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书评(书屋2004～书屋2005)-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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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病重，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也不可能……冯雪峰约我去看鲁迅，他拿着拟好的稿子，念给他听。鲁迅闭着眼睛听他念，没有说什么，只点了点头。冯雪峰回去之后，又拟了一篇（即《论现代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鲁迅这时身体更弱了，更没有力气说什么了。他点了点头，略显出一点不耐烦的神气……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这是说，文章也不是鲁迅口授的，而是出自冯的笔下。胡风还谈到，叫重病中的鲁迅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表态，显然是不严肃的。一则影响他的健康，再则他未能深思熟虑，叫他负责，说不过去。此后他只是略为表示不满，但也没有郑重否认，因为冯是从中共中央来的人，他代表党，鲁迅未便如此。
胡风所言，并不仅仅是“孤证”。鲁迅夫人许广平对这两篇文章的态度是重要的佐证。此文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篇》。其《一集》、《二集》都是鲁迅先生自己选编的。《末篇》是他去世之后，由许广平选编的。对此文许广平的心情有点尴尬，因为不是先生所著，不可堂堂正正地选入，但又毕竟以他的名义发表过。于是退而置于《末篇》的《附集》中。当时以鲁迅先生的名义发表，而不是他写的文章，另外还有，如瞿秋白的文章。这是当时文坛上的现象。许还是收存备考了。
关键问题在于这文章，不符合鲁迅的一贯思想。鲁迅先生提到托洛斯基，总是怀着敬意和赞许的，他读过很多他的书。就是托氏被斯大林打倒后，他也没有“成王败寇”的思想。仍然说，他不是武夫，他是有文艺修养的，他的观点从长远看是有价值的。等等。
他对冯雪峰文中所说的，“托洛斯基的中国徒孙们”——当时公认指的陈独秀，也一直是肯定和赞扬的。陈在鲁迅的心目中是什么地位？鲁迅有“遵命文学”之说。他明白地说：“我所尊奉的，是那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也是我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说白了是尊重陈独秀，当时公认他是“革命的先驱”。那时共产党没有建立。鲁迅先生也从来没有谴责过托派。
曹禺在他的剧本扉页上写着：“世界是一个舞台，人生是一个戏剧。戏剧表现精彩的人生。”如果把这件事看作一个独幕剧，人物有冯雪峰、鲁迅、胡风和许广平。也有精彩之处：鲁迅病重，闭目点头。戏剧性在于它的模糊性和悬念。可以理解为“认同了”，也可以认为是“知道了”。如何理解视主谋者的需要而定。冯说是鲁迅口授，还利用了党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冯的目的达到了。他把鲁迅——“中国的高尔基”推入国际共运反托。他又在病重的情况下，终于深情地歌颂党所领导的队伍。他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儿，作为党的代表的冯，在代替鲁迅表态和抒情。胡风对之进行道德评说。政治斗争哪讲这个！如军事斗争的“兵不厌诈”吧。此类事多矣！如“反右”中的“阳谋”，庐山会议前的号召学海瑞。都是“请君入瓮”，纷纷落马。所以冯雪峰之举不足怪。鲁迅先生是讲过《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当然应看对什么人，对鲁迅先生也可以不讲“费厄泼赖”（fairplay）吗？
后来鲁迅不好再说什么。史学家靳树鹏说：“冯和鲁迅、胡风可能没有想到这个文章会造成这样大的影响。”这是善意的揣测。
看来冯雪峰也并不了解“托派”有什么罪和错。当时革命队伍里的同志都知道“托派”是最阴险、最可怕的敌人，但是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冯用了最刻薄的语言，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又未能据实说明是非。
例如他说：“史太林先生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不能说明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漂泊、潦倒，以至‘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吗？”这个逻辑，是歌颂成功者，鞭笞失败者，没有讲“是非”。陈独秀晚年的诗中，有“善非恶之敌”（好人常斗不过坏人），这倒是事实。
冯急勿匆一再这样做，当然是一种需要，是不择手段的个人行为，还是执行革命任务呢？
在这个独幕剧中，鲁迅也是主角，他的处境不妙。他谈不到认同，其一贯的思想是清楚的。
胡风先生负责地做了见证人。许广平对文稿做了恰如其分的处理。这使情况十分清晰地展示出来。
“鲁迅的文章”发表后，立即有巨大的反响，因为他满足了党内斗争的现实需求。在巴黎的《救国报》（“中共”所办的报纸）居然两次发表这篇文章。来信人原来是陈其昌，刊出时用陈××。一般误认为是陈独秀，认为鲁迅先生居然和陈独秀斗争起来，真是太有戏剧性了。从该报反映的情况看，应和鲁迅先生声讨“托派”之声遍及各地，如上海、北平、天津、青岛，当然还有延安等地，更及于中国香港、美国、新加坡、巴西等地区和国家。
（原载《书摘》2005年第2期）
