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6-第1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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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自己的奇迹　
姜钦峰

　　他是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子，一头飘逸的长发，再加上一副墨镜，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酷酷的。从中医学院毕业后，他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专门给病人推拿。他不仅医术精湛，而且生性乐观，爱好广泛，利用业余时间，他曾和朋友们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他担任吉他手。

　　一天，有个摄影家因患腰椎间盘突出，久治不愈，慕名找到了他的诊所。一来二去，他和摄影家成了好朋友，两人无话不谈。摄影家说，你有这么多爱好，要不我教你摄影，敢不敢玩儿？他说，当然可以，有什么不敢玩儿的。第二天，摄影家就带来了一部海鸥牌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很专业的那种。他心里有点发虚，昨天一句玩笑话，没想到摄影家竟当真了，盛情难却，他只好硬着头皮学起了摄影。

　　长这么大，他从没摸过照相机，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摄影家很有耐心，一点一点地教他，快门、光圈、对焦、运用光线……他第一次拍完了整卷的胶卷，结果只冲印出来19张，但他欣喜若狂，因为摄影家说过，36张胶卷只要他能冲出8张就算满分。摄影家的腰疾渐渐好转，一有时间就带着他去户外采风，他的悟性极高，摄影技艺与日俱增。在一次摄影比赛中，他拍的作品获得了优秀奖，在摄影家看来，他简直就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也许有人不以为然，不就是摄影拿了个小奖？有什么好稀奇的？可是，如果我告诉你，他是个盲人，你会作何感想？恐怕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千真万确，他叫谈力，8岁时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双目失明，现在他已经是扬州摄影家协会会员。

　　熟悉照相机的人都知道，光圈和快门转盘都是一格一格转动的，手感明显，难不倒盲人。对焦有点麻烦，因为对焦环是无极旋转的，光凭触觉很难把握，但是谈力有办法，他在对焦环上刻了一个标记，然后在相机的固定部位再刻一个标记，作为参照点，问题自然迎刃而解。退一步讲，即使对焦不准也关系不大，摄影记者经常要抓拍突发事件，根本就来不及对焦，补救的办法通常是采取“小光圈，大景深”，这样照片就不会模糊，这也是盲人摄影的一个有利条件。

　　网上流传着一张谈力的得意之作，照片上是他活泼可爱的女儿，昂着小脑袋，嘴巴张得大大的，灿烂的笑容惹人嫉妒，天真、顽皮、欢乐呼之欲出，无论构图还是用光，其水准不逊于正常人。他是怎么做到的？在室外，他能感觉到阳光从哪边照射过来，然后叫女儿侧着对光线站立，此时他又凭着声音来源确定女儿的方位，揣摩她的表情，适时地按下快门。就这么简单！

　　由此看来，盲人摄影的确不是神话。可是，依然有不少人质疑谈力。他们无论如何不敢相信，那些优秀的摄影作品会出自盲人之手。谈力反倒坦然处之，“有人怀疑并不奇怪，我从不认为这是对盲人的歧视，因为我做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像力范围。”

　　谈力“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其实，怀疑谈力的人同时也在怀疑自己。在他们的习惯思维里有太多的“不可能”，许多事情还没动手做，自己先想当然地否决了，自然偃旗息鼓，不战自败。神话与现实并无界限，100多年前，飞机就是个神话；谈力之前，盲人摄影也是个神话。记得一位大师说过，你所要做的，就是比你想像的更疯狂一点儿。只要你去做，有什么不可能呢？

　　只要你去做，你就是你自己的奇迹。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22期P21　
　

　　　
　　　

心底的照片　
朱成玉

　　那是一张永远无法定格在胶卷上的脸，那是裱在摄影家心底的一张照片。

　　那是一群贫苦交加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因为我的摄影家朋友略微懂得一些非洲语言，所以争取到了随同新华社记者去索马里难民营采访的机会。他一直有那样一个愿望，要用相机记录下难民们一个个水深火热的日子，唤醒全世界的善良来拯救这样一群在死亡边缘挣扎的人们，他们有黑色的皮肤，有褴褛的衣衫，有在贫苦中依然闪亮的眼睛…　…

