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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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台湾人进入大陆比较自由，台湾军情人员也利用这种方便以各种身份作掩护在大陆自由活动。而大陆人要到台湾却受到种种限制，除了偷渡者外，几乎每一个到台湾的大陆人都受到台湾有关当局的严格审查。即便如此，台湾当局还是对所有进入台湾的大陆人或与大陆有关系的人都心生疑虑，与此同时台当局谍报人员不断向大陆渗透。
一位国际问题专家曾说，台湾向大陆大派间谍，其中有一些很有趣的规律。他们自己吓唬自己，认为大陆在准备攻打台湾，便派出大批特务，企图摸透大陆的军事、政治动向；绝大多数台湾特务收集的情报只讲“大陆的威胁”，于是，“大陆威胁台湾的证据”越堆越多，台湾当局越来越害怕，就越要派出特务，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一位对台情治人员熟悉的分析人士说，台当局四处招募间谍潜伏大陆，搜集情报，却动辄对大陆访客说三道四，乱扣帽子，表明了台湾当政者的阴暗心理。这位分析家进一步说，台湾“国安局”指责余克礼是大陆间谍其实只是一个说词，实际上他们不愿意看到余克礼再踏上台湾岛。因为余克礼不但是大陆两岸政策智囊团中的核心成员，而且是大陆学者中对“台独”势力持强硬态度的人士，余的强硬姿态无不影响着大陆的对台政策。所以台湾一旦宣布余克礼有大陆国安部背景，那他今后再以学者的身份访问台湾几乎是不可能的。
台当局信口开河，胡乱猜疑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年台湾“国安局”就指控前社科院台研所所长姜殿铭是中国国安部笫15局局长，并称台研所所长许世铨也有公安部的背景。其实姜殿铭原来是新华社的记者，1990年进入台湾研究所任职前，担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而当时的台研所所长许世铨在担任所长前是《人民日报》驻联合国的记者。
面对台当局的刻意栽赃、凭空捏造，余克礼在对媒体发表谈话时强烈质疑台湾“国安局”指控他为大陆情治人员到底有何目的，他认为这可能与他访问台湾时坚持大陆政策立场引发与吕秀莲论战，让台湾情治部门不满意，所以故意对他乱扣帽子。
对于社科院台研所的属性和与大陆国台办的关系，余克礼解释说，社科院是中国国务院最高的部级研究机构，台研所是社科院下辖30多个研究所中最晚成立的一个研究所，所有经费是由财政部拨款给社科院，再下发给台研所；台研所与国台办都是国务院的机构，双方并未有从属关系，由于社科院台研所成立最早，研究人员最多，自然成为国台办最倚重的咨询和研究单位，国台办也会将一些重要研究课题交给该所处理。
为了给自己的胡乱猜测寻找依据，台方设法通过各种管道摸清余克礼的真实身份。但得到的信息使他们失望：“国安部”与余克礼没有任何关系。台新闻局一位官员事后说，连他们都不认识余克礼这个人，余克礼怎么会和国安部扯上关系？
余克礼指出，台湾有关方面对大陆对台研究学者的指控，是抱着冷战和僵化的思维来处理两岸关系，把学术交流“政治化”，现在两岸关系正陷入僵局中，如此做法是变相地阻挠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不但得罪大陆方面，台湾内部也会有许多人不满。
第二辑余克礼 （4）
“一国两制”不容台湾方面歪曲
1999年9月5日，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谢淑丽在一个中国大陆旅美学人研讨会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永续发展之挑战”的讲演，建议中国政府对台政策改变“一国两制”的说词，而以“一国三制”显示更大的弹性，以此告诉台湾，台湾与香港是不一样的。在她看来，大陆必须在两岸议题上真正具有“政治家的创意”“胡萝卜的分量和大棒相当”，这样才能对台湾提供统一的诱因。她还要求中国大陆应放宽对台湾加入国际经济和科技组织的干预，以解决台湾问题。
谢淑丽还说，“大陆不动武绝对是最重要的要素”，使用武力有其灾难性及毁灭性，对大陆或台湾而言都是一样。大陆政策受到抵制时应该要问问何以台湾会这样，“不能完全都怪罪李登辉一个人，大陆诋毁李登辉时，并不知道他的政策形成拥有充分支持，这些政策在台湾广泛受到民意支持”。
多位大陆人士在会场上慷慨激昂地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流血也不惜要以武力统一台湾，并质疑谢淑丽说李登辉是基于民意，如果大陆90％民意主张打台湾，美国是不是也该尊重大陆人民的民意？
谢淑丽以“举例”方式提出的“一国三制”说法，台湾认为已牵涉两岸对话的实质议题，有违美方过去不介入对话议题的立场。据称，台湾当局曾向克林顿政府表达对谢淑丽“一国三制”的不满，美方则向台湾澄清，该说法不代表美方政策，仅是以举例方式，说明大陆处理台湾问题应更具创意。
针对谢淑丽的“建议”，余克礼认为，这表明谢淑丽和美国政府一样不了解“一国两制”。
