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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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也有不少人认为，崇祯帝此举，得不偿失。更有人认为，崇祯帝没有能理解祖宗设立驿站之意。他们说，祖宗设立驿站，就是为了控制年轻力强之人，使他们肩挑背负，耗其精力，销其岁月，糊其口腹，而不能惹是生非。崇祯帝却未能知其妙用，而刻意裁削，真是驱民为盗。　　　　
　　　　平心而论，崇祯帝改革驿递、节省国用，原本也无大错，事实上明末驿递，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问题在于，崇祯帝此举，过多地考虑了朝廷的利益，而置百姓利益于不顾。说到底，像驿递之类的衰败，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势者，百姓并不是获利者，甚至往往是直接受害者。他们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一责任。然而，在现实中，百姓却几乎没有例外地总是为那些并不是由他们造成的过错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明末朝廷的举措，基本上都是如此。百姓们被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也只有走官逼民反的绝路，作最后的一搏！　　　　
　　　　因此，明末的大动荡爆发于陕西，并最终导致了王朝鼎革、外族入侵，这固然有陕北方面的特殊因素，但最根本的症结正是在中央王朝。即使陕北不乱，其他地方同样会乱，并最终也会酿成大动荡。因为像明末这样的政局，已没有不乱的理由！也只有通过一次大动荡的洗涤，中国才会重新出现由乱至治的局面。　　　　
　　　　
第七章　深谷寒风
1。李自成受挫

　　　　崇祯八年（1635）十月崇祯帝第一次下“罪己诏”，可以说是局势严重恶化的标志。于内乱而言，农民军成功逸出山西，杀入中原，打破了朝廷企图把农民军困于黄河以北陕晋地区的计划。农民军求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使内战规模大大升级。而于外患而言，皇太极已取得了相当的优势，并于崇祯九年四月正式建国，表明他将与明朝争夺天下的决心及实力。　　　　
　　　　“罪己诏”的下达，也说明以崇祯帝为首的最高统治层，已清醒认识到了危局的严重程度。因为统治者对臣民的态度，历来是报喜不报忧，甚至是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肯轻易说出真话！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才肯说些真话，作些交待。而他们所以会这么做，更多的倒不是出于对臣民的负责，而是希望臣民们能为他们的江山作最后的牺牲。　　　　
　　　　《罪己诏》的基本目的就是如此。在此后的数年中，崇祯帝竭尽全力，试图阻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挽救败局。不过，奇迹却没有出现。整个局势在稍有缓和后，便继续恶化，一步步地滑向深渊。　　　　
　　　　李自成受挫　　　　
　　　　崇祯七年（1634）底，山西的农民军成功地突破了黄河，进入河南地区，局面开始不可收拾。　　　　
　　　　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攻破中都凤阳，大震天下。崇祯帝震怒之下，调兵遣将，严令于6个月内歼灭农民军。总督五省军务的洪承畴移兵东出潼关，坐镇河南，指挥各路兵马围剿。　　　　
　　　　农民军迫于官军压力，又纷纷回师陕西。洪承畴又只得退镇陕西，与义军激战。六月，洪承畴连损艾万年、柳国镇、曹文诏等骁将，损失惨重。此年秋天，农民军又纷纷涌向河南，官兵根本不敢阻挡。李自成等部则继续留在陕西作战。　　　　
