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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景山的晚风-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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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等人只得再议。在增加了数十人后,又把名单交给了皇帝。    
    这次崇祯帝被激怒了。他明令韩鑛等人,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目,分类扩大范围,增加人数。他气呼呼地说:    
    “魏忠贤小小一位宫内宦竖,如没有外廷助虐,何能到这种地步?另外,那些追随他的内廷党羽,也要列入。”    
    崇祯帝说这话时,大概没有想到他在几年后竟又重用宦官,最信任宦官。韩鑛不服,不软不硬地顶了一句:    
    “外廷不知内事!”;    
    崇祯帝立即斥责道:    
    “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    
    意思是你韩鑛对内廷之事,岂能事事不知?只不过是怕招惹是非怨恨罢了。    
    到了二月初九日,崇祯帝又把韩鑛等人召入便殿。韩鑛等见桌上放着一个黄袱包,内装许多奏疏。原来,崇祯帝竟不辞辛苦,把那些红本奏疏亲自翻出,要韩鑛等依此红本一一取录入案。韩鑛见状,大吃一惊,知道皇上是想借此大兴株连,便立即推托说:    
    “臣等职在调旨,三尺法非所习。”    
    意思是我不熟悉刑名,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崇祯帝便又把吏部尚书王永光召进来询问,王永光据实回答说:    
    “吏部只习考功法,不习刑名。”    
    王永光讲的是实话,他虽是吏部尚书,但只习考功法,同样不习刑名,意思是他本人也与韩鑛一样,不能胜任。王永光的态度之所以也不积极,是因为他自己正被言官弹劾,说他是“阴附阉党”。在这种情况下,他能积极么?崇祯帝所定下的标准中的那条“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真是可以无限发挥:即使你未参加祠颂,也可以把你归入“阴行赞导”之列,因为“阴行赞导”的范围实在太大了。除了那些公开跳出来反对魏氏的英雄外,其他人大概都属于广义上的“阴行赞导”的范围!王永光就是吃了这个亏!    
    既然韩鑛、王永光都这样异口同声,崇祯帝也不好再深究下去了。于是他又诏令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两位懂刑名的大员加入,负责定罪。    
    韩鑛等人此时只好遵旨从事,逐一审看奏疏原本、红本,并根据吏部、都察院两位长官开进的官员名单及具体事迹,互相参照对比,再按照皇帝钦定的名目分类抄录,列出名单,酌情拟议,最后由刑部尚书依据律例,各附本款。    
    到二月二十六日,皇帝再次召见内阁、部院大臣,把原本、红本中未列入的65人名单发下,令入案中。皇帝还钦定逆案中各类人等的量刑标准,依次是:谋大逆,判处凌迟;首犯、首逆、同谋、党孽,判处斩首;逆孽,判处充军;颂美,判处罢职为民等等。崇祯帝做事十分仔细,他竟发现漏了来宗道、张瑞图和贾继春。他便责问道:    
    “张瑞图、来宗道为何不在逆案?”    
    韩鑛立即回答:    
    “张瑞图、来宗道没有实状。”    
    意思是这两位没有什么具体证据。但崇祯帝立即反驳道:    
    “张瑞图擅长书法,为魏忠贤所爱;来宗道为崔呈秀的父亲请恤典时,奏疏中有‘在天之灵’之语,难道不是证据吗?”    
    崇祯帝又问道:    
    “贾继春为何没入逆案?”    
    贾继春就是那位在杨涟等人力主移宫后提出要善待李选侍的御史。韩回答说:    
    “贾继春当时请善待李选侍,不失厚道。后虽有所改口,令人稍觉反复,但持论也有可取之处。”    
    崇祯帝随即说了一句:    
    “惟反复,故为真小人!”    
