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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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位太监，一名杨春，一名王成德，职任大堤马房提督。后金兵驻南海子时，他们成了俘虏。皇太极当时正虑除不掉袁崇焕，便想借此二人使用反间计。此时的皇太极，已不像他的父亲努尔哈赤那样，只能从《三国演义》中借用谋略了，而是拥有无数汉人谋士为他出谋划策了。像反间计之类，已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于是，皇太极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两位手下，来到羁押两位太监之处，乘他俩似睡未睡之机，故作耳语，却又让他们听到，意思是袁崇焕与皇太极已有密约，大事可成之类。第二天，高、鲍两人故意让出空当，放跑太监杨春、王成德。　　　　
　　　　杨、王两人回到宫中，急忙把这些重大情报向崇祯帝汇报。崇祯帝果然中计，深信不疑，并着手安排有关事宜。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帝在安排妥当之后，便以议饷名义召见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人。袁崇焕一赶到平台，崇祯帝冷着脸劈头就问：为什么要杀毛文龙？援兵为什么逗留迟缓？崇祯帝好像忘记了他自己几个月来的言行：当初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崇祯帝“优旨褒答”，并下令公布毛文龙之罪，收捕其爪牙，距今不过几个月；袁崇焕自山海关率军增援赶到蓟州时，崇祯帝还“温旨褒勉”，这也是20天前的事。就在不到10天之前，崇祯帝还给袁崇焕不少赏赐，以奖其功。　　　　
　　　　毫无准备的袁崇焕，被崇祯帝这么没来由地一问，连话都说不出来，根本无法辩解。其实崇祯帝也不要袁崇焕辩解，当场下令锦衣卫进来捆人，押赴诏狱。　　　　
　　　　阁臣成基命当时在场，预先对崇祯帝的计划一无所知。他见此情形，立即跪下叩头，请皇帝慎重。崇祯帝说：　　　　
　　　　“慎重即因循，何益？”　　　　
　　　　成基命再次叩头，说：　　　　
　　　　“兵临城下，非他时比！”　　　　
　　　　崇祯帝哪里听得进去。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兵临城下，才要果断行事，要不是自己英明无比，明察秋毫，岂不是让袁崇焕得了手，坏了大事！　　　　
　　　　他随即宣布由满桂总理各路兵马，节制诸将，马世龙、祖大寿分理辽东兵马。　　　　
　　　　这样一来，祖大寿就呆不下去了。祖大寿与不久前战死的赵率教，是袁崇焕手下最得力的两员大将。祖大寿与袁崇焕还有一层更深的关系。当初祖大寿曾犯过大事，罪可至死，全亏袁崇焕保全提携，才有今天。袁崇焕入狱，无论于公于私，祖大寿都咽不下这口气。　　　　
　　　　不仅如此，接替袁崇焕的满桂，原先也在辽东前线，后因与袁崇焕不和，才被调任。现在满桂统辖各军，祖大寿自然担心受其压制。事实上，祖大寿的部下已受到了歧视。他们在城下守城，而城上的人却向他们扔石头，砸死了几人。他的手下兵卒，动不动被作为间谍处死。甚至有人扬言要用大炮轰击他们。在很多人眼里，祖大寿的部队几乎就是叛军。　　　　
　　　　祖大寿没法，便不辞而别，突然率军离开京城，往辽东开拔，至山海关时，破关而出，直奔宁远。祖大寿这一走，不仅带走了守城的主力，而且还很可能谋反。　　　　
　　　　这一招令崇祯帝猝不及防。他一面指责袁崇焕的罪状，同时又褒扬祖大寿等人，说是两者有别，不搞株连，一面却又告谕孙承宗说，辽东的兵马，是我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又是卿旧日部曲，要孙承宗赶紧想办法。　　　　
