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企业家-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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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更严。如果你明显地比别人强，那我用你没有问题；但是差不多的时候，我就不用你，因为我用了，人家会说我是照顾关系。闹到最后，在大学里和中学里一些原来关系很好的同学，最后都得罪了，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最后很不高兴地像仇人一样地走掉了。我处理得比较失败。”　
　　“我们送过哪个领导一分钱？”　
　　徐立华之所以当初会选择到宁波奉化这个小地方来创业，主要是缘于技术入股这个问题。一般以技术入股占20％，最多也就30％，但奉化政府承诺，只要你们过来，我们51％、你们49％，钱都由我们来投。这个对他们的吸引力比较大。　
　　“当时我们来奉化的时候，虽然没有带钱来，但是一下子这么多人才进来，这在奉化的历史上是没有的。奉化从来没有同时进来这么多研究生的。同时，奉化的传统产业主要是服装，我们搞的是高科技企业，在它的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因为这个原因，徐立华他们与当地政府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每次有困难的时候，政府部门都会出来帮他们一把，甚至有一次镇政府的干部把自己的工资都拿出来借给他们。　　　
　　沙场老兵（11）　　　
　　对方信任的基础，缘于他们知道徐立华是在真正地创业。“现在很多从海外归来的所谓‘创业者’，有很多人也找我谈过，我一看他们就不是真正地创业！前两天还有一个博士在跟我谈，他说我回来，你给我投500万美金，给我一年3万美金的年薪，然后还要技术入股占40％……你想想，这是真创业吗？是假创业！钱是我出的，他的工资也已经拿走了，最后这个企业失败或者是亏损了，他一点风险也没有。我们的创业不！刚开始时，我们几个创业者在企业每个月只拿800块的生活费，其他一分都不拿。我们引进的技术人员都可以拿到3000、4000。所以他们知道我们是怎么花钱的，买设备、投广告，都是很清楚的事情。所以如果不成功，我们的风险更大。”　
　　徐立华至今还有一本账本，里面记录着当初的借款情况：国税所借10万，地税所借5万……镇里的干部砸锅卖铁地陪徐立华做这个事情了，如果万一失败了，徐立华如何向他们交代？徐立华坚持，最后就是把设备卖了，也不能失信于人。　
　　遇到一些大的问题，据说连宁波市的市长都会亲自为他们“出马”，召开协调会解决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他们有这个意识。波导是奉化唯一的高新技术企业，它对改变奉化的产业结构、对改变奉化的人才结构，都有巨大的影响。只要一说波导，不管是在镇里面，还是在奉化、在宁波，政府都是全力以赴支持的。”　
　　企业家和政府相处的关系很微妙，中国有很多企业家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最后把自己给“处”进去了。徐立华却很明白这个度：“其实很多人不明白，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人根本不把这句话当一回事。有的只看到了计划经济几个字，有的只看到市场经济几个字，其实它们是完全不能脱离的一个整体。做企业你首先对这个搞明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搞企业或者其他东西也好，都是在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否则我们就不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这个前提你明白了，就好办了。政府支持我们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企业发展了肯定也要为地方政府做贡献，这个是自然的。”　
　　但徐立华认为自己恰恰是走不了“上层路线”的人，因为他的政府关系不过是和镇政府、乡政府的关系，到省里就没有关系了。有时候，企业做得这么大了，可能会有更高层的领导主动找上门来，徐立华却不太“领情”：“他找我来干什么呢？他不过是来视察罢了，我们向他汇报工作。也许他从头到尾就来了这么一次，我就和他有关系啦？这种关系是领导视察企业的关系，是关心企业、支持企业发展的关系。”　
　　但徐立华认为自己也不是“怕”政府和高官、不是刻意和政府在保持距离。“怕什么呢？那一定是有猫腻！你没有猫腻你为什么要怕？除非是向领导行贿了。我是欢迎一些领导们来，他来是来支持我们企业发展的。但是要我去给他送钱，那是不可能的。我在宁波十几年了，你去查查，我们给哪个领导送过一分钱？”　
　　“它想收购我的股权？我还想收购它的呢！”　
