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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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伊斯”（执行宗教法规的执法吏）的职位，无辜的劳动人民及未戴面纱上街的妇女，随时都可能受其鞭笞。对非伊斯兰教徒则强迫改信伊斯兰教，否则就要受到最野蛮的杀害。
为了反抗阿古柏的暴虐统治，各族人民包括一些本地的封建主都起来进行斗争。在和阗、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劳动人民自发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绵延不绝。
阿古柏的侵略新疆与沙皇俄国武力侵占伊犁，引起了中国西北边疆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注意新疆的问题。光绪元年三月（1875 年5月），清政府授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任命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开始了进军新疆，驱逐侵略者的行动①。
渴望解脱阿古柏残酷奴役的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自动拿出粮食，① 《阿古柏伯克传》，第10、11 章。
① 《平定陕甘新“回匪”方略》，卷298、299。
马匹等支援清军。
光绪三年夏，阿古柏见大势已去，在库尔勒服毒自杀。
清军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进行了历时一年半的反对阿古柏侵略、收复祖国领土的正义斗争。这些战争的胜利，解除了中国西北边疆的民族危机，粉碎了殖民主义者分裂我国的阴谋，为收复伊犁打下了基础。
左宗棠在驱逐阿古柏，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要做好善后工作，恢复生产，如资助因战争逃亡的人民重返家园，发给口粮、种子、牲畜等，使尽快恢复生产，举办屯田，军屯民屯并举，改革不合理的田赋制度及整顿币制等等。在收复南疆后，又组织了善后局，管理民政、财政、司法等事务，命令阿奇木伯克只管催征赋税，不得插手地方事务。又提出新疆设行省的主张。后来刘锦棠也上书清廷，提出了设置道厅州县的具体方案。
新疆设省清廷于光绪十年九月（1884 年10 月）批准了新疆改设行省。十月，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
新疆改设行省，是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各族人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改设行省以后，首先对军政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取消军府制、伯克制和扎萨克世袭制，代之以兵备道、府、州、县制，削弱了当地封建统治者的势力，加强了清政府对新疆的直接统治。
在改革军政制度的同时，清廷还采取了一些有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在农业方面，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实行军屯、民屯、犯屯、扩大了耕地面积，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根据二十个县的统计，整修和新修干渠九百四十多条，支渠两千三百多条，灌溉面积达一百一十多万亩①。并设立蚕桑局，移植祖国东北地区的桑树，招聘江浙一带的蚕工，改进蚕桑技术，促进了蚕桑业的发展①。在工业、手工业方面，清政府举办新式工业，利用机器采油和冶铸，后来又有了火柴和电灯等工业。在交通方面，把军台、营塘一律改为驿站，又由驿站发展到邮政，宣统元年（1909）正式设立邮局，总局设迪化（乌鲁木齐），分局几乎遍及南北疆。光绪二十一年（1895）建成了电报线路，后来线路还可通到北京。在商业方面也日趋繁荣，由于取消了内地汉族来新疆的限制，使各省商人贩运内地的绸缎、茶、纸、瓷器、漆器等到新疆，每年货物价值二三万两。
