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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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几种特殊的栽培技术明代后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几个时期中的一个。水、旱、虫灾纷至沓来，农民们为了可得到一些收获，用以果腹，只有从耕作技术上来想方设法。另外，有的地区为了解决上、下两熟作物收获和播种季节上的矛盾，而在明、清之际创造发明了几种特殊的栽培技术。这些技术至今在农村中仍有沿用的。
首先是小麦移栽法。小麦人工移栽始于何时，尚无明确的文献可征。但到明末清初，对小麦育苗移栽的时间、方法等已有较详细的记述。《沈氏农书》介绍：“八月初，先下麦种。候冬垦田移种，每科五、六根，照式浇两次，又撒牛壅，锹沟盖之，则杆壮麦粗，倍获厚收”。稍后的《补农书》进一步指出：“中秋前下麦子于高地，获稻毕，移秧于田，使备秋气。虽遇霜雨妨场功，过小雪以种无伤也”。《知本提纲》指出：麦苗等皆宜先栽后浇，如水中栽，就不发旺，每科栽亩十余根，行株距四寸左右，而且要纵横排直成行，以便中耕、壅根、除草和通风透光，这样就能“苗盛而所获必多”。小麦移栽不仅可以克服晚稻晚收和冬麦早播季节上的矛盾，而且可以减轻或避免虫害、节省种子和使茎杆粗壮不易倒伏。小麦移栽法的优点是明显的，嘉、湖一带至今仍继承这一传统，有的地方则还在提倡扩大中。其局限性，主要是太费劳力，在大面积农田上广泛采用困难较多。
冬月种谷法。此法是针对秋季因某些原因而错过种麦时期所采取的一种补救方法，使农民在麦季无收的情况下仍可以收到早谷子。此法约发明于明中叶，最早记载见于《畿亭全书》①。清末，张起鹏在《区田编》中在谈到冬月种谷法时说：“倘应种小麦时，得雨过晚，麦不及种，可种冬谷，较麦仅晚二十余日。”其种法是：“冬至前一日拣谷种入瓮，麻布扎口，掘土穴，深四五尺，瓮倒置穴中，土封固，满十四日取出。大寒日种入熟地，春透苗生，较常谷早熟一月，约五月底六月初即熟。”《救荒简易书》介绍河南有些地方农民冬月种谷的方法与《区田编》的说法有所不同，其法是于冬至或冬至前一天直接把谷种播入田中，结果和在瓮内埋入土中处理十四天没有差别。
北方旱地抡墒播种。我国北方旱地由于春旱或秋旱影响而不能及时整地下种。针对这种不利自然条件，农民创造和积累了不少抡墒播种和抗旱播种的经验。清代农书中记载的方法有：趁墒种麦：《农蚕经》提出，在秋茬地上种麦，如果有秋旱趋势，必须抡墒下种等雨，不能等雨再种。抡墒种豆，留茬肥田：《农蚕经》五月耪麦楂条中就说到“骑麦垄种豆”，即在小麦收割后，于麦茬行间开沟种豆，这样既可利用麦茬护苗，又可利用残茬肥田。此书还提出且割麦且种豆的办法，这一抡墒播种的经验至今仍为黄淮地区农① 此书现已不传。
民争取丰收的方法。抗旱种粱，干土寄子：北方旱地夏收夏种季节，如雨水不及时，可采取抗旱保墒的措施以适时播种，《农蚕经》提出的种晚谷办法是，在麦收后浅耕灭茬，即“先耪一遍”，然后“骑垄种之”，但“断不可耕”，以免耕后跑墒。《农言著实》提出的另一抗旱播种办法是“实在无雨，将前墒过之地，或用耧，或用撒，干种在地内候雨”。这就是现在所谓的“干土寄子”抗旱播种法，其优点在于比雨后才播种的出苗要早。
