中开除出局，是否对穷人过于的残忍和不公？
毛先生在文章中也对富人的“为富不仁”指摘了一二，而且说用“富人罪恶”能够写成一部史书。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很容易就能得出穷人、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文明进程的结论。或者干脆得出“穷人是文明的反面角色；富人是文明的另一个反面角色”的结论，这虽然听起来怪诞一些，却更符合毛先生分别对穷人和富人所进行的描述。但毛先生终于还是单独将穷人推向了文明的反面。不是毛先生在情感上过于偏向于富人，就是在对历史的认识上出了问题。
我以为从情感的角度读解毛先生的文章比从道理上读解更容易读懂。文革当中以穷人造反的名义所进行的反文明的暴行实在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太多的灾难，也必然会给毛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留下巨大的心理上的惧怕和情感上的反感。现在是一个反思和拨乱反正的时代，对“穷人万岁”和“造反有理”进行批判十分必要也十分必然，将心理和情感倾向包装成道理也不难理解。但理解是一回事，同意则是另外一回事。毛先生出于对“穷人万岁”、“造反有理”的反感和恐惧，却要矫枉过正地将穷人判定为文明的反面角色，是从一种谬误走向了另外的谬误，而且缘于同样的思路——当初毛先生一类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受到无情的冲击，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就是因为他们被另外一些人判定为社会进步的“反面角色”，而那些被毛先生痛斥的造反的穷人，不过是被工具性地利用了一下而已。现在轮到毛先生来对别人进行宣判了，而且是自认为有些不惮别人误解的勇敢宣判，真是又酷又爽，但他难道就不怕另外有人对“穷人”的内涵稍稍加以改变，就把毛先生自己也装进去吗？不可能吗？可能的。
在近几年轮番走红又争执不休的各种“主义”当中，最让人惧怕的是所谓“新威权主义”，在这个主义的旗帜下，有一批自认为理性的，负责的，对文明、社会负有责任又握有真理的政治精英自我加封，自负为未来文明和社会的缔造者和主导者。不用说，除他们之外的所有人，都只能是被缔造和引导的客体，只有他们才是文明进步的主体。十几年前有一本红极一时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在谈到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时，作者假托洋人之口发问：如果让中国的农民再穷上三十年呢？答案是现成的——中国就更好了。但是这一问却足以让人毛骨悚然：究竟是谁开了天目、领了天命，可以让八亿农民再苦三十年？可是在精英们的脑子里，这设想顺理成章：他们是文明的编剧和主角，别人都只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