在教育事业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设省之初，兴办义塾三十多处。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疆设提学使，在各府、厅、州、县设立学堂。许多维吾尔族学生也开始学习汉语汉文。
① 据《新疆图志》卷73 至卷78 统计。
① 《西疆交涉志要》卷4。
新疆设省，促进了新疆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发展，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全，进一步密切了维吾尔族和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第六节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族“索伦”诸部清初，鄂温克同达斡尔、鄂伦春等族一起，曾被统称为“索伦部”。他们分布在西起石勒喀河，东至黑龙江北岸支流精奇里江，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大小兴安岭一带。
“索伦”这一名称是达斡尔人对鄂温克人的称呼，意思是“山林中生活的人们”。由于他们英勇善战，因此周围诸部也都被称为“索伦部”。
清初，鄂温克以博木博果尔为首领形成了一个大的部落联盟。他们与汉族早就发展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与达斡尔人一起建立了许多木城和村庄。木城有雅克萨城、阿萨津城、铎陈城、乌库尔城、多金城等，村庄有杜喇尔屯等。每个村屯以氏族为单位，有自己的酋长。
鄂温克人的社会经济，正如清代文献所记载：精奇里江和牛满江地区河中盛产鱼类，其中大鱼一二丈许，鄂温克、达斡尔人即捕此大鱼进贡。山中有虎，貂，猞猁，野猪，鹿，驼鹿等，“以打牲射猎为本，无庐舍，游牧止养马匹，无它牲畜”①。这里指的养马匹的居民，即为使马的鄂温克部落。他们有几个大氏族，即杜拉尔、墨尔迪勒、布喇穆、涂克冬、纳哈他等。达斡尔部落被称为“索伦部萨哈尔察地方”。“萨哈尔察”是满语，意为“黑色貂皮”，大概是由于产黑貂而得名。达斡尔人已进入阶级社会，结村落而居，达斡尔与鄂温克人杂居于精奇里江，其著名姓氏有：精奇里氏、郭贝勒氏、敖拉氏、墨尔迪氏、俄嫩氏、倭勒氏等。主要从事农业，饲养大批牛马等牲畜，种大麦、燕麦、黍米和大麻、荞麦、豌豆及蔬菜、果树等。用牛架车，以长柄木犁耕地，用小镰刀收割庄稼，把收割物保存在帐篷或地窖里，也从事狩猎生产，用貂皮和其他毛皮换取内地的朝服、布匹、铁质生产工具同日用器皿等。满、汉商人和官员经常到索伦部的达斡尔、鄂温克部落进行交易。由于受满族影响，已建造用薄纸糊窗的房屋，改穿满洲服饰。在精奇里江以东、牛满江以西的丛山密林中，居住着一支鄂伦春部落，有玛卡吉尔、卡鲁基尔、玛拉呼鲁等三个氏族。由于他们在精奇里江的大支流毕拉尔河一带游猎，史书称他们为“毕拉尔”人，较早见于《东华录》上。他们共有默纳赫、都纳亨等氏族。另一支鄂伦春是居住在石勒喀的“玛尼克尔”人，其部落中氏族有伍查罕、玛纳伊尔、威拉伊尔、格氏伊尔、嘎格达伊尔、摩东伊尔、彻克奇尔、玛涅达尔等几个大氏族。鄂伦春人饲养驯鹿，用以骑乘与运输工具。驯鹿俗称“四不像”。
后金建立不久，黑龙江的上述索伦部的各族，便前来穆古敦城（盛京），开始与后金建立政治关系，臣服后金。
① 何秋涛《朔方备录》第44 卷，第6—7页。
