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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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过驻外使、领馆馆长的资深外交官如章汉夫、龚澎、张颖者，估计在80年代中期以前，“报人”外交官曾一度占资深外交干部总数的1/5左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担任外交部长的7人中，周恩来、陈毅、乔冠华等都曾有“报人”经历。这些“报人”外交官利用手中的如椽之笔为“说理外交”写下了光辉篇章。
1997年，宫少鹏在《新中国外交界中的“报人群体”及其特征》一文中说，人类进入近代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强权代替公理，使得历来重婉约、贵含蓄的外交几近荡然无存。强国欺负弱国，只讲什么你能干、什么你不能干，不用讲理。弱国无外交，只能仰人鼻息，在强国面前无理可言。于是外交成了“表态”，是耶非耶，一字足矣。“说理外交”是中国古而有之的传统，以“通晓利害之辩”“息兵于千里之外”的事例史不绝书。只是到了近代，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外交史才成了一部屈辱史。于是深文曲笔、委析入情的外交文件只能见于怀旧的梦幻，映入眼帘的尽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一幕幕悲剧。新中国成立后，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后盾，国家的独立、主权得到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肯定了“说理外交”存在的必然。
宫少鹏研究“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就是希望当代的外交官或外交专家在新的历史时期能继承和发扬他们身上的优良传统，为四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做出贡献。
公共外交的形式有很多种，它可以通过个人之间与民间团体之间的交往，或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达到外交目的，也可以通过电视、电影、广播、书刊等宣传媒体来达到宣扬本国文化与政治制度、解释本国官方立场等外交目的。
美国是最先利用公共外交实现其全球战略渗透的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美国在公共外交上不断遇到挑战，最大的有3次，但每一次都能利用政府设立一个特别机构来争取公共外交上的主动。二战后，罗斯福总统创立了战争信息办公室，由一批专门人才为报道战争的稿件加工润色。后来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把战争信息办公室改造为美国新闻署，以更大的舆论对付共产党国家的“赤化”。冷战期间，艾德华·莫罗主持美国新闻署继续为“瓦解”共产国际发挥作用。克林顿执政后，没忘公共外交这把“软刀子”，设立了一个特别办公室来削弱塞尔维亚民众对米洛舍维奇的支持，最后达到了目的。“9·11事件”后，小布什对美国的公共外交非常不满，特别是在对穆斯林世界的宣传方面，认为没有使公共外交发挥以往应有的作用，因而决定重振美国的公共外交。鲍威尔说，美国的公关工作做得很差劲，使得激进的阿拉伯组织和利益团体将美国描绘成一个无神论国家，这是同伊斯兰宗教信仰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于是小布什紧急任命了比尔斯副国务卿专职负责公共外交。比尔斯开始“公关外交”，试图通过外交宣传来改变这一局面。他宣称，“我们必须走出来，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大家，因为有人正在散布一些‘扭曲’的版本”。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2002年6月17日就美外交关系发表讲话，提出公共外交应该在美国外交政策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建议向电视广播部门提供1。35亿美元拨款。海德在其提案中将中国列为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海德在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说，地球上近70亿人的心声正日益流散，努力赢得这一心声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在信息时代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呼吁更多地利用调幅和调频无线电广播，特别是电视这一最强大的媒体，来推进公共外交工作。
宫少鹏意识到，比起美国，中国的公共外交明显滞后，这不能不引起中央高层及外交专家的高度重视。他也曾多次在外交学术研究会及与外交部、中宣部等高层见面时谈及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希望中央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重视走向民间的“说理外交”，让老百姓真正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意图，解除他们心中的疑虑。
中国公共外交初显端倪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令宫少鹏欣慰的是，进入新世纪后，媒体日益发达，公共外交在中国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外交终于向群众打开了窗口，如外交部的定期的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及各部委的新闻发布会已经规范化，特别是开放式的电视新闻评论直播形式的出现，使中国公共外交呈现全面开花的鼎盛期。
正是日益开放的公共外交化解了老百姓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不理解。作为研究外交理论的权威人士、国际热点问题专家，宫少鹏无疑是公共外交战线上的主力，而他也从中更深刻地理解到公共外交实在太有必要了。