    在崇祯帝的亲自过问下,这3位漏网之鱼也被补进逆案。    
    就在这个月,崇祯帝的长子慈烺出生。这当然是件大喜事,崇祯帝依例大赦天下。但逆案中的人物似乎没有沾到一丝喜气。定案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三月十五日,韩鑛等呈上了逆案名单及其事迹、按律拟定的罪名。随后南京确定的逆案材料也报到北京。三月十九日,朝廷正式公布《钦定逆案》。崇祯帝告谕廷臣道:    
    “竖逆魏忠贤,狷狡下材,备员给使,倾回巧智,党籍保阿,初不过窥颦笑以市阴阳,席宠灵而饕富贵。”    
    像这样一位原本只是为“市阴阳”、“饕富贵”的“下材”、“给使”之类的宫内宦官,何以有后来那种权倾朝野的局面?用崇祯帝的话,就是“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尔得肆其毒”。    
    崇祯帝把原因归结到外廷官员的身上。他说:    
    “乃一时外廷朋奸有徒,实繁有徒。或缔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阴谋指授,肆罗织以屠善良;或密策合图,扼利权而管兵柄。甚至广兴祠颂,明效首功,倡和已极于三封,称谓浸拟于亡等。谁成逆节,致长燎原?”    
    因此便有《钦定逆案》,以示惩处!崇祯帝的话说得一点不错,如果没有外廷这么多人追随魏忠贤,助纣为虐,魏忠贤是不可能权倾朝野的。但他不知想过没有,当时天下的官员又为什么要去追随魏忠贤呢?魏忠贤又是如何能步步登天的呢?这样一位一手遮天、无所不能的大奸臣,怎么在新皇帝上台后仅凭一纸诏书就可让他命归黄泉呢?魏氏擅权的根本原因,就是朝廷体制方面存在着漏洞,这位大奸臣的最大后台,就是皇权本身!    
    《钦定逆案》对朝廷官员进行了一场大甄别、大清洗。除魏、客两位依“谋反大逆律”磔死之外,又分6等:    
    “首逆同谋”6人: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加上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依谋大逆减等论斩。    
    “结交近侍”19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孙如洌、曹钦程、许志吉、薛贞、吴淳夫、李夔龙、田尔耕、许显纯等等。其中只有一位级别很低却能跻身此列的,就是那位提议要把魏忠贤与孔子并祀的监生陆万龄。依照诸衙门官吏与内官互相交结、泄露事情、夤缘作弊而扶同奏启者俱为谄附之例律,这些人被判以斩首,秋后处决。    
    “结交近侍次等”11人:魏广微、徐大化、周应秋、霍维华、张讷、阎鸣泰、李鲁生、杨维垣、潘汝桢、郭钦、李之才(孝陵太监)。依照交结近侍官员引名之例律,减等充军。    
    “逆孽军犯”35人:其中魏家占了8人。这些人都是武官和担任武官职务的太监。全部充军。    
    “谄附拥戴军犯”15人:全是内监,判处充军。    
    “结交近侍又次等”129人:像冯铨、顾秉谦、张瑞图、来宗道等等。此等人数最多,都依交接近侍官员引名之例律,减2等,坐徒3年,纳赎为民。    
    “结交近侍减等”(又称“末等”)44人:像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等。对这些人处罚最轻,仅依照考察不谨例,冠带闲住。人们往往不把此等与前述6等相提并论。    
    另有魏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50余人。    
    对《钦定逆案》到底如何看,历来说法不一。但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崇祯帝“除恶务尽”的杀手之着,英明之至。在具体操作上,则有不少分歧。有人说太过了,有人却说还有漏网之鱼。有人说某某不应入案,处罚也太重,有人却说不仅该入,而且等级还应提高,处罚更应加重。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实,《钦定逆案》该不该这样去办,以及该不该在这种时候办,本身就成问题。对魏忠贤及其集团的清算无疑是肯定的,换了别人做皇帝也是如此。问题在于,这样大范围的清算是否适宜,朝廷能否承受得起文官集团这样的动荡和分裂。如果崇祯帝换一种做法,在把逆案迅速定下来的同时,不要过分兴刑狱,缩小打击面,以换取朝廷政治的安定团结,集中精力,上下一致,处理大事急事,结局可能会好一些。    
    现在再来看看这份《钦定逆案》的名单,也确实让人感到有点不伦不类。这么庞大并且长期把持朝政的叛逆集团,其领导人一位竟是大字不识几个、出身底层市井之徒的太监魏忠贤,另一位则是因为奶水充足而凑巧选入宫中做奶娘的农村妇女。一位不男不女的太监、一位乡村老妇,竟能领导这么多的大学士、部院大臣之类社会上层分子,这本身就值得深思。如果把天启帝作为这个集团的主犯,反而会更合适一点。事实上客、魏靠的就是他和他的皇权。那么,天启帝造谁的反、谋谁的逆?难道造他自己的反、谋自己的逆?当然不是!逻辑上也说不通。因此,说到底,还是朝廷的体制方面存在根本问题!    