　　那是一个怎样的居住地啊，像城市里某个垃圾处理场，臭气熏天，尘土飞扬，战争让他们流离失所，饱受了上帝揣在口袋里的所有苦难。

　　在那里，他摸到了儿童们瘦如鸡爪的手，听到了老人们临终时的哀嚎和呻吟，看到了妇女们惊恐的眼神…　…这些都在他的心底烙下了深深的印记。那里的每一个人，随时都有可能死去。一粒药片比一粒金子更珍贵，一次小小的感冒引发的高烧就会将人推下生命的悬崖，死亡就像很随便的一堆篝火的熄灭一样，平常得已经不能让人感到伤痛了。

　　但让他无比惊讶的是，在他给他们照相的时候，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纷纷去洗脸梳头，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似乎要赶赴一个节日一样。他想，再贫苦的人，对生活也是充满向往的。

　　其实，他们是在为自己守着那最后一点尊严，让全世界都尊重的、非洲的心。

　　摄影家朋友倾其所有，为他们照满了整个口袋里的胶卷。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一个小姑娘跑过来拽住了他的胳膊，央求他为她照张相。他看到她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特别是她的胸前，竟然还戴了一串金光闪闪的项链。她似乎看出了他眼中的惊讶，笑着对他说了项链的秘密。原来那是她用泥巴搓出来的一个个泥鳅，然后用花粉涂在外面，穿成了项链。

　　就为了做这个“项链”。她才耽搁了照相。

　　他拿着相机的手在颤动，他不能告诉他相机里已经没有胶卷了，他不能让这朵开在人世间最苦难之地的花在瞬息之间凋谢，那是一颗真诚地热爱着生活的心啊。

　　她对着他的镜头绽放着灿烂的笑，他也不停地摁着谎言的快门，用一个个闪光灯骗过了她的期待。非洲女孩黑黑的脸和灿烂的笑，在那一刻永远定格在了摄影家的灵魂里，再也剜不掉。

　　回到大使馆后，我的摄影家朋友想尽办法向工作人员要了几个胶卷。他的心很乱，迫不及待地要求再回到难民营一趟，他想为那个女孩补拍几张照片，前后展转约有20多天。他不知道，这20多天，一个满怀期待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她纤细的生命一直在飘飘荡荡，一次普通的感冒，就让她永远地睡着了。

　　小女孩躺在母亲的怀里，已经离开了苦难的人世，胸前的那串项链依然镀着阳光的色彩，刺得人的眼睛有种无法回避的疼痛。

　　那位母亲说，这20天是孩子最快乐的日子，她每天都在盼望着能看到她的照片，看到自己在灿烂的阳光下，像花一样绽放。

　　那位母亲说，她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沿海市在问：中国叔叔来了吗？

　　这就是生命。在那最贫苦的地方，一颗苦难的灵魂涂抹上阳光的色彩，变成珍珠，穿成了美丽的项链…　…

　　对美的向往之心，让这个世界重新看到了希望。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22期P16　
　

　　　
　　　

行走在美丽人间　
雪小禅

　　我的朋友问我；快乐的时候多还是不快乐的时候多？

　　不快乐的时候多。我说。

　　她又问，不快乐的时候多，为什么还活得这么盎然？我说，那是因为我要变得快乐啊。

　　我的朋友是一个画家，她每天都在画画，可她感觉不好，说画出来的东西都是垃圾，于是撕掉重画，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

　　她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一直这样。画坏一点，一定要撕掉。不给自己补救的机会，那态度是决绝的。

