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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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翰林院学士甚属紧要，自揆叙没后，朕再四思维，并不得称此职之人。。。揆叙学问甚好，为人甚是谨慎敦厚，殊属可惜。。。大学士马齐奏曰：揆叙年少老成，不但学问好，九卿及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5。
① 《清圣祖实录》卷107，页10。
议政之事亦甚好。伊记性远胜臣等，不惟皇上深惜，举朝满汉大臣官员俱为惜之，一闻其殁，俱往吊唁”。后来胤禛因揆叙曾推举贝勒允禩为储君，对其十分嫉恨，责其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之奸臣，故其时撰修的《清圣祖实录》，不载上述君臣评议。
《清实录》《清实录》为又一研究清史的基本资料。清代历朝实录，均由皇帝设立实录馆，指派军国重臣，一般是大学士领衔，主持编写上一代或上几代皇帝实录。例如，《清世宗实录》是其子弘历谕派大学士鄂尔泰等臣主持编修的，监修总裁为大学士、三等伯鄂尔泰，四位总裁是大学士、三等伯张廷玉、大学士福敏、徐本、协办大学士三泰，五位副总裁是尚书任兰枝、班第、纳延泰、左都御史杭奕禄、侍郎张廷琢，纂修有刘纶、嵇璜、蔡新等四十余人，另有满文蒙古翻译、收掌、誊录一百七十余人。
《清实录》数量很大，从太祖至德宗的十二朝实录，共计四千三百六十三卷，比《明实录》多一千四百余卷，其中以《清高宗实录》最多，达一千五百卷。
《清实录》虽然由于政治原因，在一些问题上，作了一些修改，其史料价值受到一些影响，但总的来说，仍是清史的基本资料之一，具有其他任何种类资料未有的价值，这就是内容丰富，包罗万象，通贯始终，全貌清晰。清代各朝实录，记事项目虽然多寡不一，但其主要内容和类别，却是大体相同。《清高宗实录》的“修纂凡例”载其应录的事情项目共有两百多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对外关系、自然现象等等各方面的内容，无所不包。比如：登极、传位等典礼；天、地、社、稷、堂子、山陵等祭祀；帝后诞辰忌辰；册立皇后、太子；封妃、皇子、王妃、公主；巡视河之海塘；谒陵、行围、巡幸；有关文教、武功、民生之诏敕、谕、旨；宗室、异姓王公侯伯子男爵位的袭替封授升降；外藩王贝勒贝子公封授袭替；九卿布按总兵及其以上文武官员除授；地方军政要员陛见；军政大计；大臣病卒、老疾乞休；文武官制及其修改；开拓疆土、设立边镇；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数量；开垦军屯、丈量地亩、圈拨土地、编审人丁；蠲除赋税；漕运、盐法、关榷；乡试、会议、御试；命将出征、调兵筹饷、指示方略、奏捷献俘纳降；出征官将赏罚；文武大臣犯罪及处置；官民犯法惩治；河工、水利、建筑城垣宫殿；等等。
虽然军国要务多有专门记录，如《平定朔漠方略》等专记某一大的战争之事，但其主要史料皆可从实录中找到，而且放在当时全国总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之中，更有利于读者对这一战争的全面了解。
例如，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的一征金川，实录详细载录了川陕总督张广泗、经略讷亲、经略傅恒历次奏报军情及皇帝弘历的系列指示，提供了此役的全面情况。张广泗连连失利，致“士无斗志”，“一遇贼徒，辄鸟兽散，将领皆所不顾”。有一次，金川兵数十人呐喊迎战，进攻之清兵“三千余众拥挤奔回，多有伤损”，“自相蹂躏”。皇帝本来要捣穴擒渠，彻底踏平金川，绝不许允降了结，但他经过一年多的用兵，逐渐知道金川“坚碉林立”，“险峻逾常”，“人心坚固，至死不移”，“万无可望成功之理”，且耗银巨量，“势将难继，今各省拨协钱粮，已动及留备，而部库所存，通计仅二千七百余万”，万难继续下去，故从乾隆十四年正月初二至二月初十这四十天里，连续下了近二十道命令停征和撤军回师的上谕。《实录》还载录了好些兵马钱粮数字材料，尤其是此战所用军费总数，其他文献皆未提到，实录却摘录了“钦差户部尚书舒赫德”的一份奏折：“川省旧管新收，共军需银七十七万二千九百余两，部拨及外省协济银八百七十九万一千一百余两，现存一百五十万三千余两，军兴以来，用司库及府厅州县酌留存贮银五十七万一千余两。”①又如，乾隆四十三年发现甘肃“捐监冒赈”大案，通省官员伙同贪污“捐监粮银”，陕甘总督勒尔谨、甘肃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王亶望等官诛戮发戍。此案的全过程，只有《实录》记载最为详细、系统、全面，如：开捐之情；贪污之法，王亶望等官不收本色粮米，只收折色银两，然后捏称干旱赈济，“开销监粮六百余万石”及常平仓粮一百三十余万石；共约侵吞帑银一千万两；全省大小官员通同作弊，被查处治罪的总督、布政使、知府、知州、同知、通判、知县、署知县、县丞有一百余员，斩五十六人，发遣四十六人；各官贪婪侵吞之银两数目及个别官员家产，王亶望资财多达三百余万两，侵吞二万两以上的官员有经方等二十一人，哈密通判经方一人赃款便多达十五万余两；乾隆帝首先发现此案并陆续指授方略，得以彻查此案。