关于《同学少年都不贱》
陈子善
2001年7月，盛夏时节，我从波士顿飞到洛杉矶。我是应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系主任张错教授之请去作短暂访问的，在该系有一场小范围的学术演讲。但我此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私人目的，那就是踏访张爱玲故居，寻找张爱玲当年在洛杉矶留下的足迹。
张爱玲1995年9月中秋节前夕在洛杉矶悄然告别人世，时光飞逝，倏忽六年过去了，张爱玲故居是否有新房客入住？故居前的几株绿树也该长高了吧？张爱玲常在寄信发传真的小店还在营业否？有关张爱玲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亟想知道的。然而见到张错教授后，又得知南加大东方图书馆有“张爱玲资料特藏”，很值得一看。于是由张错教授热情引见，在东方图书馆负责人浦丽琳女士特别安排下，我查阅了尚未对外开放的“张爱玲资料特藏”。当打开四大纸盒特藏资料的一刹那，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事情必须追溯到四年之前。1997年10月，为纪念张爱玲逝世二周年，南加州大学东方图书馆举办了“张爱玲遗作手稿特展”。“特展”取得了很大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得到了台湾皇冠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提供了不少张爱玲作品手稿复印件，包括英译《海上花列传》手稿、英文《少帅传奇》手稿（均为打字稿）、《对照记》和散文《乱世纪二三事》（即《惘然记》）、《“嗄？”？》、《草炉饼》、《笑纹》、《四十而不惑》、《一九八八至——？》手稿等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特展”圆满结束后，这批手稿复印件就由南加大东方图书馆妥为保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也最使我惊喜的就是中篇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的手稿。
《同学少年都不贱》写在由皇冠出版社为张爱玲特制的500格长形稿纸上，共42页，钢笔竖写，字迹娟秀清晰，一气呵成，仅少数几处有删改。亲眼目睹张爱玲这部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中篇手泽，我不禁感慨万端。作家创作，不像GDP，可以每年持续增长，精神生产有巅峰期，也就有沉寂期，这本属正常，更无可厚非。但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论调，认为张爱玲离开大陆后，她的写作就走进了死胡同，乏善可陈。其实，留在大陆的那些二三十年代的文坛大家名家，又有几人在五十年代以后写出了足以传世的作品，那又该作何解释呢？事实恰恰与人们的苛评相反，后期张爱玲仍坚持创作，仍致力于有所突破，正像她在《续集》一书（1988年2月台湾皇冠出版社初版）自序中所说的，她在“继续写下去”，“虽然也并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写得少，刊出后经常有人没看见，以为我搁笔了”。
这部《同学少年都不贱》倒确实是张爱玲生前没有刊出的，个中原委，颇值探究。上个世纪70年代中叶，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又一个喷发期，虽然已不像早年那么辉煌。她的好友宋淇（林以亮）在那篇写于1976年的名文《私语张爱玲》中就曾欣喜地透露“现在她又在专心创作，她的忠实读者和友好听见了这喜讯，辗转相告。”尽管宋淇预告的当时已在润饰的《小团圆》终于未能问世，《小团圆》手稿也至今下落不明，但两年之后，张爱玲还是拿出了《色，戒》、《浮花浪蕊》、《相见欢》等一系列新作。据张爱玲自己回忆，这几篇小说都在50年代就已写出初稿，“此后屡经彻底改写”，才在1978年前后交付发表的。后来收入《惘然记》一书时又“还添改多处”，足见张爱玲创作态度的严谨，一丝不苟，也正应了她1978年8月20日致夏志清函中所作的自我解剖：“我是爱看人生，对文艺往往过苛。”
从《同学少年都不贱》开首就提到基辛格（张作季辛吉）出任美国国务卿，应可推算这部中篇作于1973～1978年之间，也就在上引同一封致夏志清的长信中，张爱玲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提到这部本该与《色，戒》、《浮浪花蕊》等同时面世的《同学少年都不贱》，她告诉夏志清：“《同学少年都不贱》这部小说除了外界的阻力，我一写出就发现它本身毛病很大，已经搁开了。”所谓“外界的阻力”具体有何指涉？已引起“张学”研究者的浓厚兴趣。拙见既然这部小说当时根本不为外界所知，“外界的阻力”无非是广义的泛指，而不是明确的特指，即外界对张爱玲期待甚高，当然也可能包括《色，戒》1978年1月发表后所引起的争议，以至张爱玲后来不得不再写《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以为答辩。而“寄出”又寄往何处？显然是寄给宋淇以听取他的意见。众所周知，50看代以降，张爱玲不少作品都是寄给宋淇，过目把关安排刊登。如此说来，也许宋淇对这部中篇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小说“毛病很大”？这样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这部中篇的手稿后来一直由宋淇保管。但这只是我的大胆推测，还有待相关文献的发掘证实。
