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书评(书屋2004～书屋2005)-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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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曾说，没有经过审视和内省的生活不值得过。而《愤怒》所表达的，正是一种“经过审视和内省的生活”，这种反省的力量，在这部小说的下半部，表现得尤其强烈，因为北村所要给出的，并不是现实性的肤浅答案，而是一种永恒性的喟叹：谁没有罪？谁能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这里的罪，并非一些行为的罪，而是指罪的品质、罪的性情。
这的确是我们不能忽略的精神难题。今天，当我们都读腻了作家们编造的欲望故事的时候，阅读《愤怒》，无疑将唤醒我们内心的不安，同时也将给我们一种新的眼光，来正视自身当下的现实处境和精神处境。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4年12月1日）
第12节 《上塘书》的绝对理由
李敬泽
2004年；孙惠芬写了《上塘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它的真正“人物”是名叫“上塘”的村庄。
由此；我们会想起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或韩少功的马桥；这些地点都标志着小说家由来已久的伟大理想：在书写中构造一个独特、自足的世界。
但秉持着同样的理想；孙惠芬却遭遇了莫言和韩少功未曾遭遇的困难；这种困难在小说一开始就暴露无遗；在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三段；孙惠芬写道：“上塘地图上没有；地图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就是没有上塘”；对此；一个上塘的孩子困惑不解；回去追问他爷；结果；愣怔了一会儿；“他爷火了；当然不是冲着孙子；而是冲着那个制造地图的人；他摔了筷子大声猛吼：‘上塘这么大；又是地又是道；光人就好几百；地图上为什么没有？’”
完全可以预计；如果该老爷子自己动手绘制地图；那么这张图将是独特、自足的；我们将看到世界的中心是上塘；在上塘周围点缀着其他一些地方。
——高密东北乡和马桥就是由此构造出来。我认为这也是孙惠芬在内心深处的志向：让歇马山庄以及它属下的上塘成为世界的中心；让一切意义从这个中心绽放。
但问题是孙惠芬意识到；她不能这么做；她在采取改变地图中心的大胆行动前不能说服自己；对说服别人也并不信心。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忆一个历史细节：在明代中叶；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震惊地看到一张官方的世界地图；在这张图上；大明占据着中心的绝大部分面积；四周分布着一些可怜的小岛和可疑的荒漠。
这种自我中心的幻觉对于君王和国家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对小说来说却是一种正当的雄心；莫言和韩少功被这种雄心所激励；而孙惠芬的问题是；她知道；上塘不是世界的中心；即使在想像中、在虚构中也不可能是；它只是宠大世界体系中无关紧要的碎片。
这就是孙惠芬和莫言、韩少功的区别；也是她与她最为心仪的前辈萧红的区别；萧红写了《呼兰河传》；孙惠芬写了《歇马山庄》和《上塘书》。这种区别可能涉及作家的禀赋；但即使是莫言和韩少功；即使是萧红；假设他们把高密东北乡、马桥和呼兰河放在21世纪；我相信他们会同样没把握。