第五节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经验的进一步丰富施肥清代对通过施肥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认识更深刻了，如《知本提纲》提出了“垦田莫若粪田”之说。施肥经验进一步丰富的表现，一是积肥方面，要多施肥就必须多积肥，肥料种类和来源比以前增加和扩大了许多。《知本提纲》将它们分为十类，称为“酿造十法”，也就是积肥的十种方法。它说：“酿造粪壤，大法有十”，“曰人粪、曰牲畜粪、曰草粪、曰火粪、曰泥粪、曰骨蛤灰粪、曰苗粪、曰渣粪、曰黑豆粪、曰皮毛粪”；并分别记述了积制方法和效果。就农家粪肥而言，这十大类已是无所不包了。二是对肥效的体验进一步加深，《农桑经》指出，种麦所用种肥以“麻油酱为上，大粪次之，坑土又次之”。《知本提纲》在介绍“酿造十法”中对粪肥等级所表达的方式：一种是用“可肥美”，“可肥田”，“可强盛”的词语；另一种是“一等粪”，“肥盛于诸粪”，“最能肥田”，“更胜于油渣”，“沃田极美”等字句，也反映出农民体会到这些肥料在肥效上有差别。只有肥料种类增多，人们在使用中通过比较试验，才会体会到它们的肥效不同。第三，施肥技术上，在清以前对施肥的时间、不同土壤应施哪些不同的肥料以及哪种作物最需要哪类肥料，即所谓施肥中的“三宜”问题已有所论述，但到清代通过《知本提纲》一书的总结，使人们对施肥“三宜”的认识就更为明确系统了。所谓“时宜者，寒热不同，各应其候”，意即在不同时期，施用种类不同的肥料；所谓“土宜者，气脉不一，美恶不同，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意思就是说对不同的土壤，施用不同的肥料，以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所谓“物宜者，物性不齐，当随其情”，即对不同作物施以适合的粪肥。
病虫害防治清代，对作物虫害的防治比较重视，认识到害虫不是神虫，而是“凶荒之媒，饥馑之由”①，必须消灭之。在虫害防治技术上，也汇集前人经验并加以发展。首先是人工防治，如蝗蝻、豆虫、虸蚄之类用人工加以捕打，或用炬火驱逐，“飞蝗大至。。正过时，于田畔积草，炬火以薰之”，“蝗蝻蠢蠢。。必纠合邻村，掘壕数处，并力逐杀”，“（虸）蚄初出如豆螘，一见便宜打之”，“（豆）虫大，捉之可尽”②；南方用“虫梳”治稻苞虫，“虫当梳者，血肉俱糜梳齿上”③。第二用药物防治，清时采用的灭虫药有① 《区田试种实验图说》。
② 《农桑经》。
③ 《梭山农谱》。
砒、烟草水、青鱼头粉、柏油、芥子末等。《农桑经》记载说：“（种谷）或用信乾”，“信乾”就是用砒霜和谷子煮透晒干制成的毒饵。它比用砒霜直接拌种既可以减少对种子的药害损失，又可以诱使更多害虫吞食和扩大毒杀面。三是农业防治，除了以前已使用的耕翻冬沤、调节田间温湿度、轮作换茬、合理间作、种子处理、选育抗虫品种、调节播植时间、中耕除草外，《齐民四术》还认为烤田能减轻稻苞虫的危害，说：“初伏多雨，不能烤田则叶盛，入秋多生结虫”。第四生物防治，岭南地区用蚁防治柑桔害虫，虽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南方草木状》，但叙述比较具体的则是清代的《广东新语》和《岭南杂记》，其中谈到：广东山林中有黄赤大蚁“其巢如土螽窠，大容数斗”，当地人把大蚁连窠采归饲养，果农则向养蚁人买来放养于柑桔、柠檬等果树上；果农们还创造了在树与树之间用藤竹、绳索沟通引渡，以便大蚁在各树之间交通往来的方法。此外，四川临江的果农也买蚁防治柑桔害虫④。
作物病害，到清代逐渐被人们所注意，农书中有关记载多了起来，如《马首农言》中就有“五谷病”一章，《区田试种实验图说》中有“预防霉病传染说”一节。用药物治病，直到清末的《区田试种实验图说》中才介绍了“用雪水、盐水浸种”和“用黑矾当作肥田料”以防治霉病之法。
