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6-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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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的始祖。”有一个孩子说道。

　　我开始问他们，历史上有谁曾经制造出漂亮的借口。我在黑板上写下了些提示：希特勒的女朋友爱娃·布劳恩、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伯格（他俩犯了叛国罪）、犹大（出卖耶稣的叛徒）、匈奴帝国国王阿提拉（最成功入侵罗马帝国的野蛮入侵者）、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刺杀了肯尼迪总统儿）。

　　“嘿，麦克柯特老师，你会把老师们的名字也写上去吗？”一个学生大声地问。

　　这时我突然听见有人悄悄地说：“麦克柯特老师，校长在门口。”

　　当校长和学校理事们走进教室时，我的心脏差点蹦了出来——没有人通知我校长会来视察。他们一直走到孩子们的身边，看着那些试卷，一位理事拿起；来一页一页地翻，还递给校长看。

　　理事皱起了眉头，校长撅起嘴唇。在把他们送出教室时，校长低声对我说，理事要见我。

　　“我的天啊，我完蛋了！”我心里想，他们一定是要找我算账。我走进校长办公室，他端正地坐在座位上，“请进！”’一位理事礼貌地对我说，“我只是想和你谈谈那堂课，你究竟做了什么？他们表现得实在是棒极了，学生们的写作水平可以和大学生媲美了。”

　　他转身对校长说：“孩子们为犹大辩护，这实在是一个极其高明的点子。我真想和你握握手。”那位理事转向我，“你的教学档案里将会有一封表扬信，以证明你那极富激情和充满想象力的教学能力。谢谢你。”

　　天啊！这是从一个地位无比重要的人的嘴里说出的高度评价。我激动极了，走在学校的走廊时，我心里想，我是不是该舞一曲，或者是飞起来？在第二天的课堂上，我竟然高兴得唱起歌来。

　　孩子们都笑了，他们说，“嘿，老师，学校本来就该这样，而不是充满各种各样的借口。”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5期P26　
　

　　　

两个人的天堂　
蔡成

　　何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作为实习记者，何必曾经接触过的新闻和图片，似乎全在述说着一个同样的主题：广东富得流油。可眼前这幢低矮的土砖瓦屋，破旧的门窗，空荡荡的家，却在无言地讲述着另外的故事。

　　何必脚下踏着的土地属于阳西县，是广东省阳江市所辖。

　　何必在昏暗的屋子里走了几个来回，看着眼前的一切：一辆破损待修的人力三轮车蹲在屋角，破铜烂铁和废纸张残器具随处可见，一个小女孩低头忙着将各种各样的垃圾分门别类捡好，码整齐，墙壁上贴满奖状。正是墙壁上挤挤密密的奖状引起了何必的注意。每一张奖状，无一例外，全写着两个名字：程思爱、程思晴。似乎，每次表彰都是两个人同时获得。但注意一看，就能发现，并非如此。一张张奖状上，最初只有一个名字，另一个名字，字迹歪歪斜斜，分明是后来添上去的。

　　小女孩发现何必在打量奖状，主动说话了：“我叫程思晴，我姐姐叫程思爱。”

　　何必问：“你姐姐呢？”

　　思晴：“我姐姐去学校读书去了。”

　　何必找了个小板凳，坐下：“思晴，你的爸爸妈妈呢，你干嘛不去上学？”

　　思晴的脸瞬间烧红烧红了，她低下头，将脑袋埋进两膝：“我爸爸坐牢去了，我妈妈捡垃圾去了。我明天才去上学，今天该姐姐上学。”

　　到底是实习记者，真的没见过“世面”，在首都皇城根下出生、长大的22岁的何必，居然当场就将自己那张年轻的嘴惊成了一个合不拢的圆圈：“你们两姊妹轮流去读书？”

　　比蚊子唱歌还压抑的声音从小女孩两个膝盖间传出：嗯。

　　何必很快信服了。程家的现状亮地摆在眼前：男主人吸毒，也贩毒，被判了12年，正在监狱服刑。毫无收入的女主人只好去拾荒货捡破烂。只是，拾荒卖破烂的收入，仅够维持全家日常生活，供养子女读书则无异于奢望。这样一来，思爱和思晴这对10岁的双胞胎姐妹，轮流去学校读同一班级，真的不失为一条奇特的“妙计”。