不管怎样，《同学少年都不贱》袭用杜工部《秋兴八首》中“同学少年都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之意，铺陈上海某所教会女中一个寝室四位女生尤其是赵珏和恩娟两位不同的生活经历和心理成长，以此揭示人生无常的沧桑悲凉，可谓别出心裁，意味深长。渗透小说的是张爱玲一贯的略带调侃的笔法，一贯的细腻入微的描绘，一贯的大起大落的时间跨度，一贯的前后呼应的情节结构。小说中对三四十年代教会女生性心理的露骨展示，对五六十年代海外知识分子人生选择的逼真刻画，在张爱玲以前的小说中都是从未出现过的。小说无疑带有某种程度的自传色彩，同时也巧妙地穿插了美国左派女记者史沫特莱、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等情节，显示张爱玲力图开拓题材，在更广大的背景上反映风云变幻中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塑造女主人公的独特性格和命运，从而也就使小说具有了时代风尚史和心态史的意义。这应可视作张爱玲的可贵尝试。至于如何给这部中篇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史上恰当定位，读者自可见仁见智。
如果我的推测可以成立，宋淇当年收到《同学少年都不贱》后，又遵张爱玲之意“搁开”，这一搁就是整整26年！在张爱玲飘然西去之后，宋淇或者是邝文美先生及时检出这部中篇手稿寄交皇冠出版社（从南加州大学东方图书馆1997年10月“特展”时就得到这部中篇手稿复印件，不难判断宋、邝夫妇是在1997年1月至1997年8、9月间把手稿转交皇冠的），使这部珍贵的手稿避免了可能散失的命运，这是值得大大庆幸的。
今年2月，为纪念建社50周年，台湾皇冠出版社不失时机地推出《同学少年都不贱》繁体字单行本，紧接着大陆简体字本也将隆重登场。犹记三年前我自美国回国时，行囊中最为珍视的就是这部《同学少年都不贱》手稿复印件，这是承南加大东方图书馆的美意，特许我再复印的。三年来我常常翻阅这部手稿，哪怕就为欣赏张爱玲的钢笔书法，也是很难得的艺术享受。现在这部迄今为止唯一确凿无误的张爱玲佚作小说终于公之于世，对广大“张迷”和“张学”研究者而言，不啻是一个大好“喜讯”。我想读者一定会取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层面、用不同的方法来解读《同学少年都不贱》，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这也是张爱玲小说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原载2004年3月9日《文汇报》）
第60节 为余秋雨说句公道话
韩石山
前些日子，我去济南参加中国小说学会2003年小说排行榜的评定会，山东大学文学院趁便要我去讲演，我的讲题是《文学批评的学识与勇气》，讲完之后，学生们提问我答。有个同学提出一个问题，要我说说“二余之争”，就是余秋雨和余杰两个人之间的纠纷。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和余秋雨是同龄人，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自认为对余秋雨的经历、心态，还是了解的。
我个人是同情余秋雨的。一个人写了那么好的文章，获得那么大的声誉，却在一件小事上受到这么多的非议，太不值得了。不能怪别人，是他太不聪明了，稍微聪明一点，是不会落到这个地步的。只能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以他的智商，应当做得更好一些。
国内我不是最早批评余秋雨的，也算是最早的一个。我只批评他一点。《道士塔》是余氏散文中很著名的一篇。他的《文化苦旅》出版不久，正热闹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余秋雨散文的缺憾》，对他这篇散文作了批评。《道士塔》里说，王道士从集上买回一担石灰，和成石灰水刷佛像，刷了一半没石灰了，打算第二天再去集上买石灰，有事忘了，于是到现在佛像窟里一半的佛像是刷了白灰的，一半没刷。我说，一个严谨的学者，写到这里都要出注的，比如说翦伯赞写的《内蒙访古》，凡是写到重要史实的地方，都在后边有一个括号，注明引自《明史》还是《元史》。余秋雨这样写，和说故事一样，谁敢信？这哪里是在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嘛。你写的是文化散文的，是向年轻人传播文化的，怎么能这样信口开河？这就是我不佩服余秋雨的地方，我觉得我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到了哪儿都敢说。
余秋雨和余杰的争论，要叫我说，如果余秋雨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上海市委写作组这个问题上豁达一些，是不会引起争论的。我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我知道那种大批判组或者说写作组是怎么一回事。那里面有干部，有工人，还有老知识子，比如冯友兰、周一良这些人都被北京的“梁效”写作组聘为顾问。光有这些人还不行，还得有几个真正的笔杆子，才能写好文章。余秋雨肯定是当作笔杆子吸收进来的。他肯定不是出思想的，也不是出感情的，思想是那些干部出的，感情是那些工人出的。他是写文章的，怎么把文章写得好怎么来。他是1970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算到1974年吧，也不过二十六七岁，他怎么会成为“四人帮”的爪牙呢？不可能的事。现在都说“四人帮”长四人帮短，那个时候谁要能分清“四人帮”和党中央的话，他就是神仙了。
余秋雨若是聪明点，不等别人说，自家先写上一篇《我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日子》，把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