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6-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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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2006精华简体版

　　　

白芳礼　
文：汪丁丁

　　荣誉于生前的白芳礼如浮云；争论于长眠的白芳礼无意义

　　白芳礼，海河边上一名仅靠微薄退休金勉强度日的老工人，18年来向贫困学生捐资35万元。

　　1913年5月13日，白芳礼出生于河北沧县白贾村一个家境贫寒的家庭。像如今进城谋生的农民一样，31岁的白芳礼来到天津，成为三轮车夫；时值“文革”中的1974年，有着30年工龄的白芳礼光荣退休；1982年春潮初起，69岁的白芳礼成为中国第一批个体户，重操三轮车客运旧业。然而，1987　年，本想重归故里安享天年的白芳礼，以74岁的高龄开始了人生一段悲壮的旅程。

　　白老先生在家乡吃惊地发现，村里大白天到处可以看到正在干农活儿的孩子。家长们说：种田人哪有那么多钱供娃儿上学？这一晚，他一夜没合眼，心里暗想，全怪自己只埋头蹬车，只为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儿女上了大学而沾沾自喜；没想到，50年过去了，农村的孩子还是和他当年一样上不起学。

　　也许因为白先生干的是迎来送往的工作，毕竟见过些世面。他没把自己的善良一次性挥洒聊以自慰，而是颇有眼光地将全部积蓄5000元拿出来，在本村设立了教育奖励基金会。

　　20年前，能拥有这样一笔钱并能捐出这样一笔钱的人也不多，能想到用这样一笔钱建立基金的人，更为少见。当然，由于中国社会还没有为像白先生这样善良的公民提供创建真正意义的基金会的条件，其5000元启动的基金没有其他增长途径。于是，白先生只能以自己老迈的双腿，继续艰难的行善之路。

　　35万元，如果按三轮车每公里收费5角钱计算，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8周的长度。而他自己则睡在一个没有床架的木板上，一年四季从头到脚穿的总是不配套的衣衫鞋帽，那是他从街头路边或垃圾堆里捡来的；每天的午饭总是两个馒头一碗白开水，往开水里倒一点酱油；馋得厉害了，就在晚上睡觉时往嘴里放一星肉，含着，品品滋味……更有不为人知的，由于年事过高，冬天他常憋不住小便，棉裤总是湿漉漉的，他就垫上几块布照样蹬着车跑。

　　白芳礼和那些让人禁不住潸然泪下的事迹，感动了我们的官员，并且通过传媒感动了全体中国人民，并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称赞和接见。2003年，90　岁的白芳礼手臂受伤，无法继续工作，终日静坐于床头。2004年4月，天津市第三医院为白芳礼进行了第一次会诊，结论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塞，原发性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病，瓣膜退行性病变，老年型白内障，神经性耳聋，并有脑萎缩及消化道出血症状。2005年9月23日，白芳礼逝世，遗产清单：三轮车、收音机、小黄莺。

　　白先生追思仪式有万余天津市民参加。白芳礼辞世五天后，《人民网》“强国论坛”出现一标题为《‘白芳礼神话’折射的是中国教育的悲哀》的文章，其结语写道：“如果我们再也不想仍然让很多人因贫因教育高收费而上不起学，不愿该享受天伦之乐的古稀老人因为实在看不下去而不得不做新世纪的‘武训’，是该在国家的教育预算上动点功夫了。”而文后读者评语则指：“该感动还是该悲哀？”“错位，极端错位。应当作为的人没做，不应当作为的人做了。”

　　1944年，孙瑜受陶行知先生之托，开始撰写《武训传》电影剧本。1949年，在征询过周恩来对这部剧本初稿的看法之后，孙瑜采纳了陈白尘、蔡楚生、郑君里、赵丹等人的意见，对剧本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改，将“正剧”改为“悲剧”——武训为穷孩子们能够上学而艰苦奋斗终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故而为壮举，以一己之力量试图扭转社会制度之颓势，故而为悲剧。

　　1950年，电影《武训传》公映，“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好评如潮”。这部电影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世风何薄，大陆日沉。谁启我遇？谁济我贫？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千古一人。”

　　白芳礼或许知道自己被誉为“当代武训”，但他肯定是把过去20年之助学义举当做正剧来演的；他或许从未想过以自己的“苦力助学”，引发关于中国教育体制的讨论。然而，他的个人努力所由以发生的这一特殊历史情境，使他的一切努力更像是一场悲剧，而且是双重的悲剧：如果在一个教育体系中，理应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童根本上不起学；如果一个社会捐助体系中，孱弱老人成为英雄主角，这种悲剧其实是比武训更深刻的。

　　白芳礼曾11次受到各级政府的各种表彰和奖励，被授予“全国尊师重教先进个人”、“支教模范”称号，获“中国消除贫困奖”奋斗奖提名。

　　荣誉于生前的白芳礼如浮云；争论于长眠的白芳礼无意义。

　　愿他安息。

　　摘自《读者》2006年第1期　
　



　　　