　　何必沉默了半晌，带着不安问：“学校老师和同学知道你们是两姐妹轮流读书吗？”

　　思晴的脸越发红了：“起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老师没骂我们，有时还给我们补课，还送笔和新本子给我们。同学们也不嘲笑我们，还把旧书包旧文具盒送我们……”墙壁上，果真挂着几个半新的书包。

　　何必愈听愈清楚了，这对可怜的姐妹，每个白天只有一个人去学校读书，另一个要么陪妈妈去拾荒货捡破烂，要么待家里清理垃圾或为废品进行分类。到晚上，“负责”去学校读书的那个，就当“老师”，将当天学来的知识“教”给另一个。至于考试，赶上哪个姐妹去学校，哪个就当考生……

　　思晴的话越说越多，兴致也越来越高，到后来，干脆站起，指着密密麻麻的奖状骄傲地说：“叔叔，你看，我和姐姐老考第一。”思晴更自豪地宣布，“我和姐姐都是班上的班干部。同一个学习委员，我和姐姐轮着当，同学们常把我俩当小老师，有不懂的就问我们……”

　　何必望着思晴那张沾着黑色泥渍却无比明媚的小脸，心里说不上该欣慰还是沉重。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怪怪感觉。何必的手上握着笔，腿上摊着采访本，却始终没有一个字，没一个字落在白白的纸上。思晴的一言一语以及何必亲眼所看到的一切，通通钻进何必脑子里去了，钻得很深很深。

　　何必掏出200元钱，说：“思晴，这是给你和姐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奖励，你们要再接再励，叔叔还会来看你们……”思晴没推脱，收下了，却又拦住何必的去路，满脸期待问：“叔叔，你是记者，记者也是作家吗？”

　　何必奇怪地看着思晴的大眼睛。

　　思晴说：“我和姐姐也想当作家，我和姐姐要写童话书，我们已经写了4000多字了……”

　　生活在如此残酷的环境里，却在书写美丽的童话，可何必并没觉得讶异。他问：“童话书的名字叫什么？你们准备写什么内容呢？”

　　思晴说：“书名叫《天堂里的笑声》，我和姐姐都喜欢这名字。我们要写许多人在天堂里的幸福生活……”

　　何必脱口就问：“你们眼中的天堂是什么样子？”

　　思晴的眼睛亮晶晶的，闪烁的光彩都快溢出了，她高兴地说：“天堂呀，就是那里的人从不吸毒，也没有毒品吸；那里的人不用捡破烂，也没有破烂捡；天堂里的人天天欢笑，天天唱歌。天堂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每个孩子天天都能够高高兴兴去上学……”

　　实在忍不住了，何必走出一段路，背靠一棵树，坐下，哭了。　
　

　　　

不是谁都能抵达天路尽头　
马国福

　　青藏铁路通车了，电视直播通车仪式的那几天我一直关注着青藏铁路的每一档新闻节目。

　　在一档节目里，记者在青藏铁路沿途采访，遇到一老一小的两个朝圣者。他俩穿着一身厚厚的藏袍，两个膝盖上分别捆绑着两块汽车轮胎橡胶皮，双手握着一块厚厚的木板。记者问：胶皮和木板是干什么用的？老者很安静的回答：绑橡胶皮和手握木反，是为了减少与地面磨擦时所产生的肉体的痛苦。

　　镜头对准了他们磕长头的画面，是一个物写。他们先十分庄严地站定，然后跪下去，再将整个身躯扑倒在路面上，双臂尽可能地往前伸，一直伸到不能再伸了为止，这时候，他们就是用额头在地上磕一下。完成一组动作后，他们的整个身躯就往前收，站在风才手掌触及的地方，双手合十，十分虔诚而神圣，接着又跪下去，又扑倒在路面上，周而复始……

