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6-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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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注视着这颗镶嵌在银手镯里的小珍珠时，我咬着嘴唇，不让眼泪流下来。这些话要是在早一天说，在我知道自己怀孕之前说，那该有多大的意义啊！我怀孕的消息宣告了我的梦想的破灭。从我记事起，母亲便坚持每周攒上几美元，以供妹妹玛丽安娜和我上大学用。她告诉我们，接受教育是我们摆脱在家乡科尔达拉小镇煤矿工人生活的惟一出路。
高中毕业后，我没有继续读书，与男友丹结了婚。等到丹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的第二个孩子也已出生了。一直以来，看着手腕上的手镯，我不知道约克先生到底在我身上看出了什么非凡之处。最后，我把手镯丢在了抽屉里。
7年后，丹在小城附近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因为我们最小的孩子也上学了，在这个躁动不安的时期里，我尝试着各种各样的工作―商店职员、有氧运动教练。但是我仍时常打开抽屉，看着那手镯上的珍珠想：比起当年约克先生看到的小珍珠，你长大了吗？夜深人静时，上大学的目标总让我无法入眠。但每每这时，我都会打退堂鼓：我已经35岁了！一天，母亲打电话给我：“还记得我为你们上大学攒的钱吗？还放在那儿的呢。”17年的光阴并没有磨灭母亲的梦想。
我花了6个月的时间来鼓起勇气，终于在1996年9月，我被库茨汤恩大学录取了。重新回到学校比我之前担忧的困难更多。我要与信息社会我小一半的年轻人竞争呀。五月的一天下午，在上完一节异常紧张的课后，我含着泪开车回家，一路上思索着自己重返校园究竟是不是明智之举。
几天后，我在牙医诊所碰见了约克夫人。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过她了。我跟她讲了小珍珠的故事以及它是如何促使我重返校园的。“但结果证明这实在是太难了。”“我明白，”她赞同的说，：我丈夫也是三十多岁才上大学的。“我听着，吃惊不已，我一直以为约克先生已经教了很多年的书了；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毕业班是他从教以来带的第一个班。是约克夫人的这次偶遇被我视为坚持念完剩余三年的路标。
毕业后同，我到了一所地方高中教英语。由于要校外生活多年，我力图将真实的世界引入课堂。参观工厂、邀请地主企业家讲课与莎士比亚文学一样被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2001年，从教一年后，当全国优秀教师奖颁奖时，我有幸成了百名获奖者中的一员。那于，我碰到了恩师约克先生，他就要退休了。他坦言由于在高中时成绩很差，他缀学了，感到前途渺茫，因为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是什么让他发生转变的呢？“是心灵的重生和别人对我的信任。”他说。
猛然间，我恍然大悟。您之所以要给孩子们小珍珠，是因为您看到了20个缺乏自信的年轻人。”“不，”约克先生说，“我看到了20个身上有着非凡之处的人。”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4期P07
安放那些孩子
王小妮
