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书评(书屋2004～书屋2005)-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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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神仙了。
余秋雨若是聪明点，不等别人说，自家先写上一篇《我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日子》，把什么都说清了，看他谁还敢再说你一个不字。就是参加了写作组，就是写了那么几篇文章，谁去了不也是做这样的事？这样一来，别人只有敬佩，什么都不好说了。硬不承认，就难怪余杰抓住不放了。你不承认，余杰当然就有理了。在这上头，我们不能说余杰有什么不对，年轻人，就要这样较真。是余秋雨自己把事情搞僵了，怨不得别人。
至于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惹起的麻烦，就更不是个事了。要是我，只要说一句，我学问浅，全是我的错，谢谢，下次出书时改过来，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到哪儿找这么好的校对去！
我觉得，对余秋雨的事儿，没必要再追究了，再追究也不会追究出多大的事儿。至于余秋雨自己，也没必要再说什么话了，好时机耽搁过去了，再说什么都迟了。别吭声是最好的处置。作为一作家，作为一个文化人，余秋雨是成功的，是毫无愧色的，这就行了。想想历史上，这样的文人还少吗。再说什么，你总没当过汉奸吧。
（原载2004年4月8日《文学报》）
第61节 《帝国》的谱系（1）
汪民安
“帝国”（Empire）是对今日全球权力关系的一个高度诊断性概括。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断定：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世界秩序正处在一个巨大的断裂之中。其标志性特征就是，全球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帝国主权（imperialsovereignty）的诞生。这里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帝国（empire）和帝国主义（imperialism）表明的是历史的两个不同阶段以及这两个阶段的不同统治形式。现在，帝国主义在衰落和消失，而帝国机器正以新的权力形式在全球运转。新的帝国主权同旧的帝国主义权力发生了断裂。从这点来看，哈特和内格里同他们的左翼同道，在对资本主义现状的判断上出现了分歧。对沃勒斯坦这样的世界体系论者而言，全球化市场从来就不是一个新奇之物，实际上，资本主义在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寻求世界市场，也就是说，全球化不过是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一个新阶段，它并不意味着一个世界秩序的断裂。对阿明这样的“左”派来说，全球权力关系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而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所固有的帝国主义方式的一种完善，全球权力关系依旧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后发地区的宰制。但是，哈特和内格里相信，全球化绝非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深化，相反，这是一种新的断裂，全球化激励了新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重组和诞生。即：帝国秩序正在逐渐取代帝国主义秩序：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竞争为一种单一的帝国力量所替代。这就是他们研究帝国的真正出发点：“一种新的权利观，或者更恰当地说，一种新的权威描述，一种新的标准制定、一种新的法律的统治工具的设计，所有这些都是对契约的确保、对冲突的解决。”
但，帝国和帝国主义发生了什么样的断裂？帝国是怎样形成的？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帝国和帝国秩序？它实施怎样的权力形式？又运用了什么样新的生产形式？帝国的权力实践又怎样促成了反帝国的权力实践？
这是《帝国》讨论的主要问题。两个作者简单地勾勒了帝国体制，帝国的结构模型类似卢曼的系统论（systemstheory），它的生成动力类似罗尔斯的正义论（theoryofjustice）。具体地说，帝国是对民族国家界线的奋力超越，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有限压制，它四处伸展，囊括了整个世界，帝国要变成一个权威机器，要确立整个世界秩序的规则，并将这个世界纳入到一个充满秩序的等级关系中来。帝国的目光就是这样将整个世界看做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化结构。帝国行动，横跨了所有社会空间；而社会空间的所有运动，都只能在帝国制定的秩序之中找到它的意义。但是，帝国获得全球性的强大宰制力量，帝国能够制定规则，并不仅仅依靠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并不是将蛮横的暴力作为基础，帝国并不是在全球没有名目地仅靠武力而狂妄地驰骋。相反，帝国是在呼唤中出场，是在邀请中成型，“只有被嵌入旨在解决既存冲突的国际共识之链，帝国才能形成，干预才能在法律上获得合法性……帝国的首要任务，就是扩大共识的区域来支持它的力量。”