　　我注意到他俩的额头已经结了一个十分醒目突出的黑紫色老茧，老者解释说这是由于额头上期磕碰地面产生的。记者问：疼吗？老者说习惯了，就不感觉到疼。

　　通过节目，我看到一路上有很多朝圣者，许多来自几千里之外的地方，他们结伴面行。推着一辆已经风尘仆仆几近烂散的人力车，车上装的是成袋的糌粑、容积达十几升的水壶、备用的木反、橡胶皮还有衣服。还有的朝圣者赶着羊和牛朝圣，他们解释说用羊毛换取东西，用于朝圣路上的吃喝，用牦牛帮人载货，换点钱捐给喇嘛庙。结伴而行的朝圣者中由年幼的为年长的做后勤工作，烧饭、搭帐篷、开路。

　　记者问：凡是朝圣者人人都可以抵达朝圣地拉萨吗？老者摇摇头说：不是谁都能到达天路尽头的。一路上要经历无人区、高寒区，要跋山涉水，病死、饿死在途中的人很多。如果饿死、病死在途中，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因为他们把生命献给了神，献给了自己的信仰。高原的气候变化无常，时儿是风暴，时儿是飞雪，时儿又是泥石流和山体跨塌等等，同一天当中能够经历四季的气候。除去恶劣的气候因素不说，朝圣的人还要翻越许多座高山，那些山平均海拔在四千米左右，有的终年覆盖着积雪，非常寒冷，气氛也很稀薄。一路风餐露宿，当晨光再次出现，继续虔诚而无畏的用自己的身躯和灵魂，一步步接近天堂，接近心中的圣地。

　　年轻的朝圣者补充说：如果男人没有到神山朝圣，就会被人瞧不起，如果女人没有去神山朝圣转山，就会嫁不出去。转山一圈能抵消一辈子的罪过，转30圈就能抵消一辈子。记者很不解，接下着问：从家出发到圣地需要多久？他说：差不多三年时间。

　　节目到尾声的时候，电视里播放起背景音乐，是一首藏族民谣；黑色的大地是我用身体量过来的，白色的云彩是我用手指数过来的，陡峭的山崖我像爬梯子一样攀上，平坦的草原我像读经书一样掀过……

　　节目结束了，我的心还沉浸在画面中。茫茫朝圣路，长长信仰线。一个又一个虔诚的朝圣者走在那条路上，消失在天与地之间，好久好久，那手套和额头触地的声音，敲击着我的心灵。

　　我们来到世上，就是一个为了张极人生目标而不懈朝圣的人，只是有的人的信仰被风吹雨打去，像一粒尘埃一样，消失在茫茫尘世中，庸庸碌碌苟海参一生：有的人却举着信仰的火反，生生不息地传下去，让原本平淡的人生在老茧中开出花来，在难以超越的海拔上亮出自己的名字。

　　在这个信仰容易溃散的时代，老者的那句话铭刻在我心：不是谁都能抵达天路尽头……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6期P48　　　　
　

　　　
　　　

晨星　
金克木

　　天边一钩月敲起细碎的叮咚　　　

　　微笑的启明星引导身后的鲜红　　

　　纷纷散落的点点闪光撞击洪钟　　　

　　断断续续的银河展示有限的无穷　　　

　　淡淡的白色簌簌地向西袭击长空　　

　　寒冷的黑暗瑟缩地追逐默默的微风　　

　　幽静的丛林散发出香气尖锐又蓬松　　

　　莽苍苍大地呼喊着拥抱下降的儿童　　　

　　闪烁的一点光霎时将天和地连成一统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6期P07　
　

　　　
　　　

当父辈的爱情来到城市　
安宁

　　父亲53岁的时候，被一个远房的亲戚招到城市里去做园林工人。他怕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憋闷；便将母亲一起叫了来。两个人在市郊租了间小平方，自此便开始了他们的　“打工生涯”。

