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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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第胆小如鼠，畏敌如虎，下令尽撤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杏山、松山、塔山诸城防守兵械器具，尽驱屯民入关，丢弃米粟十余万石，军民“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高第还曾命令撤宁远、前屯两城，袁崇焕拒不从命，理直气壮地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虽然顶住了高第的乱命，未曾撤退，但宁远已成孤城。这种情形，正为金军席卷关外，进逼山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然而，这次战争却是另一种结局，金军于天命十一年正月十七日渡过辽① 《明史》卷250，《孙承宗传》。
河以后，明锦州等城官兵早已撤退，八旗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连下右屯、大凌河、锦州、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松山等城，二十三日直抵宁远城下。二十四日，努尔哈赤挥军猛攻，骑兵步兵一拥而上，车、牌、勾、梯、箭全至，万矢齐发，“箭上城如雨，悬牌间如蝟”，奋力攻打，不克，第二日攻，伤亡更重，二十六日再打，亦不能下，无奈，只好于二十七日撤退，金军伤亡惨重。努尔哈赤亦负伤，这是他起兵四十二年以来第一次战败，而且可以说是惨败，明军则打了第一个大胜仗。
为什么明国朝政昏浊，宦官专权，文官爱钱，武将怕死，兵无斗志，民心惊慌，危机深重，本来似乎已经注定关外四百里定将丢掉，宁远孤城必难保住，金兵可以轻取宁远占有全辽了，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明胜金败的结局，乍看起来，颇为离奇，仔细观察，这也不足为怪。努尔哈赤进攻宁远的失败，有其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
从明军而言，固然万岁、九千岁（魏忠贤）、宰相、经略等人均系昏庸之辈，武将也大都贪生怕死，一战即逃，但也有仁人志士，也有智勇双全忠贞不屈之臣，广大军民更有抗战保国之心，只要统帅得人，是能领导军民击退金兵进攻的。宁前道袁崇焕就是这样一位力挽狂澜的杰出领袖。
袁崇焕临危不惧，把生死置之度外，誓死抗金，镇静自若，发挥了非凡的军事才干，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第一，力增守兵。宁远兵士原并不多，崇焕将右屯等城及城外士兵撤回，同守宁远，兵数增至将近二万。第二，确定死守。他召集各将商议抗敌方略。总兵官满桂、副总兵左辅、参将祖大寿根据以往作战经验，皆认为不能和金兵野战，而应防守，提出“奴兵未可争锋，以死守争”。祖大寿遂建议塞门死守，众将赞同，议定。第三，激励将士。他“刺血为书，激以忠义”，对将士下拜，众皆感动，“将士咸请效死”，军民同仇敌忾，誓与金兵决一死战。第四，发挥火炮之长。他采纳王喇嘛的建议，将西洋大炮撤入城内，装在城上，布满各种火器，准备了大量弹药。第五，分工负责。他调配各将各负其责，满桂提督全城，兼管东南，左辅守西面，祖大寿守南面，副总兵朱梅守北面，同知程维楧“查察奸细”，通判金启倧按城四隅，编排民夫，供给饮食，卫官裴国珍备办物料，诸生守巷口，禁止乱行，“有一人行动者，即杀”，“城上人下城者，即杀”。他又檄告后面前屯卫、山海关守将，凡有宁远兵逃来，就地格杀。第六，坚壁清野。尽焚城外房舍、积刍，将外城腾空，城厢商民尽迁入城。
兵将商民同心抗敌，战守调配周密妥当，袁崇焕又临战指挥得宜，大显枪炮火器威力，“一炮歼虏数百”，“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打死北骑无算”，守兵猛扔火球、火把，烧毁战车。亲睹战况的朝鲜译官韩瑗记述其情说：崇焕预空外城，诱入金兵，双方战酣之时，自内城各堞之间，“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长，半在堞内，半出城外，柜中实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层层＇屡＇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无数”，“又放大炮”。“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①这样智勇双全、忠贞无畏的统帅，这样拚死杀敌的广大军民将兵，谁能击败！这是金军败于宁远的一个根本因素。
另一重要因素是，努尔哈赤在军国大政和用兵之道上犯了严重错误。从天命五年尤其是六年三月进据辽沈以后，在治理国政上，他犯了三大错误。第一，从“恩养尼堪”（尼堪，意为汉人），恩威并行，转变为敌视汉民，全面镇压，滥施屠杀。他屠复州，禁逃亡，大捕“无谷之人”，大杀反金人员，丧尽民心。第二，从任用依赖汉官，转变为怀疑、排斥、歧视汉官，连其孙女婿“抚顺额驸”李永芳这样忠心效劳于金汗的降将，也因直言进谏，他都要怀疑，一度将其革职，拘其族人，其他汉官怎不寒心，谁敢忠谏，谁愿献策？第三，内争迭起，疑案纷生，伤人太多。以最高统治集团成员八旗贝勒而言，四大贝勒中，大贝勒代善被废去太子之位，二大贝勒阿敏遭到汗伯父训斥，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之母金国大福晋无辜被休，四大贝勒皇太极受责罚银没收牛录。执政贝勒中，斋桑古、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硕托，皆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和训斥。纠纷之多，争夺之剧，使努尔哈赤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继承人，只好宣布今后要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八旗高级官将，如督堂、总兵官扈尔汉、阿敦、乌尔古岱、巴笃礼，大巴克什额尔德尼、达海，或斩或囚，或降职革任，波动也不小。结果是汗威无比，群臣畏惧，三缄其口，努尔哈赤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不明下情，难辨是非，错上加错，搞得金国民不聊生，百业凋敝，逃徙满路，田园荒芜，粮谷奇缺，物价腾贵，出现了人相食之悲惨局面。这样的背景，怎能进行长期战争，攻克兵民誓死抗敌的金城汤池。
