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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性格企业家-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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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告另行提出的股东和董事知情权一案先行开庭审理。 
  但在开庭前的5月24日,事情突然峰回路转——原本“放手一搏”的几个当事人最终“偃旗息鼓”并签定了和解协议,潘石屹于5月25日在和解协议上面盖上了公章,赔款几天后即一次性全部付清,原告律师于6月1日正式撤诉。但双方约定,具体赔款金额对外保密。 
  “这个人真是太两面派了,我们觉得自己太老实了。”在和解之前,三个小股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们都表现出一种受过欺骗后的愤怒。 
  姚军:13年的创业合作伙伴 
  “我比较矛盾,我并不想走这一步。” 
  在三个状告潘石屹的小股东中,现任北京阳光时代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姚军,是当初对要打官司最想不通、也最不情愿的一个,“他们刚开始来找我时,我比较矛盾,我并不想走这一步。”回首从前,姚军有种“情何以堪”的感伤。 
  那是1992年,北京万通刚刚成立不久,去中关村买电脑的潘石屹碰上了24岁的技术人员姚军。打过几次交道后,潘石屹对他感觉良好,于是请他吃了一顿饭,并盛情邀请姚军加盟北京万通。 
  当时公司在北京怀柔县,条件十分艰苦,留不住人才,很多大学生呆了一个礼拜就一去不返了。但姚军还是很怀念那段没日没夜却干劲十足的创业岁月:“有时候累得不行,只要有两分钟的空档时间,我就会立马倒在地下,呼呼大睡。”   
  孰是孰非(8)   
  那时候,万通在海南的业务已经慢慢萎缩,公司的重点放在了北京。1993年,万通正好赶上发行法人股,姚军参与了公司股份改制并负责募集资金。当时没有证券法、没有公司法,没有人对此内行,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困难可想而知。“现在回想起来仍惊心动魄,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寻求潜在的投资者。刚开始没有什么动静,但到最后的几天时间里,大家开始疯抢起来,有时一天有上千万的资金打到账户上来,有些钱甚至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打来的。紧接着在1993年底,国家就开始了宏观调控,如果万通没有募集到这三个亿的资金,当时可能就没了。” 
  后来公司搬到了北京市东二环边的保利大厦,姚军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办公室在518号房间。那时姚军与潘石屹的关系,可以用“心有灵犀”来形容:“我们之间的交流,到了极其简单而有效的程度,他说一句话,别人可能听不懂,但我明白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并很好地完成。”两人的私交也非常亲密,姚军回忆:“潘石屹和前妻当时带了一个两岁的孩子,我们都叫他宝宝,我非常喜欢那个小男孩。” 
  由于经营观念等诸多差异,潘石屹和其他5个股东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被调任到上海总部去任总裁,其实上是被架空起来。被看成是“潘石屹亲信”的姚军,也被调往上海出任总裁助理。1995年6月,潘石屹选择了“出走”,姚军也紧接着在7月份提出辞职。一开始姚军不太好意思这样做,感觉上好像对不起冯总似的,家里人也不赞成他放弃当时已有的稳定收入去冒险。潘石屹和太太张欣从夏威夷回来后,就给姚军打电话,邀请他一起去另外做一个小公司,潘石屹鼓动说:“如果做不好,大不了我们再回去打工。” 
  凭着分家时得到的大约二百万现金,潘石屹创建了红石实业,最开始就潘石屹、张欣、姚军三人。所有加盟的创业者,月薪都在原有基础上拦腰砍成一半,而且没有什么福利、没有奖金,原来月收入已经上万的姚军,每月只能拿到4500元工资了。 
  由于姚军在万通时积累的融资经验和资源,他仍被委派担任至关重要的“找钱”工作。“最开始的一二百万根本就不算钱,发发工资、交交房租就没有了,公司随时面临现金断流而倒闭的危险。潘石屹经常是告诉我什么时候需要用一笔钱了,我就得想尽一切办法去筹措。记得有一次,我终于把一笔几百万的借款支票拿到手,一个人坐在破旧的桑塔纳里,兴奋得啊啊大叫……” 
  有一个场景在姚军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开始时张欣还没有从她任职的旅行者集团辞职,仍在国贸中心三十几层的办公楼上班。有时我和潘石屹去找张欣,三个人常常站在临窗的办公室里,潘石屹兴奋地指着远处建外SOHO和现代城的两块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地盘啊!我们俩听了都热血沸腾,有干一番大事业的冲动。” 
  谢光学:24年前“睡在上铺的兄弟” 
  “尽量不要把以前的事情都抖出去,做人不要搞得太绝了。” 
  在现任北京阳光时代投资公司总经济师谢光学眼里,24年前的潘石屹是一个聪明好动的小弟弟:“1982年,我们都在廊坊市石油管道学院读企业管理,潘石屹比我年纪小,但比我高一届,我们在一个宿舍住过。学校周围有不少农田,有时我们和潘石屹一起跑到外面刨来一些地瓜,然后大家一起分着吃。”   
  孰是孰非(9)   
  毕业后,两人又分到了一个单位——廊坊市石油管道局机关。1986年,谢光学调回北京,而在其后的一两年潘石屹也去了深圳,开始了他的商人之旅。其间,两人偶有书信来往,潘石屹还曾为了自己父亲经销的石棉产品,托谢光学在北京寻找过销路。 
  在海南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后,潘石屹于1992年8月回到北京做房地产,并盛情邀请谢光学加盟。由于小孩当时有病,自己单位的事也无法一下子完结,谢光学直到当年年底才加入进来。 