　　　　孙承宗没法，命游击石柱国飞驰追赶祖大寿，但只追到了其部下，未能见到祖大寿本人。　　　　
　　　　同时，阁臣成基命给皇帝出主意，建议请狱中的袁崇焕给祖大寿写信，以袁、祖之间的私交和上下级关系，来阻止祖大寿谋反。袁崇焕依令写了信，朝廷立即遣都司贾登科追赶祖大寿，把此信交给了他。有意思的是，崇祯帝以叛逆罪把袁崇焕下了诏狱，却又令袁崇焕写信劝其部下不要谋反，真不知是什么逻辑！　　　　
　　　　孙承宗还趁热打铁，写密信给祖大寿出主意。他要祖大寿立即上章自列，并且为朝廷立功，帮袁崇焕赎罪，并承诺为祖大寿在皇帝面前开脱。　　　　
　　　　既有袁崇焕的信函，又有孙承宗的许诺，祖大寿便上疏朝廷，自列请罪。崇祯帝当然不会追究，便下诏把祖大寿安慰一番，让他继续镇守宁远。到后来，崇祯帝还命孙承宗、马世远移镇山海关。孙、马在辽东将士中很有威信，由他们出面，能安定辽东将士的心。　　　　
　　　　诸招并下，辽东兵马才稍稍安定下来，没有进一步生出事端。　　　　
　　　　袁崇焕既然被下了狱，入卫的各路兵马就失去了统帅。于是朝廷又设文武经略，分别由尚书梁廷栋、满桂充任，并各赐尚方剑，分驻西直门和安定门，以加强防御，协调各军。　　　　
　　　　此时的皇太极，仍率兵在长城之内游弋待机，并两次派使者与明朝廷议和。后金兵马，本是长期游牧的部落，很习惯这种且猎且行的生活。当皇太极得知反间计奏效、袁崇焕下狱后，欣喜若狂。他实在没想到崇祯帝会这么轻易地上了他的当，自毁长城。　　　　
　　　　欣喜之余，皇太极随即挥师攻下京师西南的良乡城，知县党还醇等战死。他的另一支兵马攻下了固安城，然后回兵芦沟桥。当时驻守芦沟桥的是副总兵申甫、监军金声。这位申甫，本是位僧人，平时好谈兵。时局危急后，崇祯帝下令破格选才。庶吉士金声就把这位申甫推荐给朝廷。崇祯帝立即召见申甫，并参观了申甫的战车，觉得申甫是难得的人才，便提拔他做了副总兵，给他钱粮招兵买马，修建战车。庶吉士金声也因推荐有功，被提拔为御史，做了申甫的监军。　　　　
　　　　申甫招的人马，都是些地痞无赖，根本没经过训练。而他的新式武器战车，能有多大用处，也只有天知道。就是这群乌合之众，竟被派去驻守京师外围的重地芦沟桥。结果是在后金兵马的锐利攻势之下，这支军队被全歼，申甫战死，他的战车当然也没什么用处。　　　　
　　　　占领芦沟桥后，后金军乘胜推进到京师的永定门（京师外城正南门）。满桂正率兵驻扎在外城之内，他自知兵力薄弱，敌不住后金兵锋，所以想依托城墙工事坚守。但崇祯帝严令满桂出城迎敌。无奈之下，满桂挥泪率5000兵马出城布阵。至十七日黎明，潮水一般的后金兵马向满桂发起猛攻，前后十余战。满桂身先士卒，骁勇无比，终因寡不敌众，节节败退。此役满桂战死，副将孙祖寿及参将周旗等30余将阵亡，总兵官黑云龙、麻登云等被擒，最后投降。　　　　
　　　　到此时，原先在辽东前线最能打仗的4员大将，已被折腾得差不多了。袁崇焕被下了狱，赵率教、满桂战死，祖大寿被逼走，差点谋反。若要论起来，崇祯帝就是最大的罪魁祸首。　　　　
　　　　皇太极打败满桂以后，其手下纷纷要求攻打京师。皇太极却不急，他笑着说：　　　　
　　　　“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圉（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　　　　
　　　　若是让崇祯帝听到这番话，真要当场昏过去。他自命不凡，以明君自居，没想到在皇太极眼中，仅是一位“痴儿”而已。　　　　
　　　　皇太极自知后金实力尚不足守住中原之大，于是再次致书崇祯帝，重申议和之意，然后解了京师之围。　　　　
　　　　崇祯帝此时仍根本不把皇太极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堂堂天朝，怎么能屈尊与这小小的建州藩属议和呢？因此他绝对不予考虑！他仍要求各路兵马剿灭皇太极。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根本不可能。没有一路兵马能挡得住后金的锋芒，更不用说能组织起进攻了。　　　　