而且，这些弊政，直接影响到明国军民的态度。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十月在辖区内大杀汉人时，提出的一条理由就是，杀了这些人，才好放心地对外用兵。残酷的民族屠杀政策无疑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因此，一听金兵来攻，关外锦州等地军民纷纷内迁，不愿留下受死。宁远军民齐心抗敌，死守孤城，通判金启倧、袁崇焕的家人罗立，都因燃炮猛轰金军而以身殉国。五十健丁舍生下城，燃放火药，烧毁金兵战车。像武举人金士麒，以迎父丧出关，闻警，“率义男三百人力战”，全部死节。①在军事上，努尔哈赤也有不少错误。他屡败明军，因而骄傲轻敌，训练不力。入辽以来，“步兵骑兵三年未战，兵主（兵之额真）怠惰，卒无斗志，车、梯、藤牌不良，兵器已不锐利”②。他的思想已经僵化，攻宁远时，沿袭故技，战术陈旧，以箭矢对枪炮，以血肉之躯迎炮弹，以穴城敌火毬，而袁崇焕却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克敌之弱，用西洋大炮对付八旗劲旅的弓矢① 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载李肯翊：《燃藜室记述》。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7、32、51、54、61、66；《明熹宗实录》卷70。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71。
刀戈，以坚壁清野来制服掠粮养军的清兵，以凭城死守来避开金兵的野战冲杀。双方军事统帅的正确与错误，也是造成明胜金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努尔哈赤被打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袁崇焕又遣使备礼物致谢努尔哈赤说：“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使他感到更加痛苦愤恚，“大怀忿恨而回”③。
战阵劳累，受挫生气，忧愁难眠，积恨成疾，兼之宁远之战受伤又未痊愈，痈疽发作，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在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③ 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转引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5。
第二章清的确立第一节宽温仁圣皇帝转危为安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后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去世，皇八子四贝勒皇太极被诸贝勒议立为新汗，尊称“天聪汗”，改次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就内政而言，他碰到三大难题。一是汗父晚年的各项弊政，危害太大。主要弊政之一是大杀汉民。天命八年六月，以复州汉民欲逃，遣兵二万屠其城，全城一万八千余丁只剩下五百户及一些老弱妇幼。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以汉民叛逃不绝，欲杀金兵，遣八旗大臣率兵在金国辖区，“分路而行，逢村堡，即下马而杀”①。弊政之二是尽没民田，编丁隶庄。汗、贝勒、大臣一直掠夺汉民，逼令充当包衣（又称包衣阿哈，即奴仆），隶庄耕种，天命十年十月初三大杀反金汉民时，又将“筑城纳赋”未曾叛逃的汉民尽数降为包衣，没收金国全部汉民田地，编丁设庄，一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一晌为六亩），八十晌供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正赋”。所编新庄，除一部分给与八旗官将外，其余庄园尽归汗、贝勒所有。编隶庄园的庄丁，从过去的平民身份降为奴仆，所纳庄租，比昔日民人上交国家的正赋增加了十几倍。弊政之三是怀疑歧视降金的汉官，仇视绅衿。天命十年十月大杀汉民时，努尔哈赤专门指出，窝藏明国奸细，煽诱汉民叛逃者，“原为明官今已革职之大臣”及秀才，必须一律“甄别正法”，致“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①。
努尔哈赤这样“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于死”，没民土地，逼民为奴，带来了致命的恶果②。这样使汉人不分官民贵贱贫富，皆恨金汗暴政，争思叛逃。辽东原有军民数百万，几年之内逃走了三百万以上。汉民长期不断的大量叛逃，被编隶庄的庄丁“逃亡殆尽”，残存者“不勤力耕田”，不仅打乱了统治秩序，而且使农业劳动人手极端缺乏，因而田园荒芜，百业凋敝，粮谷奇缺，物价飞涨。据史载：“国中大饥，斗谷值银八两，伊尔根（即百姓）亦有食人肉者”。“一头骏马值银三百两，一头好牛值银一百两，一匹蟒段值银一百五十两，一匹毛青布值银九两。盗贼蜂起，盗牛马，杀人为乱”③。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4、66。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6。