④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9《草木类工》。
第六节植树造林和柞蚕放养技术的改进植树造林清代，记载涉及植树造林材料的书约有四十种左右。①这些著作反映了当时的植树造林技术，不过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果树的，一般林木仅有片断零星的记述，但由此也可窥见其概貌。
育苗造林，首先必须采收树种。《广群芳谱》记述：“八月终，择成熟松子、柏子，同收顿”；又称：“九月中，柏子熟时采”。这里都强调“成熟”。因为成熟的种子，含水量较低，贮藏不易发热腐烂。另外正如《三农记》所说的，油茶“白露前后收实则易生”，“易生”即指种子易于萌发，成熟种子用来育苗发芽率较高。什么树的种子，何时成熟而应该采种，清代人们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元代，北方有四句移树的口诀：“种树无时，莫教树知，多留宿土，记取南枝”。为了使根部“多留宿土”，就须采用现在通常所说的盘根法，古书中称作“转垛”。《花镜》介绍了这种转垛法：于霜降后到春初树木尚未发芽前，在根旁又宽又深地将土挖开，再从树根侧面斜伸下去截断主根，保留四周侧根，刨成一个圆形的根盘；然后在掘开处仍把土盖上筑实。不太大的树掘断主根一年后即可移栽，很大的树要经过三年。每年掘树根的一面，最后把树起出，用稻草绳捆扎根盘，以固定泥土。此时暂勿移动，掘土处仍用松土填满，并用肥水浇灌，待至明年二月，运到预定地点栽种。这种方法因准备工作经过时间长，操作又十分细致，可以真正做到“莫使树知”。因而，树木移植后成活率就比较高。
插条造林无须培育种苗，方法简单易行。春秋时《庄子》一书中已提到杨树可以用扦插。扦插的插穗，在清以前的农书中一般都说在早春季节采取插穗。《三农纪》开始提出插种柳树和杞柳等在大寒后采取插穗。初冬时枝条中含有养分比较充足，此时采取插穗，比春季更为合适。所以，改早春采取插穗为初冬采取，这是一个进步。为了提高插穗的成活率，《三农记》还提出将插穗下端削成马耳形，以增加插穗切口和土壤的接触面。
中耕除草在幼林抚育工作中非常重要，《广群芳谱》说：“凡树根下，常耘草令净，草多则引虫蠹，亦能分地力”。
柞蚕放养我国是世界上生产柞蚕茧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工放养柞蚕最早的国家。
柞蚕原始的人工放养早在秦汉以前可能已经有了，但一直到宋、元以前，未① 据《中国林业技术史料初步研究》书末所附“参考文献索引”。
为人们所重视，放养技术的进展因而也就十分缓慢。大约明中叶前后，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扩大，胶东半岛的柞蚕业才开始有迅速的发展，放养技术也有了改进。在清代，康熙时的陕西宁羌州知州刘棨，乾隆时的贵州遵义府知府陈玉璧、安徽六安县知县韩理堂等人都是山东人，都热心提倡放养柞蚕，到任后，派人到山东去购买柞蚕种、招募善养柞蚕和缫织的人来到这些地区传授技术，山东放养柞蚕的方法才推广到各地。在明末清初，我国的柞蚕放养技术已逐步进入成熟的阶段，但到乾隆初年才有论述放养柞蚕技术的专书问世。
根据清代一些著作来看①，柞蚕的放养有两种：一是放养春蚕；一是放养秋蚕，两者放养法基本上近似，如春蚕的放养，首先是选择种茧，选出优茧作为种茧，并按雄雌为一百与一百十或一百二十之比穿成茧串，送温室进行暖茧。“暖茧”系为促使种茧适时羽化而采取的措施。在暖茧的三、四十天里，什么阶段应升温，什么时间温度应保持平稳，又要随着自然气温的变化而调节。这是柞蚕放养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因为暖茧工作必须有丰富经验，所以清代有些蚕农以暖茧为职业，开设“烘房”和“蛾房”。
