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6-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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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拉巴尔夫妇的婚姻给人的启示，就是朴素。赫拉巴尔在别人眼里是大师，在他妻子眼里，却是个邋里邋遢的家伙，白天趴在桌上写些“坏牛奶”一样的字，晚上到小酒馆去灌一肚子啤酒。但她容纳了他的一切。

　　最好最美的爱情，最后都是朴素的，都要回到生活的本真状态。通常人们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其实大谬，好的爱情往往也正藏在婚姻中，碰到婚姻就失败的爱情，大概算不上真正的爱情。情，总是在琐事中，在一点一滴或大起大落的欢欣与磨难中共同积累的，这样的情也才是真正的财富。现在的许多杂志上，都有教人大打婚姻保卫站的招数，什么婚后不可随便、不要忽视诱惑技巧等等，许多妇女受其指点，精心研究粉蜜霜膏时装仪态，但是战胜者似乎也并不多，就因为她们不懂朴素的道理。

　　婚姻的朴素，既是形式的，又是内容的，或者说，它的内容与形式应该是密不可分的。台湾作家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6期P31　
　

　　　
　　　

家的宁静与欣喜　
（英）　乔治。吉辛　翻译：马永波

　　这房间微妙的宁静！我一直懒散地坐着，望着天空，望着地毯上金色的阳光，它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幻，我的目光在一幅幅加框的版画间漫游，沿着我钟爱的一排排书籍。房间里没有任何波动。我能听见花园里鸟儿的歌唱，我能听见它们翅膀的沙沙声。于是，如果我高兴，我会整天坐着，一直坐到更宁静的夜晚。

　　我的房子十全十美。凭借着好运气，我找到了一个可心的管家，一个声音低、脚步轻的女士，她已经到了谨慎的年龄，强壮而灵巧，足够为我提供所需的所有服务，并且让我不怕孤独。她起得很早。到了我早餐的时间，屋子里的一切事务都已完毕，只剩下为食物添加调料了。我甚至很少听见陶器的碰撞声，门窗关闭时没有一丝响动。哦，有福的安宁！

　　不可能有任何人来拜访我，我也从未梦想过要拜访任何人。一个朋友的信我还没有回复；也许我会在上床之前写完它；也许我会把它留到明天早上。如果没有灵魂的敦促，永远不应该写关于友情的书信。我还没有看报纸。一般我把它留到我散步后疲倦地归来；看到喧嚣的世界正在做着什么，人们又发明了什么自我折磨的新玩意儿，又有什么徒劳辛苦的新花样，什么新的危机和新的冲突，这些都让我开心。我不情愿把黎明最初的清新思绪让这些悲哀而愚蠢的事情所占据。

　　我的房子十全十美。大小刚好让你把室内的环境安排得井井有条，留下大小适度的空间，少了它就谈不上舒适了。房屋的结构十分合理；这座木头和灰泥的建筑在诉说着一个比我们的时代更为忠诚和闲散的时代。楼梯不会在我的脚步下吱嘎作响；我不会被任何恶劣的气流妨碍；我可以打开或关闭一扇窗户而不会肌肉疼痛。至于墙纸的颜色和设计这样的琐事，我承认我是漠不关心的；只要墙壁不引人注目我就心满意足了。一个人的家最要紧的是舒适；那些细节的美，让有办法、有耐心、有眼光的人来添加吧。

　　对我来说，这个小小的书房是美丽的，更主要的是因为它就是我的家。我的大半生是流离失所的。我住过许多地方，其中有些是我的灵魂所厌恶的，有些让我非常愉快；但是直到现在我才有了家的安全感。我随时都可能被邪恶的命运、被不断催逼的需要所驱策。那时，我就在心里说：有一天，也许我会有一个家；随着生活的继续，这个“也许”变得越来越重要，就在命运向我秘密微笑的时候，我几乎已经放弃了希望。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当我把一卷新书放在我的书架上时，我说：立在那里吧，当我的眼睛还能看见你；一阵快乐的颤抖流遍全身。按照契约，这所房子二十年内是属于我的。我肯定不会活得那么长；但即便我活了那么久，我也有钱付房租和买食物。