（15）帝国的干预就这样以国际共识为基础，并写上了正义的名字。帝国发起的旨在解决冲突的战争，就这样变成了正义战争。正义为帝国启动的前提，全球系统为帝国成型的结果。帝国就此成为罗尔斯和卢曼的混成品。这种以正义为出发点，以干预为实际行动，以控制秩序为目标的帝国权利，在两个作者看来，不折不扣的就是警察权利。帝国实践，类似于警察实践。如同警察权力无微不至地要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一样，帝国现在实施的是福柯式的生命权力（biopower），这种权力无微不至，触摸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触摸到民众的意识和身体，社会肌体既由这种权力关系构成，也被整个地纳入到这种权力关系中来，并受到这种权力关系的生产。
两个作者详细地勾勒了帝国主权的诞生过程，即帝国主权的谱系学。这一谱系学的源头是欧洲现代主权。现代主权形式同欧洲现代性一道发展而成，它是欧洲现代性危机的产物——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携带着自身的危机、冲突和争斗：内在性（immanence）和超验性（transcendence）的冲突和争斗。一方面，现代性以人文主义为开端，尊重处在内在性层面上的个体的激情、爱、欲望和冲动，这种冲动注定会引发各种秩序和权威的危机，引发超验性的危机。显然，高高在上的秩序和权威难以容忍这种激情的冲动。这样，内在性和超验性的冲突成为现代性的固有素质。要恢复秩序，要解决这种现代性的危机，旨在制服内在性的新的超验性就被建立，二元论再次出现。但是，新的超验性再也不是中世纪的本体论意义的上帝了；现在，在哲学上，它是笛卡尔的理性，在政治上，是霍布斯的利维坦；无论是理性还是利维坦，都是功能性（而非本体论）的超验工具，都是对于激情的控制。霍布斯借助国家主权之力（上帝之力已经遭到了怀疑）来控制人和人的野蛮争斗。现代国家就藉此而形成，并成为主权的承载者。霍布斯断定人类的普遍性状态就是战争状态（激情内在性的必然要求），要解决这种没完没了的冲突，只有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权利交出让渡给一个超验性的利维坦，从而管制和结束那种无尽的野蛮纷争。这个庞大的利维坦因为是契约性的，不是神授的，因而也是现代的主权形式，它是超验的，因为它管制着内在激情；它是代表性的，因为它反应了每个不愿战斗的人的意志。现代主权就这样将超验性和代表性融为一体。这，就是现代绝对主权制的诞生。它是解决内在性的乌托邦力量的暂时方案。实际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同霍布斯的利维坦一脉相承，在卢梭那里，个体同样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不过他不是让渡给了君主，而是一个社会总体，一个“公意”。但是，这个公意代表了个体的意志，正如君主同样是代表了个体的意志一样。因此，君主，这个“尘世的上帝”，同那个“公意”，同卢梭的那个“绝对的共和党人”并无二致。不仅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在锻造现代主权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也是现代主权形成的一个源头，在这里，现代国家的政治超验性被经济超验性所取代，资本在呼唤新的主权，现代国家的主权必须维护和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将霍布斯—卢梭的政治超验性和斯密的经济超验性统合到现代国家主权内的正是黑格尔。到了他这里，主权就开始成为统治整个社会的一架庞大机器。
这是为解决现代性内在危机的第一个主权方案。解决这种危机的还有第二个主权方案，这个方案围绕着民族的概念而建立。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第一个方案越来越失去它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君主主权无法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后者要冲破它的外壳，这样，君主主权显示出它的衰败性。民族国家主权开始取而代之。现代民族国家以民族的想像性认同代替了君主的想像性认同，它通过民族接过了父权—君主国家的超验框架，新的超验性的民族国家主权解决了专制式的父权—君主国家的主权危机——后者已经不适应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了。在此，父权—君权的统一体让位于民族的统一体，臣民秩序让位于公民秩序；君主的神圣之体让位于民族—领土的神圣之体；君主国家让位于民族国家；现代君主主权让位于民族国家主权。民族国家作为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主权形式从君主国家中脱颖而出。民族国家的认同基础是“血缘关系的延续性、领土的空间连贯性和语言的共有性。”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截然分明的领土边界。它的主权只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落实。无论是君主国家还是民族国家，都是解决欧洲内部现代性危机的超验方案，它从欧洲内部来创造出纯净的人民。
但是，欧洲现代性一开始就同殖民主义相伴随。这是现代性的另一面，也即是欧洲对欧洲外部的殖民，“殖民主义是一部生产同一性和他者性的抽象机器”（129），它将被殖民者视为原始而卑贱的他者，并在两者之间划出界线分明的沟壑，进而将这种差异性沟壑推倒极端。从这个角度而言，在欧洲内部，主权形式以一种超验性力量来控制内在的激情，在欧洲外部，它通过划分严格的空间界线来控制不驯服的他者。这就是欧洲民族国家主权的两种性质。显然，这两种性质的共同特点正是现代性内在的特点：二元对立。在内部，是超验性和内在性的对立；在外部，是自我和他者的对立，这两种对立，都是统治和反抗的对立，是秩序和反秩序的对立，在此，主权置身于超验性空间，对内在性进行压制性的统治。