　　细究波导每次的股权结构变动，会发现徐立华都会留一点点空间，比如刚和奉化大桥镇合作时，徐立华会比他们少1％；后来和宁波电子信息集团合并时，徐立华又比他们少0。75％，有人把这个理解为徐立华心目中的一个安全距离。徐立华也认为，这种股份结构是安全的：“不管是国企也好，还是私企也好，我们始终认为一股独大不是好事情，必然带来决策的独断专行，必然带来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司利益之上。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股权时，也故意设计成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状况。比如在宁波科技集团公司，我只占36％，他们三个人加起来比我多。当他们三个人反对的时候，我的意见是没有用的。但是我只要说服其中的一两个人，就可以做决策。后来我们和宁波电子信息集团进行合并的时候，虽然整个国有股份占51％，但是我们不允许它一家占51％。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不能破的。两个力量需要制衡，如果差距太远，我们要团结起很多其他的小股东，会很累。但是如果我们跟它的距离很近，就只要说服一两个小股东，就可以否定它的东西。”　　　
　　沙场老兵（12）　　　
　　徐立华介绍，任何一方如果要做出任何重大的决定，就必须开会决定。如果要做对这个股份公司不利的事情，那么另外的大股东肯定是不同意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关键是要改变股权结构，不是说你原来一家国有企业刚刚上市了，有了几个小股东你就是往现代企业转变了。实际上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占到70％，结果根本不起作用，所有小股东团结起来根本不能否定你的任何决定。如果我想朝着有利于我这个股东利益发展，那么另外一个股东肯定不行；如果他要朝着他的利益方向发展，那我肯定也不会同意。最后大家同意在哪一点呢？就是统一到怎么有利于我们这个公司的利益上来了。”　
　　徐立华坦言自己经常说话不算数，因为很多事要通过董事会、通过股东大会，“这恰恰是制度的好处。如果老是你一个说了算，那就坏了。”　
　　外界一直盛传，波导和普天集团的关系一直处于不和的状态，徐立华谈话中无意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普天集团控股宁波电信集团，而宁波电信集团是我们的第一大股东。它只是在电子信息集团的股东大会上，或者是说在电子信息集团董事会上起作用。在我们这里股东是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我们上市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宁波电子信息集团只能作为一个股东来发表意见。何况它只占33。75％，它只能说33。75％的话。”　
　　如果想多说话怎么办？徐立华很直接：“可以啊！想多说话就拿股权来啊！拿钱来啊！要看他拿多少钱来，把我的股权买走啊！它想收购我的股权？我还想收购它的哩！”　
　　普天集团的整个整合战略，看来在波导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它整合是没有错，是在整合啊！在这个上市公司里面，一切是由股权来说话的。比如说它要我做普天的广告，但我上市公司如果为大股东做广告，就叫关联交易！知道吧？这个是证监会严厉禁止的！如果你要做广告，行，你拿钱来，我帮你做！如果你不拿钱来，我帮你做广告，就成了关联交易，这个证监委是不允许的。”　
　　同样是通讯企业的东信，最后被整改成了普天东信，徐立华笑道：“改名字可以啊！我们董事会上要同意啊！我不同意改，它就改不了。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股权。”　
　　“人多了，我们就去人民大会堂吃饭！”　
　　对于目前很多富豪纷纷猝死的现象，徐立华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富豪本身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徐立华觉得自己很不注重个人生活的享受：“企业家不可能有个人生活享受。既然叫企业家了，他就已经越过了物质生活享受的阶段。马斯洛说过，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我相信凡是在中国叫‘家’字号的，他的需求肯定是到追求社会的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这个高度了。如果哪个企业家还在追求物质享受，那他肯定不是真正的企业家。”　
　　在徐立华眼里，真正的企业家是像倪润峰、储时健这种人：“特别是储时健，那是中国天子号的企业家。中国哪一个企业家超过储时健的？没有！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最厉害的是储时健。红塔山原来有句广告语，叫“山高我为峰”，确实是这样。现在我们谁能望其项背？没有！储时健是上世纪80年代接手云南玉溪卷烟厂的，当时还不如昆明卷烟厂。他是亲自卷着裤脚从种烟叶开始，把玉溪卷烟厂整合成全国第一纳税大户。我们现在有多少企业在为年销售额到一百亿挣扎？但红塔集团每年交税就是上百亿。那是什么概念？像我们现在吭哧吭哧才做到一百多亿的营业额。这完全不是在一个档次上！谁能一年给国家交几百个亿的税收啊？谁有这么大本事啊？现在这么多有名的企业，你20年加起来顶不上他红塔山一年。”　　　
　　沙场老兵（13）　　　
　　徐立华认为储时健最后没有超越物质享受的原因，是因为国家没有给他基本的物质享受。“他老了，要退休了，今后怎么办？他不知道了！如果我们从他每年上交给国家的税收里稍微拿出一点来奖励他，哪怕是百分之一？哪怕是千分之一？他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他上交国家利税可能上千亿了，你拿一个亿给他，他还想什么？他什么也不会想了！”　