在此前的1997年，余克礼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历史的使命·时代的要求》一文，详细解读了“一国两制”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最现实、合理、切实可行、对各方都有积极意义的模式，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以“一国两制”构想作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中国政府先后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谈判，成功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澳门问题。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巨大成功。香港继续维持长期的繁荣稳定，将用事实进一步雄辩地证明“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性和现实的可行性，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佳模式。台湾当局应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从维护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出发，切实认真思考以“一国两制”模式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问题。
在余克礼看来，“一国两制”规划的关键是：两岸统一后，台湾将如同香港、澳门一样，继续保留其资本主义制度，经济、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保持不变，但大陆则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与香港都属资本主义制度，是同一回事。但在“一国两制”之下，台湾的自治程度将高于香港，包括：香港不能有军队，但台湾允许保有自己的军队及地方性防务；大陆不派任何行政人员管理台湾事 务，而是由台湾当地人员进行管理。
余克礼后来在接受美国克莱蒙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汤本访谈时说，最重要的是多数台湾民众对什么是“一国两制”没有真正了解。台湾当局将“一国两制”污名化了。从蒋经国开始，到李登辉、陈水扁，对“一国两制”进行歪曲、抹黑，使台湾民众根本不知道“一国两制”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他多次访问台湾，听到的是很多台湾民众以为“一国两制”就是中国大陆分掉台湾人民的财产，是统战阴谋，是大陆要吞并台湾。他说，假若真是这样，他也不赞成这样的“一国两制”。
事实上，“一国两制”就是维护现状，台湾一切不会改变。香港的“一国两制”，按照通俗的话说就是“马照跑，舞照跳”，台湾的“一国两制”，则是“股票照炒，选举照搞”，一切生活方式不变。台湾还可省下很多军费及其他搞实质外交经费，用来提高老百姓的福利，开展基本建设，会使台湾经济更好。
余克礼最初是研究香港问题的。香港回归前，他所接触到的香港学者很多人都不接受“一国两制”，1998年后，他多次去香港，当年反对“一国两制”的学者态度都变了，都赞成“一国两制”。他认为，两岸要走向和平统一，只有“一国两制”。两岸人民和全球华人都反对用非和平的方式，都反对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我们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岸问题。香港的发展就是例子。1997年香港回归后，在金融风暴中，在最近与大陆的贸易中，都得到了祖国大陆的支持。两岸统一后，台湾遇到了困难，大陆同样会伸出援助之手。
回到谢淑丽有关“一国三制”的说法。余克礼认为，台湾问题之所以迟迟不能解决，与美国不无关系。台湾问题的出现，实际上也有美国的因素。为了其现实利益和战略利益，美国总是用各种方式插手台湾问题，如向台湾兜售军火，以台湾来牵制中国的发展等等。美国的这个政策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在他看来，台湾的一些人设法“傍”着美国、远离祖国大陆，这真是中国人的不幸。中国历经外强侵略、半殖民统治、国内分裂割据等种种灾难，可有人还是醒不过来，宁愿给西方当帮凶，而不愿做自己的主人。但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台独”分子，动不动就摆出一副“悲情”，可怜兮兮地乞求美国的“帮助”，企盼美国插手台湾问题，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实际上，你没有民族自尊，西方人也会看不起你的。你可能为得到一次过境落地签证而兴奋不已，可你只不过是人家谋求利益的工具，这真够可怜的！
余克礼研判，随着两岸交流的扩大和密切，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美国干预的着力点会越来越少，终究会无法插手台湾问题，就像英国最终从香港完全退出去一样。
但就当前的形势，余克礼认为，无论美国方面提出何种建议，中国仍然坚持台湾问题为中国内政，不允许外力插手。他说，外国关心并促进两岸统一，中国表示欢迎；但如果想干涉内政则绝对不允许，这是中国一贯的立场与态度，谢淑丽也不能例外。
第二辑余克礼 （5）
“统一”为名，“分裂”为实
——对“邦联制”的拷问
2001年7月7日，国民党公布了政策纲领草案的“邦联”说帖，把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定为：依循国统纲领，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基础上，追求两岸和平稳定关系，并且在台湾优先的前提下，推动阶段性的“邦联”来迈向统一。国民党主席连战在新书《新蓝图、新动力──连战的主张》中也首度提出未来两岸的融合方向，指“邦联制”是“值得考虑的构想”，在新世纪以新思维为两岸中国人打开一扇“机会之窗”。