关于放养蚁蚕，现在有些地方采用的“河滩养蚁法”，清代中叶以前就有了。其法是在“活水河边”的沙滩上开挖浅水沟，把从柞树上摘下的嫩柞枝密插沟内，用沙培壅，这样柞枝几天内不致蔫萎。然后将蚁蚕引上柞枝。“剪移”是放养柞蚕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即蚕儿将柞叶吃到一定程度时，或因叶质老硬，蚕儿厌食时，把柞枝连蚕剪下，转移到另一柞场的柞枝上去。从蚁蚕上树到结茧，一般要“移蚕六、七次”。蚕儿渐老熟，开始移入窝茧场。采收的春茧准备作种用的，经挑选后，穿成茧串，挂在透风凉爽而日光直射不到之处，以待制种，放养秋蚕。
蚕农在实践中认识到蚕病是要传染的，所以特别强调蛾筐等工具每年都须用新制的。他们又发现改善蚕儿生活条件，可以减少蚕病的发生，所以特别注意保种、保卵和加强饲养管理。对危害柞蚕的虫蚁，采用人工捕杀和用红矾、白砒等做成毒饵诱杀。为了驱散或捕杀为害柞蚕的鸟兽，蚕农们还创造了一些捕杀工具，如霹、机竿、排套、网罩、鸟枪、鸟铳等。总之，放养期间，蚕农们十分辛苦。
① 《种橡养蚕说》等。
第七节农书清代的农书约有一百多部，尤以康熙、雍正两朝为繁盛。
大型综合性农书仅有一部《授时通考》，是乾隆二年（1737），由皇帝弘历召集一班文人编纂的。全书规模比《农政全书》稍小。因是皇帝敕撰的官书，各省大都有复刻，流传很广，国际上也颇有声名。编书目的系从农本观念出发，为了表示皇帝重农，遵照尧、舜旧规，由朝廷“敬授民时”而已。全书布局，依次分为：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八门。该书把天时、地利的因素和“劝课”（即政治领导）提到了空前高度，成为主题所在，而生产技术知识却退列附从地位。全书引用的书籍总数达到四百二十七种，远远超过了《农政全书》，但作为农书的意义来说，没有作者的亲身体会，没有什么特殊的新材料。
从清初到道光时（19 世纪初年），专门讨论一个小地区农业生产特点和技术，而由私人著作的小型农书出现不少。如专论河北省泽地农业的吴邦庆《泽农要录》、专论江南早稻的《江南催耕课稻篇》、山西祁寯藻的《马首农言》、陕西杨屾的《知本提纲》和《修齐直指》、杨秀元的《农言著实》等等，都是根据地区需要和特点写成的，在当地有较大的生产指导意义。清中叶以前曾出现了多种专论某种作物、蚕桑或兽医的专业农书，其中有方承观《棉花图》，陈世元《金薯传习录》，蒲松龄《农蚕经》，杨屾《豳风广义》以及《养耕集》、《抱犊集》等等。《豳风广义》书中所记蚕桑生产经验切实可行，也不失为能指导生产经营的手册。
花谱、果谱的种类更多，比较有名的两种花谱，一是《秘传花镜》，一般称之为《花镜》，流传较广，作者陈淏子。全书共分花历新栽，课花十八法，花木类考三个主要部分。书中内容有不少是作者自己的心得和询问得来的经验，甚至有“树艺经验良法，非徒采纸上陈言”的第一手记录。另一是《广群芳谱》。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下令组织一班词臣将明王象晋的《二如亭群芳谱》改编成为一百卷的《广群芳谱》。这部书内容庞杂，体裁也有所改进，但农业生产意义不大。
到清代，小农经济破产的情况日见严重，当时有些知识分子重新搬出区种法，想借此来维持小农经济的继续存在，但并没有产生过任何实际效果。这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