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企业家-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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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是这样一位“价廉物美”的副总，也曾受到过吴瑞林的猜疑。吴谊增一直担任着工业园建设的总指挥，这在常人看来，是一个肥得流油的美差，不捞一把谁信？于是有人传言，说他贪污了500万，吴瑞林也曾一度信以为真。这位副总一气之下提出辞职，吴瑞林又极力挽留，有次晚上给他打电话：“明天一早你到我家来，不要吃早餐，到我家来吃。”……吴瑞林的恳切最后又留住了他。
“你对老板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这位副总的回答耐人寻味：“没有最不满意的，只有一点点不满意的，就是家族性质的管理问题。”为了避免再出现诸如家族成员挪用“公款”之类的事情，吴谊增正帮着建立起一个内部结算中心，以加强对资金的控制和利用。
恨心——关于一个神秘人物
错信复杂的家族，发生多少说不清的纠葛……
从深圳市区前往机场的高速路上，有一个叫福永的收费站。过了收费站便是一个大拐弯，迎面立着数块巨大的广告牌。中间一块是侨兴集团CECT手机蓝底白字的广告，往右跳过两块则是天时达手机稍显花俏的广告牌。
“你知道侨兴和天时达的关系吗？”从深圳回北京时，有人问了我们这样一个“风牛马不相及”的问题。我们了解到，天时达虽然比不上侨兴的名气大，但它和侨兴、步步高、TCL、德赛等号称电话机的“五大霸主”。该公司网站显示，天时达公司是一家以生产电讯终端设备为主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1982年，是亚洲少数几个最早生产电话机等通信终端设备的厂家之一，也是全国首批获得国家计委正式批文允许生产、销售移动电话的厂家之一。公司总部位于深圳，董事长叫蔡清楚。
“你相信它们的老板是亲兄弟吗？”当那人向我们透露这个“内幕”信息时，我们很是惊讶：怎么可能呢？一个姓吴、一个姓蔡，而且都是信息产业的知名巨头！
为了调查信息的真伪，我们开始了查证。在网上搜索，吴瑞林的条目达千条之多，而蔡清楚的条目仅廖廖三五条，而且根本没有关于他个人出身、创业的详细报道。在所有对吴瑞林的采访中，从来都没有提及过他有这么一位同样了不起的亲兄弟；打电话采访侨兴公司有关人员，也都是颇为警惕，说不清楚或不太了解。
后来经过各种尝试，我们终于在《福建侨报》上查到这样一条仅百来字的短讯：“晋江市安海镇曾林村吴氏昆仲捐资行善，创办‘曾林吴清楚、吴瑞林慈善福利基金会’，兴建的灵水中学‘吴瑞林教学楼’日前落成。在慈善福利基金会成立仪式上，蔡清楚（随母性）、吴瑞林昆仲为曾林村共93位老人颁发了‘领银证’……”
沙场老兵（7）
那么为什么呢？作为亲生兄弟的蔡清楚、吴瑞林两人，一个是这样的张扬，一个是这样的缄默？在刘永好、刘永行之类亲兄弟创业致富故事“甚嚣尘上”的今天，作为同样值得标榜的吴氏兄弟，为什么都选择了绝口不提对方？当事人和知情人都守口如瓶，剩下的只能是根据蛛丝马迹去猜测。我们对比了两个人的简历：吴瑞林，1952年出生；1972年创办福建安海镇五金厂；1980年创办福建安海镇服装工业总公司；1991年创办香港瑞创国际有限公司；1992年创办惠州侨兴电讯工业有限公司；1994年12月创办侨兴环球电话有限公司（美国上市公司）；1995年8月创办惠州侨兴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收购中电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嘉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宝雅制品有限公司，同年成立惠州加利利通信有限公司；2003年收购大连宇田海洋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侨兴永磁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和惠州侨兴罗氏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蔡清楚，1946年2月5日生；1982年在香港投资建厂生产按键电话机，是亚洲最早生产按键电话机的厂家之一；1984年投资在中国深圳兴建多个电话机生产厂；1994年取得电话机在中国国内的内销销售权；1997年天时达无绳电话在市场销售中位居同行第一名；1998年注册成立天时达移动公司；1999年研制生产出第一台手机，并在其后取得手机牌照；2000年天时达手机被评为“深圳市重大建设项目”；2001年生产出国内最早的闹钟、MP3、复读机等功能为一体的数码录音笔；2002年推出多款彩屏手机；2003年推出集拍摄、录音、MP3等功能于一体的数码相机……
