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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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庸言。
数逾万种的文集，各有偏重，体裁不尽相同，有的奏议为主，有的偏于传记，也有的重在学术研究，但大体上包括了以下十种文体：奏疏、颂赋、论说、序跋、记、书启、传记、诗词、家训、家传、杂著。另外，还有表，谢恩表、朝贺表、策问、策论、拟诏、文告、赞、铭、箴、详谘、批详、示檄，等等。
文集因其作者众多，成员广泛，题材多样，数量庞大，包罗万象，故而史料价值甚大。归纳起来，文集之作用大概有三个大方面，一是文集提供了清代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各方面的大量的、详细的、珍贵资料，二系今人可以利用文集作者关于前代前人的研究成果，三为便利今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
以乾隆皇帝弘历的御制诗文集为例，虽然不少诗文是逢场作戏或敷衍成篇，但也有许多文章诗词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政治含义，或论述某事某制，或言己之政见，或臧否人物评论史事，或嘉奖贤臣名士，促进臣僚效忠朝廷，争取汉族名流学者，为了解当时社会及乾隆帝本人，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其乾隆五十八年所写《御制喇嘛说》，简述了佛教传入西藏之沿革，论证了活佛转世纯系迷信，阐明了清为安蒙古而承认其转世之旧俗，并非谄敬番僧，讲清了兴黄教以安蒙古之基本政策，姑引一段如下：“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怕克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始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再看其乾隆五十七年《重华宫茶宴联句诗》之自注：“户部总册奏，上年各省实征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余，内俸薪、兵饷、驿站等费出银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余两，余银一千八十一万余两。”这为研究清朝财政，提供了极好的具体数字材料，十分有用。
蓝鼎元之《鹿州初集》载其于雍正二年所写的《论边省苗蛮事宜书》，揭露了土司制度的野蛮，要求将西南土司改土归流。其文说：“愚闻黔省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民岁输土徭，较汉民丁粮多加十倍。土司一日为子娶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姻。土民一人犯罪，土司缚而杀之，其被杀者之族，尚当敛银以奉土司，六十两、四十两不等，最下亦二十四两，名曰玷刀银。种种朘削，无可告诉。”土民对土司“无官民之礼，而有万世奴仆之势，子女财帛总非本人所自有”。这为了解雍正帝之决心大规模地在云贵五省改土归流，提供了很好的资料。雍正帝于雍正二年五月十九日谕四川、陕西、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省督抚提镇：“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①此谕与蓝鼎元之书，显然可以互为印证。蓝之《鹿州全集》，收有其任普宁县令、兼摄潮阳县令时判案的文书，名为《鹿州公案》，是了解地① 《上谕内阁》，雍正二年五月十九日谕。
方刑政的典型资料。他还在《鹿州初集》卷三《论江南应分州县书》，谈到江南应多分州县之事。他说：苏、松、常、太三府一州，每年赋税正额三百五十五万两，其中一个县的正税额比边疆一个省还多，赋多事繁，州县官忙不过来，民便逋赋，官员因而收不足税，致遭处罚，应把县化小，使官员易办好事。不久，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在江南分置州县，因“额征赋税，款项繁多，狱讼刑名，案牍纷织，为牧令者，即有肆应之才，亦难治理”②。可见《鹿州全集》，为了解江南分设州县，提供了重要材料。蓝鼎元还著有《平台纪略》一卷、《东征集》六卷，详述康熙六十年清军镇压台湾朱一贵起义及当时台湾情形。一部文集就可以反映许多方面的重要问题。
历任安徽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的陶澍，对多年以来困扰官民的两淮盐法和漕运之弊政，作了大胆的改革，成效很大。陶澎办理此事的有关奏疏，分别收在其《陶文毅公全集》的《漕务》、《海运》、《盐法》卷中，提供了这一改革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文集中有大量的传记。任至侍郎的方苞，在其《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八《传》、卷十、十一《墓志铭》、卷十二《墓表》集外文卷七和集外文补遗中，为张廷玉、杨名时、汤斌、法海、蔡世远等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为梅文鼎等学者，为一般的文人、中下级官员、命妇、仆妇、贞女、僧道仆役等一百余人写了传。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中更为王掞、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孙嘉淦、岳钟琪等大批文武大臣作传写铭。文集的传记文，书写的人物，官民释道，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从其生平言行，可以了解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形，如文官之施政，武将的军功，学者的著述，地主商人的经营，妇女生活，僧道情趣，名人事迹，等等，很有史料价值。