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正是可以置放在这一语境中来看待。后现代主义被看作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如果考虑到现代性是超验性和内在性的对立的话，那么后现代性的批判锋芒直指超验性，而不是内在性。也就是说，后现代性挑战的是现代主权传统——现代性中的那个超验形式，它一定要打破二元对立的主权秩序，并释放内在性。同样，后殖民主义挑战的也是二元对立的殖民主权，它要将殖民主义的严格边界和空间沟壑搅毁，并用差异性来取代殖民主权的控制和压迫逻辑。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不约而同地将民族国家主权的两个僵硬的统治方面作为靶子，从而努力激活流动性、差异性和混成性。
但是，由于全球化的来临，民族国家开始衰落，殖民主义逐渐势微，这样，现代主权随之也式微了。因为，现代主权的两个基础前提已经不存在了：民族国家的衰落导致了民族国家内在的超验主权的衰落，殖民主义的式微导致民族国家的殖民主权的衰落。因此，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批判靶子直接指向了过去，指向了已经衰退的现代主权，而对今天的权力现实和权力秩序却无动于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所信奉的差异性政治没有任何现实的批判效果，却反倒预示了新的主权——帝国主权——来临的迹象，因为，哈特和内格里所提及的关键性的统治秩序——帝国主权——同样是一部包容差异性的机器。它同样是对现代主权的两极对抗性的抛弃。从这个角度来说，后现代的主权就是帝国主权，正如现代主权是民族国家主权一样。帝国主权在今天来临了。它正是民族国家主权衰落之后的新的全球控制秩序。这也是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权力秩序。这种帝国主权——哈特和内格里倾向于将它称之为后现代的主权形式——同现代民族国家主权相比而言，有什么新的特性呢？
“或许，帝国主权最基本的特点是，它的空间永远是开放的。”（167）它打破了内外之分。这就是它和民族国家主权和殖民主权的根本不同之处。对民族国家而言，主权总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实施，“一般来说，对现代主权的构想是建立在一片（真实的或想像的）领土，以及这片领土同外界的关系之上的。”（187）就现代主权的这种关系构想而言，公民秩序对应于自然界的外部秩序；理性世界对应于欲望世界；文明世界对应于原始世界；私人领域对应于公共领域；单一的主权力量对应于一个他者的主权力量。现代主权的前提就是严格的二元界线，它的运作就是在这种紧张的二元关系中展开，并以其中的一元来驾驭另一元。现代主权从一开始就是对现代性的内在性和超验性冲突的回应。现在，现代主权的所有这些界线，这些内外之分，在新的帝国主权中，在后现代社会中，都开始消失了，模糊了，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现代主权固有的一系列的内外边界的划分方面，终结了。后现代的帝国本身拆毁了这种封闭空间，让内外之分的界线趋于模糊，界定现代主权的他者已经濒临破碎，帝国主权没有一个外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与之对立的外在敌人。
哈特和内格里从种族主义的角度，进一步细致地证实了帝国主权和现代主权的实践差异。现代主权以种族的生理特征为区分界线，不同的种族位于这个界线的截然分明的两端，它们的关系是排斥性关系。每个种族保持自己的封闭空间，种族排斥以生理的区分为基础。但是，后现代帝国权力的种族主义的方案完全不同，它甚至借用了现代反种族主义的观点。它不会采取排斥性种族主义，而是采取差异论式的种族主义（differentialistracism），即“没有种族的种族主义”（racismwithoutrace）。这就是说，帝国现在不是从生理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种族差异，各个种族都被纳入到一个帝国空间内，种族现在被看成是文化的建构，种族的差异是文化差异的结果。因为每种文化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那么，各个种族也就应该有自身的独特性。帝国就这样在自己的无限领域内招纳了文化多元主义，它将不同种族招纳其中，但是，这些种族，正如生产它们的文化一样，饱有各自的独特性，实际上，不同的种族在一个无限大的帝国空间内却保持着隔离——社会隔离原则并没有被帝国所抛弃，只是在先吸纳之后再度实施控制。
第62节 《帝国》的谱系（2）
实际上，帝国主权对待种族的方式，也是它的一般权力运作方式。这也是帝国的三项律令：包容、区分和操纵。开始，帝国在其疆界内欢迎和包容一切，此刻，帝国对差异视而不见，它成为一个普遍融合的机器。接下来，帝国开始了区分阶段，各种被接纳的差异因为是文化性的，偶然的，它们不会对帝国核心共识产生威胁。因此，帝国不会强行抹擦这些差异，而是对之进行颂扬和鼓励，让这种差异落实下来，让差异作为一种常态存在下来。在确定这些差异之后，也就是说在区分阶段之后，帝国根据总的经济要求再对这些差异进行操控和等级分化，“在一个有效的控制机器中确认它们和安置它们。”（200）帝国主权就是通过这样的程序来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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