有几个地方值得关注：吴瑞林屡遭重创的1985年前后，正是蔡清楚作为一个成功商人在香港大展拳脚的时候。是不是那时候哥哥的照顾不周，让打击中的吴瑞林一直铭记在心？两人都是以电话机一前一后发家，吴瑞林是不是受到哥哥的启发但最终形成竞争态势，从而分道扬镳？蔡清楚是国内最早一批拿到手机牌照的人，但吴瑞林却对此物梦寐以求，并最终花了3。2亿的真金白银，他会为哥哥没有借他手机牌照一用而耿耿于怀吗？吴瑞林有12个兄弟姐妹，会不会因为错综复杂的家族发生了很多说不清的纠葛……另外，天时达公司年轻的总经理叫吴裕伟，他和吴氏家族有血缘关系吗？
一切猜测都难以在短时间内确认。吴瑞林喜欢引用《圣经》中的一句话：“你看别人隔着一根横梁，是因为你自己眼里有一根刺。”中国也有一句古话：“相逢一笑泯恩怨。”不知54岁的侨兴集团董事长和58岁的天时达公司董事长能否有这么一天这么一刻？
即使两兄弟的恩怨真像想象中的那样深重，也最终会在若干年后简化成“蔡清楚、吴瑞林”两个名字，并肩排列在吴氏家谱中某一页的角落里，直至纸张发黄、变脆，最后飘散在风中……
个人小档案姓名：吴瑞林职务：侨兴集团董事长出生：1952年2月17日籍贯：福建省晋江市学历：小学毕业主要产业：通讯设备主要经历：吴瑞林出生在著名的侨乡——晋江，12岁小学毕业便辍学，从17岁开始想办法挣钱。1982年他承包了当地一家濒临破产的服装公司，并在一段时间内把它搞得红红火火。20世纪80年代末吴瑞林开始投资电话机生产。经过十几年的拼搏，成为仅次于TCL电话公司的第二大电话机生产公司。1999年，侨兴公司成为中国内地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第一家民营企业。
沙场老兵（8）
徐立华的“平衡术”
平衡是一种力量
印象中，波导在浙江企业中多少有些另类。
其一，浙江大多数企业热衷于制造能力，即所谓做工厂。虽然他们对市场有很好的嗅觉，并且把这种嗅觉体现到产品上，但最终市场的成功给人更多的感觉是产品能力的一种成功。而波导之另类表现在：它在市场中乍一亮相给人带来的感觉，至少是很前卫的。
其二，在波导上市之前，有许多人一直以为它是一家民营企业。因为波导在市场层面的很多东西，你无法把它和国有企业联系起来——尽管事实上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对市场经济已经理解深刻、执行有力了。但更多的国有企业，尤其是通信领域的国有企业，所表现出来的依旧是完全不同于波导的目前风格。
问题在于我们怎样认识波导企业，或者说徐立华这位创业领导人的另类。徐立华显然一直在谋求建立一种良好的体制结构。他的这种努力从他和另外三位创业者一起与宁波奉化政府的合作就已开始，一直到此刻。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他的努力是有效的。
这个结构说透彻一些，就是通过股东的相互制约使企业重大决策能够客观，从而推动波导能够持续发展。
当徐立华和几个同学一起创业时，公司取名“Bird（鸟）”，梦想有飞鸟的速度。
1999年决定进军手机行业时，徐立华强调波导的策略：“必须要有速度，不能像烧开水那样，10度、20度……没有人给你时间。”
“波导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到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波导开放的股权结构。”徐立华开解。
1992年，走出校门仅一年的穷书生徐立华，怀揣一份研制中文寻呼机的可行性报告游说宁波奉化市政府，终于在1992年10月成立了奉化波导有限公司。徐立华等4个创业者以技术作价490万元入股，只占49％的股权，别的投资方占大股。
当时波导的实际投资只有510万元，为了创业，徐立华把珠海的家当全部卖了，在奉化市租了东门口的几间民房，进行中文寻呼机的研发。新年钟声敲响的一刹那，寻呼机终于有了动静，随着“嘀嘀嘀”的声响，屏幕上显示出“新年快乐”四个字。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
第二年5月，中文寻呼机批量生产，恰到好处地填补了市场的空白。在只有几台样机的情况下，竟然收到800万元预付款。1993年的后半年，在仅200平方米的厂房内，工人三班倒应付着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的订单，连机器都没有时间歇口气。当年波导产销量即达1万台，利税154万元。
但是，由于扩张太猛，产品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市场上陆续退回来六七千台中文机，压死了全部流动资金。徐立华“垂死挣扎”，到处寻找合作伙伴。最终一家香港公司决定投资，双方合资成立了吉通波导有限公司。徐立华果断让出部分股权，创业团队的股份只占合资公司的14。7％。
“通过出让股权来吸引更优秀的合作伙伴，将我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徐立华总结。
2000年之前，波导股权结构是合伙制，出资最高的是总经理徐立华（36％），其余有3位各占18％，另一位占10％。
沙场老兵（9）
为了上手机项目，并争取上市，徐立华再一次决定通过出让股权吸引实力雄厚的企业。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他们“傍上”了有国资背景的宁波电子信息集团。通过收购它下属的电容器总厂和太阳能电源厂，波导和宁波电子信息集团组成合资公司，当时对方占股45％，奉化波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从80％降到44％，成为第二大股东。波导于2000年6月在上交所成功上市，徐立华长出了一口气。
