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6-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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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死的杨科脸上忽然发光了，从他苍白的嘴唇里发出了轻微的声音：
“妈妈！”
“什么呀，我的儿子？”母亲噙着泪水回答。
“妈妈，在天堂那里，上帝会给我二把真正的小提琴吗？”
“会给你的！孩子，会给的！”母亲回答说；她再也不能说下去了，因为从她那结实的胸中突然进发出郁积的悲痛，她只能呻吟地哼着：“啊，耶稣！耶稣！”她伏倒在箱子上像发了疯似地号陶大哭起来，就像一个人眼看自己心爱的人被死神抓起而又无法救援。
她并没有救出他来，当她抬起头来再看看她的儿子时，这位小提琴手的眼睛虽然仍旧睁着，但已经呆滞了。脸色肃穆、忧郁而僵硬，阳光也消失不见了。
安息吧，杨科！
第三天，地主夫妇从意大利回来了，同来的还有地主小姐和一个追求她的男青年。那青年说：
“意大利，多美的国家呀！”
“那是一个艺术家荟聚的民族。在那里，有才能的人能够得到发现和保护，那真是幸运！”小姐补充道。
白杨树在杨科的坟上蔌簌地响着……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8期P30
在瑞士撞车以后
田玉德
瑞士首都伯尔是一座静谧安详的袖珍城市，花香鸟语、丽日清风。8月里的“熊城”正值盛夏，烈日炎炎，骄阳似火。
上午9时许，我驾车去卢塞恩办事，它是瑞士中部的一个城市。从驻地驶出几分钟便上了高速公路，我心情舒畅地驾驶着MAZDA323L，并饶有兴致地欣赏着公路两边美丽的异国风光。和英国、德国等国家一样，瑞士也是左侧行驶。据说这是因为右为上，应让给对方，左为下，则留给自己，以此表示谦让有礼。
当驾车行驶到岗尼德格大桥附近时，看到左前方高空蓝色提示路牌，我意识到该驶入普通公路了。我降低了车速，转过一个大弯，来到市区公路上。随之，又将时速提到90公里。
当车行驶到一个交叉路口时，正赶上绿灯即亮，我一踩油门，快速驶了过去。突然，我发现右边超车道上一辆黄色的又高又大、像是拉集装箱的货车快速跟上来，并挡住了我观察侧面来车的视线。这辆货车很快驶过，我万万没有料到，交叉方向一辆白色轿车也在快速驶来，一场横祸正向我逼近。
当我发现并骤然意识到应紧急刹车时，已来不及了。随着我“哎呀”一声短促而惊恐的呼叫，我的车径直向那辆横向驶来的车撞去。当时，我的脑子里只闪过一个念头“完了”，随即一片空白，绝望掩盖了恐惧。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的左侧车头撞在了那辆轿车的车身处，我只觉得头重重地撞在了挡风玻璃上，挡风玻璃顿时开了花，碎片刺破了我的前额。我感到一阵疼痛，继而似乎觉得有条虫子从头上慢慢地爬到脸上。我一摸前额，竟然满手是血，还闻到一股腥味。
我感到了异常的恐惧，僵僵地坐在座位上。
稍顷，我掏出手帕，擦擦脸上的血，用力压了压车门把手，车门竟然打开了。我吃力地抬起右腿，迈到了地下，又挪动左腿，终于站到了车门旁边。
我定了定神，这才看清，那辆车上坐着三位女士。开车的是位年纪稍大的女士，由于惊吓，她面如土色，混身颤抖不停。她的身边是位年轻的小姐。后面还坐着一位女士。
这时我看到，她们的车门凹陷，车体变形。我的车左侧车头撞瘪，车灯粉碎，车内淌了油。
我走近那辆车，和那位开车的女士面面相觑。
一会儿，我打破了沉默，轻声地问：“伤了没有？”那位开车的女士才如梦初醒，两只胳膊伏在方向盘上，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我突然发现她的左臂衬衫红了一片，慌忙中我把那块带血的手帕递给了她：“真对不起。”“不要紧的”，她摇头哽咽着说。
说也怪，平时在瑞士的大街上很难看到交通警察，但在我们的事故发生后几分钟，一辆面包警车就来了，真是兵从天降。
一位年轻的高个子警官走下来，向我们走来。他穿着短袖的自制服，深色的裤子，腰间挂着手枪，连同那醒目的警徽、肩章，给人一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按照国内处理交通违章肇事的惯例，我准备乖乖地“就擒”，但心脏跳动的频率却不由自主地阵阵加快。
这位年轻的警官走到我面前，微笑地问了声“您好”，礼貌地同我握握手，并自我介绍他叫法比安。短短的两句话，立即减轻了我的恐惧与不安。