皇太极为加强东北边疆管理，统一贝加尔湖以东整个索伦部地区，建立巩固的统治，于崇德四年至五年（1639—1640），平定了鄂温克最大酋长博尔博果尔的反抗，最后统一了包括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索伦部广大地区。收编了索伦部所属石勒喀河及精奇里江、外兴安岭以南的鄂温克、鄂伦春等六千九百五十多人，并将其中五千六百七十二人，以氏族为单位编成佐（牛录）。崇德六年清朝军队在贝加尔湖东赤塔附近最后解决了索伦部的残余，又收编索伦部一千四百七十一人①，其中有能约束众人，堪为首领者，即授以牛录章京（佐领）官，一部分随清军转战各地，另一部分回到各部落，管理新降人口，作为清政府基层政权的官员，管理贝加尔湖以东，石勒喀河至精奇里江、牛满江的大片地区，负责收纳贡物，保卫边疆，并配合宁古塔派至该地的军队驻防巡逻。
抗击沙俄入侵十七世纪中叶，沙俄便把侵略魔爪伸入中国黑龙江中上游索伦部地区。
给中国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各部落展开了反抗沙俄的激烈斗争。鄂温克族氏族酋长根特木耳，同鄂伦春族的酋长毛考待汗一起，率氏族成员渡过额尔古纳河，来到根河和海拉尔河一带。在石勒喀河的鄂温克“纳米雅儿”部落的其他氏族则纷纷拿起武器同沙俄展开斗争，他们拒绝向侵略者缴纳毛皮实物税，包围了盘踞在中国领土尼布楚的沙俄侵略者，从他们手中夺回马二百多匹，平毁了侵略者的庄田，迫使三十多名俄兵向黑龙江中游逃窜。
当沙俄进攻达斡尔族贵古达尔酋长的城堡时。侵略者劝降守城的达斡尔人，贵古达尔酋长作了坚定的回答：“我们向中国顺治皇帝纳贡，你们来要什么实物税呢？等我们把自己的最后一个孩子扔掉以后，再给你们纳税吧！”誓死保卫国土的达斡尔人，同以枪炮武装的沙俄侵略者展开了世上窄见的浴血抗战，达斡尔族七百多人全部血战到底、以身殉国①。
在1655 年呼玛尔战役中，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的八旗官兵都参加了抗俄斗争。
康熙二十三年（1684），为了征讨盘踞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调遣五百名鄂温克、达斡尔官兵驻于黑龙江北岸和苏里地方，战后留守黑龙江城（瑷珲）。在清政府反击沙俄侵略者的作战中，无论是作战，筑城堡、建驿站，还是运军需粮草他们都作出卓越的贡献。
布特哈八旗① 《朔方备录》卷20。
① ＇英＇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商务印书馆1974 年版，第16—17 页。自崇德至顺治，直至康熙年间，原索伦部所属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由于遭到沙俄侵略者的掠夺，受到战火的破坏，被迫逐渐迁移到黑龙江南岸、大小兴安岭，居住在黑龙江和嫩江各支流的山谷间。
清廷把迁来嫩江各支流的各族交由布特哈总管衙门管理，“布特哈”即满语“打牲部落”之意，又叫打牲总管衙门。
鄂温克族共有五个“阿巴”（围猎场），成为打牲部的主体，由理藩院任命“达如汉布勒”、“扎木苏”等人为头领，授以副都统衔。达斡尔族分为：都博浅、莫尔登、讷莫尔等三个扎兰，由达斡尔副总管倍勒尔、洪吉等人，会同满族官吏，驻齐齐哈尔屯管理本部政务和军务。
对鄂伦春族的管理有两种形式：“其隶布特哈八旗为官兵者，谓之摩凌阿鄂伦春，其散处山野仅以纳貂为役者，谓之雅发罕鄂伦春。“摩凌河”是“马上”的意思，“雅发罕”是“步下”的意思。雅发罕鄂伦春有布特哈五官员分治，三岁一易，号曰谙达。谙达岁以征貂至其境，其入先期毕集，奉命惟谨，过此，则深居不可寻踪。
雍正九年（1731），清廷出于长治久安之策。加强东北边防，指示黑龙江将军衙门，规定旗色，在原有鄂温克族五个阿巴，达斡尔族三个扎兰的基础上，将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壮丁正式编成“布特哈八旗”（亦称打牲八旗）。共有九十二佐，其中鄂温克族四十七佐，达斡尔族三十九佐，鄂伦春族六佐。