文集中反映经济的史料很多。包世臣之《安吴四种》，详述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问题，还对当时出现的人多地少缺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海珊的《小安乐窝文集》，总结了农业生产的某些经验，如《讲粪》篇讲施肥的作用、粪的种类、蓄粪方法、运粪工具、施粪办法。《积谷会议》、《甲子救荒私议》两篇，讲备荒救荒。他谈到致荒之因时说：“今苏松土狭人稠，一夫耕不能十亩，又大抵分佃豪户之田，一家八口，除纳豪户租，仅得半，他无所资焉，于是下户困。困则不能不抗租，而豪户下以佃户抗租无米之田，上供国家之赋，于是上户亦困。而诸无田不耕之人，又无虑十人而六七。荒形甫见，则徒手待哺之民遍郊野。”
总的来看，上万种文集，为研究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民族等等方面，提供了大量详细、具体、生动、可靠的好材料，必须认真阅读。
② 《清世宗实录》卷24，页5。
第七节笔记笔记是作者随笔记录当时见闻，阅读古今图书、鉴赏文物的心得，随笔撰写带有虚构性的人物故事。它具有两大特点，一系内容广泛，涉及当时和历史上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典章制度、政治事件、重要政策、内外战争、经济情形、天文地理、文物典籍、金石书画、诗词歌赋、人物轶事、少数民族、社会异闻、风俗民情、他国知识，等等。二是不拘形式，随笔所记，杂乱无章。笔记有多种名称，如笔谈、随笔、杂录、丛谈、丛话、随录、随钞、杂识、杂记、杂笔、杂著、杂忆、札记、丛录、琐言、琐谈、见闻录、记闻、旧闻、新语、客话、纪闻、偶谈、新语、述闻，等等。
清代是笔记集大成的时代，内容充实，形式多样，多达数百种。比较有名质量较好的清人笔记，有《广东新语》、《浪迹丛谈》、《履园丛话》、《啸亭杂录》等数十种。
《广东新语》《广东新语》，二十八卷，广东人屈大均著，以所叙的事物性质分类，每卷述事物一类，共分天、地、山、水、石、神、人、女、事、学、文、诗、艺、食、货、器、官、舟、坟、禽、兽、鳞、介、虫、木、香、草、怪二十八卷，凡广东之天文地理、经济物产、人物风俗，无所不包。屈大均生于明末，卒于康熙中，明生员，时以反清复明为念，痛百姓遭受战乱流离失所，故本书着重于经济效果与民生的关系，如实反映当时社会情况，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暴政，记述特产民俗，资料丰富。如对广东沙田、洋田、坑田、萍田、旱田、碱田、潮田等各种田土的形成、生产与占有状况及其主佃关系，对清初迁海之情，皆有详细记述。其言迁海：康熙元年首下迁海之令，居民“弃资携累，仓卒奔脱，野处露栖，死之载道者以数千万计”。第二年再迁，三年又迁，民人飘零日久，养生无计，“斗粟一儿，百钱一女”，“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有误出界墙而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实系难得之史料。
《池北偶谈》《池北偶谈》，作者王士禛，进士出身，康熙时以“诗文皆优”为圣祖玄烨赏识和提拔，擢用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著述甚多，仅刊行者即有三十六种二百七十卷，其诗词造诣尤深，“诗格风流，吐辞清雅，倡为神韵之说”，“主持风雅近五十年”。《池北偶谈》分为“谈故”等四类二十六卷。“谈故”四卷，记叙清代的典章、科甲制度，以及衣冠胜事，间及古诗；“谈献”六卷，主要记述明中叶以后至清初名臣、畸人、烈女等事；“谈艺”九卷，评论诗文，采撷佳句；“谈异”七卷，记述神怪传闻故事。它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笔记。比如，“谈故”中“八旗开科”、“台湾开科”、“满洲乡试”等条，记顺治康熙时乡试会试制度；“殉葬”条记清初“八旗旧俗，多以仆妾殉葬”，经御史朱裴奏准禁止；“官年”条记：“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伐木”条记江南造战舰，下令郡县伐木，官吏逼洞庭一孀妪伐木运郡，因候验收，“动淹旬月，妪计无所出，乃鬻女以偿诸费”。此书还几次专述世祖福临书画之事，如西山新法海寺有一巨碑，“刻‘敬佛’二字，笔势飞动，世祖御笔也”。京城西之善果寺，有世祖赐弘觉禅师之御书：“洞房作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戊申（康熙七年）新正五，过宋牧仲慈仁寺僧舍，恭睹世祖皇帝画渡水牛，乃赫蹄纸上用指上螺纹印成之，意态生动，笔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风竹一幅，上有‘广运之宝’”①。《池北偶谈》还载录一县令残酷之极，竟击杀小儿食其脑。顺治中，安邑知县鹿尽心，得痿痹病，一方士自称乩仙刘海蟾，“教以食小儿脑即愈。鹿信之，辄以重价购小儿击杀之，所杀伤甚众，而病不减。因复请于乩仙，复教以生食乃可愈，因更生凿小儿脑吸之，致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随彰闻，被害之家，共置方士于法”②。这一骇人听闻丧天害理之暴行，藉诸《池北偶谈》之记载，始得传闻于世。
