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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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几乎贯穿人类发展的历史，但影响深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争却屈指可数。西方军事史学家称公元前5世纪的马拉松之战是“欧洲出生时的啼声”。那次战争古希腊人第一次战胜波斯人，不仅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信心，而且西方文化也由此产生。那么，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声呐喊，它所激发的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巨大动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军队在与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及其统率的17国军队的殊死较量中，显示了高超的战争智慧和英勇无畏的精神。战争的结局是：中国人赢得了胜利和尊严，美国当局及其侵略军得到了关于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可轻侮的记忆。
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军事遗产，特别是其战略遗产，不仅书写了战争艺术的历史辉煌，而且也永远启迪着今天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战略指导。
在国家的生存智慧中，忧患意识和掌握战争艺术是必须具备的。我们反对战争但不怕战争。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战略家必须具有超前的判断力和果断作出科学抉择的魄力，以及面对强敌敢于应战的勇气和善于应战的智谋。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建立伊始，在各方面存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国际反华势力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战争。当时，美国军队公然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和封锁台湾海峡。特别是美军在仁川登陆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向中朝边境进犯。朝鲜处境危在旦夕，中国主权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被迫推迟解放台湾，调整国民经济恢复计划，决心不惜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进行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反侵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中部的“三八线”成为世界两大阵营在东方的政治与战略边界。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纠集所谓“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很快就席卷整个朝鲜北部，威逼中国北部边境。在南线，美国杜鲁门总统宣布派遣第七舰队侵入时，美国还向法国提供军援，支持法国扩大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以便从南翼牵制中国。
从当时的战略态势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举起的一柄南北夹击的重钳。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部署的重心是在南线，准备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而在北线以友邦为邻，几乎没有设防，那里却集中了全国大部分重工业，当时全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辽南。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主要工业基地直接暴露在美国陆海空军的威胁之下，甚至中国首都也在美国重型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中国的战略后方和政治经济中心顿成前线或战略浅近纵深。况且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力薄弱，百废待兴，战争创伤亟待恢复。但敌人打上门来，是沉默容忍，还是奋起抗击；是坚持向南进击解放台湾，还是挥师北上出兵朝鲜？
在无法回避的严重挑战面前，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经过慎重权衡，果断作出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可以设想，如果任凭美国灭亡朝鲜，与我国隔江对峙，并与南线的台湾蒋介石集团、侵越法军势力遥相呼应，就将置我于战略上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那时我国的战略态势、国际环境、国内建设和东北边境的民族关系都将出现极大的困难和麻烦，其后果不堪设想。中国人民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参战，是面对侵略威胁，迫不得已又是义无反顾的。我们不是挑战而是应战，是不得不打别无选择。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局，不仅保卫了祖国的安全，援助了朝鲜，而且促进了亚洲甚至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二战后50年世界总体和平的确立和“三个世界”国际格局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总之，从维护世界和平，从打出国威军威、确立中国人民的自信与自尊，从创造有利的国际地缘安全环境，以利国家长远建设和增强国防的角度看，不论怎样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功绩都不过分。