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村庄是妇孺们的天下，有力气有胆量的人都去城市了。他们自己在陌生又“富丽堂皇”的城市落脚还很艰难，他们的孩子大多只能留在乡村。
在黄河沿岸密集的村子里，女人们靠着中原特有的高院墙，孩子们在细腻的黄泥里追逐。曾经我遇到五个突然跑到照相机前面来的男孩，五个完全赤裸着，想被照进相机。其中一个爬上了汽车前厢盖，但是，马上窜下来，尖声号叫，中原的太阳把那片铁皮晒得锅底一样烫，光溜溜的孩子不知道。这一群，五岁、七岁、八岁的都有，都没有去读书。他们一刻都不能安静，总在嬉闹耸动，像从发臭的河里刚钻出来的几条顽皮的黑鳗鱼。那村庄所在的一带，就是被称作魏晋风骨的竹林七贤的故乡。
2004年，在黔东南的古镇旧州，一群孩子包围住了徐敬亚，争着看他手里那摁一下之后就能马上出现人头人脸的相机。我们沿着光滑潮湿的巷子走了两个多小时，也没能甩下他们。你照那些阴黑湿绿的古旧房子，照流着小股水流的街面，不管照什么，他们都把一个个小脑袋伸向镜头。一直望着我们开车而去。我回头看他们，那几个七高八低的孩子，一直到在那里站到消失为止。
在山西，在北方的冬天里，穿着开裆裤的孩子，沿着结冰的土路踉踉跄跄地跑，露出开裆裤的屁股冻了，像夹着两条正在腐烂变色的香蕉。
在河南辉县，就是“文革”中打开太行山挖红旗渠的那个县。正是麦收季节，新开出来的大路边到处是晾晒中的粮食，晒粮人的孩子们在争抢一只竹飞机。那种东西，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见过，还以为早绝迹了。那种最简单的玩具，两只手用力搓，竹片就能飞上天。追抢飞机的孩子因为跑进了刚摊开的麦子，被他们的母亲恶声咒骂。
2002年元旦，在山西洪洞县的街上，一群人每人牵一条威猛的狗招摇过市，队伍吓人地庞大，几十号人呼啸而过。后面颠颠跟着一个孩子，大约八岁，或者九岁，也牵一条黄小狗，一路都在追赶。由于狗们急于向前冲，让所有牵狗人都显得昂首挺胸，像一群“戴镣长街行”的英勇赴死者。我问街上慌忙躲避让路的，他们回答说，学校操场要举办斗狗大奖赛。很快，在墙壁上见到了告示：“世界恶犬大战”。
我所知道的洪洞，只是京剧《苏三起解》唱词里有一句“洪洞县里没好人”。这句话让当地人气愤又无奈。“苏三监狱”的旧址还在，卖门票的比买门票的多，看起来都是些正当读书年纪的小姑娘，她们说，唱戏的诬蔑咱洪洞呢。
许多的乡村少年因为各种原因不再读书，真正哭喊着要读书而交不起学费的，少于主动离开学校的。学费是一个原因，但是不能忽略一些乡村孩子患上了阅读困难症。读书的结果，如果不是离开乡村，读书就变得毫无意义。一个河南武陟县的少年留在家里，父母下田，他没有去帮忙，只是打牌抽烟睡觉看电视，四处逛逛。他说他脑子有病，看书脑瓜疼。我问他为什么不帮家里割麦？他说他家那点儿麦，一夜就割完。他所说的一夜，是用机器。农民算过了，用机器比人划算。人呢，就常常闲着，午睡后在大桐树下打纸牌。一看书就脑瓜疼的说法，在贵州、吉林、广西、江西都听到过。玩耍和读书相比，当然后者要痛苦。
等一个农民的孩子明白了读书的好处，已经很难再回到学校了。在贵州织金，我见过一个出外打工几年又回到初中读书的年轻人，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站起来比他的同班同学高一截。
在广东的清远，在河北与河南两省交界的乡村里，都见到没有读完初中的孩子看守家庭养鸡场。露天里借着树干，搭一个简单席棚，架上蚊帐，薄木板铺榻，枕头边有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南方北方居然完全相似。清远的男孩子榻上有一本无头无尾的《故事会》，北方的孩子铺上反扣一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他们都显得孤僻寡言，没有和陌生人讲话的愿望。
