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企业家-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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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告另行提出的股东和董事知情权一案先行开庭审理。
但在开庭前的5月24日，事情突然峰回路转——原本“放手一搏”的几个当事人最终“偃旗息鼓”并签定了和解协议，潘石屹于5月25日在和解协议上面盖上了公章，赔款几天后即一次性全部付清，原告律师于6月1日正式撤诉。但双方约定，具体赔款金额对外保密。
“这个人真是太两面派了，我们觉得自己太老实了。”在和解之前，三个小股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们都表现出一种受过欺骗后的愤怒。
姚军：13年的创业合作伙伴
“我比较矛盾，我并不想走这一步。”
在三个状告潘石屹的小股东中，现任北京阳光时代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姚军，是当初对要打官司最想不通、也最不情愿的一个，“他们刚开始来找我时，我比较矛盾，我并不想走这一步。”回首从前，姚军有种“情何以堪”的感伤。
那是1992年，北京万通刚刚成立不久，去中关村买电脑的潘石屹碰上了24岁的技术人员姚军。打过几次交道后，潘石屹对他感觉良好，于是请他吃了一顿饭，并盛情邀请姚军加盟北京万通。
当时公司在北京怀柔县，条件十分艰苦，留不住人才，很多大学生呆了一个礼拜就一去不返了。但姚军还是很怀念那段没日没夜却干劲十足的创业岁月：“有时候累得不行，只要有两分钟的空档时间，我就会立马倒在地下，呼呼大睡。”
孰是孰非（8）
那时候，万通在海南的业务已经慢慢萎缩，公司的重点放在了北京。1993年，万通正好赶上发行法人股，姚军参与了公司股份改制并负责募集资金。当时没有证券法、没有公司法，没有人对此内行，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困难可想而知。“现在回想起来仍惊心动魄，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寻求潜在的投资者。刚开始没有什么动静，但到最后的几天时间里，大家开始疯抢起来，有时一天有上千万的资金打到账户上来，有些钱甚至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打来的。紧接着在1993年底，国家就开始了宏观调控，如果万通没有募集到这三个亿的资金，当时可能就没了。”
后来公司搬到了北京市东二环边的保利大厦，姚军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办公室在518号房间。那时姚军与潘石屹的关系，可以用“心有灵犀”来形容：“我们之间的交流，到了极其简单而有效的程度，他说一句话，别人可能听不懂，但我明白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并很好地完成。”两人的私交也非常亲密，姚军回忆：“潘石屹和前妻当时带了一个两岁的孩子，我们都叫他宝宝，我非常喜欢那个小男孩。”
由于经营观念等诸多差异，潘石屹和其他5个股东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被调任到上海总部去任总裁，其实上是被架空起来。被看成是“潘石屹亲信”的姚军，也被调往上海出任总裁助理。1995年6月，潘石屹选择了“出走”，姚军也紧接着在7月份提出辞职。一开始姚军不太好意思这样做，感觉上好像对不起冯总似的，家里人也不赞成他放弃当时已有的稳定收入去冒险。潘石屹和太太张欣从夏威夷回来后，就给姚军打电话，邀请他一起去另外做一个小公司，潘石屹鼓动说：“如果做不好，大不了我们再回去打工。”
凭着分家时得到的大约二百万现金，潘石屹创建了红石实业，最开始就潘石屹、张欣、姚军三人。所有加盟的创业者，月薪都在原有基础上拦腰砍成一半，而且没有什么福利、没有奖金，原来月收入已经上万的姚军，每月只能拿到4500元工资了。
由于姚军在万通时积累的融资经验和资源，他仍被委派担任至关重要的“找钱”工作。“最开始的一二百万根本就不算钱，发发工资、交交房租就没有了，公司随时面临现金断流而倒闭的危险。潘石屹经常是告诉我什么时候需要用一笔钱了，我就得想尽一切办法去筹措。记得有一次，我终于把一笔几百万的借款支票拿到手，一个人坐在破旧的桑塔纳里，兴奋得啊啊大叫……”
有一个场景在姚军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开始时张欣还没有从她任职的旅行者集团辞职，仍在国贸中心三十几层的办公楼上班。有时我和潘石屹去找张欣，三个人常常站在临窗的办公室里，潘石屹兴奋地指着远处建外SOHO和现代城的两块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地盘啊！我们俩听了都热血沸腾，有干一番大事业的冲动。”
谢光学：24年前“睡在上铺的兄弟”
“尽量不要把以前的事情都抖出去，做人不要搞得太绝了。”
在现任北京阳光时代投资公司总经济师谢光学眼里，24年前的潘石屹是一个聪明好动的小弟弟：“1982年，我们都在廊坊市石油管道学院读企业管理，潘石屹比我年纪小，但比我高一届，我们在一个宿舍住过。学校周围有不少农田，有时我们和潘石屹一起跑到外面刨来一些地瓜，然后大家一起分着吃。”
孰是孰非（9）