　　　　鉴于义军声势浩大，到处出击，洪承畴又力不从心，崇祯帝便于此年八月任命湖广巡抚卢象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率总兵祖宽、祖大乐，副将李重镇所统关辽兵和当地驻军夹剿，并赐其尚方宝剑。这样一来，西北便由洪承畴督剿，东南则有卢象升督剿。内战规模大大升级。　　　　
　　　　在崇祯八年底至次年上半年，以闯王高迎祥为主力的农民军在河南、安徽、湖广等地与卢象升部厮杀。崇祯九年（1636）正月，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等部东出河南、安徽，一度曾围攻滁州，威胁南京。卢象升等拼死救援，才把他们又压回河南。在河南大战后，农民军又杀回到陕西。　　　　
　　　　与此同时，李自成等部在陕西与洪承畴对杀，互有胜负。　　　　
　　　　崇祯帝为了扭转局势，先于三月再次严令卢象升等限期剿灭农民军，加强军事攻势。至五月，崇祯帝又发布“大赦山西陕西胁从群盗”诏书，招抚“胁从”，瓦解义军。崇祯帝希望通过剿抚并取、双管齐下的办法，尽快扑灭战火。　　　　
　　　　在前线，朝廷将领也调整策略，集中力量围剿高迎祥。卢象升率官兵驻扎在豫西洛阳一带，扼住农民军东回中原之路。陕西巡抚孙传庭、总督洪承畴则在陕西率兵围剿，充当主力。　　　　
　　　　七月中旬，洪承畴、孙传庭率军紧追高迎祥部于盩厔（今周至），双方大战，结果高迎祥被俘，不久于北京被凌迟处死。　　　　
　　　　高迎祥遇难，陕西农民军呈群龙无首之态。不少首领纷纷投降朝廷。实力最强的李自成，被推为“闯王”，成为陕西境内的农民军主力。至此，后来名震天下的闯王李自成终于脱颖而出。　　　　
　　　　李自成，陕西米脂继迁寨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出生。　　　　
　　　　继迁寨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特别。它在行政区划上属于米脂县，但距米脂县城却有200里之遥，而距横山县城怀远堡却只有数十里。因此，继迁寨反而与怀远堡关系密切，许多人甚至误以为它是横山县的属地。怀远堡是明代“九边”之一的延绥镇所属的28营堡中的一座，紧贴长城，是延绥镇的重要军事据点之一。据说李自成的母亲就是怀远堡上的居民，因此有人推测李自成早年或许时常往来于此地，耳闻目睹边塞风情，性格甚受影响。　　　　
　　　　李自成的祖先，已不可考，但据他自己说，他是西夏国主李继迁的后代。西夏为党项族所建。党项族属于羌族中的一支，早年迁徙至陕甘。至唐末黄巢起义时，拓思恭因助唐室平乱有功，被赐李姓，治夏州，即后来的横山县。北宋初，李继迁大举扩充势力，与宋室对抗。后元昊建国，宋称西夏。直到成吉思汗兴起后。西夏才被蒙古铁骑灭亡。李自成是否为李继迁之后，已无法考证。不过，从地域而言，李自成的家乡倒确实是西夏之地。另外，李自成的相貌也不同一般。他身材虽不是很高，但宽大粗壮，而且是高颧深颊，鸱目鹰鼻，不可能是纯粹的汉人血统。　　　　
　　　　李自成的世系可上推3代：曾祖李世甫，祖父李海，父亲李守忠。对于其父李守忠的情况，说法很多。有人说他家境贫寒，是贫困的农户。但也有人说李守忠家境富裕，性情忠厚，慷慨好义。不过，在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当米脂知县在奉命掘掉李自成祖坟及其父母坟后，曾给陕西总督汪乔年写了一个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其坟葬在荒山野冈之中，没有墓碑，坟中除一个黑碗外，也无任何随葬品，由此可见李自成的家境是十分贫寒的。　　　　
　　　　李守忠共生2子，长子李鸿名，次子李鸿基。李鸿基就是李自成。李自成与其兄相差20岁，比其侄子李过也只大几个月。由于李鸿名早逝，李过与李自成一起，从小就由李守忠扶养。　　　　
　　　　李自成的幼年是如何度过的，至今仍有不同说法。有人说他幼年很苦，曾被舍入寺庙，后来又到地主家放羊。也有人说他曾读过私塾，但天性却是厌文喜武。据说他曾对一位叫刘国龙的幼时朋友说：　　　　