法比安警官看了看我和车，又走到那辆车前，向女士们问好，并看了看她们的车，随后，他返回警车，取来了药品和绷带，要为我包扎头部伤口。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发生了交通事故明明是我也有责任，而这位警官却一句责备的话也没讲，反而热情友好地相待，继而马上为我包扎伤口。惊吓之后的感激使我热泪含在眼眶里。“谢谢您，请为那位女士包扎吧”，我动情地说，“我只是划破了头皮”。法比安警官走到女士车前，女士伸出胳膊，他用药品擦了又擦，随后十分迅速认真地包扎起来。看着他那熟练的动作，我的心里充满了敬意。
约七八分钟后，又有一辆警车、一辆消防车、一辆拖车开来了。从车身标记看，都是卢塞恩警察局的。
从几辆车上下来的警官都迅速地进入了各自的角色。他们在地面上立起了米黄色的木桩，把肇事区隔离开来，拉尺测量，记录画图。法比安警官则与我和那位女士谈话，填写事故调查表。
现场测量完后，警官们马上用拖车将两辆肇事车拉出了路面，停放到路边的草坪上。
肇事车拉出现场后，警官们竞和清扫人员一起动手打扫起肇事现场来，很快，路面又干干净净了。
法比安说：“根据现场调查，这次事故你们二人都有责任。女士在红灯即亮时快速抢开过去，属于明显违章，先生您虽然在主行道上行驶，但在市区普通路上车速过快以至躲闪不及。刚才我已通过计算机查询，你们二人的车辆均已保险，而且都是公司用车，因此我现在负责将你们的车送到保险公司修理。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那位女士马上表示“同意。”我原想争辩一下，但看到警官那诚恳的态度，女士那祈求的样子，也只好同意了，因为我毕竟也有责任。
法比安笑着问：“先拉谁的车？”
女士说：“这次事故我责任大些，这位先生已经很照顾了，先拉他的车吧！”
“Lady first（女士优先），”我忙说，“还是先拉她的车吧！”
“好，咱们就来个女士优先。”法比安警官笑着对我说，“请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两辆车先后被送到了保险公司修理厂。我是坐着法比安的警车来到修理厂的。我那辆车是其他警官用拖车拉来的。在这点上，我比那位女士“优先”了，因为她是坐着拖车去的。法比安风趣地说：“外国朋友嘛，应该照顾。”
修配厂的经理看过我的车，又看了车辆保险单以及有关证件，让我又填写了一份表格，上面包括肇事地点、时间、我的住址、护照号码、电话、电子信箱等等，然后，又让法比安警官在上面签了名。这时，我才意识到法比安为什么要和我同来，他是想让我少跑一趟路。我不禁又一次感谢这位警官。
这时，我暗自庆幸，多亏办了车辆保险。
在国外生活开门几件事，买房、买车、办保险。没有车，寸步难行，连上街买菜都十分不便，更不用说上班和外出办事了。买了车又必须办保险。瑞士法律规定：汽车不办保险视为非法，如被警官查出要吊销执照，甚至送到法庭，尤其是公用车。
这时，修配厂经理风趣地指着一辆八成新的奥迪400型车对我说：“在我们修理期间，这辆车就归您了。不过，可不要再与小姐‘接吻’了。”
看着这辆显然比我的车高贵的奥迪车，我的心情十分复杂：车撞了，我真的很惋惜；然而现场目睹的一切又令我十分感动。那位女士的宽容和理解。那些警官尽职尽责的服务，以及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修理厂执行理赔的迅速认真周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动人的事还没完。就在我刚刚接过奥迪车钥匙，去开车门时，突然一阵呕吐。法比安警官睁大眼睛，惊讶地看着。一会儿，他坚定地对修理厂老板说：“这台车先放在这儿，我必须送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我又坐上了法比安的警车。法比安按响了警笛，加大油门风驰电掣地向卢塞恩中心医院驶去。
我对法比安说：“我可能是过分紧张造成胃不适，慢慢会好。您工作这么忙，不要去了。”他却说：“不行，必须排除脑部损伤，这种情况我多次遇到过。”
由于在车上法比安警官已经用电话与医院进行了联系，所以警车一进医院门，医护人员马上迎了出来。我是躺在医院的手术车上被径直送往抢救中心的。
一进抢救中心，各种检查接踵而来。先是抽血化验，又是脑压检测，我还躺在床上拍完了胸片，并做了脑CT等。
不到30分钟，各种化验、检测全部完成，这时，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医生在几位中年医生陪同下，来到我的床边。老医生详细看了检测结果及化验单，法比安警官又和他说了肇事情况，老医生为我做了检查，诊断为轻度脑震荡，需住院观察。
我住进了脑外科。
值得一提的是，我住院的全部手续都是法比安警官跑上跑下办的，当我躺在脑外科病床上，法比安办妥了住院手续进来时，我看到他的短袖警衫前胸后背都被汗水浸透了。我的心里充满感激。
法比安若无其事地说：“你好好养病，住院不用交钱，因为你买了‘全险’，费用最后由保险公司结算。”
我看了看表，已是下午4时，法比安警官已经忙碌了一天，午饭还没吃。我忙对他说：“你回去吧，顺便给我的驻地挂个电话，太谢谢你了。”