　　而我不是，我在磕磕碰碰，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

　　我喜欢生活有瑕疵，太完美的生活必定让人失望。

　　画家女友对生活要求太高，第二次没有参加全国美展以后，她几乎崩溃，那种崩溃，是神经质的歇斯底里，是的，她把一切看得太重了。

　　她抽烟，酗酒，并且开始自虐。

　　她的画，展现出一种变态的狂乱。我去看她时，她永远在抱怨，说是那些人不懂她，大师永远是孤独的。她，已经变得让人难以理解。

　　我试着劝她，让她先放弃，然后去旅行。她抽着烟，一脸茫然，问我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画不出画，难道人生就没了意义？我让她换一种生活。

　　后来，她开了茶楼。

　　一个画家，居然开了茶楼，因为她把诗书画结合在一起，茶楼的生意很好，再看她，脸上有了动人的芬芳。她阳光了，明媚了。换一种生活，就成为另一种人生。

　　她不再想全国美展，自己赚钱办画展，也赢得了满场喝彩。

　　问她感觉，她说，在路上，这就是路上的感觉。

　　我喜欢那种路上的感觉，永远在路上，不停的奔波。

　　有时候，换一种生活会换一种态度。

　　有个阿姨，年少时喜欢钢琴，那时候没有钱买，可是她一直喜欢。现在，她买了一架钢琴，还报了一个钢琴班。天天去学钢琴，她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这架钢琴，在她贫穷的家里，富丽堂皇的钢琴显得异常突兀。她常常拉我去听她弹钢琴，她弹肖邦的作品，她说，肖邦是一个孤独的男人。弹钢琴时，她满头白发，神态肃穆，非常动人。

　　我喜欢京剧已经十几年了，只是盲目地喜欢着，不曾执着过。

　　在去学戏的公共汽车上，我常常会看身边掠过的风景。快秋天了，好多庄稼要熟了。因为喜欢，我觉得这一路是那么快乐，甚至连一周以来遇到的烦恼的事也都忘记了。这人生如戏，有多少时候在台上，多少时候在台下，何必那么在意得失呢？

　　有时候会觉得精疲力竭，于是不再写字了，请了长假，一个人去旅行。

　　我喜欢那种流浪的感觉，一个人，在路上。

　　走走停停，没有固定的地点，想在哪里下车就在哪里下车。在异乡的城市，吃着当地的小吃，然后看着繁华或落败的角落，感觉生活原来这么美好。这些为生活而奔波的人们，其实都在路上吧？

　　所以我极少抱怨。如果碰到过马路的小女孩茫然不知所措，我会伸出一只手说，来，我带你过去。

　　是的，这是在美丽人间的生活，好也罢，坏也罢，都得走过去。那么，自己走吧，哪怕深一脚浅一脚，哪怕此一时彼一时。

　　摘自《读者》2006年22期P60　
　

　　　
　　　

野村教画　
王小音

　　小侄女朵朵在东京上小学，10来年却像国内的同龄小孩一样，一到周末就忙着素质教育，弹钢琴，拉大提琴，日本“小荧星”艺术团，甚至还要上“画画课”。

　　野村就是朵朵的画画老师。这是个老太太级的女画家，油画出身。画的画色彩极为浓郁沉厚，笔触极为精到利落，半抽象的风景画。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几乎年年参加日本东京油画大展，个展15次，还得过“文部大赏”。今夏刚从德国个展回来。

　　这样的一个日本画家，怎样教小孩子画画呢？每次问朵朵这样的问题，朵朵总是认真地思考，选择正确的中国字回答我，两年前的答案和现在的几乎一样：“不教的”。“怎么个不教法呢？你每次去上课两个小时是怎么样过的呢？”不管听的人是如何大惊小怪，野村真的是“不教的”。