　　我同情地想到那些不幸的看不到这样的太阳升起的人。我应该在祈祷中补充一句：“为了所有大城市的居民，尤其是那些居住在公寓、客店、平房，或以其他肮脏处所为家的人，他们由于生活窘迫或行为愚蠢才落到这种地步。”

　　我徒劳地沉思着斯多葛派的美德。我知道，一个人为这个小地球上的住所而烦恼纯属愚蠢。

　　凡是上苍之眼所及之地

　　对于智者皆是港湾和幸福的避难所

　　但是我始终崇拜远古的智慧。在哲学家的声音洪亮铿锵的时代，在诗人的黄金韵律中，我发现了所有可爱的事物。我永远也无法获得它。装出我所没有的美德，对我有什么用处呢？对我来说，我的住所的位置和样式是最为重要的；让我就这么承认并且结束吧。我不是世界主义者。一想到我会死在英国之外的什么地方，我就会恐惧万分。我所选择的居住地是在英国，这就是我的家。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6期P23　
　

　　　
　　　

难忘他们　
王幼辉

　　有生以来；我经历的许多事情如过眼云烟；在记忆中消散；但有几件事；几十年来总在我脑海中不停地闪现。

　　在贫下中农家吃饺子

　　1960年；正值困难时期；我在河北省正定县一个农村蹲点。因为饥荒；营养不良；很多农民也包括国家干部患上了甲肝。在那种环境中；我也患上了。我整天躺在床上；浑身无力。一天；劳动模范马顺成到我房间来；对我说：“今天不要派饭了；到我家吃饭吧。”那天他们家包了饺子。一人一碗；给我的一碗是白面饺子；老马两口子是甘薯面做的黑面饺子；两个十多岁的孩子的碗里也就两三个白面饺子。我说：“老马；这怎么行；白面饺子给孩子吃。”老马两口子说：“你病了；把这碗饺子吃下去。”两个孩子只顾吃自己的黑面饺子；不吵不闹；我用微微颤抖的手想拨几个白面饺子给孩子；但老两口坚决不让；只是催我吃饺子要知道；这是1960年；老百姓家里仅仅有几斤白面；大都要留下过年或者有人生病才能动用。我在北方生活了近五十年；过年过节吃过无数次饺子；但在老马家吃的那顿饺子我终生不会忘记。在大饥荒的年代；二个贫　下中农、劳动模范；叫一个个戴着右派帽子的技术员到家里去吃白面饺子；他冒着多大的政治风险呀；但他没有顾及这些。

　　治保主任的爸爸深夜来敲我的门

　　那是个饥荒年代的冬天；一天晚上；我正在煤油灯下看书；就昕“笃笃笃”的敲门声；开闪一看；原来是治保主任的爸爸。他怀里抱着两棵大白菜；又从他的棉袄口袋里掏出十几个土豆；“你吃了吧”；把东西往我怀里一塞；门都没进就走了。我与这位老大爷平时并元工作上的来往；因为他是位看菜园的老社员，我们仅仅是常见面。我到稻田去必从他的看莱棚子面前走过；他知道我是来这个村帮助种水稻的右派技术员　；而他的儿子是村治保主任。那时；村里治保主任专管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平时见了治保主任会害怕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而现在治保主任的爸爸晚上竟拿了白菜、土豆来送给右派分子　；　这要叫村里人知道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事件”；　他儿子怎样下得台？但这位老贫农；一定是出于人的善良、同情弱者的天性；才做出这件“反常”的事。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只要一吃到土豆；就会想起治保主任的爸爸；　那位老大爷送给我的土豆比现在餐桌上的土豆要香多了。