    崇祯帝当然不会十分明白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制。但有一点他当时就能做到,那就是依靠自己的努力,避免体制方面的不足和后果,最大限度地调整理顺关系,发挥出体制的最大能量,去应对危局。    
    不过,崇祯帝的做法,似乎并不是如此。这或许有客观条件方面的因素,但也有他本人的主观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弄到后来,连崇祯帝自己都不敢相信、更不能理解这样的局面:即位以来,朕那样辛苦勤政,而局面却无一点起色,反而越弄越糟。    
    崇祯帝即位之初,对宦官擅权最为痛恨,严惩不贷。没想到不久以后,他又走上了依凭宦官的旧路,其程度虽比不上其皇兄,但在整个明朝中也是数得上一流的。    
    崇祯帝即位之后,严禁大臣结党,并屡屡痛惩,没想到却是越禁反而党争越烈,而且他本人似乎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崇祯帝即位伊始,便口口声声说要重用人才、选拔人才,为什么弄到后来却是朝署之中乌合之众甚多?除了开国皇帝太祖之外,本朝还没有哪位皇帝如此重惩过文武百官。真是贬杀愈多,吏治越坏,局面愈糟。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矛盾,始终贯穿于崇祯帝执政的17年中。除了客观因素的作用外,崇祯帝自己应该负多大的责任呢?    
    在钦定逆案之后,朝廷经过了一段大清洗的动荡时期,最终总算初步稳定下来。    
    当时韩鑛任首辅,李标、钱龙锡等任大学士,所以便有“东林内阁”之称。东林内阁执政时期,朝廷诸事尚能勉强维持。尽管崇祯帝是急于事功,举措常有失误,但因有老成持重的韩及其群辅们的辅佐,在一些大事的处理上,还算妥当,朝廷仍能相对平稳。    
    不过,随着外敌内乱的不断加剧,崇祯帝的毛病竟又重犯,而且犯得极不是时候。在满洲军队于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突破长城防线,威胁京畿的关键时刻,这位自命不凡的崇祯帝,竟然没有识破满人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反间计,逮捕了辽东前线的总指挥袁崇焕,并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判处袁崇焕极刑,导演了一幕千古奇冤。    
    袁崇焕之事一发,朝廷政局陡然逆转。周延儒于此年十二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参预机务,进入最高决策层。大学士钱龙锡却于此月被罢免。崇祯三年(1630)正月,首辅韩鑛被罢免。三月,另一位大学士李标致仕。六月,温体仁入阁。不久,周延儒被任命为首辅,原先接替韩鑛出任首辅的成基命被罢免。至此,东林内阁彻底解体。    
    袁崇焕之事,影响如此之大。那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第四章 后金的挑战
1。后金的挑战

    崇祯帝即位之时,朝廷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后金。    
    后金自万历后期迅速崛起,蚕食辽东,而朝廷却节节败退,防线不断收缩。至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在辽东的防线已退到山海关一线,几乎到了不能再退的地步。因此,在即位伊始,崇祯帝就把辽东问题看作是头等大事。能否解决辽东问题,事实上也是崇祯帝能否实现中兴梦想的关键。    