　　野村老师上课，总是先问你，你想画什么？朵朵会把自己想要画的东西告诉她。她就会鼓励你好好画吧。然后，就是你自己拉开架势，竭尽所能去画了。有时她会走到你身边，看看你画，然后告诉你这个颜色可以怎么上，但绝不会改在你的画上；有时她也会毫不干扰你，直到你画完，就像任何一个学生不会去干扰她画画一样。对学生的提问，野村老师自然是耐心细致，周到解答。每当学生画完了画，野村老师都会在画的背后或者邻页上用一手十分漂亮的日本书法写下批语。批的全是表扬，各式各样的表扬，各种角度的表扬，温暖，真诚。

　　野村老师家隔壁有一家蔬菜店，她常常去买茄子、白菜、南瓜之类的放在桌上，让学生“写生”，你可以选一个、两个、或全部画，野村老师都随你的便，至于萝卜青菜怎么画，长短方圆，比例色彩，她还是不教的。当然，你也可以弃蔬菜不画，画自己想画的别的主题。听朵朵说马上要画鱼了，因为蔬菜店关了，开了一家鲜鱼店。

　　春暖花开，野村老师会把孩子们带到屋后的小花园里，画各种各样的花草和树木，同样她不会说：“先画这个，再画那个”。只说：“花儿开了真美丽，画吧。”

　　还有一件和旁人“教画”颇为不同的事，野村常常安排——参观展览。她会预先和美术馆预约票子，出好通告给家长，家长可陪可不陪。她带着孩子们去了美术馆、博物馆。比如宫崎峻的画展；chihiro　（已故的日本著名女画家）的画展。野村老师会在画前向学生及家长，讲讲色彩，聊聊画家，师生一起AA制品品茶，歇歇脚。这样的参观可以花费整整一下午。

　　这样的一个“不教”的画画老师教出的一个学生考取了美术大学后还常常回来上课，学生们都很喜欢野村老师。听上去最有幽默感的师生段子是——学生们画完之后，齐齐要求单身的老太太老师：我们想去看看楼上您的家？野村老师欣然允诺给了朵朵们钥匙。朵朵们“笃笃笃”地奔上去，看完楼上的家后，又心满意足“笃笃笃”地回下来，把钥匙捧在手心里还给老师。观后感是：老师的家非常整洁！

　　朵朵是个心净如水的小女生，温柔过了头的那种，画的东西，有见画如见人之感，画品人品极贴，一辆自行车安安静静，风中樱花安安静静，就连一只咖啡杯都被她画得无声无息，不卑不亢，极有分寸的安静着。想想这个构图放在国内的儿童画班里是各个老师要叫的：“太小了！构图不行啊！”但朵朵愣是放心大胆的画了灰色的小杯小碟，四周围不多不少，不近不远，不密不疏的点了一纸彩色点子，杯子就在这样的点子中安安静静地散发着感人的艺术气息，让你想不到这是一个十岁的美女小孩，却画出这样气定神闲，又有点忧伤的《咖啡杯》（见图）来。老师在画的反面写道：在朋友的陶艺展上买了一个咖啡杯，安琪（朵朵的大名）小朋友画出了自己内心的感受。

　　写到这里，对这位野村老师的敬意再次油然而生，作为同行，我理解她“不教而教”的方法，赞赏她“无为而为”的智慧，懂得她从中取乐的心。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22期P54　
　

　　　

一根筋　
＇美＇辛西娅·柯西　张霄峰　编译

　　埃迪·阿卡罗梦想成为世上最伟大的骑师，但只要看他骑5分钟的马，就能发现他太笨拙了。这现实对他来说有点残酷。他总是一出发就被落在后面，之后不是陷入重围无法冲到前面，就是磕磕绊绊出事故。他在最早参加的100场比赛中，从未获得半点获胜机会，但是他从不曾气馁。

　　阿卡罗的生活轨道从小学时就注定了。因为他又矮又瘦，同学们都瞧不起他。所以他总是逃学去附近的赛马场，那里有个驯马师允许他骑马玩。

　　他父亲勉强同意他以赛马为业，尽管他父亲很清楚，他成功的可能性非常渺茫。那位驯马师曾告诉他父亲：“送他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