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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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当时后金以为明军是二十万）虽分四路，但又不是完全分散兵力，而是约定于二道关前会师，合攻都城，如果后金分军迎战，每路一万多旗兵对抗十万明军，很难抵挡，更不易取胜，那时明兵会合，全师进击，赫图阿拉就危险了。努尔哈赤果断决定：“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②，撤回各屯寨士卒，集中使用，只留少数兵防御南路东路，八旗劲旅主要首先迎战明主力西路杜松军。
明军枪炮众多，利远攻，不便于近战。八旗军使用弓矢刀剑，长于骑射，利突袭决胜，不利于缓慢厮杀。明兵远来，人地生疏，粮饷难继。建州则生长于此，险易尽晓，行动便捷。努尔哈赤充分发挥自己所长，尽量利用明军之短，设下埋伏，诱敌入围，突然奇袭。
明军西路主帅杜松，出身于将门之家，兄长杜桐由末弁以军功升至大帅。杜松“勇健绝伦”，由舍人从军，久历戎阵，遍体鳞伤，屡建军功，升① 天聪四年后金木刻揭榜“七大恨”。
② 海滨野史：《建州私志》。
至总兵官，历镇延绥、蓟州、辽东、山海关，且秉性清高，不贪财，不怕死，不巴结上司，不笼络权贵，但性急“尚气”，刚愎自用，图功心切。努尔哈赤设下埋伏，诱其轻骑奔驰，进入伏中，即亲率八旗劲旅，以两倍兵力，勇猛冲杀，于三月初一日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市东大伙房水库所在地）迅速消灭了明军，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随即于第二日在尚间崖击败北路兵，主将马林总兵匆忙逃走。努尔哈赤又命大贝勒代善统军迎战明东路刘铤军。代善在距赫图阿拉五十里处的阿布达里岗“设伏于山谷”，遣明降官持所得杜松之“号矢”（令箭）驰至明营，诈称杜松已抵酋城，催军往援。刘铤虽系勇将虎子，所使镔铁大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风”，又久经征战，颇谙兵法，军功累累，升至总兵官，但因害怕杜松“独有其功”，使己“宿名顿坠”，遂听信其言，督军迅进，陷入伏中。代善挥军猛攻，斩杀刘铤，全歼明军，逼朝鲜兵一万三千人投降。明军南路因奉经略杨镐回师之檄，仓皇撤退。
明军四路出击，三路败北，四位总兵战死，阵亡道员、副总兵、参将、游击等官三百一十余员，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二万余匹（头），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二万件①。闻名于世的萨尔浒之战，以明军惨败而结束。
萨尔浒之战，是明满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从此后金获得了主动权。天命四年（1619）六月，八旗军轻取被称为“古之黄龙府”、“元之上都”的开原重镇，斩杀总兵马林等官将；七月克铁岭，生擒助明之蒙古喀尔喀部名酋斋赛。八月灭叶赫，编降民万余户，后金军威震天下。
进据辽沈八旗劲旅于后金天命四年（1619）三月大胜于萨尔浒，六月取开原，七月下铁岭，八月灭叶赫，所向无敌，进展神速，为轻取辽沈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此时，明国出现了严重危机。一是朝廷惊慌失措，调度无力。昏君神宗朱翊钧在“东事危急，京师十分可虑”的形势下，仍然不理朝政，不见长跪门外求见君主的文武群臣，还指责户部拖欠金花银两。庸相方从哲唯知顺从帝意，不谙治政用兵，无法应付危局。二是残兵败将，畏敌如虎。八月辽东经略熊廷弼呈报辽东军情说：沈阳虽有兵卒万名，但“堪战者不过一二千人”。号称兵强马壮之辽东军事重镇辽阳，只有残兵二三万，且“皆无甲无马无器械，既不能战，而守城又无火器，将领中军千把总等官，俱贼杀尽，各兵无人统领，辽至今日，可谓无兵”。且大败之后，无车无牛无脚夫，不能运送粮草，至全军严重缺粮①。残存兵将怯战畏敌，就连熊廷弼和时人推①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明经世文编》卷488，徐光启：《辽左阽危已甚疏》。① 《明神宗实录》卷585；《明熹宗实录》卷1。