《读书堂西征随笔》汪景祺著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雍正二年成书，多记时事，间及古史。书中之《遇红石村三女记》、《记蒲州常生语》等篇，反映了素称富饶的山西运城地区，由于三十年来“有司朘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以致百姓卖妻鬻子，群起反抗，出现了以女子为首领的“姻脂贼”。《熊文端与明史》，言致仕大学士熊赐履在南京监修明史，既无卓见又收贿赂。《高文恪遗事》，说高士奇奸险，先倚附大学士索额图，后联合大学士明珠反索。《程如丝贪纵》，记川东道程如丝贪财，杀人害命。《上年羹尧书》等篇、歌颂年平定青海之功及论功臣处事之法。后雍正帝以其党附年羹尧及讽刺康熙帝书法“皇帝挥毫不值钱”等犯上之辞，将其处斩籍没，书藏宫中，民国时始出版其仅存之上卷。
《檐曝杂记》军机章京、探花、道员赵翼，著述甚多，计有《廿二史札记》等八种二① 《池北偶谈》页26、68、287、295，中华书局1982 年出版。
② 《池北偶谈》，页563。
百余卷，其所著《檐曝杂记》六卷、续一卷，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笔记。卷一主要记述朝廷政事，尤以对军机处、木兰秋狝和皇帝、皇子情形，更为令人瞩目。其《军机处》、《廷寄》等条载称，军机大臣皆系亲臣重臣，故“承旨出政”，皆在于军机处。“拟旨”是“军机大臣之事”，世宗时，“皆桐城张文和公廷玉为之”，乾隆初，廷玉“以汪文端公由敦长于文学，特荐入以代其劳，乾隆十二三年间金川用兵，皆文端笔也”，后“相沿日久，（拟旨）遂为军机司员之专职”。先前仅讷亲一人见帝，“一人承旨”，后傅恒于平金川后为领班军机大臣，“乞令军机诸大臣同进见，于是遂为例”。对军机处之定制、职权、办事等情，记述明确具体，素为治史者重视。本卷还叙述了乾隆帝勤政早朝，御撰诗文，善射爱射，皇子皇孙自幼即每日早晨进入书房，读书习射，“薄暮始休”，“日日如是”，故“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皇次孙绵恩八岁三发三中，等等。此皆他书未曾涉及。本卷对木兰秋狝之起因、目的、主要项目及其驾驭蒙古诸部的作用，对乾隆十六年太后六十寿典、内府戏班之情，皆有生动、具体、切实可靠之记述，实系极好史料。本书卷二记述了一些大臣的行迹轶事、科举考试、官场宦海、军务政事、京城社会风貌、奇闻异事，如述傅恒、观保爱才，尹继善肃清江南漕政，王杰中乾隆二十六年状元之因，京官趋炎附势，争吊傅恒之兄广成之丧，“舆马溢门巷，数里不得驱而进，皆步行入”，高士奇交结内监，侦悉帝之情形，预为准备，故奏对悉中帝意，蒙受特宠，权势赫赫，广受贿赂，等等，于史均有裨益。尤其是其详述乾隆军费，一征金川，用银七百七十五万两，平准定回二千三百一十一万，征缅九百一十一万，二征金川六千三百七十万。用兵台湾，银米约一千万两，更为绝好资料。其他各卷，有用材料亦不少。
《啸亭杂录》、《续录》《啸亭杂录》十卷、《续录》五卷，昭梿作。昭梿原袭礼亲王爵，后因故被削爵圈禁三年，释后仅赏宗人府候补主事。昭梿幼喜读书，爱好诗文，后为王爷，与当时八旗王公大臣名人学士，以至下层市井优伶往来结交，熟悉宦海风波和民情土俗，他又阅读过很多历史典籍，细心研究，反复考证，故写成了这部三十二万余字的著作。此书详细、具体地叙述了清朝前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典章制度等情，以及王公贵族、文武官员的遗闻轶事和社会风俗习惯，内容丰富，记事一般比较谨严，行文流畅，表达清晰简练，在众多笔记中名列前茅。魏源的《圣武记》、李桓的《国朝耆献类征》和《清史稿》等书，都从《啸亭杂录》中选用了大量材料，现代研究清史的学者，也将此书列为必读之历史文献。
此书对清初至嘉庆大的战争和重要政治事件人物皆有记述，尤其是乾隆朝，更为详细具体。其记“三藩之乱”时，图海统领八旗家奴兵，平定察哈尔蒙古布尔尼亲王之乱的详细经过，及孝庄文皇后之建议用图海，可补《清史列传》、《清史稿》之不足。雍正九年清军惨败于和通泊，乾隆年间两征金川、平准定回、征缅攻安南、两剿廓尔喀、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的“十全武功”，本书皆列专条记述，多有珍贵史料，比如，雍正帝拒臣之谏发兵征准，傅尔丹不听诸将之言，轻进中伏惨败；萨喇尔陈奏准部内乱，汗臣之间争斗不息，为乾隆帝之决策用兵提供了依据；帝破格优遇阿睦尔撒纳，“赐上驷与之乘，亲与其分较马射，并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宁远大将军岳钟琪之被削去三等公爵革职下狱，系得罪了一个满洲小武官；乾隆帝谕将军常青率兵从台湾府城撤回内地，总督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