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书评(书屋2004～书屋2005)-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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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
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独特的“现代性”意识，惟有近代以来，现代性观念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脱出个人感知结构之外，融汇成一个庞大的外在指标系统，然而在价值多元化的表象之下，其内部运行的价值结构实际上是前所未有的单一。文学与文学评论的普遍萎靡几乎可以被视为这样一种现代性的最显著表现。从这个角度看，《起源》的进路确实比较凶险，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对它进行挑剔——凭什么认为这些被零散挑拣出来的毫无系统的文化景观具有如此深刻的代表性呢？作者所关注的是整个社会心理结构的转型时期，在价值重整的过程中所埋藏的延续至今的现代性特质。作者特别强调，“我们应该警戒不要追溯太遥远的‘起源’，因为人们常常把较近的起源上发生的颠倒投影到过去中去。”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第195页。因而当社会人文学科竞相从浩瀚的档案卷宗中寻找现代性轨迹，并纷纷拿出自己的鸿篇巨制的时候，《起源》的作者却以70年代形成的一系列杂文随笔集结成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作为自己关于现代性问题的主要观点，这本身就是对研究方法的一种提示。从这个角度看，《起源》可能确如作者所说，是站在一种“反后现代”的立场之上的。在作者所描述的时代中，现代性正以西方的面孔君临世界，过去的一整套感觉机制都在失效，大规模的文化商品生产还远在天边，波普文化和媚俗艺术也未出壳。没有任何预设的方案作为指导，人们需要重新圈定自我与外界的范围，需要新的法则用以规划前所未有的感观体验。这时，依稀可见几个绰约的身影，在颓败的权威废墟上草创了现代人的经验形式。这一原创性的工作在现代文化工业繁荣表象的返照下显得微不足道，相对于政治经济的物质性考察又似乎过于缥缈，然而其中也许正蕴涵着现代性的真正起源。
（原载《文艺研究》2004年第5期）
第64节 厚道的克里玛——读《爱情对话》
苏七七
伊凡·克里玛，捷克作家，1931年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人家庭。10岁时随父母被关进了纳粹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三年时光，儿童时代的伙伴都死于毒气室。1956年，他毕业于布拉格大学文学语言系，开始做编辑，写小说与剧本。1968年苏军进入捷克后，克里玛应邀去美国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他谢绝朋友的劝告回到捷克。随即失去工作，为了生计做过救护员、送信员、勘测员等，同时作为自由撰稿人写作。有20年的时间他的作品在捷克完全遭禁，只能以“地下文学”的形式在读者中流传。近来年，声望日上。
在对新出版的伊凡·克里玛五册中译作品集的介绍中，米兰·昆德拉总是被用来与克里玛作比照，他们都是捷克人，而一个选择了离去，一个选择了留守，写下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作品。“克里玛与昆德拉都同样在写同一时代背景下的生活压抑与人性扭曲，但昆德拉更偏重于在对伪崇高的批判中表达主观理念，而克里玛则更倾向于在对世俗生活的认同中表现客观景象。与昆德拉常常把人物抽象为各种类型化的性格迥然不同，克里玛更注重经由日常的凡人小事呈现人生的复杂与人性的丰富。”
白烨的这段推荐语听起来大致不错。昆德拉的小说极其聪明，但有一股不讨人喜欢的智力优越感，以及在明晰的剖切之下的冷静至于冷淡。相对而言，克里玛要温和温暖得多，在任何的黑暗时代中，只要人还活着，就总还有着情分与希望。昆德拉在精英主义的居高临下的思辨中，走向了一种隔绝的悲观主义，而克里玛保持着一个平视的角度，他的“同情”，是身处其间，感同身处的“同情”，因此他不太讽刺，而有幽默，从不高蹈，但也不轻易绝望。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更高一个程度的对比的话，昆德拉是奥威尔的具象版，而克里玛虽然离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很远，却像《死屋手记》的一个非天才的临本，提供了一个普通人观察与理解的世界。
事实上，在读《爱情对话》这个短篇集子时，克里玛更容易让人联想起一个同样是东欧的艺术家：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这些小故事像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那样，有一个难以逃避的政治背景，却将视线最后集中在情感与道德上，并在从中寻找与发现“丰富”与“宽大”的可能性。从风格上说，《十诫》是秩序井然的，基耶斯洛夫斯基需要设计森严的情节，从而能进行悖论的推导，而《爱情对话》则更像是记录，容许生活本身的散漫、琐碎、偏差，不那么合乎“艺术理想”的地方。