　　牲口棚的温暖

　　1961　年冬；我住在村里；三间大仓库里放的是生产队的萝卜，外面大雪纷飞；室内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晚上；一位饲养员来了；他对我说：“今天天气格外冷；你这屋里又没有煤火；到我的牲口棚去睡吧。”冬天；一个生产队最暖和的地方就是牲口棚；因为一不能让牲口冻着，二有句话叫“马无夜草不肥”；　螺马必须在夜里不断地吃草料才行。后来在“文革”中；我当过饲养员；才深深懂得这个道理；牲口棚暖和；　饲养员才整夜不断地加草料；要一点一成地加；如果一下子把牲口槽都放满了草料；骤马就不吃了。这位饲养员的热情相邀使我非常高兴；在大雪纷飞之夜；我可以不受冻了。性口棚的确温暖如春，这种感觉；现在回忆起来；比五星级宾馆还要舒服。我们刚躺下；一个平时与我不对眼的村干部来了。我看他不顺眼的是　；他经常在食堂停发他看不顺眼的社员的饭票；用的是当时最恶毒的饿刑；但他却可以在集体食堂随便吃；　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他看我不顺眼的是；我常常向领导反映他对社员采取饿刑。不知道哪来的情报；听说我去牲口棚睡安稳觉了；他立即把饲养员叫了出去；批评他失去立场。如果这个右派阶级敌人把牲口毒死了；责任谁负？这位饲养员当场向他保证；一切后果由他承担；如果牲口被毒死了；他去法院。就这样；我才在这个温暖的牲口棚住了一夜。那晚上我睡得安稳踏实。

　　好心的售货员同志

　　我的肝炎病已被确诊；眼睛发黄；经常腹泻；人消瘦；易呕吐；所以除了吃药、打针；还需要补充营养。但那个年代；人们无药可吃；无针可打；更谈不上补充营养。我比农村老百姓好一点的就是每月还有26斤粮票和　26元生活费。更主要的是我才25岁；单身一人；属于那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人群。我是那个公社的　“名人”；　都知道有个大学生毕业的右派；在这里教老百姓怎样种好水稻。我的劳动获得老百姓的认可；　我患甲肝大家也知道。据说息甲肝的病人要孙充糖；但白糖在当时是珍贵物品、黑市上的白糖要近十块钱一斤；　我能吃得起吗？但公社供销社售货员偷偷地按平价；把白糖卖给我；才一块多钱？　最多时；　一下子就卖给我两斤。那时，白面也是紧缺物品；如果拿粮票去粮站买粮食；只给你20％的细粮（白面）；　其他是玉米面　、高粱面。粮站售货员知道我看病；卖给我100％的细粮。因为他们看出来；我在村里两年多；并不是敌人。我整天和社员们一起翻地、插秧、做技术指导；和他们一道吃、住，看不出反革命的样子；因此他们才暗暗地照顾我、保护我。的确如此；当1979年当地委组织部部长找我谈话时；问我：“这么多年你受了不少委屈；为什么还这样努力工作？”我回答他：“我没有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础；我们家几代人没有一个在解放前当过官；我父母一生以教书糊口；我的两个舅舅虽然在国外；但他们是在解放前去国外留学的　；而且其职业都是教师。我父亲于1951年因病去世；我母亲当教员；是党和政府培养了我们兄妹仨读大学；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党和政府？为了感谢党和政府；我必须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组织部长听了直点头。从那次起；我走上了仕途；这是后话。

　　收旧书的老大爷多给我一块钱

　　我患肝炎；公社有医院；我几次向医生申请能否住医院治疗。这位认识我的医生每次都说：“无床位。”　我问得多了；他才说实话；是公社领导不让我住院。我没办法；只好到石家庄的医院去看病。那天　；下着雪；我找了十多本我喜欢的小说和一些技术书籍；记得有托尔斯泰的　；《安娜二卡列尼娜》、《复活》；　有莫泊桑的《俊友》；有大仲马的《三剑客》等；还有一本俄文原版的《生物学》。我把这些书卖给石家庄的一个旧书店；那位收书的老大爷一眼看出我是一个小知识分子；说：“这些书你不要了？”我说　：“没办法；我生病急需要去医院。”他很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对我说：“这些书可以卖5块钱；我给你6块钱；你去治病吧！这十多本书我替你留着；过些时候你有了钱；我再退给你。”　我又遇到一个好必人；我用了3块钱；在火车站附近的是小旅馆住了两晚上。在石家庄中医院我意外地见到了当年在苏州上中学时的同学；她现在已是医生了。她为我开了一点中药（当时中药很便宜）　。就这样；我的甲肝在这些好心人的帮助下；加上我年轻；身体基础好；竟奇迹般地好了。