　　这个城市发展得很是迅速，父亲每月400元的工资，除去租房和吃饭，几乎没有剩余。但母亲还是很满足，她打电话给我炫耀，说今天你爸带我去了“银座”，还乘了电梯，那么大的超市，要不是你爸领着，我非得走丢不行。我问母亲，那爸给你买什么东西了？母亲便笑，说，我不缺什么东西啊，就是想看看城市是什么样子的，你爸说只要有空，他就带我出去逛，走走城市的大马路，看看晚上漂亮的路灯，过过城市人的生活。

　　我问父亲要不要钱，在城市里住，比不得乡下，出门就需要花钱。父亲说，你们留着供房用吧，我和你妈，过得很好，还能像人家城里的退休老人一样，晚上吃完饭去广场上溜达一圈呢。我现在又多兼了一份活儿，每月还能攒下点钱呢。我笑，说，攒钱干什么，你们又不需要像年轻人一样供房子。父亲狡黠地笑了两声，悄声说，这可是个秘密哦，你妈我都不告诉的。我不知道父亲究竟有什么样的计划，连母亲都不肯告诉。他一个园林工人，在这么大城市里，除了混得上饭吃，还能有什么能耐呢？

　　几个月后我去父母居住的郊区看他们，很惊讶父母的生活方式竟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这一代人在城市里所承受的恐慌、压力和寂寞，于他们，竟是没有一丝一毫。他们对每一棵树，每一株草，每一栋楼，都充满了好奇，满怀了热爱；似乎他们自己居住到哪里，哪里便注入他们的生命。城市的生机，与他们个人的欢欣，便这样融为一体。

　　等到我把父亲的秘密套出来的时候，又是大大地吃了一惊。父亲说，他要努力攒钱，买套一室一厅的二手楼房给母亲住。我开始还笑他，说怎么可能呢，你都50多岁的人了，怎能和我们年轻人比，还是别做这样不切实际的美梦了吧。父亲便急，拿出他崭新的钱包来给我看，说，我都开始行动了，怎么能说是做梦呢？我早就看中一套二手的小房子，在郊区，可是交通好。再挣上两年，加上以前我们攒的一些钱，我就能让你妈住进去了！

　　记得母亲曾经跟我说过许多次，住楼真好。我总是不耐烦，说有什么好呢，死贵的房子，每次想起来要还贷款，都觉得烦乱，怕是房子供下来了，两个人的感情也淡到虚无。而父亲，却对母亲的话，默默记在心里，且一点点去实践着。他没有更多的钱可以买名贵的衣服给母亲，可是他会牵着母亲的手，领她一点点地将整个城市逛遍。他没有几十万的存款可以让母亲住明亮宽敞的楼房，可是他会拿出仅存的几万块，给她买二手的看得见城市风景的高楼。　　

　　当我们的爱情，在打拼里，变得伤痕累累，皱纹横生；当我们将最美好的30年，献给房子车子和物欲；当我们的双手，只记得钞票的温度，却忘记了牵手的滋味，那么我们在飞速向前的城市里，怎能将缠绕相依的根，深深地扎进水泥里去？而曾让我们不屑的父辈们的爱情，在田地里，是一株挺拔结实的玉米；在水泥地上，亦可以做根根相连、枝蔓相接的法桐，任岁月再怎么冲刷和吹打，依然是唇齿相依，不弃不离。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6期P09　
　

　　　
　　　

婚姻的朴素　
眩子

　　捷克小说大师博＊赫拉巴尔的妻子艾丽什卡是个普通劳动妇女，有一段时间，赫拉巴尔在家写作，无名无钱，他有时会嘟囔一句：“真累啊！”他妻子就怒目圆睁，咆哮道：“你累从何来？”是的，一个天不亮就急着出门卖烧鸡赚钱的女人，是有资格教训丈夫一下的。

　　艾丽什卡也不欣赏丈夫的小说，读一段往往会摇头叹息，并惊讶人们把赫拉巴尔看成文化名人，夫妻之间的隔阂可谓多多。但他们的婚姻却异常稳固，不管穷困潦倒，还是风光显达，二人不离不弃。

　　赫拉巴尔夫妇的婚姻给人的启示，就是朴素。赫拉巴尔在别人眼里是大师，在他妻子眼里，却是个邋里邋遢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