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6-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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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显得犹为悲壮。《平复帖》是其中最典型一例。
张伯驹最早是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平复帖》的，当时归溥儒（溥心畲）所有。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之孙。溥儒在1936年将所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卖于他人，后流于海外。这件事情让张伯驹久久不能释怀。据王世襄回忆，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因此委托硫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但溥儒索价20万元，张伯驹力不能胜而未果。第二年又请张大千也向溥儒求购，同样在20万元的要价前止步。
一直对此念念不忘的张伯驹后来偶然得知溥儒最近丧母，急需钱财为母发丧，经傅沅叔斡旋，以4万元购得。张伯驹后来得知，另一位白姓字画商人听说此事后，也想拿到此帖卖给日本人，出价便是20万。庆幸的是，《平复帖》已在张伯驹手里。张伯驹后来写了篇小文，只淡淡地提及此事，“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在张伯驹眼里，这些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字画的价值，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
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
“我父亲每个月都要到上海分行去开会，一早飞机下来以后，我们的车去接父亲。”像往常一样，一辆汽车开在前面，张伯驹乘坐的那辆车跟在后面。谁知一进胡同口，张伯驹很快被一辆黑色小汽车上下来的人带走。
绑架者的身份和底细也很快成了上海滩公开的秘密——他们是汪伪特工总部的“76号”特务组织，他们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
绑架者明显是冲着张伯驹的钱财来的，但张家的钱其实大部分都变成了那些珍贵的字画了。“我父亲的叔叔跟我母亲到处借钱，因为家里没有钱，他们有钱都买了字画。”张传彩回忆，最简单可行的办法是变卖字画，拿钱赎人。潘素后来设法去看了张伯驹一次，丈夫却偷偷告诉她，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那幅《平复帖》！
“父亲说，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他说不要以为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张伯驹宁可冒着随时被“撕票”的危险，却始终不肯答应变卖一件藏品。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与张家人多方筹借，才将张伯驹救出。
张伯驹很快离开上海，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潘素将年幼的张传彩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一人先回北京，后来的几年里，张传彩只记得父母亲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北京已经沦陷，母亲潘素为了不让像《平复帖》那些国宝级的字画出任何意外，将它们偷偷地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
张伯驹与《游春图》，是另一段值得被永远铭记的佳话。
30年代溥仪到东北当伪满洲国皇帝时，带走故宫1200件珍贵文物。1945年，随着日本的战败，一些珍贵字画开始流于市面。“吾人即建议故宫博物院两项办法：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作价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认为，那批文物中有价值的精品约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不需太多经费，便可大部收回。
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琉璃厂一位叫马霁川的老板正为一幅古画寻找买主，这幅古画正是稀世珍宝《游春图》。张伯驹原本建议故宫博物院出面买下，并表示如果经费不够，自己“愿代周转”，但故宫方面仍未有回应，无奈之下张伯驹决心个人出面。
琉璃厂墨宝斋掌柜马保山后来回忆，张伯驹与马霁川接洽在先，但马霁川索价800两黄金，“因马要价太高，先生不便再谈，于是转而请我从中周旋”，张伯驹最大的担心是《游春图》这样重要的国宝被惟利是图的文物商转手售出国外，“伯驹先生和我商谈时特别强调这一点”，马保山回忆，“当时我为先生如此尽力维护国家尊严，保护文物的精神所感动，决心倾全力以成全此事。”
经马保山斡旋，几次来回谈判，终于以220两黄金谈定。
但那个时候这个数字对张伯驹来说已显吃力。十几年里，他手里的钱几乎都买了古书古画，万贯家财已经用尽。在此之前，他刚刚以110两黄金收购了范仲淹的《道服帖》。当年一掷千金的富公子，现在连几十两金子都拿不出来了。
那时候，张伯驹一家住在弓弦胡同一处宅院，当年的那座豪宅占地15亩，富丽无比，在张伯驹住进来之前，它的主人是晚清大太监李莲英。“那里有四五个院子，花、果树、芍药、牡丹都有啊，好几个会客厅、长廊”，张传彩回忆，追求雅致生活的张伯驹十分喜爱这个院子，但为了购买《游春图》，张伯驹变卖了自己最爱的这处住宅。
成交之日，卖方找人来鉴定黄金成色，“那个商人说这个金子成色不好，要240两，就是又加20两。但是他说你老岳父财力确实是不行了，最后那20两拿不出来了。何苦呢？这是倾家荡产啊，为了这么一幅画。”楼宇栋回忆。这幅几乎让张伯驹“倾家荡产”的画，在1952年被捐给国家。
传奇
“张伯驹”这个名字以及他独特的价值，因为那段特定的历史而在很长一段时间被遮蔽。近年来，有关这位传奇人物的那些并不算老的往事被逐渐开掘出来，即便只是流年碎影，但它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力量，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一种耀眼的光芒，也温暖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自述。张伯驹似乎是注定为收藏而生的。收藏有两大要件：一为财，二为才，前者自不必提，至于后者，天生聪慧的张伯驹有令人惊叹的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自己曾回忆，在友人家里偶翻一书，过若干天后，还能将其中诗句背诵下来，而持有此书的友人却毫无印象。
有人曾经描写他所见到的张伯驹，面庞白皙，身材颀长，肃立在那里，平静如水，清淡如云，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张伯驹那时所经历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圈。而对世俗的生活相当淡漠的张伯驹，好像也一直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张伯驹的老朋友孙曜东回忆，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但对看中的文物，张伯驹却是一掷千金。“那时很多字画商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因为人家开出的价，他从来不还。”张传彩说。
张伯驹散淡的个性，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曾有很传神的描述：“我到了张先生那里，去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要回学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就走，摆脱俗念，我们那个关系没人理解。”
1945年，王世襄参与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得以与张伯驹结交。王世襄后来回忆，他一直想研究《平复帖》，但想到东西实在太珍贵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张家看上一两次。