　　　　皇太极从京师撤围后，先挥师攻良乡，击溃山西巡抚耿如杞的援兵，再到京师东南的房山，拜谒后金太祖陵，然后挥师向东趋通州，攻下通州以南的张家湾，再东渡运河，攻下香河、三河、玉田、永平、滦州，最后驻扎在三屯营。明朝官员将领几十人战死，而各路援兵却不敢前往救援。　　　　
　　　　当时只有兵部侍郎刘之纶敢率兵去碰后金军队。　　　　
　　　　这位刘之纶，原本是翰林院的庶吉士。他看到官军节节败退，心里着急，便给皇帝上疏陈方略、出计谋，而且还借钱制造小炮、战车。崇祯帝认为他是个人才，便破格提拔他做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给他一个空头官做做。刘之纶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到满桂战死后，刘之纶向皇帝请兵一万，出城迎战后金，崇祯帝哪里有这么多人给他。因此刘之纶的部队也是些乌合之众。当他带着部队赶到通州时，皇太极开始已过通州，连下香河、永平，势不可挡。这位书呆子率兵急赶遵化，在遵化城外八里的娘娘庙上扎营，为了牵制皇太极，他还联络总兵马世龙、吴自勉，要他们增援。　　　　
　　　　皇太极派出3万骑兵迎战。马世龙虽在不远的蓟州，但就是拥兵不救。刘之纶只好单独应战，先用自制的小炮轰敌，开始还有点效果。但时间一长，小炮因质量不过关，纷纷自爆，军队大乱。手下人一看大事不妙，请求撤退。刘之纶不肯，大声说道：　　　　
　　　　“吾受天子厚恩，誓捐躯以报。战不捷，死耳！敢言退者斩！”　　　　
　　　　此言一出，无人敢退。战斗自辰时打到酉时，异常激烈，刘之纶身先士卒，带领部下殊死力斗，弓箭射尽，则短兵相接，近身肉搏。打到后来，刘之纶自知必死，大呼：　　　　
　　　　“死！死！负天子恩！”　　　　
　　　　说完，便解下佩印，交付家人，嘱其交还朝廷。不久，他便中矢身亡，其部下也几乎是全军覆没，十分壮烈。　　　　
　　　　攻下遵化后，皇太极以遵化、永平、迁安、滦州为据点，分兵把守。当时朝廷的主力有两支：一支由孙承宗、祖大寿率领，在敌军之东，被敌军切断了与京师的联络；一支由马世龙率领，在敌军之西。两支军队之间根本无法联络。孙承宗只知京师危急，急募敢死队绕过敌占区，沿海边直趋京师，到了京师后，才知京城并没有战事。孙承宗分别派兵驻守开平营（在今唐山市西北）、收复建昌营（在迁安城西北），才算打通了与西路军的联络。　　　　
　　　　到了此年的三月初，在关内已转了近半年的皇太极开始撤退。从冷口（长城关口之一，当时属迁安县）出长城进入蒙古境内回沈阳。他临撤之前，再次遗书明朝廷，表达了议和的意向，把事情做得有条有理。不久，他又派遣大贝勒阿敏、贝勒硕托率5000兵马前去换防，驻守永平、滦州、迁安、遵化。至五月初，孙承宗先后收复4城，把后金兵赶出长城，局势才稍稍平息。阿敏在撤退时，下令对永平、迁安进行了残酷的屠城，给明朝只留下了空城。　　　　
　　　　
6。活剐袁崇焕

　　　　与皇太极相比，崇祯帝的表现要差多了。　　　　
　　　　各路兵马的败报频繁传来，令崇祯帝又急又恨，而更多的是无奈。他一度竟躺倒不干了。他不理朝政，不见群臣，急得大臣们直跺脚，顺天府尹刘宗周上疏劝说道：　　　　
　　　　“国势强弱，视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极门，延见百僚，明言宗庙山陵在此，固守外无他计。”　　　　
　　　　刘宗周说得很对。在这种时候，你做皇帝的一举一动，对人心士气影响很大，只能鼓气，绝不能泄气。这位刘宗周，也是犟脾气，他从清晨把奏疏呈上去后，就跪在宫门外，等候崇祯帝的答复，一直跪到太阳落山，崇祯答应召见群臣后才站起来。　　　　
　　　　战局的每况愈下，又令朝中的党争激烈起来。　　　　
　　　　袁崇焕被逮捕后，便有人跳出来挖他的后台。有两位御史，一姓高，一姓史，率先跳了出来，攻击阁臣钱龙锡。这两位御史，本是阉党，在被起用时，钱龙锡曾竭力反对。因此他们便用袁崇焕之事来攻击钱龙锡，说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与后金议和诸事，都是钱龙锡幕后指使，要求皇帝治其罪。双方吵得不可开交。最后钱龙锡称病辞职。　　　　