　　　　“我辈应习武艺，成大事，读书何用？”　　　　
　　　　他与李过、刘国龙比试力气，两人不如他力大，他因此十分高兴，说：　　　　
　　　　“大丈夫应该横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业，岂男子乎？”　　　　
　　　　从此以后，他便改名李自成。　　　　
　　　　这些传说是否属实，现在已无法深究。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像李自成之流，本是社会底层末流，在成名之前，也不会太引人注目。李自成后虽名震天下，也做了几天的皇帝，可惜的是时间太短，还没有来得及编造自己早年的那些辉煌历史。按惯例，如果他能坐稳江山的话，那么，他就必定会有也应该有许多与他辉煌成就相符合的神话般的早期历史，就像许多成功的开国皇帝那样。既然他原先本不受人注目，后来也没来得及编造，那么，诸种传说纷纷而起，令后人不知真假的局面也就难免了。　　　　
　　　　大概是在天启六年（1626），当时约21岁的李自成去银川做了驿卒。驿卒生活十分困苦，李自成自然吃了不少苦头，其反心便渐渐形成。至崇祯二年（1629）朝廷裁驿，李自成被迫离开驿站，生活更无着落。次年，随着灾荒的加重和动荡的加剧，李自成终于加入了造反的大潮。　　　　
　　　　李自成的从乱，是官逼民反的典型例子。其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摆脱死亡的威胁，绝无什么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伟大名目。在死亡面前，良民与盗贼仅是一念之差，不是坐着等死，就是铤而走险，用性命去赌一下，或许还能博得苟延残喘的机会。当然，李自成后来能脱颖而出，也并非全是侥幸，而与其性格、能力等大有关系。纵观明末，无论是流芳百世者，还是遗臭万年者，总是有些不同常人之处。　　　　
　　　　李自成先是投在王左挂手下。崇祯三年（1630）王左挂败降官军，其手下部将或降或死，李自成便投了不沾泥（张存孟）。崇祯四年（1631），不沾泥在关山岭一役被官军重创后，竟投降了朝廷，其余部便各奔东西。李自成又率部投了闯王高迎祥。　　　　
　　　　有不少人认为，李自成是高迎祥严格意义上的部下，绝对接受高迎祥的指挥。甚至还有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之类的传说。这些说法未必确当。李自成虽是闯王高迎祥的部下，但并非绝对服从高迎祥的指挥，双方的关系是松散的，有时甚至就是名义上的。对农民军的首领来说，最重要的是手中掌握的实力。只要有实力，便能立住脚，否则便没有活路。李自成手中有一定的实力，所以虽不断改换门庭，但始终不倒。到崇祯四年（1631）夏，王自用在山西大聚群雄时，李自成虽名义上仍是高迎祥部属，但已属“三十六营”之一了。至于高迎祥是否为李自成的舅舅，则至今仍很难下定论。有人认为李自成的名号“闯将”与高迎祥的“闯王”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其实，这种推断也是没有足够的依据的。　　　　
　　　　至崇祯九年（1636）高迎祥被俘杀后，李自成接过了“闯王”名号，成为西北农民军的首领，当然也就成为洪承畴追杀的主要对象。　　　　
　　　　高迎祥被杀后不久，农民军的两位著名首领张妙手（即张文耀）、蝎子块（即拓养坤）分别从徽州和秦州（今甘肃徽县和天水市）赴凤翔投降。陕西巡抚孙传庭待之有礼。感召之下，张妙手当场率部投降，蝎子块则在次年三月也遣散部众，亲率头目12人至会城乞降。李自成等人的压力明显增大。　　　　
　　　　崇祯九年春，李自成主要在陕西北部自己的家乡米脂、绥德一带活动。他曾一度打算东渡黄河，杀入山西，但明军已严阵以待，无机可乘，只得向西突击，避入巩昌府徽州（今甘肃徽县）、成县（今甘肃成县）、阶州（今甘肃武都）等地。　　　　
　　　　此年九月，李自成等部向汉中进军，声势浩大。朝廷急调总兵曹变蛟赴汉中，并悄悄进驻府城。毫不知情的李自成等部，误以为汉中府城中无多少兵力，竟贸然发动进攻。城中的曹总兵不动声色，等其接近城濠时，突然猛击，大开杀戒。　　　　