　　这些往事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当年关怀我的老大爷们已经作古；　就是我的那些伙伴也进人古稀之年。我忘不了他们；因为当他们为我做出善举时；他们并不想取得任何回报。若干年后；我当了副县长、副省长；我曾几次去看望他们。我们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回忆过去的往事；但他们从没有向我提出什么要求；　要我为他们办过什么事。他们只是说：你当了“　大官”；没忘记我们就好。他们只是凭着一颗善良的心不单单是同情。恶人是环境造成的；就像苏联伟大的园艺学家米丘林讲的那样：　什么样　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生物。

　　人有两面性；以我七十多岁的经历来看；还是好人多。但在特定的环境中；尤其是在那种非正常的政治环境中；就会产生一些非正常的人。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6期P13　
　

　　　
　　　

平静　
朱利生

　　半山小学有9个老师，天天吃饭，上课，晒太阳，端着水杯说事、聊天，日子本来过得很是平静。

　　上级见半山小学9个老师教5个班，心血来潮让他们请个代课老师，每月只有300块钱，寒暑假不拿工资。

　　300块钱1个月，鬼才来。9个老师月月八九百，都不够用。

　　但却真有人来，叫阿梅，她家里穷，还带着孩子。9个人都笑。

　　据说阿梅只读到初二，9个人又笑。看这教育局弄的，300块钱，不如每人多挂两节课，分了。

　　但想归想，谁也没明说。谁肯为300块钱折腰？分到脚下，也只抵得几个烟钱。

　　300块的阿梅，说来就来了，也正儿八经地上课，改作业，管学生，和900块的老师平起平坐。

　　日子开始不平静。因为只读初二的阿梅教书仿佛是博士后，300块像拿了3000块。学生都围着阿梅转，一个个笑得小太阳似的，成绩呼啦啦地长。9个科班出身的老师彼此照面，都是说不出的尴尬。

　　日子真是不平静，高谈阔论忽然少了很多味道。阿梅只得300块钱，还是教育局发的，但9个老师都像阿梅抢了自己的钱似的，都冷冷地躲着阿梅。

　　好在这样的日子只过半年，上面一不小心分来一个大学生。大学生一脚戳在这山旮旯里，生生把个阿梅给戳走了。

　　学生昏天黑地地哭，9个老师莫名其妙地笑。什么世道，还是硬本本吃的饭长。

　　平静又开始回来，太阳又晒得有趣起来。

　　大学生工资1000多，却不满这里，天天阴着脸上课，有时干脆不上。学生听他的课如听天书，都想着阿梅老师，成绩像割韭菜似的，一茬一茬地倒。

　　9个老师却奈何不了他，他的本本硬，工资多，不像300块的阿梅。误人子弟，但那是教育局的事，不是老师的事。

　　9个老师只是气，凭什么混日子也得1000多？这日子真是没法平静！

　　大学生也有自知之明。他不知怎么找到阿梅，让阿梅替他上课，把工资都给她。他自己，却跑到广东去了。

　　阿梅不要1000多，她只要有课上就很高兴，学生们也很高兴。这比什么都值。

　　阿梅最后只得700，是大学生坚持给的。剩下的，都归了学校的小金库。说好了，小金库只9个老师分，阿梅不分。

　　走了一个人，来了一个人，课没多上一节，工资却平白无故长了，真是好事。9个老师照样吃饭，晒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