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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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经营地主都不是有身份的官僚地主和缙绅地主，由于雇工反对雇主的任意奴役和对自己的人身侮辱，并进行积极的斗争，因此，经营地主主要是依靠经济手段改革生产技术和改进经营管理，以调动雇工的积极性来发展致富。
经营地主一般都备有一定数量的大牲畜作为生产动力，和备有供全部土地耕作使用的大型农具，和供短工临时使用的小型农具。所以清代文献中有记载说，“百亩之家，必畜骡马三、四头，东作以供耕种，西成以资转运”①。又说，“大致千亩之家，千树梨枣，牛数具（每具牛二、三头——笔者注），骡马百蹄”②。百蹄，即二十五头。
在经营地主土地上劳动的农业长工，由于雇佣规模的扩大，开始出现劳动分工。经营地主常常根据雇工的耕作经验和生产能量，在雇工中选定一个或两个做为工头。在南方，“工头”常称为“作头”或“头作”，在北方，一些地方称为“掌作的”或“作伙计”。“作头”或“作伙计”负责领导其他长工耕作，全盘计划地主土地上的各种农活，指挥长、短工进行生产，是地主家中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者，地位十分重要。“作伙计”的工资高于其他雇工，生活待遇也往往比其他雇工优厚。
“作伙计”以下的其他雇工，也常常根据生产能力高低，按次分为“二作”、“三作”，或称“二伙计”、“三伙计”以及“小伙计”等等。
农忙季节，“头作”或“二作”常常根据田中耕作情况，到短工市上挑选和领取短工，确定短工的工价和短工的去留。经营规模较小的经营地主，① 雍正六年四月十六日，重囚招册。
② “刑科题本”乾隆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署四川总督黄廷桂题。
① 李殿图：《敬陈病农之弊端疏》，转见李文治等《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第166 页。②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255，《东昌府部》。
也常常亲自到市场上领取短工。
“头作”、“二作”的出现，表明在同一雇主指挥下，同时雇佣较多的雇工进行生产，不仅使劳动者与生产组织者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不同的身份和地位，而且在雇工中也形成了一些差别，使多数雇工能够协作生产，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一般说来，丘陵或平原地区地主占有土地60 市亩以上者，需长工二、三人，80—120 市亩需长工五人，120—200 市亩者需长工六、七人，200—320 市亩者需长工七、八人，400 亩左右者则需长工十一、二人。长工之外，农忙期间都需雇佣大批短工。
山东章丘县东矾硫村经营地主太和堂李家，乾隆年间李可式分家时占有土地175 亩，至光绪十二年（1886）土地扩展至515 亩，其中472 亩雇工经营，光绪三十年前后，太和堂李家常年雇佣长工十三人，农忙时雇佣月工三至五名，短工二十至四十名。平均36 亩雇长工一人。
山东淄博市栗家庄经营地主树荆堂毕家，雍正年间开始发迹，乾隆年间毕丰涟当家时，占有土地一百多亩，嘉庆年间毕宁玠当家，扩至土地三百多亩，光绪年间成为拥有900 亩土地的经营地主。其中，外村300 亩，采用租佃方式经营，本村600 亩，采用雇工经营。光绪二十年前后，雇佣长工三十多人（内大伙计一名，二伙计二十多名，羊倌、牛倌、猪倌各一名，女做饭三名），夏秋农忙时间，经常雇短工五十余人，宜收宜种抢节令时雇短工常达一百二十多人。平均20 亩地雇长工一人。①《刑科题本》等文献中所见雇工三人以上的业主66 户，其中雇工多人和雇工三至四人者49 户，占总户数的74。2％，雇工五至六人者10 户，占总户数的15。1％，雇工八人以上者7 户占总户数的10。6％。其中大部分是经营地主。
由于是刑档命案中所见材料，社会实际情况当然要比这多得多，所以它所反映的只是清前期农村结构的一个侧面。就这个材料看，雇工三人以上的业主在全国各省都已广泛存在。但其中大多数中小业主，按雇工人数推算，大多数经营土地在60—100 市亩之间，少数占有土地200—400 亩。因此和占据优势的封建租佃地主相比，经营地主还是极少数。
经营经济作物是富农、佃富农、经营地主谋取利益、发家致富的一个重要手段，他们以广大农村为市场，为自己的农业生产寻找出路。