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他下达长谕，讲述全案经过，训示内外大小官员应以此为鉴、廉洁守法：“甘省收捐监生，本欲藉积贮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至乾隆三十九年，该省奏请开例，彼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词饰奏，朕误听其言，遂尔允行，至今引以为过。其时王亶望为藩司，恃有于敏中为之庇护，公然私收折色，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盖自此次开捐监粮以后，甘省上下，勾通一气，竟以朕惠养黎元之政，为若辈肥身利己之图，侵帑殃民，毫无忌惮。。此案陆续正法者，前后共五十六犯，免死发遣者共四十六犯。似此通省捏灾冒赈，藐法营私，案情重大。。经此番惩创之后，（内外大小臣工）务须各凛冰渊，共矢小廉大法之诚。”①若无此实录的记载，这一清代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通省官员伙同贪污大案的详细情形，以及乾隆帝之善破疑案严惩墨员，便难以知晓了。
① 《清高宗实录》卷335，页20、21。
① 《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18、19、20、21。
《清实录》的最大缺陷是受政局影响，被皇帝干预，因而在一些涉及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和满明关系等问题上，常常删改失实或过分简略有意含混，使读者难知其实。《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便曾三次撰修，《清世祖实录》修了两次，其他小修小改，次数更多，致使一些事件失实。例如，《清太宗实录》始修于顺治，康熙时再修，雍正帝又命鄂尔泰等主持改定，乾隆四年完成。这个乾隆初改定的《太宗实录》，比顺治帝钦定修成的《清太宗实录》，在皇太极继位等问题上，便作了一些修改，姑举一例。
乾隆初修之《清太宗实录》卷一载：皇太极自幼即受努尔哈赤钟爱，“甫三龄，颖悟过人，七龄以后，太祖委以一切家政，不烦指示，即能赞理，巨细悉当，及长，益加器重。太祖以上为大贝勒，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共理机务，多所赞画，统军征讨，辄侍太祖偕行，运筹帷幄，奋武戎行，诛携及叛，所向奏功，诸贝勒皆不能及，又善抚亿众，体恤将卒，无论疏戚，一皆开诚布公以待之，自国中暨藩服，莫不钦仰。上凡遇劲敌，辄亲冒矢石，而太祖深加爱护，每谕勿前往。时帝业肇兴，大勋将集，圣心默注，人望攸归。”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岳托、萨哈廉贝勒告其父代善：“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大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夙心也，汝等之言，天人允协，其谁不从”，遂与诸贝勒议定立皇太极为君。而顺治《清太宗实录》对此却记为：“三岁时辄能记忆，至七岁，太祖托以内事，不烦太祖规画，自能料理。”太祖卒后，姚托、查哈量“告其父大贝勒曰：国不可一日无君，此大事，宜早定，今皇太极贝勒才德冠世，深得人心，众皆悦服，即可继立大位。大贝勒云：吾亦思及于此，汝等之意，正合我意。”遂议立皇太极。两相比较，乾隆之《清太宗实录》确有不少失实之处。另外，由于《清实录》分量太大，在编写缮录过程中，难免有误书，读时亦需注意。
《东华录》和《清史稿》蒋良骐编的《东华录》，叙事自天命起，至雍正止，三十二卷。王先谦编的《东华录》和《东华续录》，起于天命，止于同治，俗称《九朝东华录》，共六百二十四卷，亦是必读史料。民国初年，由汉军旗人原进士、东三省总督、遗老赵尔巽，原进士、编修、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柯绍忞相继任馆长，主持编写的《清史稿》，于1928 年出齐，共五百二十九卷。《清史稿》汇集了大量资料，对一些史事作了初步整理，叙述了一些事件的始末、制度的源起和演变、人物的梗概，一些传记也写得比较好。但是，作者中不少人还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故政治观和史观较为反动，竟将太平天国等群众的反抗斗争，一律书为“盗贼”、“土匪”，不承认辛亥民主革命，对武昌首义记为“革命党谋乱于武昌”，又对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且其书繁简失当，一人两传，不少史实错误，还有重要疏漏。因此，《清史稿》不是一部好的史料书籍，但因其是第一部大部头清代通史著作，也有一些参考价值。
第二节政书政书，是政府各部门规章制度本身的记录，是关于各项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政策及其实行情形的著作，较为集中地提供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资料。清代的政书比过去任何朝代更多，更发展，史料相当丰富。政书的体裁，基本上是纪传体中的“志”，但比其更为扩大和发展。
清代的政书，大体上可以分为通制、铨选、科举、军机处、军政、法律、财政、礼制和诏令奏议等七类。通制类的政书的特点是“通”和“全”，所叙述的是全面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制度，而且延续绵延。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是清三通和清会典。