崇为“勇敢有谋”、“威名著河西”、有大将之才的甘肃总兵官李怀信，奉旨援辽时，也一再拖延行期，安坐甘肃，“惮于援辽”。第三，士气不振，人心惶惶，军民思逃。早在万历四十七年六月末，开原刚陷，中固、铁岭、大奠、叆阳、孤山、抚安、柴河等数十城堡，不战自弃，“沈阳之民又逃，军亦逃矣”。赞画刘国缙好不容易招募了新兵一万七千余名，分发镇江、清河等处防守，很快就大部逃走，只剩下老弱残兵三千余名。
九月初，熊廷弼特上长疏，极言“辽左大势久去，战守已无可支”，“备陈兵马军民器械将领不堪战守之状”。吏部等衙门尚书赵焕等臣，以“奴酋攻陷北关，经臣极言辽沈危急之形，无将无兵无马无器械，军民离心，不能战守”，会合“大小衙门官员”，诣文华门，“直陈辽左垂亡，京师立蹙”，恳乞神宗视朝②。连庸相方从哲也因形势险恶，特上《辽左溃散人心离散疏》，奏称：辽左丧败之后，虽有伤残之卒数万，“然皆露顶赤身，空拳徒步”，“盔甲器械马匹件件不备，火器俱无”，“以是，上自将领，下及军民，无一人不为逃走计，无一念无一刻不为逃走计”，“今日辽阳之势，真累卵不足喻其危，山海蓟门之患，真剥肤不足喻其急”③。
以上事态表明，在万历四十七年七月至十一月的数月内，是后金军夺取沈阳、辽阳进据辽东的最好时间，不需要花费多大气力，就可达到这一目的。但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努尔哈赤并未挥师西征，错过了轻取辽东的大好良机，这可为明国提供了转危为安的有利条件。
明辽东经略熊廷弼，有胆有识，才华横溢。虽系文官，由进士擢御史，但他因边患孔亟，苦练骑射，钻研兵法，被誉为“善左右射”，有“盖世之材”。他于万历四十七年六月被擢任经略后，面对敌强我弱，危在旦夕的险恶局势，毫不畏惧，逆流而进，力挽狂澜，担起了拯救危亡的艰难重任。他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亲巡边境城堡。当时，沈阳、辽阳军民思逃，官员皆惧前往沈阳，熊廷弼却于七月只带数百疲弱士卒，兼程前进，抵沈阳，复乘雪夜亲赴邻接建州的抚顺城。时兵燹之后，数百里无人迹，他祭悼死难兵将士民，招流移，缮守具，分置士马，耀兵奉集，相度形势而还，因而安定了民心，“人心复固”。
第二，制定了正确的抗敌方针。他提出“以守为稳着”，“守正所以为战”的根本战略方针，奏请集兵十八万、马九万匹，分驻叆阳、清河等六处险要地方，画地而守，无警就地操练，小警自为敌御，大敌互相应援，辽阳设兵二万，策应四方。这是发挥所长克敌之短的正确方针。后金军善骑射，士气高昂，惯于猛冲猛打，交战之时，万马飞驰，“铁骑冲突，如风如火”，敌不及防，片刻即亡，但他们缺乏火器，不会使用枪炮，长于野战，短于攻坚。而明军虽大败之后，斗志不旺，但火器众多，凭借坚固城地，据险扼守，② 《明神宗实录》卷586。
③ 《明神宗实录》卷586。
以逸待劳，便可克服不善野战的弱点，发挥枪炮的威力，守住城堡，稳定战局，再伺机而进。
第三，征兵调将，赶运粮草，打制器械，修建城池。他屡上奏疏，多方催督，很快就改变了兵少疲弱的状况，从区区三四万败残之卒，发展为拥兵二十万的庞大军队。他奏发京城大炮数千位，又增造大炮数千枪炮数万，赶制双轮战车五千辆，每辆安灭虏炮二三位。他大修城池，辽阳“城高厚壮，屹然雄峙”，城外又挖濠三道，每道宽三丈深二丈，濠外复筑大堤潴水。沈阳亦修缮加固，“城颇坚”，城外又掘与人身相等的陷井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桩，陷井之后挖有四道大濠，插满尖木桩，又树立用一二十人抬的大木头修筑的栅栏，沿内濠排列楯车，每车安置大炮二门小炮四门，两车中间又放置大炮五门。时人称辽阳、沈阳、奉集堡、虎皮驿四城犹如“金汤鼎峙。其他要地，亦各各加固”①。