“我要马上去保险公司”，法比安警官说，“不能超过申报时限的，明天我再来看你。”他风尘仆仆地走了。
望着法比安警官的背影，我心里充满敬意。这场事故是偶然的，事故后发生的一切又似乎都是那么平常，然而，高尚的职业道德以及人际间的平和关系恰恰都在这些看似平凡的琐事中显现出来。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8期P44
证人
藤刚
那天下午，布兰克路过法庭，看见一堆人正往里挤，上前一问，才知道马上有公审。布兰克也挤了进去，在后排的一个旁听席坐下。
被告跟布兰克一样，穿着西装，但没有打领带。被告被指控杀了人。控方的证据是被告具备作案时间，被告辩护的理由是案发当天下午他一直在家。但是，在近两个小时的法庭调查和辩论中，被告未能拿出证据证明案发当天下午他在家，不在案发现场，结果被法官判了死刑，这让布兰克大惊失色，他连忙问坐在他旁边的一位戴夹鼻眼镜的先生：“请问先生叫什么名字？”那位先生说：“我叫弗兰德。”布兰克说：“我叫布兰克。我想，你能证明我今天下午一直在法庭。”弗兰德先生说：“对不起，我只能证明你现在在法庭，至于你跟我说话前，你是否在法庭，我不能证明。”布兰克急了：“整个下午我都跟你坐在一起，我一步都没有离开这个座位，你怎么不能证明呢？”刚刚走下审判台的法官看见他们俩在纠缠，走了过来。布兰克说：“我确确实实整个下午都在法庭，我一直坐在他的旁边。”法官说：“你自己说了没用，你得有证人！有人证明你今天下午都在法庭吗？”布兰克望着弗兰德，弗兰德摇摇头。法官说：“幸好还没有人指控你！”布兰克惊出一身大汗。
布兰克出了法庭，挤上公共汽车。布兰克拿着售票员撕给他的票问：“你这票能够证明我今天下午五点左右在你们车上吗？”售票员说：“我们的票只能证明你乘过我们的车，不能证明你在什么时间乘的车。我们是公共汽车。”布兰克小心翼翼地把车票放进内衣口袋。临下车前，他问售票员：“请问小姐芳名？”售票员说：“我叫玛丽娜。”布兰克指着自己的额头说：“我叫布兰克。记住，我这儿有个刀疤。”下了公共汽车，布兰克走进一家面包店。他要了一盘沙拉，一块面包。他跟服务员要发票。服务员说：“我们这样的小店没有发票。”布兰克说：“刚才那个被告说他案发那天下午三点曾下楼到面包店吃过点心。那家面包店不肯证明，他又拿不出发票之类的证据，结果被判了死刑。”服务员给他写了张条子，证明他某日某时某刻在他们店用过餐。布兰克临走前指着自己的额头说：“我叫布兰克。记住，我这儿有个刀疤。”
布兰克刚到家门口，就敲响了邻居的门。他对邻居说：“你看见了，我现在进门了，你能证明我到了家，我在家里。”布兰克关上门，倒在沙发上睡着了。他醒来，一惊，拉开门，敲开邻居的门说：“你看到了，我在家里。”邻居说；“我只能证明你两次敲我门的时候你在家里，至于其他时间你是否在家，请谅解，我不能证明。”布兰克急得在屋里乱转。他看见了床头柜上电话机。他打通了一个朋友的电话。他说：“我打电话给你，是想让你证明我在家，万一将来有人指控我，你可以为我证明。”朋友说：“从来电显示看，你是在家。但我只能证明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家，至于不打电话的时候，你是否在家，对不起，我不能证明。”就这样，布兰克不断敲邻居的门，不断打朋友的电话。夜深了，他不能再敲邻居的门，不能再打朋友的电话。他仰在床上，看着天上的星星，想到自己无法证明一个人在家睡觉，他恐惧极了。他下了楼，来到街对面的一个朋友家。他睡在朋友的身边说：“你能证明，我今晚是跟你睡在一起的。”朋友打起了呼噜，他却睡不着觉。想到法庭上那个被判死刑的人，布兰克发现自己以前的生活是多么的危险。他一直一个人生活，他一直过着没有证人的生活，他甚至刻意追求这样孤独的生活。万一有人指控他，他真的会跟那个被告一样，因为没有证人而被判死刑的。他再也不能一个人生活了，那是不可以的，那太危险了。他决定明天就找下证人，一起生活。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8期P62
不死的谎言
星竹
1972年，贵州老陀镇的农民宋玉祥得了一种怪病。老陀镇是山区，偏僻得很，到一次大城市需要几天几夜的时间。
面对宋玉祥的怪病，乡卫生院和县医院都一筹莫展，从没见过。宋玉祥只好拿上大半生的积蓄，又向村人借了二百块钱，去省城看病了。宋玉祥经过几天的周转，终于到了省医院。医生们为他会诊后大吃一惊。宋玉祥得的不但是怪病，还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一种病，英国人命名为枣核菌的病。它是一种无菌性神经感染。只有一种进口药可以医治，但也只是维持。遗憾的是，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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