    为此,他于崇祯元年(1628)起用原辽东名将袁崇焕,总督辽东,全权处理辽东事务。而袁崇焕也是意气风发,夸下5年平辽复土的海口。但实际情形并不像崇祯帝设想得那么顺利。崇祯帝原以为只要有了袁崇焕,辽东问题的解决就指日可待。而事实上,袁崇焕也非万能,仅靠他一人并不能扭转乾坤。战场内外,原先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甚至反而加剧。困难也依然存在,尤其是蒙古部落的降金,更使本已形同虚设的山海关以西的长城防线失去屏障,直接暴露在后金的攻击之下。更重要的是,此时由皇太极领导下的后金,其实力和抱负,也已非昔日可比。    
    朝廷的力量并没有增强,甚至有所下降,而对手却变得强大了。这样一来,原先相持的局面自然要被打破了。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在明朝廷毫无思想准备之际,避过重兵防守的山海关防线,借蒙古之地突袭山海关以西的长城防线,撕开口子,杀入长城之内。    
    皇太极这一招,既快又狠,打得朝廷猝不及防,一片混乱。后金军队攻入长城之内后,在河北、京畿腹地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地,并两次围困京师,直到次年五月份才退出长城一线。期间,朝廷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反击,连连损兵折将,丢城失地,被弄得精疲力竭。更严重的是,自作聪明的崇祯帝,听信谣言,中了后金设下的反间计,竟在军情危急之时,逮捕了当时辽东的统帅,也是后金最感畏惧的名将袁崇焕,自毁长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和严重后果。    
    袁崇焕被逮捕及最终遭残酷磔杀后,辽东前线由孙承宗统辖,然而这位昔日辽东名帅至此也无回天之力了。    
    当时朝中大权,已落到周延儒、温体仁等人手中,而原先东林内阁的成员,如韩鑛、钱龙锡、李标等纷纷去职,或回籍,或获罪。带有东林色彩的孙承宗不可能得到全力支持,反而处处受到掣肘。    
    由于战事不断,加派日甚,天下衰竭,民乱已起,朝廷疲于应付,犹如抱薪救火,弄得焦头烂额。对辽东前线的支持,无论是兵马还是粮饷,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敷衍了事。在此情形下,孙承宗的防御战略根本无法实施,甚至连现状也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反击、拓展了。    
    至崇祯四年(1631)八月,一直在与朝廷议和的皇太极,突然出兵围攻朝廷刚刚收复的大凌河城堡,于长山击败了从锦州出动的朝廷援军后,攻克大凌河。    
    是年十一月,孙承宗辞职。    
    一月之后即此年的闰十一月,原毛文龙的部将、登州游击孔有德叛乱,在攻陷登州后,投降后金,并率后金兵攻取重镇旅顺。    
    辽东形势继续恶化,朝廷根本无法控制。    
    至崇祯七年(1634)五月,皇太极故伎重演,绕开山海关,借道蒙古,于六月抵达长城脚下。然后兵分4路,杀入长城。京师再次告急。皇太极在内地左冲右突近两个月后,从容而退。    
    崇祯八年(1635),皇太极获得元朝传国玉玺后,宣布撤销女真名号,统称满洲。    
    崇祯九年(1636)四月,满洲、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及文武大臣齐集盛京(沈阳),举行盛大典礼。由多尔衮、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孔有德分别上满、蒙、汉文表章。皇太极受“宽温仁皇帝”之号,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定都沈阳。努尔哈赤被追谥为承天广运武皇帝,依汉制上庙号太祖。    
    至此,一个强大的大清帝国已初具规模。皇太极的抱负也不再是辽东,而是与大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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