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6-第1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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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他直摇头，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搞半天，我们终于明白，他是担心我们飞转的车轮把泥水溅到行人身上，而且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这段路上不得按喇叭催促行人和其他车辆；二是遇到小水潭要先让行人通过。同事问：Why？他只一个理由：因为我们坐的比他们舒服。
后来他在讲座上谈到“尊重学生”的问题，举了这个例子，他说，“尊重”就是你别弄脏人家的衣服，而不是弄脏了之后再去道歉和清洗。
再次听到“不要弄脏别人衣服”，是从德国回来的好友邀请我去下乡采风的那次。晴好的天气，凉风习习，我正换运动衣旅游鞋呢，可他突然来电话说不能去了。我问他原因，他说不能开车。我笑笑说，我也有驾照可以开啊。他说，不是车的问题也不是人的问题，是风的问题。我很疑惑，告诉他没有龙卷风台风什么的啊。他急急地解释说，是他忽然看到天气预报说风力五级左右，而去乡下的那条路很长一段是沙石路，车一经过尘土飞扬，遇到稍微大点的风，估计行人会更遭殃的，不能弄脏别人的衣服啊……
我终于理解了8200万人口就有5000万辆汽车的“汽车王国”德国，居然路面秩序井然：因为他们不“善于”见缝插针，因为他们敬畏黄白线，因为他们关心着车外同一马路上陌生人的衣服和心情。一切就是我们说得太多做得太少的简单的两个字——“尊重”而已。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24期P18
打翻的鱼缸
王豪 编译
三年级的教室里，同学们正在紧张地进行期中测验，监考老师也静静地守在这里。教室最后一排有一个男孩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并不是因为试题太难，而是他太想上厕所。但是，腼腆的他想等考试结束后再冲向洗手间。可是漫长的考试一直没有结束，小男孩忍得满头大汗。忽然，最尴尬的事发生了，他尿裤子了。小男孩羞愧得不知所措，他想：“这下完了，如果同学们发现，我会被笑死的，再也不会有人愿意和我一起玩了，怎么办啊？”小男孩的眼中充满了泪水。幸好同学们都在埋头苦干，没有人发现他的异常。
只有细心的老师发现了小男孩的焦灼不安。他轻轻地走到小男孩身边，立刻就明白了一切。随后，老师不动声色地来到窗边，端着窗台上的金鱼缸走过来，经过小男孩身边时，他“一不小心”打翻了鱼缸，水溅得小男孩满身都是。这突如其来的事故惊扰了其他同学，大家都回过头来看着老师和小男孩。老师连忙向男孩道歉，并示意其他同学继续考试。接着，他领着小男孩，来到自己的办公室，擦干男孩身上的水，并给他一条干净的裤子换上。
小男孩回到教室的时候，穿着一条极不合身的裤子，皮带都系在了胸口上，看上去滑稽极了，但是没有一个同学嘲笑他，而是对他报以友善和同情的眼神。男孩心里充满了对老师的感激。
考试结束了，同学们陆续离开了教室，小男孩最后一个走到老师身边，他怯生生地对老师说：“谢谢您，老师。”
老师拍拍男孩的头，微笑着说：“不要紧，我小时候也弄湿过裤子。”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24期P41
观念
星竹
周钦是被姥姥带大的。姥姥是个麻利人，做事风风火火，讲究一个快字。姥姥从小教导周钦，干事不能慢慢腾腾，要干就得手脚麻利。姥姥的观念，影响了周钦的一生，使周钦自小就养成了一种做事雷厉风行的作风。
周钦是一名司机，坐他的车，人们总能听到他的牢骚，不是嫌前边的车开得太肉，就是嫌边上的车碍事挡道。周钦开了二十多年车，车技娴熟，在繁忙拥挤的城市道路上，超车是他的一绝。周钦忍受不了按部就班，跟在人家屁股后头的样子，不过，在同等驾龄的司机中，周钦的事故率也是最高的，剐了、蹭了的事一年总有几次。
生活中的周钦，也是一个快节奏，最看不惯做事迟缓、慢条斯理的人。周钦从来都是雷厉风行的周钦，就是回家做饭炒菜，也是一个快字。不过，不是被菜刀划破了手指，就是将盘子碗摔碎。
周钦因为车技一流，参加了一个汽车俱乐部。听说周钦是老司机，俱乐部的同仁更拿他当了座上宾。谁想比赛时，开快车最拿手的周钦的名次却非常靠后。平日他最看不惯的一些慢性子，反而拿了前几名，这给了周钦很大的刺激。
直到若干年后，周钦在一次车祸中，才被朋友一语道破：他不是麻利，而是急躁，属于忙中出错的一种。周钦意识到，屡屡的事故，与自己的性情真的有关。不然，为什么切个菜也要划破手指，端个碗也会摔碎。用他老婆的话说，周钦这一生，每天都像是在赶集。