因此；孙惠芬写《上塘书》时面临的问题来自中国乡土的历史命运和美学命运；乡土已经处于城市的绝对宰制之下；它已经失去了经济上、伦理上和美学上的自足；这场历史巨变在小说艺术中一个意外但必然的后果就是——
如果没有时间的庇护；如果你不把它放进记忆中的往昔；就决不会有高密东北乡、马桥和呼兰河；小说家重绘世界地图的雄心在此意义上已告终结；乡土在中国现代以来小说传统中的中心位置也已终结；小说家变成了进城的民工；他们不得不在一个庞大的新世界中迷茫探索——这就是《上塘书》的背景；是孙惠芬书写时必须照应的上下文。
于是；《上塘书》的语调是审慎的、克制的；它不华丽；也不那么诗意——如果和萧红相比——萧红和莫言、韩少功的语调都有一种王者风范；他们说；事情是这样；那就是这样；而孙惠芬不；孙惠芬的姿态要低得多；她在叙述中似乎同时面对两个方向的挑剔；她似乎对上塘人说：是这样吧？她也对上塘之外的人说：是这样吧？
这种叙述语调是孙惠芬从上述困境中发展出来的；她知道上塘不是中心；上塘人自己说了不算；所以她必须低调地细致地观察上塘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她的目光悠长绵密；整部小说上百个人物；他们的生生死死；他们的疼痛、呼吸和战栗；都被体贴入微地述说着。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观；一个低调的奇观。当代中国小说家中很少有人具备这样的能力：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辽阔而周详地展现人的繁多的可能性。《上塘书》如同一个巨大的水族馆；我们看到无数的鱼在游；而且我们真的知鱼之思；知鱼之哀乐。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这一切现象之中暗自运行的那种东西究竟是什么？
同样是小说家的吴玄在看了《上塘书》后断定；那是“温暖”：“《上塘书》吸引我的倒不是结构；而是孙惠芬面对乡村的态度；这是一个对乡村怀有深情的农妇的絮叨；同时也是一个对乡村怀有梦想的文人的呓语。这是一次温暖的叙事；就是那种久违了的温暖感动了我。”
“温暖”；我同意；我相信孙惠芬也同意；但如果仅仅是“温暖”；那么这本书也确实就是“絮叨”和“呓语”；尽管吴玄引证沈从文和汪曾祺说明“温暖”的文学价值；但是一部长篇小说仅靠“温暖”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它只能变成漫长的“温吞”；而沈和汪也确实没写过长篇。
让我们想像一下；有这么一本书；它长达306页；它写了无数的人和事；最终我们会问；小说家为什么感到有绝对的必要去写出它？因为温暖？
回到孙惠芬的上下文中；我认为；支持着她的不仅是温暖；更是一种巨大的荒废感。她时刻在问：“上塘这个世界”有什么理由被记住？有什么理由被如此周详地书写？这整部小说写得如此质实；但她最终的感觉可能是空的；是无边无际的寂寞。
这不是《百年孤独》的“孤独”；孤独是一种自我确认；是有根的；而在《上塘书》中；一切都是“散”的；是无根的飘零的；孙惠芬之所以要写它；是因为她把《上塘书》当成了“葬花辞”。
所以；《上塘书》是一本证明从此无“根”可寻的书。
注意它的叙述者：她无所不知；她与这个村庄有一种确实温暖的情感；但在小说中她从未作为一个人物出现；她不是谁的孙女或女儿；她和这个村庄没有任何情节联系；她仅仅是一个空无的声音。
——这是怀着乡愁但已经“无根”的声音；把她和莫言和萧红那样的叙述者相比较你就能看出这种重大变化。
是的；那个“根”已经不在了；孙惠芬的全部困难就在于她的这种现实感。在《上塘书》中；一个隐蔽但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记忆的缺式：上塘的历史只剩下一点残缺漫漶的痕迹而且必定消失；一个上塘人的生生死死不会被他人转述；似乎每个人都只记得自己；似乎只有那个叙述者看着一切如梦如露如电如泡影转瞬即逝。