有了充足的资金后，徐立华的步伐更快了。除了开始在全国快速建设销售体系，徐立华在广告推广上更是强调战斗速度。波导请了当时人气正在快速上升的国际新星李玟作为形象代言人，并斥资788万元买下甲B足球队——北京宽利队的冠名权，更名为“北京波导”足球队，让波导品牌第一时间被中国亿万球迷所接受……
徐立华擅长处理复杂的股权结构，他就像一个优秀的飞机驾驶员，穿过一个又一个云团和迷雾的困扰，“我们希望自己的企业成为一个极具战斗力的企业”。
“我们四个人的本事都不够大！”
谈起当初波导的4个创业元老（徐立华、蒲杰、徐锡广、隋波）是如何走到一起这个问题时，徐立华觉得完全是一种机遇：“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跑到深圳打工，然后我同学蒲杰也来了。我们一起商量，是不是找一个机会可以自己做。想过很多事情，包括做土豆去皮机。当时在学校吃土豆老是不去皮，就想做这个东西。后来想还是做传呼机比较好，它在中国有很广阔的前景。我和蒲杰做了一个研究和生产传呼机的可行型报告，然后就到处找投资。蒲杰去找过在北戴河的航天部基地，因为来深圳之前他在那里干过；我们是交大毕业的，我们也回过成都，看有没有人愿意投资……都在谈的时候，我另外一个同学徐锡广，正好是1992年夏天结婚，从北京来深圳旅游。于是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事情，问他有没有什么关系。他老家是奉化的，他马上跟那边的朋友联系，结果说当地政府愿意投资。1992年10月我们来到奉化。当初谈的是当地政府投资510万，我们技术入股490万，但后来发现需要更多的资金。当时他们找了一些专家来论证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并邀请我们和专家在奉化迎宾餐厅吃饭。刚开始我们不知道，进去一看，原来是隋波！隋波是我的老朋友，1989年我和徐锡广在宁波大学做研究生论文时就认识了。我们就把他也拉了进来。”
创业非常艰难，曾经一度到了绝境的地步，困难成了家常便饭。“刚开始我们租的是几间民房，吃、住都在那里，研究、开发也在那里，大冬天抱个被子就在地上睡。死亡时时刻刻在威胁着我们——技术开发不出来是死，没有钱是死，东西卖不出去也是死！”
但从开始到现在，4个人从来都没有绝望过，大家总是一起努力想办法。“1994年我们的资金极度困难，于是我们去找人家来合资，控制权都交给了别人。后来又分了家，就剩下一点东西，一分钱也没有。镇政府就把镇里所有干部的工资借给我们周转一个月，税务局借给我们五万块钱，国税借给我们十万块钱。都是这样去想办法一点点地渡过的。”
沙场老兵（10）
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都有一个磨合的过程，4个人刚开始有过什么冲突吗？徐立华认为没有，他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4个人都是研究生，受过教育，基本的沟通点比较容易找到；再者，4个人的家境都不是很富裕。像他和徐锡广都是农村出来的，家里穷得狠。蒲杰家也是一个小城市里面的。隋波父亲是宁波电信局的，也算不上什么富商和大官。如果从小生活很优越的话，他不一定愿意来吃这个苦。
通常的看法是，一个人的学历越高，可能想法更多，更难得统一；而且越是比较贫困，对钱的欲望可能越强烈。徐立华解释道：“对钱的欲望更加强烈，就更要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啊！虽然穷，但是我们受过教育，所以要自己来创造。家里都没有什么背景，不可能靠老爸安排很好的生意让他去做，这决定了这些人要靠自己去奋斗。当时我们刚走出学校，自然想到的是要合伙来奋斗。这个是很自然的，由一个人的出身背景决定。我们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公司，你想刚开始有什么东西可扯的呢？我们觉得，每一个人的本事都不够大，只有4个人搞到一起，才有可能搞一点事。我们觉得自己的本事都不够，联合起来都不一定干得过人家。”
徐立华“检讨”，自己最大的缺点主要是脾气不好，很暴躁、经常发火，给人感觉好像涵养不够。“我往往以为，我是真心对你的，就不需要搞那些礼仪啊、沟通啊之类的东西。像人家逢年过节或者别人老婆住院什么的，知道买一个小礼物去看望一下，但这些事情我都不会做。”
这么多年，徐立华觉得自己做得最失败的一件事，就是处理和同学之间的关系。“我很多同学一听我在搞公司，都愿意到我这里来，但来了后却始终搞不好。怎么搞不好？因为他们觉得是徐立华在做老板，我是你同学，你什么都要照顾我一点原来在大学那么好，我到你这儿来，就应该你有我就有。但是实际上已经不行了，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公司了，必须按照规则来办事情……我在这些事情上是非常注意的，越是亲戚、同学，我越是更严。如果你明显地比别人强，那我用你没有问题；但是差不多的时候，我就不用你，因为我用了，人家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