2003年3月22日，宫少鹏作客新浪网，就伊拉克战争的诸多问题与网友交流。许多网友提出一个要宫少鹏回答的老问题：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外交政策过于柔弱吗？这个问题宫少鹏多次在不同场合进行了解答，但很多人还是表现出不理解。这次宫少鹏打了一个比方，尽管这个比方不一定妥贴，但比较容易让人理解。他说，假如我的邻居夫妻在吵架，也就是说一般的吵架，没有杀人，也没有死人，我随便去管吗？我看一般的人都不会去管。如果我去管，我的太太会怀疑我有外心，我的邻居夫妻争吵是很正常的事，他们也会认为我想当第三者。宫少鹏认为，对于这些吵架事件，我去管和不去管要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看看人家的邻居、人家的朋友、人家的亲戚，他们在管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怎样管的。伊拉克是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有阿拉伯联盟，我们中国的态度无论如何不能比阿拉伯联盟的态度还要强硬，否则我们就是喧宾夺主，我们就成了阿拉伯联盟的领导了，人家要怀疑我们要称霸阿拉伯世界了，我们不能这样做。他提醒大家可以看一看阿拉伯联盟，也可以看中国政府的态度，我们中国的态度和阿拉伯联盟的态度是相符合、相一致的，我们不能超越阿拉伯联盟的态度，作出一些我们认为应该是正确的行动，我们不能喧宾夺主。
还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伊拉克战争前，法国、俄罗斯、德国提出了和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国不同的议案，中国支持了前者却又不加入到他们的集团里去。是不是故意要有低姿态呢？
宫少鹏从中东的行动模式上解答了这个问题。上面说到的这些西方国家常常是在中东发生问题的时候，聚在一块做出某个决定，然后把这个决定拿到中东国家去，希望中东国家能够接受，甚至有的时候是强迫接受。如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在中东地区争霸，1976年爆发了第3次中东战争，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了美国，与美国的总统约翰逊就举行了格拉斯堡会谈。第4次又组织了日内瓦各方的会议，这都是美国和苏联事先商量好了，然后把这个决定告诉当事国。但中国的决策方式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以直接和当地国家进行合作的方式，来介入中东的问题。我们有什么事情，并不是跟大国结成同盟，我们替他们拿了主意，然后把这个决定强加给中东国家，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正因为有这种传统的独特的对中东的行为模式，所以中国支持了法国、德国、俄罗斯的立场，但是我们并没有参加到他们的共同提案当中去。
另外，宫少鹏认为，国家利益是决定外交政策的前提。什么是国家利益，各个国家的认知不同。他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黎巴嫩有相当多的居民是天主教徒，虽然是阿拉伯人，但不是穆斯林，是天主教马龙派，一旦在这里面出现恶性事件，法国人就要站出来采取行动，法国政府认为黎巴嫩天主教马龙派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他们的利益，要站出来。如果天主教马龙派发生什么事情，可能美国不会有什么反应，中国也不会有什么反应。由于各个国家的利益不同，所以认知是不同的。正是由于国家的利益不同，所以不能用一个模式来衡量各大国对中东国家利益的看法，更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各国对中东政策的行为模式。
2003年8月27日，有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由于朝鲜半岛局势历来与中国的国家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加上这是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在负责起国家大政方针以后做的一件非常有意义、很重要的外交活动，因此中国民众对这个热点事件极为关注，而对朝核问题及会谈的意义和细节并不了解。在六方会谈的第3天，宫少鹏应邀到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又一次成功地实践了公共外交。
有网友问，中国一开始只主张美朝双边对话，现在又主张六方会谈，中国外交思路为什么会出现变化？宫少鹏从“费尧之桥”的典故开始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群体之间，有时候存在着法国管理学家费尧所说的“麻烦之水”，要跨过这个水就要搭一座桥，这就叫“费尧之桥”。中国在朝美之间起到了一种桥梁的作用，就是在美朝之间搭“费尧之桥”，以便他们能够跨过这个“麻烦之水”。中国第一次搭这个桥是在1988年，那一次搭桥使得美朝在1991年末解决了美国在韩国储存和部署核武器的问题，使得朝鲜和韩国签订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1993年，在朝鲜半岛核危机发生的情况下美国再一次请求中国搭桥，当时的美国克林顿政府和朝鲜达成了1994年的框架协议。这一次，由于布什政府和朝鲜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原来搭好的桥梁大概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中国继续搭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由于像日本、韩国、俄罗斯这样的本地区国家的利益也受到牵扯，所以中国决定在北京举行六方会谈。中国外交思路的变化是根据目前朝美关系的实际情况确定下来的。