其中许多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地租山，雇工种植经济作物。据《刑科题本》记载：雍正末年，浙江泰顺县谢起恒雇林恒山帮种蓝靛。乾隆十五年（1750），广东阳春县颜文泽雇颜亚生、杨孔智、黄亚尾种蔗榨糖。乾隆十六年（1751），福建人谢起常在浙江汤溪租山，“曾雇林乔嵩种靛三年，言定每年辛力银八两二钱，并无工契”。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徐州郭① 以上两例均见景甦、罗仑合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二章。方如雇徐恒割靛。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贵州怀仁县刘希文兄弟雇佣四个长工租山种笋。嘉庆六年（公元1801），江西崇义县黎林养雇叶秀兴、叶贱狗、李仕才三人帮摘茶子。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福建人张庭美、张义孝父子租种族人小山树林“栽种香菰，并雇吴夏进佣工”。嘉庆二十五年（1820），吉林三姓地方邢隆海种烟，“雇四个人捆烟，言定每包工钱七百五十文”。道光三年（1823），四川重庆府巴县喻鸿彩雇万潮受并严添福二人搭棚看守李子园，“平日同坐共食，平等称呼，并无主仆名分”。道光十五年（1835），浙江金华府东阳县单云春“同短工单仍宇、单帼富、单中有、单俞民一共五人到山采茶”。四川叙州李步恒雇陈老戍、周世明、李老六等三个长工“栽造竹林，出卖竹子和笋子”等等。这些被雇去种靛、割靛、种蔗榨糖、采茶、摘茶子、种烟、捆烟、种香菰、看李子、造竹林、卖竹子和笋子的雇工，他们都是为生产商品而被雇佣的农业长工和短工，他们和雇主一般都同坐共食，没有主仆名分，没有人身隶属关系，列宁认为自由雇佣劳动首先应用在种植商业性作物，然后逐渐推广至其他农业作业。这些雇工是我国早期的自由雇佣劳动者。清朝前期农业雇佣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增长。
第四节台湾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关系台湾的土地制度一、土地所有制形式清统一台湾后，从土地所有制形式来看，台湾的土地可以分为官地、民地和“番地”三大类。
官地，是为封建官府所有、经营和获得收益的土地，包括官庄、隆恩、叛产、抄封、屯田等名目，属于封建国有土地。
官庄，有时也叫官田，大体上有以下四个来源：“有遗自郑氏者，有无人田业而由官垦设者，有绅民请归者，有缘事充公者”①。所谓“遗自郑氏者”，系郑成功祖孙三代时的田地。早在荷兰殖民政权时，实行了王田制，逼令垦地的汉民充当佃户，不允许土地私有。据史籍记载：“自红夷至台，就中土遗民，令之耕田输租，以受种十亩之地，名为一甲，分别上、中、下则征粟。其坡圳修筑之费，耕牛农具种籽之资，皆红夷资给，故名曰王田。亦犹中土之田，受田耕种，而纳税于田主之义，非民自世其业，而按亩输税也。”②郑成功驱走荷兰殖民者以后，“向之王田，皆为官田，耕田之人，皆为官佃，输租之法，一如其旧”①。这些官田，入清以后仍为官地。
官庄在台、凤、漳、淡各处皆有，面积不断扩大，官庄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封建官府，官租列入官府财政收入。“雍正元、二年将此题报归公，现在岁征银三万零五百六十余两，以充内地各官养廉之项”②。
隆恩田，也是官地的一种，原为恤赏台湾驻兵而设。乾隆五十三年（1788）钦差大臣福康安镇压了林爽文起义后，将所余兵饷五十余万两，“奏设隆恩官庄，募佃耕之，或购大租，岁收其益，以充赈恤班兵之款。。。其田多在彰、淡两属，其租制与官庄同，岁征谷三千七百余石”③。
抄封地又称叛产，也是官地形式之一，源于乾隆五十一年的林爽文起义，清政府籍没起义者的田产，归官收租，“多在嘉、漳两属”④。“自是每有乱事，援例以行，为官府岁入之款”⑤。所以抄封田陆续增加，“道光间年应征番银八万余元，合银五万六千余两”⑥。
① 康熙《诸罗县志》卷6《赋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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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叔儆：《台湾使槎录》，引《诸罗杂识》。
② 董天工：《台海见闻录》卷1。
③ 连横：《台湾通史》卷8《田赋志》。
④ 徐宗干：《斯未信斋文编》卷5。
⑤ 《台湾通史》卷8《田赋考》。