天下确实有很多像周钦这样的人。仿佛生活中，快字才是第一位的，不风风火火就不是日子。然而大多数的时候，生活并不需要如此的急切，反而更多的是一种按部就班。
周钦已经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但他改不了，并认为这是一个习惯问题。但就是从那次车祸之后，朋友说他根本不是什么习惯上的事，而是他的观念有问题。
反思之后，周钦也问自己：难道生活真的需要如此匆匆忙忙吗？周钦从观念上将生活的节奏降了下来。在舒缓的节奏中，他的车子再也不与人剐蹭碰撞了；做饭切菜，刀子也不再划破他的手指；家里也听不到他摔盘跌碗的声音。迟缓下来的周钦似乎换了一个人。更让周钦和家人深感意外的是，他多年的高血压，竟然也降了下来。
周钦渐渐醒悟到，原来这一切都是与他的生活观念有关，观念变了，一切也就变了。生活中，是观念主宰了一切，改变了一切。而不是他认为的所谓习惯。
观念不仅约束着一个人，可以让一个人变成这样，或是那样。观念同样也可以约束一个国家，一个社会。
不少人奇怪，德国人制造出的机械怎么会那么皮实耐用。德国人加入了欧共体后，大家才猛然发现，原来是在观念上，德国人与别国根本不同。
有一件真实的例子，欧共体成员在一起研制大型客机的试飞阶段时，一些国家的工作人员照例将〃精心保养〃、〃小心爱护〃的字样贴在机舱的醒目位置上，以提醒前来试坐的顾客们处处小心。这几乎是全世界的生产商们所惯用的〃提议〃。
而德国人却按照自己的做法，撕去了那些提醒人们如何小心，如何爱护的字样，请前来试坐的每一位顾客，对机舱内的所有设施尽可能地折腾，比如厕所的门，你尽量地硬拉硬拽，甚至摔打；对你的座位，你尽可能地摇晃，甚至拆卸；凡是开关、按钮、能转动的地方，希望你用最大的力气去扭动；抽水马桶、餐具、顶灯开关……你都可以以破坏式的方式使用，从而达到最高的极限。结果，凡是易损，易坏的部分都暴露了出来，最终得以加固完善。
德国人的产品之所以经久耐用，原来在于他们对产品试验时的与众不同，德国人从来不主张让人去小心爱护。因为一件产品是否耐用，完全是产家的事。这种认识的不同，完全是观念上的不同。
去改变我们的观念，有些事，便会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改变。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24期P07
好言一句
流沙
一所旅游学校的的老师给大家出了这样一道问题：“有一个导游，带着许多客人瀑布前，众游客兴致很高，高谈阔论，根本听不清导游的安全提醒，导游该怎么办？”
有人说：“用手中的扩音机大声说。
还有的说：“挥舞手中的旗，示意大家安静下来，自己有话要说。。。。。。”
导游笑了，说，你们能不能这样说：“如果诸位能安静一会儿，那么，我们将会听到瀑布更加宏伟的声音。”
大家听罢，纷纷叫好。
睿智的人往往善解人意，他的语言像水般温润，让你觉得没有什么地方不妥，让生活中许多可能伤害人的东西变得温暖妥帖起来。因为他们的睿智，把许多枯燥无味的，甚至面目可憎的语言美化了。
说话是一种智慧，一种人生艺术，话说得多，并不代表你说的好。有个故事，一位日本议员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年，他参加议员大选落选了，他十分沮丧，许多朋友安慰他，为他总结失败的的教训。议员心烦意乱，根本听不进那么多的话。
面对失败，议员对自己越来越没了信心。有一天，他到一家食品店里购食品，有位认识他的收银员却轻轻松松地对他说：“议员先生，谢谢你的光顾，另外，我多么希望看到以前那个自信和笑容满面的人。”
收银员的这句普普通通的话，让议员十分感动。面对这位并不熟悉的人，议员差点掉泪。
三年后，议员再次参选，他顺利地当选了。议员后来收银员成了最好的朋友，因为议员认为是他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他重新找回了自己。
我们迫切需要像温泉一样的言语，它最好像春风一样拂面， 我们是多么地迫切需要它，但它又是离我们那么遥远。
这不是大家的错， 也许我们从来没有刻意组织自己的言语。你认为，这对自己来说，并不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全错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24期P01
棉袄
李家同
我在台湾工作的学校里有一位老工友，退伍军人，我们称他为张伯伯。春节以前，我要到大陆的杭州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张伯伯听说以后，就来找我，说有事要请我帮忙。
张伯伯给我看一件好旧好旧的棉袄，他显然早已不穿这件旧衣服了，但是看起来这件棉袄却有十分特别的意义。
张伯伯曾经参加过一场大会战，当时战况非常惨烈，张伯伯经常活在饥寒交迫，既无粮草，又缺弹药的情况之中。