毕业后，两人又分到了一个单位——廊坊市石油管道局机关。1986年，谢光学调回北京，而在其后的一两年潘石屹也去了深圳，开始了他的商人之旅。其间，两人偶有书信来往，潘石屹还曾为了自己父亲经销的石棉产品，托谢光学在北京寻找过销路。
在海南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后，潘石屹于1992年8月回到北京做房地产，并盛情邀请谢光学加盟。由于小孩当时有病，自己单位的事也无法一下子完结，谢光学直到当年年底才加入进来。
谢光学认为，潘石屹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很有一套经营手法，把阜成门的万通新时代广场做火了。但由于当时万通盲目扩张，在投资东北华联、进军陕西房地产等项目上都出现了失误，6个股东出现了激烈的矛盾，于是潘石屹出来创办了红石实业，谢光学等人也陆续跟着出来了。
在谢光学的印象中，潘石屹是在1994年通过冯仑的介绍认识了张欣，但婚后一起创业的日子并不是那么亲密无间，两人为公司的事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当时第一机床厂的项目（后来的建外SOHO）签下来后，开发的大笔资金需要四处筹措。“我们曾和一个德国人谈判，按道理中方应该是潘总出面，但张欣却抛开他们和翻译，直接用英语和对方交流，把我们完全撇在一边。”干坐一边的潘石屹当着德国人的面不好发火，回来后就和张欣大吵了一场。
潘石屹与张欣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当时潘石屹自己的公司是红石实业，拥有现代城项目20％的权益；张欣自己的公司是香港中凯集团，拥有现代城项目25％的股份。中凯集团和红石实业有一个管理协议，前者委托后者对现代城项目进行管理，中凯每年付给红石实业50万美金的管理费。据谢光学回忆，这笔钱后来从没有支付过。
谢光学等人也和张欣发生过直接冲突。他记得，在开一个销售会议时，张欣主张在广告上保证，说业主买了我们这个房子后，每年的回报不低于15％。谢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而且没办法保证。当时两人在会上就吵了起来。
那个时候，潘石屹总是站在自己的老部下一边，而且与张欣之间在财产上分得很清楚。“他们的感情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的。刚开始总吵架，两人都觉得婚姻关系不是很稳定，所以算得很清楚，后来打出来了，慢慢地就适应了。”
在几个当事人当中，谢光学和潘石屹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甚至两人的手机号码都仅差一位数。现在每次进行谈判，都是先由潘石屹和谢光学联系。就在2005年5月份，好久没有理睬他们的潘石屹，在得知媒体开始调查此事时，又突然给谢光学打来电话，说还是可以继续谈嘛！谢光学感慨：“从我做人的原则来讲，我真不想和他闹翻。如果他对一些事实还是不承认的话，我们可以提供证据反驳他。我们现在说的仅仅是小股东利益的事，就尽量地不要把以前所有的事情都抖出去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想这样做，做人不要搞得太绝。”
汪有芬、汪钢父子：30年的世交之情
“这是我老同事的孩子，我从小看着她长大的。”
张欣不止一次地在媒体面前说过，有两个人对她的这一生影响最大：一个是潘石屹，一个是汪钢。她也亲自对汪钢说过，其他的人都只了解我人生的某一部分，只有你对我的整个人生全部都了解。
孰是孰非（10）
两人的情谊，要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年少时光。汪有芬是汪钢之父，曾任《北京周报》社长兼总编辑。这位78岁的老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时我在外文出版社英文部当主任，张欣父亲叫林清雨、母亲叫张美瑛，都在同一个出版社任翻译。两人离异时，张欣还是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张美瑛一个人带着她，生活上有些困难。”
张欣从小个性就比较强，有次母亲一气之下打骂了她，她就一个人出走了。“我听了也很着急，因为自己眼睛不好，于是就发动部门的同志一起去找。最后在北京站，发现她在一个角落睡着了，要她回来时她还挺不高兴，认为一回去自由又没了。”
70年代后期，张欣的母亲先去了香港，把尚在读初中的女儿借宿在同事家中。1980年的春天，张欣也随后去了香港，所有的手续也是汪有芬亲自去派出所办好的。临走前，张欣还在汪家住了两个礼拜。“我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聪明好学，也比较懂事，所以走之前我们还带着她去莫斯科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西餐。”随后，汪钢获得了美国一个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也于当年夏天去了美国。汪钢经过香港时，还专程去看望了张欣。
刚开始几年，张欣在香港也过得不容易，14岁就做了纺织女工。每当心里有什么苦恼时，她就写信给汪钢倾诉，而汪钢总是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安慰她，并劝她不能老去打工，还得坚持学习。后来，汪钢帮张欣在美国联系了一家学校，但因为签证办不下来，她后来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并取得了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汪有芬去美国探亲时，正碰上潘石屹、张欣也到美国渡假，潘石屹还亲手操刀做了一顿饭给大家吃。