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的必然。战略计划的实施，是“战争的一次性闪光灯”，使用一次就展现一场战争的结局，留给历史的或是辉煌、或是灾难。战争对战略指导的最初和最后的要求，都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有人统计，在过去1个半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的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战争是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在朝鲜战争中，双方投入的都是久经沙场考验的部队，都派出最优秀的指挥官并把战争指导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朝鲜战争的激烈程度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的战争中，不仅敢于而且善于同强敌作战并取得胜利，可以说达到了军事指挥艺术和部队素质表现的最高境界。
战争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两军对阵，了解敌方的战略企图、军事部署、兵力兵器的数量与质量固然重要，但从战争指导的最高层次讲，还必须了解对方的历史、哲学和统帅特点。在战争史上，言出即行而又出敌不意是很难做到的，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再三发出警告而且说到做到。美国当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却不相信中国真的要抵抗，特别是麦克阿瑟断言侵朝战争“是赢定了”，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毛泽东和彭德怀非常重视研究麦克阿瑟的性格和作战特点。毛泽东说，麦克阿瑟越狂妄、自负、好大喜功，越对我们有利。麦克阿瑟没有指挥大兵团在广大地域作战的经验，而有丰富的越岛进攻作战的经验，因而在仁川登陆，包抄朝鲜人民军的后路是他的必然之举。基于这种判断，早在朝鲜人民军胜利南进，美韩军退守“釜山防御圈”时，毛泽东就提醒要防备美军在仁川登陆，并从中国南方调兵北上，组成东北边防军，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参战部队。这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没有这一举措就没有后来的胜利。反观敌军方面，麦克阿瑟，按美国评论家大卫·里斯的说法，是一位凭“想像和直觉，而不是军事的逻辑和科学”指挥作战的美军司令官。他在完成仁川登陆这一朝鲜战争中的杰作之后，接着就是一个大败笔，在所谓“圣诞节攻势”中，亲自把美军赶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包围圈而遭到惨败。当时在朝鲜战场东西两线，如果没有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的冒进命令，则我军的计划难于实 现；如果美第8军军长沃克和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坚决执行上级的错误命令，则他们的损失将会更加惨重，
朝鲜战争的历史证明，在战略指导上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抉择，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判断和决心是完全正确的。例如：第一次战役胜利后，敌人退到清川江左岸固守。如何打第二次战役，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待敌进入我预设战场后，我以迂回包围穿插战术，各个歼灭进攻之敌。而另一种主张则要求乘胜追击。如果按后者主张去打，第二次战役不会取得那样大的胜利，至多打成一个击溃战。又如1950年底，我军突破“三八线”后，打到“三七线”附近地区。此时志愿军物资供应极为困难，连打3个战役已十分疲劳，为防南进过远，被敌所乘，毛泽东和彭德怀高屋建瓴，部署就地转入积极防御作战。此举为后来的第4、5次战役和两年多的阵地防御作战创造了条件。如果当时继续向南猛追，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如1953年夏季停战签字前夕，敌人仍采取种种手段破坏停战。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心再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反击战役，以打促停。而另一种主张是不再采取军事行动，马上签字。我军按毛泽东、彭德怀的作战部署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在25公里正面上突入敌防御纵深最远达15公里，歼敌12。3万多人，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从而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实现朝鲜停战。战争的事实和结局证明，在战争指导方面，毛泽东和彭德怀始终胜敌一筹。而美军在战役上的失利则是替战略付出了代价；它在战略上的失败又是替美国的政治付出了代价。
在中国出兵朝鲜后，美国人曾经发出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的叫嚣。对此毛泽东表现了大战略家的从容。他指出：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杜鲁门不敢冒险打一场原子战争，就是真想在朝鲜投原子弹，也没有义务通知对方。美国的核讹诈终于破产于我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统帅风格。
战争不仅是两种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是两种哲学、两种战争智慧，以及两种道德和勇气的较量。战场是最公平的考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的进攻穿插作战的奇迹，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朝鲜战争是异常激烈的。在朝鲜半岛狭小的战场上，双方投入兵力最高达300多万人。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兵器。某些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飞机轰炸密度、战场兵力兵器密度和伤亡比例，都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而我军参战初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后来虽有少量空军参战，也只能掩护后方主要交通线，不能直接支援一线作战）。陆军装备也相当落后，参战初期基本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而且是过去缴获的各种陈旧武器混用。但是，我军是一支久经战争锻炼和考验的人民军队。他们英勇善战，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像的困难，终于以劣势装备战胜高度现代化的敌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业绩，惊天地、泣鬼神。