  谢光学认为,潘石屹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很有一套经营手法,把阜成门的万通新时代广场做火了。但由于当时万通盲目扩张,在投资东北华联、进军陕西房地产等项目上都出现了失误,6个股东出现了激烈的矛盾,于是潘石屹出来创办了红石实业,谢光学等人也陆续跟着出来了。 
  在谢光学的印象中,潘石屹是在1994年通过冯仑的介绍认识了张欣,但婚后一起创业的日子并不是那么亲密无间,两人为公司的事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当时第一机床厂的项目(后来的建外SOHO)签下来后,开发的大笔资金需要四处筹措。“我们曾和一个德国人谈判,按道理中方应该是潘总出面,但张欣却抛开他们和翻译,直接用英语和对方交流,把我们完全撇在一边。”干坐一边的潘石屹当着德国人的面不好发火,回来后就和张欣大吵了一场。 
  潘石屹与张欣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当时潘石屹自己的公司是红石实业,拥有现代城项目20%的权益;张欣自己的公司是香港中凯集团,拥有现代城项目25%的股份。中凯集团和红石实业有一个管理协议,前者委托后者对现代城项目进行管理,中凯每年付给红石实业50万美金的管理费。据谢光学回忆,这笔钱后来从没有支付过。 
  谢光学等人也和张欣发生过直接冲突。他记得,在开一个销售会议时,张欣主张在广告上保证,说业主买了我们这个房子后,每年的回报不低于15%。谢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而且没办法保证。当时两人在会上就吵了起来。 
  那个时候,潘石屹总是站在自己的老部下一边,而且与张欣之间在财产上分得很清楚。“他们的感情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的。刚开始总吵架,两人都觉得婚姻关系不是很稳定,所以算得很清楚,后来打出来了,慢慢地就适应了。” 
  在几个当事人当中,谢光学和潘石屹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甚至两人的手机号码都仅差一位数。现在每次进行谈判,都是先由潘石屹和谢光学联系。就在2005年5月份,好久没有理睬他们的潘石屹,在得知媒体开始调查此事时,又突然给谢光学打来电话,说还是可以继续谈嘛!谢光学感慨:“从我做人的原则来讲,我真不想和他闹翻。如果他对一些事实还是不承认的话,我们可以提供证据反驳他。我们现在说的仅仅是小股东利益的事,就尽量地不要把以前所有的事情都抖出去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想这样做,做人不要搞得太绝。” 
  汪有芬、汪钢父子:30年的世交之情 
  “这是我老同事的孩子,我从小看着她长大的。” 
  张欣不止一次地在媒体面前说过,有两个人对她的这一生影响最大:一个是潘石屹,一个是汪钢。她也亲自对汪钢说过,其他的人都只了解我人生的某一部分,只有你对我的整个人生全部都了解。   
  孰是孰非(10)   
  两人的情谊,要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年少时光。汪有芬是汪钢之父,曾任《北京周报》社长兼总编辑。这位78岁的老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时我在外文出版社英文部当主任,张欣父亲叫林清雨、母亲叫张美瑛,都在同一个出版社任翻译。两人离异时,张欣还是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张美瑛一个人带着她,生活上有些困难。” 
  张欣从小个性就比较强,有次母亲一气之下打骂了她,她就一个人出走了。“我听了也很着急,因为自己眼睛不好,于是就发动部门的同志一起去找。最后在北京站,发现她在一个角落睡着了,要她回来时她还挺不高兴,认为一回去自由又没了。” 
  70年代后期,张欣的母亲先去了香港,把尚在读初中的女儿借宿在同事家中。1980年的春天,张欣也随后去了香港,所有的手续也是汪有芬亲自去派出所办好的。临走前,张欣还在汪家住了两个礼拜。“我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聪明好学,也比较懂事,所以走之前我们还带着她去莫斯科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西餐。”随后,汪钢获得了美国一个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也于当年夏天去了美国。汪钢经过香港时,还专程去看望了张欣。 
  刚开始几年,张欣在香港也过得不容易,14岁就做了纺织女工。每当心里有什么苦恼时,她就写信给汪钢倾诉,而汪钢总是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安慰她,并劝她不能老去打工,还得坚持学习。后来,汪钢帮张欣在美国联系了一家学校,但因为签证办不下来,她后来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并取得了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汪有芬去美国探亲时,正碰上潘石屹、张欣也到美国渡假,潘石屹还亲手操刀做了一顿饭给大家吃。 
  张欣在香港创办的中凯集团,最开始的两个投资者是两位英国朋友,每人投了50万美金。凑巧的是,其中一位是汪有芬的好友。有一天,这位英国朋友来汪家做客,看见张欣竟也在场。事后,她向汪有芬询问张欣的情况,汪说:“这是我老同事的孩子,我从小看着她长大的。”后来这个英国朋友告诉汪有芬,她之所以决定投资,和他的介绍有一定关系。 
  因为长达30年的亲密交往,所以潘石屹和张欣在创办红石实业时,把汪钢从美国游说回国,加入了他们的创业队伍。在刚开始的几年时间内,两家一度来往密切,常常一起去看电影、吃饭。汪有芬对潘石屹的印象开始也挺好,觉得这个人虽然是生意人,但感觉还不那么俗气,对老人也挺尊重的,有时过年过节还给汪家送来一些蝴蝶兰之类的盆景。 
  多年情谊如何定价? 