张欣在香港创办的中凯集团，最开始的两个投资者是两位英国朋友，每人投了50万美金。凑巧的是，其中一位是汪有芬的好友。有一天，这位英国朋友来汪家做客，看见张欣竟也在场。事后，她向汪有芬询问张欣的情况，汪说：“这是我老同事的孩子，我从小看着她长大的。”后来这个英国朋友告诉汪有芬，她之所以决定投资，和他的介绍有一定关系。
因为长达30年的亲密交往，所以潘石屹和张欣在创办红石实业时，把汪钢从美国游说回国，加入了他们的创业队伍。在刚开始的几年时间内，两家一度来往密切，常常一起去看电影、吃饭。汪有芬对潘石屹的印象开始也挺好，觉得这个人虽然是生意人，但感觉还不那么俗气，对老人也挺尊重的，有时过年过节还给汪家送来一些蝴蝶兰之类的盆景。
多年情谊如何定价？
“在2000年前后，一切开始了微妙的变化”
时间如果就此停顿，那么留存在每个人脑海中的，将只是那些峥嵘岁月中的美好情谊。但是，在2000年前后，随着好运砸在现代城这片土地上，于是一切开始了微妙的变化。
姚军回忆，大约在2000年的某一天，潘石屹突然提出：以现代城的一套价值一百万左右的房子，置换几个小股东手中分别持有的2。5％的股份。但姚军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姚军为此还专门与潘石屹进行了交流：“我原来一直认为我们是合作者，如果把这个股份置转了，我们就变成一种纯粹的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了，这种状况我和我的家人都难以接受。”随后张欣表态：你姚军是做了很大的贡献，你没有问题，就不用转了，但其他的人必须要转。但最后此事在大家抵制下不了了之。
孰是孰非（11）
汪钢进入公司时，投入了100万人民币，占5％的股份。后来汪钢回美国时，他要求要保留股份，潘石屹说没问题。1998年汪钢回国探亲时，潘石屹却劝汪钢说，现在房地产不景气，听说你的投资里面有你父母的钱，老人家如果不愿承担这个风险，可以把股份转让给他。汪家当时住在机关宿舍的四楼，汪钢的母亲腿脚不太方便，想回到杭州老家去买个房，于是汪家提出按250％的价钱退出一半的股份。
潘石屹回答，那我回去跟张欣商量一下，年底去香港之前给你们一个答复。但后来直到去了香港，潘石屹也一直没有回音。急着买房的汪有芬于是给潘石屹打了长途电话，问他到底能出多少钱购买股份。潘石屹回答说还没商量好。汪有芬觉得凭两家的关系，不妨先借50万元，以后在汪钢的红利里扣。这时潘石屹的口气有点为难，但最后还是答应了借钱的要求。
但想不到的是，几天后张欣给远在美国的汪钢发了个邮件，说你父亲强压着潘石屹要借50万块钱，事实上你离开红石实业时就应该把股份退了。汪有芬看到这封邮件后十分气愤，于是又打电话给潘石屹理论，潘石屹还一个劲地安慰老人，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这个人的性格，你就不要生气了……次年，汪钢还是以23％的年利，退出了2。5％的股份。汪有芬认为，这个作价，等于是给潘石屹贷了几年款。
与现代城项目的巨大成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每个小股东前后仅仅进行了两次共150万元左右的分红，再后来红石公司的账面上竟然出现了亏损。而更让姚军等人诧异的是：2002年3月12日，潘石屹在没有召开股东会、董事会，未与股东协商的情况下，与北京第一机床厂、红石建外公司签订了三方协议，将红石实业在该项目中的所有权益，全部无偿转给了由潘石屹的妻子潘张欣（有意思的是，经过几年的磨合，潘石屹与张欣这对“夫妻档”合作得日益默契和稔熟，就连张欣的名字后来都改成了潘张欣）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的红石建外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1月25日，SOHO中国有限公司占该公司90％股份，3月5日将该股份转交给其关联企业SOHO中国BVI2，同年7月法定代表人由潘张欣变为潘石屹）。令谢光学不解的是，到2002年为止红石实业已经为此项目投了一个多亿，等于鸭子马上就煮熟了，却把90％转让给了SOHO中国（BVI2）。据谢光学估算，红石实业因此遭受的损失在15亿元以上，他说：“这纯粹是空手道，是巧取豪夺。”
资料显示，建外SOHO当年总销售额24亿元，名列北京房地产十大热销楼盘榜首。而经过转让之后，红石实业对建外SOHO的权益已从100％减至10％，对3位小股东来说，原来每人2。5％的权益也随即变为了0。25％。据谢光学估计，仅在建外SOHO一个项目上，3位原告损失就超过了1亿元。
同样，2003年3月1日，在现代城获利最丰时，潘石屹将红石公司所拥有的该项目20％的股权以低于原出资额10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潘张欣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的SOHO中国BVI1有限公司，红石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全然不知，也未签署过任何相关文件。
潘石屹夫妇与姚军、谢光学、汪钢多年的情谊就此崩裂。再次见面时，姚军等人已经是以原告的身份，和被告潘石屹进行谈判。第一次见面时，潘石屹还笑着给汪有芬打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