② 《清太宗实录》卷10，页12。
③ 《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6。
二是军力削弱，难求进展。宁远之败，损伤惨重，影响了将士锐气。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为报父仇，振奋军心，亲偕诸贝勒统领六万大军，围攻锦州，虽然城中明兵只有三万，但凭借坚城枪炮，拚死抵抗。皇太极挥军猛攻，亲自披甲带领侍卫疾驰进击，诸贝勒大臣兵弁亦奋勇冲杀，但由于明军猛烈还击，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力战负伤，八旗将士“损伤甚多”，不得不撤围回师。明人称此战为“宁锦大捷”。两次失利，大伤元气，使得数十年来所向无敌的八旗劲旅锐气顿减，斗志不旺，害怕打仗，“皆怯于攻城”。①第三个大难题是，内争尖锐，君权微弱。皇太极虽然被尊为天聪汗，但其实权远逊于汗父。努尔哈赤是“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其汗位是皇天任之，是“天任之为汗”，八旗大臣官将固然由其任置，即“汗任之为大臣”，就是贵为一旗二旗之主的旗主贝勒、大贝勒，也系汗之封授赐与，八旗所有人员，最终统归汗辖，而皇太极之为汗，却系由诸贝勒“任置”的。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时，八旗贝勒中，大贝勒代善最有希望、最有资格、最有势力继位为君。他身为正红、镶红两旗之旗主，他的亲侄杜度掌镶白旗，他的儿子岳讬、萨哈廉、硕讬、瓦克达均是辖领牛录率军厮杀的勇将，前三人和杜度还是“执政贝勒”。代善系第一位后金国大福晋所生的皇子，军功累累，位列四位大贝勒之首，具体处理军政要务，还曾当了相当长时间的太子。按照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宣布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新汗由诸贝勒“任置”，他是极有可能继任新汗的。此时皇太极仅领有正白旗，位居大贝勒代善、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之后，为第四位大贝勒，通常被称为四贝勒，其长子豪格只有十七岁，二子、三子已殇，第四子叶布舒还在母腹中，他仅能与镶蓝旗旗主阿敏、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相提并论，其人丁兵将势力皆不如代善，也不如十二弟阿济格、十五弟多铎、十四弟多尔衮三位同母所生之三弟兄。
此时，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四岁，多铎十三岁，固然是年轻和年幼之人，但阿济格、多铎已是正黄、镶黄两旗之主，多尔衮也辖有十五个牛录，且是汗父生前许愿的“全旗之主”，三弟兄之母又是机警过人的大福晋阿巴亥，显然是很有希望继位为汗。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大贝勒代善竟然让贤，在其子岳讬、萨哈廉的建议下，提出立皇太极为君，皇太极才被诸贝勒“任置”为天聪汗，并由汗、贝勒书写五份誓词，祭告天地，规定汗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并尊，以他们四位为主，加上阿济格等十一位贝勒，共同治理金国，朝会之时，亦是汗与三大贝勒同坐于上，接受其他贝勒与八旗官将朝拜。皇太极只不过是四大掌权者之一，并非言出令行至尊无上的君汗，金国由八旗旗主共掌和分治。这样，内争必烈，各贝勒之间不相上下，君权微弱，极不利① 《清太宗实录》卷2，页42；卷5，页33。
于金国的巩固和发展。
周边形势同样不妙。西边明国，时刻不忘收复失地歼灭满洲。明帝擢任袁崇焕为辽东巡抚，委以关外大权。袁崇焕“锐意恢复”，缮修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移商民，广屯田，竭力巩固关外四百里土地，遏制金兵攻势，伺机复辽。北边与西北的漠南蒙古诸部，大都与明相联，敌视满洲。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力图恢复祖业，统一蒙古各部，再建大元王朝，兵强马壮，称雄各部。当天命四年金军大败明军于萨尔浒后，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声称“蒙古国统四十万众英主青吉思汗，谕问水滨三万人英主安否”，居高临下，恃众压寡，警告后金不要夺取广宁。他接受明朝每年赏银上百万两，助明对抗满洲，并经常裘掠与金友好的科尔沁蒙古各部。喀尔喀五部贝勒原曾与努尔哈赤盟誓共同对明，但他们听信明朝之言，受其银两衣帛，遂背坏誓约，“以兵助之”，经常掠金人畜财物，袭掠墩军，献首于明，领取奖银。天命十一年正月宁远之败后，喀尔喀五部以为金兵“将尽，遂决意助明朝”，移营逼近金地，带来严重威胁。南邻朝鲜，世忠于明朝，特别是万历年间，明遣大军入朝，助朝抗倭，双方更为友好亲切。萨尔浒之战时，朝鲜发兵一万三千随征，后又大量收容逃入其境的辽民，供应驻于其皮岛之明朝总兵毛文龙部下食粮，毛文龙由此地不断出击，袭掠金国腹地，闹得金国不得安宁。简而言之，金国处于四面受敌的困境，一旦明军大举进攻，蒙古察哈尔、喀尔喀、朝鲜及毛文龙，必将响应，四面围攻，金国很难抵挡。
面临内政外交极其恶劣的局面，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皇太极，毫不畏怯，勇敢地挑起了使金国转危为安继续向前的重担。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