熊廷弼还整军纪，斩逃将刘遇节、王文鼎、王捷，以祭死节官兵，诛贪将陈伦，劾罢庸懦怕死的辽东总兵李如桢。由于他精心安排全力奋斗，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兵、将、马、粮、火器、军械无所不备，城池坚固，人心安定，士气有所振作，令严法行，“守备大固”，辽东转危为安了。②明国本可利用这一难得的好机会，继续增强实力，巩固边防，但明王朝腐朽已极，竟自毁长城。熊廷弼因功高过人，办事严格，求成心切，性格刚直，不徇私受贿，不逢迎权贵，不受压于科道，招致了一批夸夸其谈的言官不满，惹怒了因循苟且的文臣武将，内阁、兵部对彼亦颇有意见。御史顾三元劾熊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不罢其任，“辽必不保”。御史张修德更奏其破坏辽阳。明帝遂于泰昌元年（1620）九月革廷弼职，听候勘问，改以辽东巡抚袁应泰继任经略。袁虽精敏强毅，善于治政，但短于用兵，持法太宽，对熊廷弼所作“多所更易”，又广招归降蒙古，为后金遣人诈降用间敞开了方便之门。
金国汗努尔哈赤侦悉明朝经略易人，于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
三月十二日亲率五万大军进攻沈阳。此时沈阳有守兵二万余、援兵四万余，比金兵人数还多，完全可以凭借坚城利炮死守，不会轻易失陷。努尔哈赤见机行事，采取智取猛攻并用，先夺城池，后灭援兵的方针，于十三日派羸卒挑战，诈败诱敌。行武出身的勇将明总兵贺世贤中计，率家丁千余出城冲杀，宣称必“尽敌而反”。努尔哈赤见敌入伏中，下令包围，“精骑四合”。贺世贤身中四矢，兵败返回，城中闻贺战败，军民大惊，“汹汹逃窜”，诈降蒙古乘机内应，砍断吊桥，截断归路，贺世贤战死。后金兵乘势猛攻，打下沈阳，尽歼守兵。努尔哈赤又先后分击明之两路援兵，川兵万余先败，全军覆没，另一支援军三万仓皇逃窜。一日之内，努尔哈赤败敌六七万，攻下要① 《明熹宗实录》卷3、7、8；《满文老档·太祖》卷19。
② 《明熹宗实录》卷2、3、7；《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镇沈阳。
沈阳一失，辽阳真是危如累卵，“兵不满万”，“身无介胄，器不精利”，辽阳以北，“居民逃走一空，烽火断绝”。努尔哈赤本可轻骑夺城，但他却屯兵沈阳五日，论功行赏，将所获人畜分与兵将，先行押回建州，于三月十八日才开始出发，十九日中午抵达辽阳。明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利用这一空隙，飞速征调援兵，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辽阳，五天之内，凑集了十三万大军。
此时，论兵数，明倍于金，论地形，明防守，得地利。辽阳城墙坚固，池深水满，熊廷弼在任时曾准备了上万门大炮，其中七门重三千余斤，一发可毙敌兵数百人，其余炮亦重一千余斤、二千余斤，威力也很大。如果袁应泰熟谙兵法，调度有方，据城死守，辽阳不会失陷。设若努尔哈赤不讲策略，一味猛攻，以弓矢对枪炮，用血肉之躯强登高城，伤亡必大，难以克城。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战争中，统帅决策和指挥的正确与否，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
据朝鲜文献记载称，八旗军“至辽阳，望见城池险固，兵众甚盛，虏皆意沮欲退”。眼看大势将去，努尔哈赤在这十分险恶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非凡的军事才干，立即严正宣布，“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并“匹马独进”①。这种斩钉截铁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对八旗官兵发挥了巨大影响，使他们转怯为勇，知难而进，军心大振。