我过去不知道山西有个叫解州的地方。既然是“州“，以为是个大地方，开车绕了很多路，才找到了那个小镇子。是读“谢”的音。当地人说他们的关公庙在世界上是最大规模的，我看了那庙，确实古旧，全木质，虽陈旧，保留还好，灰暗的，雕梁画栋的。我刚到解州，就听人们说，日本鬼子打到了这儿，都没敢动这座关公庙，好像它对于入侵者有超常的震慑力。
在庙门外吃拉面，到处是污水的肮脏路边，一个少年弯腰在一个汽车轮胎似的橡胶大盆里洗脸，那张脸像一只不大的黑土豆。他大声唱歌，谁看着都欢快，黑盆里的水被这个歌唱者溅起来很高，亮晶晶的。不远处，是一张临街的面案，一个妇人正用力揉一块巨大的面团，我误以为他们是母子。妇人歪歪脸说：我雇的，刷碗的小工。
下面就讲到小偷了，偷窃犯案现在越来越猖獗，但是，我说的这个小偷顶多是个“准小偷”。
小偷出现在郑州市区临近北郊的一个还没几户入住的新住宅小区，后来知道，他在潜入别人的屋子之前，已经在小区里露宿了两天，没被人发现。小偷沿房子的雨水管爬上二楼，进入一间卧室，估计时间很短，他只是偷喝了房子里的一罐饮料。房子里的住户回来的响声惊动了他，他躲进卫生间。住户恰好上楼直接进入卫生间，偶然回身，看见门后又黑又扁地贴着一个人，住户下意识地喊叫，小偷立刻跪在地板上磕头。很快，小区的保安和保安队长都来了，有点兴奋，要把小偷捆上押送派出所。当然，在刚见到小偷的时候，保安们狠狠踢打他，被住户劝住了。
大家喝令小偷掏出口袋里的所有东西，担心他怀里藏有凶器。翻遍全身，只有半包烟，几张电话磁卡。保安们说，磁卡正是小偷打开房门的作案工具。
住户看小偷相当年轻，问了，只有十八岁，再问，家住在相距不远的中牟县。住户感觉这还是个孩子，不是职业盗窃者，起了怜悯心。而被迫脱光了衣服的小偷一直吓得发抖，颠三倒四说他家里穷得很，上不起学，吃不饱饭，爹娘都有病，他实在没办法才跑到城市里找活路。住户和保安队长商量，决定开车送小偷回家。
小偷非常害怕上汽车，大约他认为这些人肯定在骗他，一定会把他交给警察。直到看见出了城，出现了他熟悉的田地，小偷忽然松弛了，甚至迅速变成了一个平常人，左右环顾，欣赏麦田和杨树。一路上几个人都劝小偷年纪还轻，要把握自己，好好成个人，他似乎没什么心思听。临近了中牟境，他心情更好，热情地介绍，哪里有鱼塘哪里有果树，他已经快成一个导游了。
随行的保安队长让小偷指出他的家在哪，小偷才又警觉了。小偷的家不仅是新的贴了磁片的小楼，平光光的院子里还停放着拖拉机摩托车。小偷的父亲不够友好地出来，责问这几个来人是干什么的，保安队长让小偷自己讲。这个时候的小偷又恢复了“小偷”的胆怯，声音很小话语很简单，他只说了五个字：我摸了他家。他的父亲立刻脱掉脚上的鞋，满院子追打儿子。
事情过去不到半年，又是这个小偷忽然打电话给房子的住户说，他缺钱花了，想向叔叔借点钱。被拒绝后，一个星期，他再次来到小区，这次是等在大门口，提出见那个好心的住户，保安们认出他是小偷，恶声说：你还敢来，再看见你，看打不死你。把这个十八岁的乡村年轻人吓退了。
显然，这个孩子不是因为贫困才做小偷，他内心里的最大动力是厌恶乡村，向往城市，但是，城市里没有他的落脚地，没有足够的钱，城市就不是他的。
2002年，河南的一份报纸上登载过这样的消息：一个人从1974年，他还年轻的时候开始了第一次偷牛，被判刑十年。出狱后一年，他再次偷牛，判刑五年。1994年，第三次偷牛，又判刑。1999年，他第四次偷牛，第四次入狱一年六个月。2000年冬天，他赶着第五次偷来的牛沿着京广线走，被发现抓住，被判刑两年。
我相信教化，也粗略了解沿黄河生存的古人有着最悠久漫长的文明教化的历史，先贤有关的言论典籍，历史上有太多的记录。但是，教化和人的本性是相悖的。对于生在了乡村就是乡村人，正像“法官的儿子就是法官”一样，一个不甘做“乡下土佬”的孩子，除拼命读书之外，他的出路实在太少，他的眼前只有一堵墙。而对于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人，羞耻已经不算什么，没有羞耻感的人，妄谈人格、荣誉、尊严。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5期P24