没有历史；没有记忆；也就没有“根”；在文化的意义上；它征兆着传统、习惯、价值体系的崩溃；在社会学意义上；它意味着社区的瓦解；意味着生活共同体的涣散。
所以；我完全不同意说《上塘书》与现实、与农村生活的真相缺乏联系；相反；孙惠芬作为小说家从独特的角度见证了“真相”——这个真相就隐藏在小说的结构之中。
尽管令人印象深刻；但《上塘书》的表面结构其实并不新鲜；那种分门别类的办法应是来自传统的史传、方志；无论史还是志；都是对世界的“编纂”；这种思路在《马桥辞典》中得到过充分的发挥：编词典如同著史、修志；如同绘制地图；都是“立法”；是确立一套完备的或至少在想像中完备的意义。
《上塘书》依次记述了上塘的地理、政治、交通、通讯、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历史——我认为孙惠芬遗漏了上塘的语言；也许还遗漏了上塘的远方；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为何如此分类？这是上塘人自己对自身世界的分类吗？不是；这是加于上塘的分类：“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照耀的却是上塘这个世界。”（见《引子》）。
当孙惠芬如此分类时；她究竟是深思熟虑还是处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习惯？我很难断定。但这种分类的效果是明确的；在上塘人茫然不知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被给定了一套意义：这是你的地理；这是你的婚姻；这是你的贸易；这是现代化……
——这就是城市对乡土的“编纂”；这就是“中心”的丧失；我宁愿相信孙惠芬是有意为之：意识到这种“编纂”已经主宰那“温暖”的乡土；她才有了写《上塘书》的绝对理由。
（选自“中国作家网”“佳作赏读”）
第13节 《青狐》梗概（1）
王蒙原著尔文缩写
卢倩姑相信她的厄运是从长相与头发的颜色开始的。十一岁时，由于身体的变化使她意识到自己与自己讨厌的众多蠢女人并无不同以后，她的头发就愈来愈黄了。
她在十一岁时照过一次镜子，她吓得差点闭过气去。那不是一个女孩，镜子里映出的是一只狼仔！看她的两侧分开的眼睛和嘴巴！看她的尖尖的下巴和嘴喙！看她的颧骨和生硬的轮廓！这样的十龄女孩，没有丝毫低眉顺眼的贤淑，没有丝毫舒适受用的温柔，没有丝毫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的积淀，而有的却是洋人的脱离猿猴不久的兽性兽型。
她申请入团，长期不被批准。她检查自己的肮脏错误的思想，最可怕的是她说她喜欢男生，她常常想像与男生单独在一起的情形，想到男生有的而女生没有的那话儿。她的坦白交代近于暴露狂，团支部的委员们面红耳赤，羞恼愤慨。
到了“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一名气度不凡的工宣队员一次又一次地找她谈话。一天晚上，三谈两说，工宣队员抱住了她的身体而且伸出嘴巴向她脸上乱蹭，她突然产生了勇气，给了他一个耳光……
这样那样就到了1979年，她用差不多半年时间写了一篇小说，她写一个距离大陆十分遥远的海岛渔村，一个哲学家受到坏人的迫害“下放”到渔村，这个哲学家在艰难的情况下为渔民做了许多好事，后来有一点爱情的插曲，有波折；后来在一次台风期间他失踪了。
她写这篇东西和她学生时代的一次恋爱经历有关，1955年，她一进高中就爱上了一个自称一定要学哲学的学生，可惜1957年一搞“反右”，未来的哲学家跳楼自杀了。
她把稿子给了一家刚刚复刊的小刊物，很快登出来了，小说标题改成了《阿珍》，反应极佳。作协的一位领导著文说她的作品的发表像是吹起了一股清新的风。一位老诗人说“对于这样才华洋溢的作品我们已经久违了”。被称作思想家的重型理论家杨巨艇，在一篇记者访谈中称她的作品向社会提出了十二个重大问题。