迟到的公正　
作者：林夕

　　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作，已是深夜，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妻子和3个孩子还没睡；守在灯下等他归来。他把车停好，回身拿起放在车座上的T恤衫，抬头朝亮着灯光的窗子看了一眼，快步向家中走去。突然，一声枪响划破寂静的夜空，他的身体剧烈地震动了一下；重重摔倒在地，搭在手臂上的T恤衫掉到地上。他挣扎着向家门口爬去；手中捏着家门的钥匙；身后留下一首血泊之路。听到枪声的妻子和孩子跑出来；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3个孩子围在父亲身旁；连声呼唤：“爸爸，爸爸，起来呀！”可是他们的爸爸再也不能起来了，那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他年仅37岁的生命……

　　这不是小说或电影里的情节，这是1963年6月12日发生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起谋杀。被害人梅迪加·埃维斯是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他和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一样，致力于消除种族隔离，建立一…个黑人与白人平等相处、没有偏见的和谐社会。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急剧变化、动荡的时代，各种运动风起云涌，其中最为显著、影响最深远的就是消除种族隔离、实现平等自由的黑人民权运动。它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得到了美国国内代表进步力量的北方人民的响应和支持，同时也遭到南方保守势力的敌视和反对，特别是种族隔离分子的极端憎恨和对抗。身处南方种族主义盛行的密西西比州，埃维斯已经感觉到周围那种强烈的仇恨气氛。他深知，这是一场长期的、严峻的、充满危险的斗争，这场斗争可能会有流血、牺牲。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死亡会来得这么早！他更不会想到，由于他的被害引发了一场长达30年之久的审判，成为美国法律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审判之一。

　　两次审判均告无效

　　凶手是一个名叫拜伦·迪·拉·贝克维热的男性白人，一个狂热的种族隔离分子。他把黑人看做是“荒野里的野兽”，称他们为“黑鬼”，这峰“黑鬼”不应该也不可能享有“人”的权利，对黑人民权运动的领导人更是恨之入骨。他用恶毒的语言攻击他们，发表了许多反对种族融合的言论。为了彻底阻止“黑鬼”和像他这样的优等白人共享美国式的生活，他决心铲除他们的“头儿”——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密西西比州负责人埃维斯。他买了一枝来复枪，事先埋伏在埃维斯家对面的树丛中。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拜伦·迪·拉·贝克维热被控犯有谋杀罪，有多名证人看见他的车停在埃维斯家附近，警察在附近树丛中找到了那枝来复枪，上面有他的指纹。罪证确凿，这是一个没什么悬念的案件。但事实并非如此。60年代的美国南方，种族歧视相当严重，从来没有一个白人因为枪杀黑人而被送上绞刑架。因此，这一案件的关键不是谋杀罪名成不成立的问题，而是一个白人杀了一个“黑鬼”，究竟算不算犯罪。

　　谋杀发生后的第8个月，即1964年2月6日，对贝克维热的审判正式开始，由12名男性白人组成陪审团，经过11天的审判，法庭传唤了56个证人，审阅了　50件证据、20万字的记录，最后宣判的时刻终于到了。12名陪审员中一半认为谋杀罪名不成立，一半认为被告有罪。由于陪审团的裁决不能达成一致，无法对贝克维热定罪，审判一结束，他就回到了格林伍德的家。

　　这样的结局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被看做是黑人的胜利。由于南方种族主义盛行，黑人的权利和地位远存白人之下，公众不能接受一名白因为谋杀黑人而被定罪，社会期待的的无罪判决，在这样的大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下，依然有6名白人陪审员坚持认为被告有罪，无疑给种族主义者沉重的一击，这不仅在白人中引起极大震动，也促进了黑人民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今天的人们可能无法想象，当年那6名白人陪审员承受着怎样的压力，正是由于他们，使得这个案件能继续审理下去，使得贝克维热第二次、第三次被送上被告席。

　　第二次审判始于1964年4月7　日，但结果依然与第一次审判相同——陪审员意见不一无法作出一致裁决，贝克维热又一次回到家中。

　　虽然还可以再次起斥，再次审判，但在地方检察官看来，找不到什么么办法比现在做得更好。归要结底，问题的关键不是被告是否犯有谋杀罪，而是这起谋杀应不应该算犯罪。

　　兜了一圈，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再次审判，也不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于是，这个个案件被搁置起来，　为一搁，就是30年。

　　检察官鲍勃．德诺特

　　时间会抚平心灵的创伤，化解积郁已久的愤怒。挥散令人触目的震惊。随着时间的流逝，贝克维热暗杀埃维斯一案引起的震惊渐渐平息，公众不在关注，媒体也不再报道，它所造成的创伤和愤怒已经成为过去——但埃维斯的家人除外。

　　对埃维斯的妻子梅尔莉·埃维斯来说，暗杀就好像发生在昨天，只要一团上眼睛，就会看见丈夫倒在地上，鲜血如注，呼吸微弱，眼睁睁看着死神把他夺止。这惨痛的一幕已经定格在她的记忆中只要凶手还没有绳之以法，只要正义还没有得到伸张，她就永远不会——也不敢忘记！承担起抚养3个孩子的责任，不论处境多么艰难，环境多么恶劣，她从未放弃为丈人寻求公正审判的机会。她一次次奔走，无数次敲开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门，但都因为没有新的证据、搁置时间太久而无法重新审判。直到遇到检察官鲍勃·德诺特。