  “在2000年前后,一切开始了微妙的变化” 
  时间如果就此停顿,那么留存在每个人脑海中的,将只是那些峥嵘岁月中的美好情谊。但是,在2000年前后,随着好运砸在现代城这片土地上,于是一切开始了微妙的变化。 
  姚军回忆,大约在2000年的某一天,潘石屹突然提出:以现代城的一套价值一百万左右的房子,置换几个小股东手中分别持有的2。5%的股份。但姚军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姚军为此还专门与潘石屹进行了交流:“我原来一直认为我们是合作者,如果把这个股份置转了,我们就变成一种纯粹的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了,这种状况我和我的家人都难以接受。”随后张欣表态:你姚军是做了很大的贡献,你没有问题,就不用转了,但其他的人必须要转。但最后此事在大家抵制下不了了之。   
  孰是孰非(11)   
  汪钢进入公司时,投入了100万人民币,占5%的股份。后来汪钢回美国时,他要求要保留股份,潘石屹说没问题。1998年汪钢回国探亲时,潘石屹却劝汪钢说,现在房地产不景气,听说你的投资里面有你父母的钱,老人家如果不愿承担这个风险,可以把股份转让给他。汪家当时住在机关宿舍的四楼,汪钢的母亲腿脚不太方便,想回到杭州老家去买个房,于是汪家提出按250%的价钱退出一半的股份。 
  潘石屹回答,那我回去跟张欣商量一下,年底去香港之前给你们一个答复。但后来直到去了香港,潘石屹也一直没有回音。急着买房的汪有芬于是给潘石屹打了长途电话,问他到底能出多少钱购买股份。潘石屹回答说还没商量好。汪有芬觉得凭两家的关系,不妨先借50万元,以后在汪钢的红利里扣。这时潘石屹的口气有点为难,但最后还是答应了借钱的要求。 
  但想不到的是,几天后张欣给远在美国的汪钢发了个邮件,说你父亲强压着潘石屹要借50万块钱,事实上你离开红石实业时就应该把股份退了。汪有芬看到这封邮件后十分气愤,于是又打电话给潘石屹理论,潘石屹还一个劲地安慰老人,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这个人的性格,你就不要生气了……次年,汪钢还是以23%的年利,退出了2。5%的股份。汪有芬认为,这个作价,等于是给潘石屹贷了几年款。 
  与现代城项目的巨大成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每个小股东前后仅仅进行了两次共150万元左右的分红,再后来红石公司的账面上竟然出现了亏损。而更让姚军等人诧异的是:2002年3月12日,潘石屹在没有召开股东会、董事会,未与股东协商的情况下,与北京第一机床厂、红石建外公司签订了三方协议,将红石实业在该项目中的所有权益,全部无偿转给了由潘石屹的妻子潘张欣(有意思的是,经过几年的磨合,潘石屹与张欣这对“夫妻档”合作得日益默契和稔熟,就连张欣的名字后来都改成了潘张欣)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的红石建外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1月25日,SOHO中国有限公司占该公司90%股份,3月5日将该股份转交给其关联企业SOHO中国BVI2,同年7月法定代表人由潘张欣变为潘石屹)。令谢光学不解的是,到2002年为止红石实业已经为此项目投了一个多亿,等于鸭子马上就煮熟了,却把90%转让给了SOHO中国(BVI2)。据谢光学估算,红石实业因此遭受的损失在15亿元以上,他说:“这纯粹是空手道,是巧取豪夺。” 
  资料显示,建外SOHO当年总销售额24亿元,名列北京房地产十大热销楼盘榜首。而经过转让之后,红石实业对建外SOHO的权益已从100%减至10%,对3位小股东来说,原来每人2。5%的权益也随即变为了0。25%。据谢光学估计,仅在建外SOHO一个项目上,3位原告损失就超过了1亿元。 
  同样,2003年3月1日,在现代城获利最丰时,潘石屹将红石公司所拥有的该项目20%的股权以低于原出资额10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潘张欣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的SOHO中国BVI1有限公司,红石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全然不知,也未签署过任何相关文件。 
  潘石屹夫妇与姚军、谢光学、汪钢多年的情谊就此崩裂。再次见面时,姚军等人已经是以原告的身份,和被告潘石屹进行谈判。第一次见面时,潘石屹还笑着给汪有芬打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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