努尔哈赤又派遣少数人马挑战，引诱敌人，明军果然中计。袁应泰本已与诸将议定，“畏敌多，主守”，此时见金兵很少，“其骑可数”，遂因“贼少而主战”，亲督侯世禄等五位总兵官率兵出城五里，在教场扎营。明兵原已畏敌，至是又忽守忽战，“军心不定”，努尔哈赤乘机挥军“奋力冲杀”，“明兵大溃而走”，“军败多死”。金兵连续猛攻，原先派入之“奸细”从中内应，至三月二十一日攻下辽阳，袁应泰自尽，张铨被俘，不屈而死，辽河以东镇江等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过了十个月，天命七年正月，努尔哈赤又统军大败明军于平阳桥，降广宁，再获大捷。八旗军进据辽东，伺机西征，努尔哈赤成为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强大金国君汗了。
宁远之败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金国汗努尔哈赤统军十三万，号称二十万，离都城沈阳，亲征明国。
此时，明的政治、军事、财经等方面的形势皆十分恶劣，正是金国进取的极好时机。四年前明军大败之后，天启帝授日讲官、礼部右侍郎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掌部务。孙承宗才华出众，荣中榜眼，精通兵法，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以下简称《李朝实录史料》）第3147 页。性洁志高，救国心切，不畏艰险，力挽狂澜。他奏陈抚蒙古、恤辽民、重将权、选边将、简京军、开屯田诸策，并奏准以原官督山海、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亲主辽事。他惩逃将，“清冒破”，汰冗兵，练士卒，筑城堡，缮甲仗，买马匹，采木石，军备大整，使辽东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明朝的重大变化。《明史》论其功绩是：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①尤其重要的是，他重用能臣袁崇焕和猛将满桂，对遏制后金的进攻，起了很大的作用。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1613）进士，授邵武知县，有胆略，好谈兵，常向老校退卒谈论塞上事，知边塞情形，以边才自许。广宁败没，崇焕正因朝觐在京，被破格擢兵部职方主事。在人心汹汹争相逃溃之际，他却单骑出阅关内外，还朝后具述关上形势，慷慨宣言：“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奇其才，遂升山东按察司佥事，监关外军，不久，改为宁前道。时兵部尚书王在晋代替熊廷弼任辽东经略，议于山海关外八里修筑重关，役夫四万，袁崇焕力言其非。孙承宗采纳其议，罢之，并依崇焕议，筑宁远城，承宗“益倚崇焕”。崇焕“内附军民，外饬边备，劳绩大著”，宁远城筑造得十分坚固，曾经一度荒凉残破的宁远，变成了“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的关外重镇。
满桂，原为蒙古人，幼入关内，居于宣府，早年从军，屡立军功，升至喜峰口参将。承宗巡边，见桂，壮其貌，与谈兵事，对其才干甚为惊奇，立擢副总兵，领中军事，不久又遣其与袁崇焕同守宁远。满桂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助崇焕苦心经营，将宁远建成重镇，军民增至五万余家，承宗奏上其功，擢都督佥事，加总兵衔，领后部兵一万五千名。
经过孙承宗、袁崇焕、满桂等人和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辽东形势迅速好转，本可确保关宁安全，再伺机进取，收复辽沈。然而，明朝政府太腐朽了，竟又自伐栋梁。昏君明熹宗宠信太监魏忠贤，朝政极端腐败。承宗欲劾除魏珰，被魏忠贤唆使党羽，连疏劾孙，迫使孙承宗于天启五年十月致仕，而以兵部尚书高第代为辽东经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