　　时间已进入20世纪90年代，距暗杀发生已经相隔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当年正值芳华的梅尔莉，已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迟暮老人。而检察官鲍勃·德诺特，在案发时还是一个刚满10岁的孩子。当父母从电视上收看对贝克维热刺杀埃维斯一案的审判时，他吵着要看体育频道转播的棒球比赛。那时的他，无沦如何也不会想到，　30年后，自己会承担起美国法律史上最令人瞩目的审判之一——对拜伦·迪·拉·贝克维热的第三次审判。

　　鲍勃·德诺特毕业于密西西比大学，拿到法学学位后，他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先进入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获取一砦庭审经验，再进入高收入的私人律师事务所，而是直接步入律师圈．在获得成功后又毅然放弃，成为一名地方检察官，这是为了他的理想——实现各种族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实现人类的正直和质朴的公正。这也正是他接手埃维斯被害一案的原因。

　　德诺特十分清楚，审理这样一个尘封多年的旧案，肯定困难重重。几个主要证人已去世，还健在的证人，因为时隔已久，记忆模糊了，证词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都无法保证，更不利的是，本案最重要的物证——那颗致命的子弹和来复枪已经丢失，但他别无选择，他无法对自己的良知说“不”，无法对曾亲眼目睹丈夫惨死的梅尔莉的眼睛说“不”，无法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不能面见自已的埃维斯说“不”！

　　尽管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德诺特也从未见过埃维斯，但冥冥中他总觉得两人之间有着某种神秘联系。德诺特37岁，埃维斯被暗杀时也是37岁，两人都有3个孩子和一个共同理想——实现种族平等。所不同的是，德诺特生长在和平年代，借助于高超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法律知识实践自己的理想，而埃维斯是在风云变幻的动荡岁月，冒着牛命危险，与狂热的种族分子做艰苦的斗争。正因为此，德诺特更加敬仰埃维斯，同情他的不幸遭遇，痛恨谋杀他的罪恶凶手。他暗下决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亲手把凶手送上审判席，让他的余生在监狱里度过。

　　正义为时未晚。

　　接下来的4年，鲍勃·德诺特把自己的生活全部投了进去，全力以赴展开调查，他设法与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德尔玛·戴维斯取得联系，此人曾与贝克维热交往甚密，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贝克维热曾当着他的面吹嘘自己逃脱了谋杀罪，德诺特说服他同意来出庭作证，不仅公众对此不解，检察官们也意见不一，大都持反对意见。对贝克维热两次审判均无结果，现在事隔30年，他已是一位步履蹒跚的七旬老人，而且重要证人、证据都已不在，重新审判不仅不会有结果，也没有任何意义，只会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面对如此强烈的批评意见，德诺特并未退缩，他把这些“声音”记在笔记小上，既然公众这么想，那么陪审员中也一定会有人这么想　——他们是从公众中挑选出来的，他要对此制定相应的辩护策略，以便在法庭上说服他们。同时这也让他更加意识到自已的困境——必须找出更多更有力的证据，才能将贝克维热送上审判席，才能在审判中取胜德诺特历尽艰辛，克服困难，先后从全国各地找到6位证人，证明贝克维热曾当着他们的面说过自己逃脱谋杀罪的话。他还从当年的报纸、旧资料中，找到贝克维热发表的宣扬种族主义、污辱黑人的恶毒言沦。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从他的前岳父——一位武器收藏专家——收藏的大量枪支中，找到了那枝用于谋杀的来复枪。这一戏剧性的发现，使得对贝克维热的第三次审判正式纳入法律轨道。

　　1994年1月25日——距谋杀发生已经相隔31年，拜伦·迪·拉·贝克维热第三次被送上审判席，从密西西比州各地区挑选出来的12名陪审员又一次坐在法庭上，倾听此案的审理。德诺特知道，这是寻求拖延已久的公正判决的最后机会。他也同样知道，时过境迁，现在的社会环境、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已与30年前大不相同，对这12名年龄和自己相仿的陪审员来说，那起发生在30年前的暗杀，就像莎士比亚戏剧一样，古老而遥远。怎么才能让他们认识到这场迟到的审判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被告必须为他所犯下的罪行接受惩罚呢？

　　德诺特不愧为一名优秀的检察官。审判一开始，他就用富有感染力的声音，情真意切、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埃维斯中弹倒地，在鲜血中爬向自己家人，孩子们在一旁恸哭的凄惨场面，把他们的感情和思维都带到30年前，带到那起令人震惊的暗杀中。紧接着，他高声朗读贝克维热当年发表的演说词。在演说中，贝克维热声称美国的“黑鬼”就像棉花上的象鼻虫一样多，如果不清除掉，就会大口地吞噬棉花，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