读《爱情对话》，有些时候，心里是非常感动的。这种感动不是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那种被光照亮的感动，几乎存着对大师的感恩之心的感动；而是一种执手相看的、相濡以沫的感动。书中的“三个情感故事”，《外面在下雨》中，法官瓦采克有一个婚外恋人，她问他：“这样的婚姻有什么意思呢，马丁？”他说：“可能是因为，当我在这种倒霉的天气里回到家里时可以有人让我对她说：外面在下雨。”他们分手了。他情绪低落，茫然、沮丧。回到家里，妻子把一碗热汤放在他面前，他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终于说了声：“外面在下雨。”雨其实早已不下了，夕阳照进屋子。妻子有点吃惊，但她早已习惯不与他唱反调了。“那就好，”她说：“至少田里会有足够的水分。”
这个小说看着平淡，中间还是有精巧的地方。没有人多么多么好，也没有人多么多么坏。“习惯”的力量，比“爱情”要大些。这些人的快乐与沮丧，愿望与敷衍，都表达得很熨帖。当然这种熨帖程度，也还没有达到怎么的高度，就像是回家的一碗热汤。从短篇小说的角度说，它比长篇的经营性要更强些，需要一个小包袱来达到高潮和表现思想、趣味。而这个小说不错但还不够好，却又在于包袱太明显了，生活在被“提炼”时，留下了“提炼”的痕迹。相比之下，《弱者靠梦想》要更饱满些。一个妻子有了外遇，于是梦想着丈夫可能出现种种意外，这个夜晚忽然来了：丈夫没有回家。她想像到了劫案、警局、丧礼甚至讣告的写法，“掏出一支唇线笔来画了一点阴影，然后用银灰口红涂了一遍下嘴唇”。天亮时，丈夫回来了，他有一个情人，想要自杀，他没有办法离开。——现在呢？她要到哪里去昵？她的情人那里？她去上班了。“她意识到她只是孤独一人……孤独得没什么可梦想的了”。这个小说，要更残酷些，更痛苦些。也因此，通过“梦想”而写出了对现实的深入理解。
幸尔不是全然的如此悲观。克里玛还是写着爱情——他相信有爱情。不管这种爱情是怎么样与琐碎的生活混杂在一起，那它的质地也毕竟是爱的质地。《不可理解的选择》中，玛丽亚有丈夫，有孩子，但她爱上了一个残疾的老人。她就是爱，并且把爱担当起来。虽然所有的人都难以理解她的选择，丈夫，以及情人。她离开了他们，走下楼去。——“命运向每一个人提供可以闪光和以某种行动超越自身的‘空虚’的时刻。但是转瞬即逝，然后会怎样昵？下一步行动该是什么？”小说没有结果，但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证明，她暂时地告别了“空虚”，虽然也许因此要面对，也许更为可怕的“孤独”。
我很喜欢这篇《不可理解的选择》，虽然读着，心头非常难过，对于空虚与梦想，对于生命的有限与人们的妥协，作者的态度是近于玛丽亚的，一种“无力的谅解”。只是他帮助玛丽亚把这些描述出来，表达出来了。并且他对玛丽亚，没有劝阻或者鼓励，他只是以一种饱含着同情与敬意的目光，注视着她离去的身影。
克里玛的小说，许多都以婚外恋为主题。秩序与自由是永恒的主题，爱情坐落其间，把这个主题与个人、身体、生活贯通起来。面对眼前的生活与笔下的故事，克里玛体会出一种深刻的无奈，但是他不去追求终极的救赎，而在生活本身：在生活的质感中体会生命的本能，并且以一种幽默把人性的弱点加以宽容。
这是克里玛的好处：他是个厚道的人。他懂得生活中的酸甜，并能在笔下保持着生活的原味。回过头去再说昆德拉与克里玛。其实，昆德拉是要比克里玛来得更为深入明晰的，思想的深入有时候需要抽象，需要“冷酷”地踩着生活往上走。这两个作家都算得上是二流中的高手，事实上，读过了昆德拉，是能更懂克里玛的好处的。——正因此，我对评价中的喜新厌旧，非此就彼有所反感，在一步步的感受与思想的丰富进展中，每一部作品都给我们提供了营养，在对比中的嫌弃与抛弃，那未免有些“不厚道”。
（作于《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11月29日）
第65节 关于耶利内克
关于耶利内克——《钢琴教师—耶利内克·引言》
钱宝平
一直到2004年10月一个美好的早晨之前，我们这个丰富美妙而又烦躁不安的世界，特别是不讲德语国家的人们，大概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一位叫做艾尔芙丽德·耶利内克（ElfiedeJelinek）的女作家，更别提读过她哪怕是一本小说。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隔膜，但这种状态陡然间给一个惊人的消息一扫而光：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世人热情注目，有人更是望眼欲穿的这份庞大荣耀，居然颁发给了这名妇女！
笔者当时可以想像，有些德国人如何频频点头，有些奥地利人又怎么频频摇头，更多的人是既不摇头也不点头——他们对于这个名字还不熟悉。对于颁发奖金的理由更不清楚。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对于能够阅读德语，而又喜欢读小说的人来说，耶利内克早已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不过是她在她的祖国奥地利之外，享有盛名。在她那阿尔卑斯山下和多瑙河流过的美丽祖国，她是恶名多过美称，因为，她对于这个国家——国家，政府，某种意义上也包括人民——始终抱着严峻的批评态度。