一天在战场上，他看到一个被打死的解放军士兵，他腰上有一个水壶，张伯伯就跑去拿这一个水壶。在张伯伯设法解下水壶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小兵还带了不少的干粮。
天气越来越冷，而小兵穿了一件很好的棉袄。张伯伯认为小兵已经死了。他就剥下这件棉袄，穿在军服里面，他甚至还将这位小兵的鞋子也据为己有了。
张伯伯说，如果不是这件棉袄以及那个小兵的水和干粮，他可能会冻死，也可能因为缺水缺粮而死在战场上。所以他一直带着这件棉袄，因为他一直对棉袄的主人心存感激。
张伯伯突围以后，在棉袄里发现了棉袄主人的名字和家乡，这位小兵的家人将他的名字和住址写在一张小纸片上，而这张小纸片就塞在棉袄内部的一个口袋里，小兵的名字叫做李少白，他的家乡是浙江省白际山里的一个小村落。
虽然张伯伯对李少白心存感激，但始终没有同他家人联络。当时他自己只有十九岁，他的感觉是李少白死的时候也只有十几岁。张伯伯来台湾虽然一开始也很苦，可是现在孙子已经在念清大的电机系，他虽然过得很好，却一直记挂着李少白的家人，不知道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他给了我一笔钱，叫我带到大陆去交给李少白的家人，他说大陆乡下人多半住在老地方，我应该找得到这个地方的。
张伯伯请我务必告诉李少白的家人，他绝对和李少白无冤无仇，他家很穷，当兵是迫不得已的事，当时他也弄不清他为什么要打共产党，他也相信李少白和他一样，一心一意只想早日打完仗，好回去耕田。他说：“我们都是小老百姓，我们小老百姓之间是没有仇恨的。”
杭州开完会以后，我就去白际山了。我们开会的时候，我逢人就问白际山怎么去，没有一位知道。我只有自己想办法，换了好几种交通工具，最后包了一部汽车往白际山上的那个小村落驶去。
李少白的老家在山上，说实话，这里不仅落后，而且也相当荒凉，上山的公路颠得厉害，一路上看不到几户人家，汽车更是几乎完全看不到，偶然可以看到公共汽车带人上下山。因为是冬天，所有的树木都没有叶子，这部汽车似乎没有什么暖气，亏得我穿了一件羽毛衣，再加上当天有太阳，我还不觉得太冷。村庄到了，我东问西问，居然找到了李少白的家。乡下人很少看到汽车来访，纷纷出来看我这个不速之客是何许人也。
这个家似乎人很多，其中有一位长者，他行动不便，必须靠拐杖才能走路，他招呼我坐下。我忽然紧张了起来，不知该如何启口。
我结巴巴地将张伯伯的故事讲完，也完整地转述了张伯伯那段“小老百姓彼此无冤无仇”的谈话，最后我拿出了那张已经发黄了的纸片，上面有李少白三个字。
老先生将那张纸片拿去看，整个屋子的人鸦雀无声，都在等他说话。老先生的手有一点抖，他看了这张纸片以后，终于说话了，他说：“我就是李少白，我没有死。”
故事是这样的，李少白在前一天的战斗中被一枪打中了大腿，当场就完全不能动了，一步也不能走，连爬都不能。他的连长找了两个人，将他放上了一个担架，盖上一床棉被，叫这两个人将他送到后方的一个医护站去。
李少白有一个伙伴，在李少白快离开的时候，这个军中伙伴要去了他带在身上的水壶和干粮，因为后方不会缺水缺粮的，李少白不仅给了他水和干粮，也给了他棉袄和鞋子，他反正短时间已经不可能走路，而且棉被也够暖。他完全没有想到他的伙伴第二天就阵亡了。他虽然到了医护站，却成了残障者，走路要靠拐杖，解放军给了他一笔钱，叫他回家。他有时也曾想到他的那位伙伴，但不知如何和他联络，今天才知道伙伴早已离开了人世。
李少白的一番话，使我不知该说什么，我决定不提张伯伯托我带钱来的事，因为我担心老人家会怕触霉头，还好李老先生打破了僵硬的气氛，叫人弄来一大碗热腾腾的粥，也弄来了一些小菜，招呼我吃。我吃得津津有味，从来没有想到可以用粥来招待访客。
老先生问我张伯伯在台湾生活的情形，我告诉他张伯伯在军中时当然很苦，退伍以后，生活稍为改善了一些，最近是很舒服的了，不愁吃，不愁穿。
老先生说他苦了一辈子，因为他是个农人，却不能种田，亏得他太太始终对他非常好，他的家人也一直没有嫌弃他。
我告诉李老先生说张伯伯的两个儿子都是工人，但孙子都受了良好的教育，其中有一位还是新竹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学生。
老先生一听到这些，忽然兴奋了起来，他说他的儿子们都是农人，但有一个孙子快上大学了。这个孙子极为聪明，县政府给他奖学金，使他能到城里的高中去念书，他今年高三，模拟考的分数非常高，一定可以进入重点大学，现在是寒假期间，孙子放假，现在虽然不在家，但马上就要回来了。
总算看到了这个聪明的小子，他说他的分数应该可以进北京清华大学的电机系，我劝他万一进不到清华，进入交大也相当好了。这位年轻人对我这位来自台湾的访客极有兴趣，他透露了他的一个愿望：听张惠妹的歌。他告诉我他的宿舍里有张惠妹的海报。
我灵机一动，将我的羽毛衣脱下来，送给了�
![[段开来] 24世纪的罗曼史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