　　　　由于钱龙锡辞职，崇祯帝便命礼部右侍郎周延儒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不久再命何如宠、钱象坤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两人开始不干，崇祯帝严令立即入阁办事。周延儒从此得势。　　　　
　　　　到崇祯三年（1630）正月，有一位靠捐资升官的中书舍人加尚宝司卿的原抱奇，跳出来攻击首辅韩鑛，说韩鑛属无能之辈，又是袁崇焕的座主，请求皇帝罢免他。韩鑛的门生、左庶子丁进和、工部主事李逢申也反戈一击，攻击韩鑛。韩鑛感到心寒，再三要求辞职，崇祯帝最终同意。　　　　
　　　　韩鑛素以稳重老成、办事干练著称。由他任首辅，文官系统尚能维持。而崇祯帝放他一走，朝政便急剧恶化，正人君子一个个不安其位了。　　　　
　　　　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被迫辞职。　　　　
　　　　三月，首辅李标即任不到两个月，也辞职归里。　　　　
　　　　与此同时，周延儒逐步把持朝政。此年六月，温体仁与吴宗达一起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温体仁因诬陷钱谦益，引起不少人的厌恶，朝臣纷纷上书揭发他的丑事。然而，攻击越多，崇祯帝反而觉得温体仁没有结党营私，值得信任，再加上周延儒帮他敲边鼓，最终得于入阁。温体仁一入阁，事情就更糟糕了。袁崇焕当然也就在劫难逃了。　　　　
　　　　当后金外患渐渐平息时，陕西的内乱已十分猖獗了。焦头烂额的崇祯帝穷于应付，登基时的那个中兴梦想已完全破灭。这个责任到底要由谁来负？他自己当然不会去承担这个责任。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失误之处，局面之所以弄到这种地步，还不全是那些大臣的错。他又想到了袁崇焕！一个现成的替罪羊。　　　　
　　　　攻击袁崇焕、钱龙锡的官员，仍不乏其人。那位首先对钱龙锡发难的史御史，此时又有了新的发现。他上疏说袁崇焕与钱龙锡之间还有更可怕的阴谋。除重弹钱龙锡是袁崇焕的幕后主使这一老调外，他还列举出新的罪证，说钱龙锡辞职离京前，曾把袁崇焕赠送给他的数万贿赂，转寄姻家，巧为斡旋等等。据说温体仁、王永光等人，甚至还想借袁崇焕之事，做一个逆案，把钱龙锡等异己一网打尽。只不过因兵部尚书梁廷栋胆小，不敢出头而罢。　　　　
　　　　这些新的罪证，对崇祯帝无异于火上加油。他下令以最严酷的方式来处死袁崇焕。此年八月十六日，崇祯帝来到暖阁，召见阁臣成基命等人。然后再到平台，召见文武大臣。崇祯帝对大臣们说：　　　　
　　　　“袁崇焕付托不效，专事欺隐。市粟谋款，纵敌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僧入城，卿等已知之。今法案罪案云何？”　　　　
　　　　这种事情，哪个肯乱说话，文武大臣只是顿首唯命。其实，崇祯帝也用不着大臣们发言，他早已成竹在胸。于是他接着说：　　　　
　　　　“依律磔之。家属岁十六以上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特流其妻、子、兄、弟，余不问。”　　　　
　　　　崇祯帝似乎觉得自己很宽容，只磔袁崇焕一人，充军其妻子兄弟，而没有像《大明律》规定的那样，满门抄斩。群臣们一听，连忙叩头感谢皇帝的宽大仁慈。崇祯帝又问诸臣：　　　　
　　　　“更何言？”　　　　
　　　　大臣们一听，连忙说：　　　　
　　　　“其罪不宥。”　　　　
　　　　意思是说皇帝实在是宽容得不能再宽容了，袁崇焕罪大恶极，绝无饶恕之余地。于是，崇祯帝下达了正式的圣谕，公布袁崇焕之滔天罪行：　　　　
　　　　“袁崇焕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束酋，阳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