有网友对美国只派级别不高的詹姆斯·凯利来会谈很不理解。宫少鹏耐心地解释说，作为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的级别和这一次会谈的级别是相当的，而不应当简单把他说成一个下级干部。为什么这次美国没有正式派他的副国务卿呢？美国的副国务卿有两位，一位就是阿米蒂奇，他的职务相当于常务副部长；另一位就是博尔登，负责亚太事务的，他这次没有来，原因是朝鲜批评他对朝鲜国家领导人发表了非常不友好的言论。
宫少鹏在与网友的交流中发现，有不少网友认为中国搭“费尧之桥”是浪费中国人的心血，还不如让美国佬陷入全球所有的冲突中去。还有人认为，朝鲜持有核武，是对美国实行对我国的战略合围的一个震慑或牵制，中国政策不应该反对。这两种观点在对国际关系缺乏了解的民众中有相当的支持率。但宫少鹏坚决反对这两种观点。在他看来，朝鲜半岛是我们的邻居，这个地区发生任何冲突，都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都会使中国同样陷入到冲突中去。另外，外交界有一句俗语，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所以现在任何非核国家持有核武器都有可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不利的局势。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不赞成任何按照核不扩散条约规定为非核国家的那些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原因。
宫少鹏频繁的公共外交实践增加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透明度，增强了国人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解，激发了国人对外交和政治的思考和参与意识，使得中国外交策略在民间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中央一位高层官员称他是“外交学术发言人”，钱其琛在外交学院讲课时，也对宫少鹏对公共外交的倡导和身体力行表示了由衷的赞赏。
第五辑宫少鹏 （3）
潜龙在渊——中国“韬光养晦”
与“有所作为”的统一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东欧巨变，苏联面临解体。在此形势下，西方加紧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同时实施经济制裁，妄图使中国成为东欧“多米诺骨牌”中的下一个，使社会主义在全球崩溃。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则希望中国能出来当头，为他们撑腰，以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中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应该出头，与西方进行全面较量，以显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力量。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28字外交战略方针，其核心内容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为中国赢得了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邓小平的方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韬光养晦在国内遭到了从未有过的争议，继而使“中国在21世纪应如何发展”成为当时争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不少人认为，中国依然在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以对方实力定对手的美国自然而然地会把中国看成潜在威胁。而美国一系列的举动如向台湾出售武器、提升美台关系、在关岛部署能随时对中国实施打击的战略轰炸机和巡航导弹、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等表明，美国的战略也早就从“扶华灭苏”改为“抑华抑俄”，中国已经失去了韬光养晦的外部环境，韬光养晦的战略在现在的新形势下已经开始成为中国强大的阻碍，如果还坚持这个原则，而忘了“有所作为”显然是不明智的。
有学者认为，“韬光养晦”这套理念在西方根本吃不开，也丝毫不会减缓“中国威胁论”的盛行。“中国威胁论”的先驱者之一——查尔斯·克劳海默早在1995年7月31日的《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为什么必须遏制中国》的文章中明确指出：“今日中国更像是19世纪末期的德国，是一个迅速崛起日益强大因而感到不向外扩张便不能继续生存的国家……遏制这样一个恶魔必须趁它羽翼尚未丰满时便开始行动。”而当时“韬光养晦”在中国正登峰造极。
面对部分国人的疑虑和不解，宫少鹏提出，应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邓小平所说“韬光养晦”的真正用意。固然，韬光养晦强调了“冷静，冷静，再冷静，不意气用事”，在必要的时候要忍让，保持低姿态应对国际政治，但这是邓小平的一种“卧薪尝胆”的策略，并不表示中国在任何问题上都无原则地忍让，中国适当的“退”是为了大踏步地“进”。
宫少鹏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喜欢中国古典小说，在他的著述中常常能体味到他深厚的文学修养的积淀。他曾花数年时间认真研究了《三国演义》，中国古代的智谋韬略对他的外交研究具有非同寻常的启迪意义。
“韬光养晦”的典故正是出自《三国演义》第21回“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赚城斩车胄”的故事。宫少鹏意识到，现在人们对中国韬光养晦外交政策的怀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忽略了“曹操刘备煮酒论英雄”的后续故事。
刘备投靠曹操之后，仍有一番雄心壮志。但是刘备也防备曹操谋害，就在住处后院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关羽、张飞对此不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