“没想到我一说，他就说‘你拿回家看去’，这下倒给我添了负担了”，“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王世襄回忆自己拿到这幅“稀世之宝”时的心情。“《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一时顿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
沉浮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是张伯驹将国宝献于国家的第二年，他就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陈毅知道我父亲打成右派后，有一次要请我父亲吃饭，陈老总说像你这样一个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都捐给国家的人，还能是右派吗，我想不出，我向你道歉。” 20年后，刘海粟也向张伯驹问及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张伯驹则坦诚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
在建国初的一次文物展览会上，陈毅与张伯驹一见如故。1961年，经陈毅介绍，张伯驹夫妇来到长春，张伯驹出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4年后，张伯驹将自己所剩的书画收藏共计30多件又捐献给吉林博物馆。其中一幅是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被认为是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张伯驹曾经这样表达过：“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最后也捐了出去。
但张伯驹的命运继续向下滑落。1967年，张伯驹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隔离审查了八个月后，被迫从吉林省博物馆退职，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但公社拒绝收下这个已经快70岁、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着的老头，在一个雪天里，被拒绝落户的张伯驹夫妇离开舒兰，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原来的地方已经被别人占上了，只留了一间，就是一间10平方米的屋子，一间里头大概分了两间，外头放了一个桌子，父亲在那儿整天写什么，里头屋子是睡觉。”
曾经拥有稀世宝物的张伯驹，一下子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一无粮票，二无户口的张伯驹老两口，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过了一年多。
楼宇栋说，张家生活好时，曾有大大小小10位管家，负责中餐、西餐的4位大厨，但这样的生活落差好像并没有让张伯驹有多大困扰，“在1969年到1972 年最困难的3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王世襄回忆。忆及父亲，女儿张传彩还是不免酸楚：一辈子不经手钱的张伯驹那时也学会带点零钱，出门为家里买点零用品，“即便那样，也从来没听他抱怨过什么”。
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张伯驹的命运也因一个偶然之机而突然转变。1972年，患难之交的陈毅逝世。悲痛的张伯驹要求前去吊唁，但由于他的政治身份，最终不能如愿。他挥泪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副被悬挂在灵堂中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的挽联，突然被穿着睡衣、临时赶来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捕捉到了。他连声说写得好，询问陈毅夫人张茜，撰联者为何人。张茜趁机将张伯驹的近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马上交待让周恩来总理解决此事。于是，“黑”了3年的张伯驹才正式落户口于北京。
待1978年平反恢复政策，张伯驹已是位八旬老人。而80岁以后，是张伯驹一生最忙的时候。他频频参加各种戏曲、诗词、书画研讨会，想为他挚爱的中华文化尽最后一点力量。但留给他的时间并不算很长。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因级别不够不能住双人或单人病房，张伯驹和七八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不时有重病号抬进来，死的人被拉出去，心绪不安的老人闹着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刚刚离开人世。
1995年5月黄永玉先生出版画册，其中有一幅“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1982年初，黄永玉携妻儿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两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4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王世襄也感慨：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4万块购买《平复贴》、黄金170两易得《游春图》，并于1955年将8 件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先生、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他十分赞赏黄永玉为张伯驹下的论断——“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是张伯驹一生遵循的收藏的信念，他也用一生实践了这个诺言。有人说，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寂寞的孤峰，这样的人，为后人留下无数传奇之后，便再难出现了。
摘自《读者》2006年第1期
智者的回答
作者：汪金友
一、最困难的事。有人问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你认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是最困难的？”泰勒斯回答说：“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难，认识自己的不足更难。
二、贵重的财物。毕阿斯出生于古希腊普里埃耶城。一次，当普里埃耶城遭到围攻时，居民们纷纷带上自己最贵重的财物四散奔逃，只有毕阿斯一个人赤手空拳。居民们问他为什么这样离开时，他回答说：“因为我的一切都在我的身上。”是的，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吗？
三、快乐的工作。有人问毕阿斯：“什么样的工作最能让人快乐？”毕阿斯回答：“挣钱的工作。”这是一句大实话，能够挣到更多的钱，才能更好地生活。
四、安全的船。有人问古希腊思想家阿那哈斯：“什么样的船最安全？”阿那哈斯说：“那些离开了大海的船。”不走路，才不会摔倒；不航行，才没有危险。但船离开了大海，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
五、永远的道德。有人问雅典的执政官梭伦：“为什么作恶的人往往富裕，而善良的人却往往贫穷？” 梭伦回答：“我们不愿把我们的道德和他们的财富交换，因为道德是永远的，而财富每天都在更换主人。”道德是永远的，财富是暂时的。靠作恶致富的人，内心肯定会非常空虚，而且富裕也绝不会长久。
六、理想的家居。有人问古希腊的庇塔乌斯：“最理想的家是什么样子？”庇塔乌斯回答：“既没有什么奢侈品，也不缺少必需品。”这个回答很理智，也很聪明。奢侈品是给别人看的，必需品是给自己用的。打肿脸充胖子的人，永远也成不了“胖子”。
七、健康的意义。有人问赫拉克利特身体健康的重要程度，赫拉克利特说：“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战斗，知识就无法利用。”生命因健康而快乐，因疾病而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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