美国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与中国进行直接和间接较量，都遭到了挫折。这种心理重创，在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得到补偿，但这两场战争的胜利都带有夸大的成分。例如海湾战争中，被称为杰作的从伊科边界向巴士拉迂回作战的“左勾拳”行动，如果把地图颠倒过来看，再换到朝鲜的地形上，就是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德川向军隅里、三所里穿插迂回，切断美9军退路的战法的翻版。但海湾战争美军的“左勾拳”是用装甲部队打伊拉克的溃军，正如美国的一个材料上所说，“伊军的混乱状态使盟军部队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主要战略机动——相当于13个师的‘左勾拳行动’。在这次作战行动中，美军每小时攻击前进的速度，第7军是2。4公里，第18空降军是4。1公里。而当年朝鲜战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左勾拳”，是步兵作战，每小时攻击前进的速度是5公里，14个小时连续作战，先后打垮南朝鲜第7师、土耳其旅、美25师、美骑1师、英29旅各一部，前进70公里，切断了敌军的退路。向南突围与向北增援之敌相隔不到1公里，在大量飞机、坦克支援下，却始终不能前进一步。这一仗，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了步兵进攻作战速度的极限，获得“万岁军”的赞誉。有人评价说，有史以来步兵从未如此辉煌过。
人与武器同等重要。越是以弱胜强，人的能动因素越起决定作用。越是现代高技术战争，武器装备因素对胜负的影响越大。建立一支掌握现代高技术兵器的人民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和确立大国地位的基本条件。
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我军在武器装备及其他物质条件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但经历了20多年国内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锤炼的中国人民军队也有着许多不同寻常的优势。有敢打必胜的信念，有以弱胜强的丰富作战经验，有久经锻炼的高素质的部队和著名战将。加上战争的正义性质，得道多助，士气高昂。这些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但是毋庸讳言，由于敌我武器装备优劣悬殊，我军的火力、机动力和后勤补给能力与对手相比，都相差甚远。战争证明，没有必要的现代化技术装备，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影响取得更大的胜利。这场战争使我国政府和人民认识到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以便有效保卫国家安全的迫切性，因而下决心建立自己的军火工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军。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发轫。在战争开始后，我军迅速着手建立了新的军、兵种，特别是空、海军和装甲部队，边组建边投入作战，在战争中成长壮大。我军取得了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各军、兵种在实战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造就了一大批适应现代作战需要的军事指挥人才，并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依据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作战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惟一的一场两个对立的大国直接参战的大规模局部战争。不过在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连续的进攻行动将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之前，国际社会还不承认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西方的习惯观念认为，在战争中打败大国军队的国家才具备公认大国的条件。就这个意义说，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大国地位和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荣富强的里程碑，它将永久载入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史册。（原载《解放军报》2000年10月25日第9版）
第五辑宫少鹏 （1）
外交作为各种矛盾的纠合处，内中有深刻的学问
宫少鹏，1969年中学毕业后到陕西农村插队落户，两年后应征入伍。1975年转业后在北京内燃机厂工作，于1978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外交学院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1988年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进修两年，学成后回到外交学院任教。
无论未来的中国有多么大的发展，“说理外交”的传统都不应为“表态外交”所取代。
——宫少鹏
被误传为宫达非之子
2003年8月29日，北京外交学院教授宫少鹏应邀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就朝核问题北京六方会谈的意义与网友进行交流。这虽是宫少鹏第一次作客人民网，却已是无数次在媒体上露面了。就像他走进中央台视台的直播室解读中东局势时一样，宫少鹏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纵观世事风云，评说政治焦点，其思维纵横捭阖，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宫少鹏1952年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过早离开人世，使宫少鹏在很小的时候就尝到了痛失亲人的悲伤。这是宫少鹏永远的伤痛，却很少为人所知，以至成名后的宫少鹏一直被人误认为是我国前辈外交家宫达非的儿子。大概是因为他们气质太过相像，连笔者也一直深信不疑，直到笔者采访宫教授向他核实时才恍然大悟。
不过宫教授对笔者冒失的提问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