诺贝尔奖命中注定；将会改变这一切的一切！
耶利内克小姐走在维也纳马路上，不会引人注目，这正像于贝儿小姐走在巴黎林阴道上，也不能让人回头。耶利内克是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和翻译家，于贝儿是根据女作家成名小说《钢琴教师》改编电影的女主角，法国演技派女演员。两个人有那么点儿像，都是四方的脸蛋，素净的面容，清瘦的身材，有风度，有教养，还有孩子。所不同的是，女作家结过婚，却没有跟丈夫姓，而女演员则是单身母亲。
这部2001年由奥地利导演哈内克执导的同名影片，是奥地利和法国合作拍摄的。影片当年在戛纳国际电影节就获得了三个重要奖项：评审团大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主角奖。今年，女作家耶利内克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看来，金色的秋天，不论中外，都是收获的季节。小说《钢琴教师》很快就有中译本问世，近些年以推出中国文学畅销书饮誉市场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在中国最先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的刘硕良先生策划下，更是选定一套耶利内克丛书作为大举进军外国文学领域的突破口，一下就要推出包括本书在内的五部作品，其中有小说《情欲》、《贪婪》，有可读的散文剧《魂断阿尔卑斯山》，有被传为散文而其实是小说的《啊，荒野》，还有这本走近作家作品的尝试之书《“钢琴教师”耶利内克》。几本书一次面世，不免有点仓促。但能在两个月之内做出这等声色，译著者、编辑者、出版者该是做了极大付出的了。
同文学作品的热烈引进相比，电影《钢琴教师》来到中国就没有这么顺当。因为，它拍的是一篇畸恋的故事，恋情发生在很不般配的两个人身上，一位四十岁的女钢琴教师，一名十七岁的男学生。不必说；有许多犯忌的镜头。况且，每年还有多部好莱坞能卖铜板的“大片”排队，文艺片怎么不先自惭形秽？
耶利内克（Jelinek）是个古老的捷克—波西米亚姓氏，却在德、奥两个国家盛行。笔者在德、奥两国大学教书时，便晓得这个姓在两国文化学术界分布很广，颇有点像我国的姓氏“钱”一般。在萨尔茨堡大学教电脑科学时，便有一名同姓的女生。不过，不叫艾尔芙丽德，芳名是常见的布丽吉特（Brigitte）。布丽吉特是个天才型学生，什么东西一学就会，会了就用。她跟我学计算语言学后，居然编制了一个电脑程序，能够分析长达一整页的德文句子。系里有句话：一个好学生对教授总是有用的，很多教授都想收这胖胖的女孩做学生，她却偏爱吾道，而且满带激情。非但使吾道不孤，也引得其他教授有点儿无言地妒忌。笔者觉得，奥地利人虽然也是日耳曼，却比德国人要多几分飘逸灵巧，少一点规矩死板。在德国笔者也教电脑科学，便没有碰到布丽吉特这样的“神童”。依我看来，女作家耶利内克也是天资聪慧，才华横溢。除了创作小说，她写诗歌作剧本，也同时用英文和法文写作，还搞翻译，端的了得。而且。翻译的是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Rainbow）；德文却改成了《抛物曲线之尾》（DieEndenderParabel）。这部小说是文学科学，玉体杂陈，读起来都很不好读，批评家比喻为爱尔兰的《尤利西斯》加上美国的《白鲸》，更别谈翻译成别的文字。我家也有原本，没有读完就扔一边。译者如果没有点儿科学和灵性，谁敢动动这块奶酪？虽然作家是同别人合译，也居大不易。
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之前；就已经是谣传频频，说今年的文学奖得主会是一位女流作家。但是，没有多少人会想到，这个殊荣会落到耶利内克的秀发之上。世上最具有全球性和权威性的文学奖项，颁发给了一位其作品老是引发争议的作家，虽不乏先例却并不多见；其实诺贝尔老头倒是更钟情于立异标新，别具一格，所以常有出人意料的惊人之举。而出耶利内克作品的出版家，主要是德国的罗沃尔特出版社和柏林出版社，似乎也早已心中有数，早在算计打腹稿了。耶利内克是近年来第七位欧洲获得诺贝尔奖的人，自从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开始颁发以来，她是美国作家莫里逊（ToniMorrison）1996年获奖后的第一位、也是第十位得到这个奖项的女作家。这次，诺贝尔文学奖再一次响应了政治上的回声。去年获得文学奖的是南非的库切（JMCoetzee），一名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积极批评者，正像库切一样，耶利内克也利用手中的文学当武器，作为表明政治态度的激烈工具。
本来；耶利内克不必等到诺贝尔的水银灯光环，今年58岁的她本人早已是一位风云人物，在德国和奥地利，公众舞台的脚光一直在围绕着她转。她通过自己的小说、诗歌、剧本和小歌剧，早就成为一个宗教般吸引眼球的人物，特点是她悲天悯人式的，对于人类景况的关怀。同时，这位女性又是一名奥地利极右势力的坚决反对者。引人注目的是，在2000年奥地利极右的自由党进入政府后，她就自动提出，她的剧本在奥地利自我禁演。这一桩腾挪跌宕的事件，反而使得这位勇气卓著、极有个性的女作家声名大噪。
应该说，作家在德语国家（即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之外，名气并不很大。她的某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