　　　　吃了大亏李自成等部，只得南下四川。此年十月，李自成等先破川陕咽喉宁羌州（今陕西宁强），再破四川七盘关和朝天关，占领广元县。此后，李自成如入无人之境，势如破竹，在1个月内连破昭化等38座州县，并击杀了四川总兵侯良柱。十一月初，李自成等部竟开到了成都郊外，耀武扬威，吓得四川巡抚王维章等面无人色，拼命向朝廷求救。　　　　
　　　　崇祯帝急令洪承畴火速入川协剿。洪承畴得令后立即率固原总兵左光先、临洮总兵曹变蛟及副将马科、贺人龙、赵光远等部官兵1万余人进川，又檄调延绥总兵王洪、宁夏总兵祖大弼等部屯驻汉中、略阳、徽州、秦州，准备在李自成等部出川时加以堵击。　　　　
　　　　崇祯帝还对四川的人事作了调整。四川巡抚王维章被撤职查办，由傅宗龙接任其职。陈廷谟则被降3级戴罪杀贼。调整之后的四川当局，也立即调集各处川兵约7万人，布置在成都至阆中一线，以防农民军向川东、川南发展。　　　　
　　　　这样一来，李自成等部基本上被压缩在嘉陵江以西地区，无法向川东、川南进军，而川西地区则又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利发展。僵持到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李自成等部只得分路突围，出川北上，重返陕西。李自成等率部杀向临洮、河州，争世王等率部则取道阳平关、略阳，北经平凉、固原，直抵庆阳，不久又回陕北。　　　　
　　　　洪承畴入川扑空，急忙率兵追击。其手下悍将总兵曹变蛟、左光先、祖大弼，副将贺人龙等部紧紧咬住李自成，连战连胜，逼得李自成带着败兵残卒向西进入了少数民族地区，以避锋芒。官兵乘胜追击，不让李自成有喘息的机会。四月，李自成只得又折而东返，从巩昌府属的羊撤寨渡过洮河，逸向西和、礼县（今甘肃西和、礼县）。为了避免让官兵发觉，李自成只得与部下分路而走。李自成所率一股数百人，一度几乎被总兵左光先追俘，处境十分险恶。　　　　
　　　　五月间，李自成汇集残部约3千余人再入四川境内。痛失战机的洪承畴，此时急令陕西监军道樊一蘅，促副将马科、贺人龙率部进川追击。他本人则带总兵曹变蛟、王洪赶到汉中府的西乡县（今陕西西乡），并檄调总兵左光先率部进驻汉中府，同时在阶州、徽州、文县（今甘肃武都、徽县、文县）及略阳（今陕西略阳）一带布置兵力，严防李自成等部再度北逸或西进。四川巡抚傅宗龙也调集军队，严防农民军窜入成都平原。　　　　
　　　　李自成在各路官兵夹击之下，十分被动。八月初，双方激战于南江县（今四川南江县），李自成大败之下，夺路北逃，至八月中旬突至陕西城固县（今陕西城固县）境内，准备渡过汉水，取道石泉、兴安（今陕西石泉、安康），杀向湖广或河南境内。没想到在渡河之时，却被左光先部痛击，仅剩下千余人随李自成侥幸逃逸，退入附近山区。　　　　
　　　　更令李自成伤心的是，他当时最得力的部将之一、六队头目祁总管，竟率六百余人下山，向左光先投降。　　　　
　　　　如此一来，李自成几乎已完全丧失了实力，只得带着数百名心腹逃入深山密林。洪承畴大喜过望，认为很快就能彻底解决李自成残部。　　　　
　　　　不过，洪承畴并没有如愿。尽管李自成只剩下残部数百人，而且终日东躲西窜，不成气候，但他并没有像洪承畴所指望的那样，或被擒于官军，或饿死于山林，而是成功地摆脱了追捕，逃入了陕西、四川、湖广3省交界的大山密林中，一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秋天才重新出世，再震天下。　　　　
　　　　至于这两年中李自成到底躲在哪里，又干了些什么，目前还没有什么确论。有人为了弥补李自成在这两年中留下的空白，编造了许多动听的故事。其实，在当时的官私文献中，并没有留下什么相关的记载。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此时的李自成，已基本被击溃。朝廷也认为他已难成气候。不久，负责追杀他的洪承畴和孙传庭，就被调往京畿勤王，对付清军的入侵。更重要的是，张献忠、罗汝才在这一时期搞得声势浩大，成为内战的主力，几乎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