被风偷走的帽子
刘川北
让人犯愁的冬季一个不少准时准晌地来了。我家的灶屋，黑锅底透着锈红的冰渣，水缸裂了缝，结了冰，取水时需用铁锤凿开冰层。做熟饭，母亲往灶灰里放一块红砖，过半个时辰，取出，让我们搂着那块砖头取暖。这个笨办法是母亲的创新发明。可是，这仍然解决不了大问题。我们冷啊！像树巅一片枯萎的黄叶瑟缩颤抖不已。我的手冻了，脚冻了，特别是耳朵，裂了口子，灼心般地疼。脚冻了，母亲给我们的鞋子里垫上温暖而舒适的干草；手冻了，母亲用拆解的旧衣服做护手的棉筒。耳朵怎么办呢？
母亲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给我买上一顶棉帽。母亲想要的是那种有耷耳、里子披绒的棉帽。那年冬天，母亲就无数次说过：“要是有一顶棉帽就好了。”一顶棉帽对于一个穷人的家庭是奢侈的，母亲没有钱去买一顶棉帽。这事就搁着，一直到与冬天的再一次重逢。其实，那顶帽子并没有因为随后春天的来临，把母亲的愿望打消掉，相反，却像一粒生命力极为顽强的种子，经春历夏，更加枝繁叶茂起来。
母亲把攒下的零零毛毛和借来的布票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包好，面带笑容，吩咐我说：“走，去买帽子。”到供销社有七八里地，母亲不空着手，背上竹筐，经过野地时，顺便拾些做饭的柴禾。我扯着母亲的衣角，高兴地随在后面。
母亲捧着棉帽走出来，瞅了瞅天边的阴云，愣了一下。她忽然觉察售货员似乎算错了账目，少找了钱。母亲迅速地把灰手帕盖在装满竹筐的柴禾上，棉帽轻轻放上去。母亲急转身，奔进了供销社。
母亲再次出来时，棉帽不翼而飞。
帽子的丢失让母亲大为震惊，喘着粗气大声斥责，帽子呢？咱们的帽子呢？你把它藏哪儿了？我胆怯地说不出话来。我一直蜷缩在竹筐旁边，我没有感觉到帽子是怎样长腿跑掉了，只知道一阵大风吹来，吹得脸麻麻的，我用衣襟护着自己的眼。
母亲喊我：“你撒尿去了？”我摇摇头。
“你一直在这？”我点点头。
“有人来过？”我不点头，也不摇头。我实在是记不起来了，疑惧地看着母亲扭曲变形的脸。
母亲疯了似的。
“谁拿了帽子……谁拿走我们的帽子……”
没有人应答。母亲见一个人问一个人，没有人知道那顶帽子的去处。母亲似乎觉察出什么——那顶帽子再也不会回来，帽子被人偷了。既然被人偷了，谁还肯拿出来归还它的主人呢？除非那人像母亲一样疯了。
母亲开始用最难听的话发泄自己的愤懑。字字句句都是投向空中的炸雷。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只有母亲一个人在挣扎，母亲的脸像是藏了一只受了惊吓的小兽，不住地颤抖。母亲的嗓子哑了，喊声弱下去，剩下哭泣声和寒风纠缠着，撕扯着。吹乱的头发上沾满了草屑，衣襟上的扣子掉了，花裤带蛇一样地垂下来。母亲的那个样子俨然是得理不要命的泼妇。母亲是一个矮小瘦弱的女人，向来是温顺的，连说话都是慢声细语、小声小气，母亲异常的举止让我想到隐藏着的人性的另一面。后来，母亲回忆起这件事，也总是说，怎么会那个样子？她不会轻易地提到这件事，母亲是要忘记这件事。不轻易地提及这件事，并不能说明她已经把这件事遗忘。
围拢的人多了。大家疑虑母亲精神有毛病，有人建议掐人中，有人嚷着扇耳光，还有人提出送镇卫生所。母亲反抗着每一双伸过来的手。
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有人喊，那不是帽子吗？
帽子静�
![[段开来] 24世纪的罗曼史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