旗的正旗长由满洲人担任，副旗长由本地各族担任。旗下设牛录（佐），头目叫“牛录达”，亦叫“章京”（佐领）；佐领下设“哈朋”，即骁骑校；“哈朋”下设领催（宝西呼），佐下各村还设“嘎思恩达”（村长），村长由大家选举产生。佐领和骁骑校在平时监督各族猎手猎取貂皮，按时向清廷进贡，战时率领兵丁打仗，并担负着边境线上的巡逻和驿站的工作。
从此，布特哈地区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开始“出则为兵，入则为民”。
布特哈八旗对于清廷承担着贡貂和服兵役两大义务。“布特哈，无问官兵散户，身足五尺者，交纳貂皮一张，定制也”。这种制度原出黑龙江将军衙门，即竖五尺之桩，每隔四年测量一次，十五岁以上的男丁，身与桩齐者或高出者，为纳貂之民，并开始担负各种公差。
进贡貂皮，初由布特哈总管收齐后，特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各一员，每佐兵丁一名，自行送交热河避暑官。乾隆四十九年，经黑龙江将军衙门启奏，停止了布特哈官兵自行送交貂皮的办法，改由将军衙门乘入贡之便代送。每年选定一等四十二张、二等一百四十张，好三等二百八十张、寻三等四千九百四十三张。由于代送过程中出现很多弊端，布特哈八旗官兵上告皇帝，又恢复了旧制，仍由布特哈官兵自送貂皮贡至热河。
布特哈官兵除担负贡貂差役外，每年春秋两季还要参加马步枪箭较射等军事操练，每五年举行一次大型军事演习。
清政府于雍正十年（1732）四月，将布特哈打牲部一千六百三十六名鄂温克士兵，七百三十名达斡尔，三百五十九名鄂伦春等族士兵携带眷属，共三千名移驻呼伦贝尔草原。共编成五十个牛录（佐），分隶八旗，分左、右两翼，左翼四旗在与俄罗斯交界处游牧，右翼四旗沿喀勒喀河一带游牧。沿呼伦贝尔，黑龙江地区中俄边界线共设卡伦五十九座，极东十二卡伦，轮派布特哈地区鄂温克、达斡尔部队戍守①；呼伦贝尔地区设十六处卡伦，东六卡由鄂温克、巴尔虎等族官兵驻守②。布特哈八旗官员担任固定卡伦外，还建立了严密的巡边制度。
清廷为了更好地利用布特哈八旗各族官兵，培养满族化的军队，康熙三十四年（1695），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于墨尔根分别在鄂温克和达斡尔人中设一个学校，设立助教官，选鄂温克、达斡尔等族每佐领下一儿童，学习满文书艺，这成为鄂温克、达斡尔等族文化教育的开始③。
清朝皇帝为了把布特哈官兵培养成一支亲信部队，规定佐领以上的官员，都必须见到皇帝，乾隆帝每年抽出一定时间接见各族的佐领以上的军官。而且每年在木兰围场打猎时，也都要选布特哈八旗的优秀猎手来京陪同乾隆帝围猎。
满族统治者一向认为鄂温克、鄂伦春等族语言与满语相近，对他们采取同化政策，使之驯服效命，如派满族军官训练布特哈八旗，灌输满族的礼俗，他们的待遇也接近满族官兵，通行满文。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布特哈”官兵衣着、住房、礼俗、生活方式逐渐接近满族，尤其各族的上层的习俗基本和满族相似。鄂温克、达斡尔人上层知识分子多熟通满文、能用满文写作，能流畅地说满语。
鄂温克清统治者对于布特哈八旗鄂温克、达斡尔族的氏族上层官吏副都统、佐领、骁骑校等，给以高官厚禄和各种特权。他们利用权势占有公社的牲畜和土地，雇工劳动，产生了剥削，形成了贵族阶层，同时还产生了作为家庭内使用的奴隶，形成了家长奴隶制形态。鄂温克、达斡尔人都把奴隶叫“包勒”。奴隶的来源，主要是他们在战争中俘虏的小孩，另一方面是清朝将许多免死的罪犯给鄂温克、达斡尔族当奴隶，第三个来源是买进的奴隶，一个身强力壮的奴隶价值一匹马或一个银元宝。布特哈八旗官兵的奴隶数目，据记载：布特哈东路有四百七十六户奴隶，男女大小一千三百二十三名，西路的数目① 《朔方备录》卷49。
② 《清高宗实录》卷641。
③ 《朔方备录》卷26。
也不相上下。
奴隶随主人的氏族，姓主人的姓，奴隶和奴隶主吃一锅饭，但不能和主人在一桌吃。有的主人年老病故，无人继承家产，就由奴隶办丧和继承家业。主人出去打猎，猎回来的肉与奴隶同吃，个别人也把珍贵猎品分给奴隶一份。奴隶主也参加狩猎生产，但奴隶只能参加田间劳动，无权参加狩猎活动。奴隶有赎身权，如不愿在原主人家，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