清三通清三通是指《皇朝文献通考》三百卷、《皇朝通典》一百卷、《皇朝通志》一百二十六卷，成于乾隆五十一、五十二年（1786、1787）。乾隆帝特设三通馆，授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嵇璜、吏部尚书刘墉、兵部尚书王杰（乾隆二十六年状元）、户部尚书曹文埴为总裁，翰林院侍讲学士曹仁虎等七人为纂修兼总校，翰林院侍讲学士陆伯焜等三十四人为纂修兼校对官，理藩院主事巴达尔呼等四人为满纂修官。“三通”叙事皆起于努尔哈赤，止于乾隆五十年，个别地方包括了五十一年，内容有些重复。
清三通中，以《文献通考》史料最多，价值最大。三百卷中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群祀、宗庙、群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等二十六类。《通典》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其下再分列细目。《通志》分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乐、谥法、器服、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草虫目二十类。这三部书着重详细介绍了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是清史必读史料之一。
清末进士刘锦藻撰有《清续文献通考》四百卷，记事起于乾隆五十一年，止于宣统三年，材料亦很丰富，很有参考价值。
清会典会典记载政府各部门的职掌、百官奉行的政令，以及职官、礼仪等制度。乾隆帝认为：会典是“凡职方、官制、郡县、营戍、屯堡、觐享、贡赋、钱币诸大政于六曹庶令之掌，无所不隶。”①会典的体例是“以官统事，以事隶官”，即以政府机构为纲，隶以各样政事。如光绪《大清会典》分有宗人府、内阁、军机处、吏部、户部等等纲目，在每一官衙下，叙其内部构成、官员、职掌，以及各自的变化。
由于法令因社会情况的变化而相应修改、增添、删并，故会典也必须适应这一变化来改写重写，清会典便先后五次纂修。康熙《大清会典》，成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一百六十二卷，记事起于崇德元年（1636），止于康熙二十五年。雍正《大清会典》，成于十一年（1733），记事上接康熙会典，止于雍正五年，二百五十卷。乾隆《大清会典》，成于二十八年（1763），一百卷，叙事大体上止于乾隆二十三年。嘉庆《大清会典》，成于二十三年（1818），八十卷，记事至嘉庆十七年。光绪《大清会典》，成于二十五年（1899），一百卷。
康熙、雍正会典把具体实行的事例附载于法典条下，乾隆帝命将法典与事例分开，故又另修乾隆《大清会典事例》一百八十卷，嘉庆时另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九百二十卷，并别立“图说”一百三十二卷。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有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图二百七十卷。
会典、则例、事例所记载的政府机构及其职掌、施行法令，是那个时期的现行政策，反映了那个时期的行政、司法、经济、军事、文化、民族政策及其归宿，这些内容是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故是研究那个时期的必需资料。会典图，绘制了礼制器物、乐器、冠服、舆卫、武备、天文、舆地等图，附有说明，为研究清代帝王官员服装、典礼器皿、仪仗器物、武器装备、天文仪物、地理，提供了大量的详细的重要资料。
科举和吏治则例清政府对科举及官员任免考核，作出了许多规定，据以执行。将这些规则汇辑起来，就成了专书，如《吏部则例》、《吏部铨选则例》、《吏部处分则例》、《验封司则例》、《学政全书》、《科场条例》等。雍正帝还因新任官员没有经验，命河东总督田文镜撰写了《钦定训饬州县规条》，以教臣工如何做官。此书包括了到任、交办、关防、放告、催科、弥盗、验伤、听断、慎选幕宾、待绅士、劝农桑、操守等等条目，帝命刊印，颁给县官每人一部，“俾置之几案，朝夕观览”。另一河东总督王士俊亦编有《吏治学古编》，于雍正十二年完成，两卷，性质类似。这对研究清代地方官制和吏治，很有裨益。
《枢垣记略》、《中枢政考》和《八旗通志》① 乾隆《大清会典》卷首《御制序》。
关于军机处的著作和军政类史料，主要有《枢垣记略》、《中枢政考》、《八旗通志》等书。《枢垣记略》作者梁章巨，嘉庆进士，道光二年（1822）任军机章京，后外任广西巡抚、署两江总督。他于道光三年写成此书，分七门，共十六卷，记叙有关军机处的上谕、军机处的规制、历任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名单，以及有关军机处及其人员的诗文和轶事。《中枢政考》是关于八旗和绿营军政规章的书，因情况经常变化，故清政府决定每十年一修，现存较完备的是嘉庆年间《中枢政考》，共七十二卷，其中八旗三十二卷、绿营四十卷，记载了武职官员的品级、补放、铨选、考核、俸饷、漕运、营伍、牧马、驿递等方面的规定，是很好的军政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