　　曾经有媒体报道，在国内另外一家著名的手机企业里，已经出现了某种个人崇拜的倾向，在自己的企业内刊上，对领导人冠以“圣贤之人”、“商界教父”之类的字眼；去下面分公司视察时，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全分公司的人出城30里迎接，等了3个多小时，见到他时一齐高呼“某某老总万岁！泰山、黄河向你致敬！”……徐立华也称，自己的企业也曾出现过这种苗头：“但是没有喊‘万岁’的！去年我也去山东分公司，他们为了欢迎我，就给我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四星级酒店，然后在宾馆的上面挂了一个横幅——热烈欢迎波导公司总经理徐立华下榻某某酒店！有天我在里面睡觉，突然‘嘭、嘭、嘭’听到有人在敲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我们的一个用户。他说我看到标语，说波导的徐总来了，我买了波导的手机，现在有一个售后服务问题想找你解决……这个后来成了我们的笑话。这就是我碰到的最高档次的欢迎。我们波导老总出去基本上是没有接送的，一直是这样。从一开始创业，都是自己背着包跑来跑去，谁来接送啊？都习惯了。”　
　　徐立华在当地的名气甚至超过了宁波市市长。在记者前去宁波采访的飞机上，曾问旁边坐着的一个宁波人：“你知道宁波的市长是谁吗？”他说不知道；再问他：“那你知道波导的老总吗？”他说：“知道啊，不是徐立华嘛？”徐立华笑言：“那是因为报纸、电视台不断地采访、报道的原因。这个是宁波特有的现象。当地人说起大企业的老总，他们都知道。因为整个政府的中心是围绕着企业在转，所以老百姓主要也是在关心这些企业。像许多地方还是企业在围绕着政府转，我们已经转过来了。”　
　　徐立华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请波导公司所有的员工去人民大会堂吃一顿饭。“1995年以前我们穷得不行，没想过这个事情。1996年情况比较好了，于是我们在奉化大酒店请所有的员工吃了年饭。当时我们奉化的书记也来了，他说不错，今年能在这里吃饭，明年到哪里吃饭啊？我说人多了，我们就去人民大会堂吃去，那地方大！到了1997年，我们完成了30万台，大家就真把这个事当成一回事了。因为奉化没有一个酒店能坐得下了，我们就准备到北京去吃年夜饭。后来我们问这位书记，他说这样不好，这样太招摇了。后来就算了。”　
　　个人小档案姓名：徐立华职务：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出生：1963年1月籍贯：湖北省随州市学历：西南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本科）、西南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主要产业：手机主要经历：1991到深圳、珠海外企工作，1992创建波导。国家在1999年9月批准9家国内厂家生产手机，波导是其中一家，那时国产品牌手机几乎为零；2000年波导生产手机92万台，即夺得国产品牌手机第一；2001年波导生产手机282万台，遥遥领先其他国产品牌手机；2002年波导生产手机700多万台，连续第三年夺得国产品牌手机销量第一，成功超过许多著名洋品牌，进入国内市场前三甲。　波导首创的“自主营销渠道，服务销售终端”的手机营销模式，被国内手机厂商广泛采用。徐立华获得过诸多荣誉称号和奖项，如1994年曾获宁波市“优秀民营科技实业家”、“十大青年科技标兵”、全国第四届“实业家创业优秀奖”，1996年曾获宁波市“优秀乡镇企业家”，1997年获浙江省“优秀发明企业家”，2002年“中国IT十大风云人物”，2003年“国产手机杰出推进人物”等等。　　　　　
　　第三部　末路英雄　　　
　　末路英雄（1）　　　
　　他们是曾经的“企业英雄”，却在近年陆续倒下。这些人当中，有些已盖棺定论，有些则未盖棺时便已定论，有些即使盖了棺也难以定论。　
　　导致这些资本大佬们“死亡”的原因有很多，也已有了很多分析和评论的文字，其中不乏一针见血、正中肯綮之言。但我们不妨从一个新的角度，也就是人性的角度，来对他们进行一些微观且客观的分析——他们的性格中到底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缺隙？这种性格缺隙最后是如何导致他们的“死亡”？　
　　“所谓枭雄，是那些在前进路途上过早倒下的英雄；所谓英雄，是那些达到目的后抹去了身后痕迹的枭雄。”这种历史观和人性观，虽然残酷却真实。　
　　顾雏军：我绝望了　
　　被捕前紧急告白　
　　自从2005年5月5日科龙电器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后，面对危机一向高调回击的顾雏军，却显得格外沉默和谨慎。那段时间，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经过种种努力，记者两次见到了正身陷审查风暴漩涡中的顾雏军。　
　　坚硬的顾雏军，其实有极度脆弱的时候——在决定卖科龙的那个晚上，顾雏军彻夜未眠、泪水长流。很具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前他曾怀着成为中国黑白家电霸主的梦想，跑到四川绵阳去找倪润峰和赵勇，企图说服他们把长虹卖给自己。但那个晚上，他卖科龙的第一个电话打给的却是赵勇。“科龙是格林柯尔系的灵魂，没有了科龙，我只是一个三流的企业家了！”顾雏军眼圈开始发红。　
　　但即使崩溃，顾雏军仍然拒绝任何反思。　
　　顾雏军有三样东西很难改变：吊带裤、大号眼镜框和他的倔脾气。　
　　2005年7月19日中午的酷暑中，顾雏军穿着一身严实的深蓝色西装，出现在北京一家酒楼。他领着几个朋友，穿过幽暗的旋转楼梯来到二楼的包厢。包厢的名字有点意思：“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