卢倩姑写小说是为了她的永远无法实现无法表达的爱情。不论旁人怎么说，她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于自己的爱情故事。她的爱就是献身，献身，就是把身体献出来。这有点庸俗也有一点无耻。但她深信一个女人把身体献出来了，这就是伟大，这就是动人，这就是美丽。
大学二年级时，辅导员对她一见钟情，她拒绝，她左躲右闪，还是没有躲开辅导员的亲吻。她仿佛晕过去了，清醒过来以后发现自己是在他的床上。
“文革”开始后，她与本单位一个小领导结了婚。冬天，她的丈夫得了感冒，深夜里忽然呻吟不止，送到医院就断了气。丈夫死后不到一周年，倩姑与小牛结了婚，又分居了。分居十年，卢倩姑等到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好时候。她的小说发表了。几乎同时，小牛因车祸丧生。
《阿珍》发表不久，传出了小道消息，白部长在一个场合讲了意见：《阿珍》属于坏小说，它没有把批判的锋芒集中对准王张江姚“四人帮”，不能够给读者以信心、力量和方向，小说的爱情描写是与社会主义的道德准则格格不入的，等等。
在一个文学研讨会上，杨巨艇说：“白部长实际上至今仍然坚持姚文元的那一套。我们应该挺身而出保卫‘青胡’同志，保卫我们的才华横溢的女作家！”
杨巨艇叫错了她的名字，难道他花了眼了吗？呵，也许是“青狐”吧，青色的狐狸，多么迷人！我只是一只小小的狐狸，倩姑最终确定了自己的笔名，带着一种挑战的勇敢，又带着一种女性的娇气，更是由于对于杨巨艇的一见倾心，如醉如痴。
青狐一夜无眠。阴历十五，月光透过破窗帘照在她的床头，她喜欢月光，她常常在满月时分失眠，这种失眠也许并不令她十分心焦，而多少是她的一种享受。她希望有一次机会抱住一个雄壮的男人，抱一次就行。
……她迫不及待地写一篇新构思的小说，也可以说压根儿没有什么构思。她只是觉察到自己应该写了，她急不可耐地要写，而且要放开了写，匪夷所思地写，哭出眼泪来写。
哦，写小说是这样的快乐！这样的大权在握！她在证实悲欢，主宰命运，裸露自身，她在裁判胜负和生死，宣布判决和收受投诉，抱负恶人和感激良善，有冤的报冤，有爱的报爱！
与写小说同时，她一次一次地想着杨巨艇。他是一个天才，一个思想家，一个斗士，他名震寰宇。而且，他是一个多么体面的男人！她觉得他已经进入她的身躯和内脏，她精神奕奕，如有天助。她已经得到他的身体和灵魂，她好久没有这么快乐过了。
她已经四十来岁了，从十二岁以来，她就做着爱情的梦，是高雅的，诗一样的，无比纯洁的爱情。她看到了杨巨艇，便觉得自己活了起来，年轻了起来。杨巨艇为他的思想付出了代价，受尽了痛苦，这样的男人是圣徒，她终于找到了这样的男人了。
而杨巨艇对她说的是：“中央是要改革的，人民群众也是要改革的，然而中层干部为既得利益不愿意改革，你说怎么样？”
青狐只觉得是一阵冷气袭来，她欲哭无泪。她突然顿悟了，这只不过是小说，事实上，她与杨巨艇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这就是她的生活，她的命运，从此她死了心只写小说散文，以至于文坛的1979年成了青狐年。
青狐连续得了一些稿费，她完全没有过这种四面八方汇钱来的生活，这对于几十年没长过工资的她来说简直是神奇魔法，她买了全新的软床，买了六个抽屉的写字台，买了能够旋转的趋向皮软椅和沙发，她还用八十四元的重金，购买了一小瓶据说是法国进口香水。她买这瓶香水的时候心头狂跳，和初次抢银行或杀人劫道的感觉一样。她买了带有精美画框的西洋名画复制品：斯杜克的《莎乐美》，库尔贝的《睡》。胆大包天的画儿，一个裸女躺在裸男的怀里，不是女人的而是男人的巨臀处于画面的中心。女人的睡态贪婪享受，真令青狐嫉妒。
青狐差不多更换了她的全部行头。现在亭亭玉立的她走到哪里，都显得气度不凡。
她常常出入于宾馆，那里的厕所也散发着香气，过道里若有若无地响着曼托瓦尼或者班德瑞乐队演奏的轻音乐，那里是高贵的布尔乔亚的善良与文明，友好与善意。在那里青狐常常感到委屈，她本来可以有更好的营养，更好的身材，更好的情绪，更好的风姿，更多的知识，更漂亮的举止，更优雅的谈吐，更高尚的身份，还应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