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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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铮骸案行唤苁榧桥衫刺嘏稍保 �2000年，吴邦国副总理在中央企业工委工作会议上讲话中，以及随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汇报时，举出三家企业作为稽察取得明显成果的典型，其中就包括他负责稽察的那家企业。
谈话中，解思忠还流露出对两个地方的特殊感情。一是中南海——他进入这里已13年，是迄今为止呆得最长的地方，感情自然就非同一般；被任命为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后，由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尚处于探索阶段，故所在机构一直未列入正式建制，他的行政关系按规定仍留在国务院；早晨上班，他都是途经中南海时进去吃早饭，顺便也与老同事聊聊天。第二个地方是北京大学——早在上中学时，他就向往着将来能进入这所著名高等学府的中文系学习；尽管后来由于改考理工科而放弃了这一志愿，却在时过40年之后被该校聘为兼职研究员，并兼任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学术研究机构），在校园的老化学楼里有一间工作室。
“敢云大隐藏人海，且耐清寂读我书”——结束对解思忠的采访后，我反复咀嚼，才明白他为何在以人生格言为题材的“人生篆书”书法作品上，以钱钟书先生这句诗中“大隐”二字作为落款署名——解思忠虽然表面上是个声名显赫的“朝中高官”，但骨子里却是个耐得清寂的读书人。
第二辑解思忠 （7）
附录
素质就是命运
解思忠
命运，《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生死、贫富和一切遭遇（迷信的人认为是生来注定的）”。否认命运的存在，是不现实的；但把命运看作是宿命，是生来注定的，人对它无能为力，则是不科学的。
影响一个人命运的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内因，另一类是外因。外因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根本无法选择、无法左右的，包括先天遗传、成年之前尚无行为能力时的遭遇（如父母离异），以及成年之后与个人行为无关的遭遇（如陨石打击）——这种外因对我们的讨论没有意义，且不去管它；另一类则是貌似无法选择、无法左右，带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却与个人行为多少有着某种关联（如彩票中奖）。
说到后一类外因对人的命运的影响，许多人都会联想起这样一句格言：“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句格言并非是说机遇专门去寻找那些有准备的头脑，也不是说只要是有准备的头脑都会得到机遇的垂青；而是说，只有有准备的头脑，才有可能得到机遇的垂青。由此可见，机遇并非是完全无法选择、无法左右的，如果不做相应的努力，机遇就不会来临。由于机遇带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就是做了努力，也不一定能捕捉得到；但与不做努力、守株待兔相比，努力无疑会使机遇来临的概率增大。就以彩票为例，如果买得多，再加之必要的调查研究，中奖的概率无疑会增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一类外因也可以纳入我们以下对内因的讨论之中。
早在公元前500年前后，正当我们的先人身处东周列国之乱，信奉着孔夫子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时，一位名叫赫拉克利特的古希腊哲学家写下了这样一句格言：“性格就是命运”。2500年来，这句格言一直被当作人生哲理去破译人的命运。几年前去世的作家张弦，生前就希望死后能在自己的墓地立一块碑，正面写“作家张弦之墓”，背面则写“性格就是命运”——这句话既是他的人生体验，也是他的创作信条。
性格，是一个人在对人、对事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表现出来的较稳定的心理特征，如轻浮、沉稳、粗疏、细致等。性格的确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但它绝不是决定命运的全部因素，而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因此，“性格就是命运”这句格言是不完整、不准确的。如果抛开那些根本无法选择、无法左右，因而对我们的讨论没有意义的外因，用一个词来概括影响一个人命运的因素，那就是“素质”，即人的质量。我们在强调产品质量时，往往说“质量是产品的生命线”；对于人这个“产品”来说，也同样是如此。
素质，按形成阶段分，可以分为先天素质与后天素质；按类别分，则可以分为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职业、健康和审美等八种素质，每种素质又可以分为若干项。性格，既得之于先天，又成之于后天，是一个人在先天气质的基础上，经过后天修养而形成的；在上述诸种素质中，主要表现为健康素质的心理方面（也可称之为“心理素质”），并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等方面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性格包含在素质之中，且仅仅与部分素质有关，所以，它非但决定不了命运，而且对命运的影响力也达不到举足轻重的地步。