按照连战的说法，两岸关系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当政者不能永远躲躲闪闪，必须负起领导责任，不能言行不一，前后不一。他强调，一个和平与建设性的两岸关系，不仅有利于台湾和大陆，也可以对国际社会尤其是这个区域的繁荣做出重大贡献。
连战还提出突破两岸当前僵局，必须要坚持“一个理想”，认清“两个现实”，依循“三条轨道”。所谓“一个理想”，即：“中华民国”大陆政策的最高目标在于追求中国最终能在民主、自由、均富的前提下达成统一，而未来两岸融合的方向，“邦联制”是值得考虑的构想，因为既可维持两岸迈向统一的方向，又可保留两岸在各自体制下合作发展的空间；所谓“两个现实”，即两岸关系的对等和民主；所谓“三条轨道”，即和平、发展、交流。
在连战看来，未来的两岸关系应该出现这样的图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让世人看到一个没有炮声、烽火的台湾海峡；“中国人帮中国人”，让世人看到双方善意的交流与合作，诚意的互信和互利，以达双赢并进而和亚太地区形成三赢局面。
“邦联”说帖一公布，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因为这毕竟是在统独问题上与民进党争执不休的国民党提出了一个可供商讨的有关“统一”的蓝图，表明他的“统一”理想，这与民进党是截然不同的。
作为中国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余克礼对这一问题的表态是相当温和的。他对国民党推动两岸统一予以肯定，理解国民党的“良苦用心”。他看到，国民党所以提出“邦联制”，有其现实考量，因为国民党反对“台独”，但在当前岛内“台独”势力气焰嚣张的情况下，基于选举的现实，还不敢直接明说统一，“邦联制”可说是在政治压力下的“折衷方案”。他认为连战的“邦联制”内容有两点与国际上认知的“邦联制”有所区别，一是国民党强调此为“过渡阶段”，二是“最终是走向统一”。
“邦联论”的构想最初是由原来“陆委会”组委苏起和和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在1999年8月提出的。但当时连战在台湾领导人选举的最后关头并未提出邦联制的主张，主要是担心激化统独矛盾。
国民党“邦联说帖公布后不久，国民党计划将‘邦联’纳入其政策纲领，以作为连战出任党主席后具体推动‘连战路线’的第一步，与李登辉的大陆政策相区别。但余克礼奉劝连战最好还是不要将‘邦联制’列入党纲，因为可能会像民进党将‘台独’列入党纲一样，未来在两岸交往和处理两岸政策时，容易处于被动并且缺乏弹性，可能会有后遗症，对两岸统一并不一定有助益，而且目前两岸统一模式还在讨论阶段，国民党应该先做深入的讨论。
余克礼对“连战说帖”的温和谈话在海外引起了一定的误解，认为大陆有可能认同两岸以“邦联制”统一。余克礼坦率地告诉世界：两岸统一，邦联制不可取。
当今世界的国家结构形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单一制和联邦制。单一制是由若干行政区域构成的单一主权的国家结构形式；而联邦制是由若干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区作为成员单位联盟而成的国家结构形式。两者的区别十分明显：第一，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是由中央政府设立的，在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是由各成员单位协议建立的，各成员单位往往先于联邦政府而存在；第二，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中央政府授予的，中央政府可以单方面规定地方政府的权限，地方政府必须服从中央政府所代表的最高国家权力，在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与联邦成员政府的权力划分由联邦宪法作出明确的规定，双方都不能单方面任意变更，对宪法的修改必须经过双方的同意和批准；第三，在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可以变更地方政府的疆界，在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不能任意改变各成员单位的疆界。
在这两种形式之外的不太普遍的国家结构形式，是邦联制。它是由若干个各自保留独立主权的国家建立的国家联盟。
联邦制和邦联制都属于复合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联邦制国家的成员单位没有独立的主权，不具有国家的地位；而邦联的成员单位仍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二是在联邦制下，联邦宪法和法律是全国性的最高法，联邦中央政府拥有最高国家权力，可以直接对各成员单位的人民直接行使权力；在邦联制下，虽然也设有各成员国派出的代表组成的中央机关，根据各成员国的明确委托行使某些权力，但它的决定是协商式的，只有经所有成员国政府认可后才具有约束力。三是邦联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