“性格就是命运”这句格言之所以能长期流传，且深入人心，有其社会历史原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即便是发展到封建社会，人们也是依靠与土地、森林、河流、阳光和雨水等自然条件交换而获得有限的生活资料，并可怜地依附于神灵、酋长、奴隶主、封建主、族长和家长，被迫沿着大致相同的轨迹去生活。每个个体的人格、精神、文化、科学等得之于后天的素质也大致相同，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于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得之于先天的性格，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往往会凸现出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尤其是在当前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越来越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等得之于后天的素质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强；与此同时，性格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弱——这也可以理解为社会越进步，对人的先天、个性越宽容。所以，一个人要改善自己的命运，如果只着眼于去改变性格，尤其是改变性格中的先天气质，往往是徒劳的；只有努力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包括通过自我修养去改变性格，才能有效地改善自己的命运。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提出一种“智商决定论”的理论。美国学者C）尔兹。默里和R。理查德·赫恩斯坦将其表述为：“智商就是命运”。这种理论认为，智商决定着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决定着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同时也决定着一个人对社会的影响。智商，即智力商数，标志着一个人聪明或愚蠢的程度，的确能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命运；但如同性格一样，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一个智商很高的人，可能是一个处处碰壁的不得志者，甚至可能沦为一名罪犯。一群智商不相上下的人，其命运却互不相同，有的甚至相差悬殊。而且，智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勤于学习和善于思考可以使智商提高，懒惰和浮躁可以使智商降低。
在提出“智商决定论”的同时，美国学术界又有人提出了“情商决定论”。这种理论认为，智商对人的成功只产生20％左右的作用，其余的主要由情商决定。与智商相对应，情商这个新概念被解释为“情绪商数”，它标志着一个人控制情绪、把握自己的能力。其实，所谓的情商，与性格很相似，主要表现为人的心理素质，也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等方面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智商也罢，情商也罢，都包含在一个人的素质之中。把一个人的整体素质割裂开来，片面地只强调哪一方面的素质都是不科学的，应立足于整体素质的提高。有一个“木桶理论”：一只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要迅速、有效地增加木桶的盛水量，莫过于先去弥补最短的那块木板。从这个理论中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同时提高有关方面的素质；如果只提高某些方面的素质，而忽略了其它方面的相关素质，就像只加高木桶的几块木板一样，其结果只能是功亏一篑。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例子——有的人许多方面都非常优秀，但就是一点小小的缺陷，不仅使得其它方面的长处难以充分发挥，而且害得他屡屡受挫，甚至于全盘皆输。
在21世纪到来之前，人类对未来的许多事情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但唯独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未来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国民素质的竞争；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社会的现代化。对未来研究极富权威的罗马俱乐部总裁雷列奥·佩西在他的报告《未来一百年》中也指出：“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提示未来，有一点必须首肯——未来是以个人素质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社会发展是这样，个人的发展也是这样。我们正面临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当代中国社会最剧烈、最深刻的变革；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每个人主动也罢，被动也罢，都将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我们只有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才能在未来的社会中有立足之地。
自觉提高自身素质的过程，也是自我完善的过程。人类之所以能从茹毛饮血、四肢行走的动物进化成现在这个样子，依靠的就是自我完善；要使人类继续进化，而不是朝着动物的方向退化，只有依靠自我完善。我们所拥有的人生，充满了陷阱与诱惑，稍一懈怠与放纵，就会堕落；要想实现一个理想、高尚、幸福的人生，只有依靠自我完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被现代化大潮推拥前进的时代；要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而不被时代所淘汰，也只有依靠自我完善。因此，从任何意义上说，自我完善都应该是我们每个人，乃至整个人类思考探索的永恒主题。
当代雕塑家潘鹤于1989年完成了他的雕塑力作《自我完善》：一块壁立的大理石上，一位少女上半身的精美雕像已被凿出，下半身仍与未经雕凿的大理石浑然一体；她正右手举锤，左手持凿，继续在雕琢着自己的躯体……如果我们把自身也看作是一尊雕像，那么，只要自我审视一下就会发现，它的缺陷实在是太多了，简直就像是粗糙、甚至残缺的毛坯；只有锲而不舍地去雕琢它，才可以使之趋于完美。尽管古人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之说，但只要不断地自我完善，就可以向自我实现的目标一步步地逼近；由于自我实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所以，自我完善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第二辑吴建民 （1）
挥扬外交之剑，折冲樽俎
吴建民，中国资深外交家，现年64岁。1991年至1994年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从1994年至2003年的近10年时间里，吴建民历任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和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目前任外交学院院长，兼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在世界上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当经济以两位数增长时，政府会倒台。
——吴建民
申奥：“外交麻辣烫”呛翻欧美“人权”大棒
1991年3月21日下午，从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参赞位上卸任不久的吴建民，走进了北京国际俱乐部的外交部记者会现场。这是他担任外交部第10任新闻司司长后，首次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在公众中亮相，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9任外交部发言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始建于1983年，由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首倡，他也是中国政府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此后这个肇始于外交部的发言人制度在政府其他部门中得到推广。
政府发言人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当事者不但要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深厚的文化积淀，还需要有灵活的应对技巧和把握现场主动的能力。外交部更是国家的一根敏感神经，牵连到国家利益和对外关系，稍有差池都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然而从1991年到1994年，吴建民以“发言人”的身份共主持了170场记者招待会，从未出现闪失。他敏捷的思路、出色的口才以及从容、果断、刚柔相济的应对艺术，受到国内外同行、政治家和记者的好评。
人们一定不会忘记，中国人为了申办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更不会忘记1993年秋天北京奥申委将士们为了夺得奥运主办权出征蒙特卡洛的日日夜夜。
1993年9月16日，以李岚清为首的北京申办城市代表团飞赴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参加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将决定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城市。为了加大申奥的宣传力量，北京奥申委在主管宣传的吴重远、丁维峻外，添加了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
当时，由于“八九风波”的后续影响，西方一些国家一直拿“人权”等问题对中国横加指责，中国外交承受着很大压力。继当年7月份美国众议院通过反对让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决议后，9月16日欧洲议会正式通过决议反对将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给北京。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政府也互相配合行动。9月14日澳大利亚总理基延访问美国时，公开声称“不要让政治压倒了体育理想”，要国际奥委会不要选择北京；9月16日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赫德，在九频道电视台的早餐采访中，对记者说，“最佳的选择是曼彻斯特，万一曼市落选，大家就应该来悉尼参加奥运会。如果选择北京，将是一个坏主意”。种种迹象表明，西方“有备而来”的记者将会在蒙特卡洛围攻中国。
17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下午在蒙特卡洛希维体育宫开幕。吴建民和吴重远在蒙特卡洛新闻中心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北京代表团的有关情况后，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赫德在悉尼关于“北京如举办奥运会是坏主意”的说法。
20日，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会议开幕。吴建民在蒙特卡洛新闻中心举行了来蒙特卡洛的第4次新闻发布会。正如人们所料，西方一些记者利用这次机会就“人权”问题向中国轮番进攻。吴建民语气激昂地回击道：
“中国政府非常关心人权。中国人民起来革命，奋斗了100多年，就是为了人权，争取做人的权利……1949年以前，中国人有80％吃不上饭，一旦遇上灾荒，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当啼饥号寒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西方大国有谁同情过中国的人权？有谁来呼吁中国的人权？相反的是他们都站在压迫者一边——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在今天，中国人民吃饱了，穿暖了，他们倒‘关心’起中国的人权来了，这岂非咄咄怪事？！”
一记者看到吴建民说话时表情异常严肃，明知故问道：“你为 什么这样激动？”
吴建民说：“你们应该理解，一个人被平白无故地骂了一通，能保持平静，能不激动吗？”
又一记者说：你们中国“讲人权”就是“政治干预体育”。
吴建民说：“不是中国人首先讲人权，是有人天天骂我们。整整骂了四天。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