⑥ 唐赞袞：《台阳见闻录》《叛产》。
屯田出现于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起义之后，由于部分“熟番”曾被用来镇压起义，福康安于事平之后奏设屯丁，“于该处熟番内挑选四千名，作为屯丁。为十二屯，大屯四处，每处四百人，小屯八处，每处三百人。。。每名拨埔地一甲，千总十甲，把总每员五甲，外委每员三甲，令其自行耕种”①。
清代台湾官地主要有上述几种形式。在台湾全部耕地中，官地所占的比例不大，而且，由于佃户的斗争及势豪的侵占，官地逐渐向民田转化。
台湾高山族在清朝被称为“番人”，他们的土地称为“番地”，是台湾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一种，清政府对此采取特殊的政策。
清廷将高山族分为“生番”和“熟番”，“内附输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野番”②。“生番”居于山林之中，“熟番”主要居于平原地区，与汉民接触较多。“生番”社多，因此“番地”大部分是荒地。长期以来，“番地”属于“番社”公有。清政府设立土牛、红线等为界，禁止汉民入内垦种，但汉民仍然越垦私垦，不可阻遏，“生番”地逐渐变为熟田。史籍载称：“土牛之界在乾隆年间业已全无，私垦升科早已深入番地之内。”③“熟番”之地，如系其自行垦种，清政府予以免赋的优待，只征人丁税“番饷”。若是招汉民佃种，或典卖与汉农，则规定：“民人租赁之地，同番社地亩，免其升科。其卖断于民者，照同安下沙科则，按亩计甲征租”④。久而久之，“熟番”地在性质上与民地相近，难以区别，典卖出售，土地社有的古老传统已被破坏，私有土地的典卖相当盛行。比如，嘉庆四年的一张典契载称：立典契人新港社番卓罗丝、卓罗力等，有承祖父自垦沙园一所，年带番饷银一大元。。今因乏银费用，先尽问番亲叔兄弟侄，无力承受外，托中引就新港社内郑伯教、郑明显出头承典，三面言议，着下时价佛头二百八十大元正。其银即日同中交讫，其园随付银主掌管，耕作收成，不敢阻当。限至六年终，听罗力等备足契面银取赎原契。如是至期无银取赎原契，将园仍付银主掌管耕作，不敢阻当刁难，亦不敢异言生端。保此园系是罗力等承父自垦之业，与番亲人等无干。
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后，鼓励文武百官和士民开垦田地，让他们成为土地所有者。因此，“文武百官，随意选择，创置庄屋，尽其力量，永为世业”。这种私田，也叫“文武官田”。①一些“士庶之有力者，如徐远等人，也纷纷招佃开垦”。②① 《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第十五章《屯租》。
② 康熙《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
③ 《斯未信斋文编》卷4。
④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65。
① 杨英：《先王实录》。
② 参见曹永和：《郑氏时代的台湾垦殖》，载《台湾早期历史研究》。
二、民田的土地所有者在开发台湾的过程中，部分汉族移民成为土地所有者。由于开垦方式和开垦者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各类土地所有者的状况和地位也就各有差异。台湾统一后，郑氏政权的官私田园即被废除，改为民地，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在开发台湾的过程中，民地发展最快，是台湾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中最主要的一种。民地由私人开垦官地或“番地”而来，开垦者可分为自耕农和地主。他们均系业主，有向官府纳赋的义务。
台湾的自耕农主要集中在台湾西南部和噶玛兰地区。西南沿海平原的部分土地在荷兰与郑氏时期原已开垦成田，但在郑、清相交之际，这些土地趋于荒芜，因而大陆移民到台湾后首先垦复这些抛荒地。由于条件便利，不必依赖势豪和开垦集团，此外，清统一台湾后，因为实施“各项田园归之于民”的政策，这就促使原郑氏官田上的官佃解脱了旧有的主佃关系，而直接向官府纳赋，即“上、中、下各为豁减，听民自征”，从而这部分人也变为自耕农。因此，台湾南部的自耕农主要是这类人。
台湾东部的噶玛兰地区于嘉庆年间才被汉民大规模地开发。垦户吴沙按开垦惯例，采用垦佃制，即“开兰之时，先与垦佃私议，将来若由业户升科完粮，种地佃人每甲田纳业户大租六石，园纳四石，经有成说”①。后经知府扬廷理改行结首制，令佃人自行报升，“视其人多寡授以地，垦成众佃公分，人得若干甲，而结首倍之或数倍之”②。虽然佃户每人所占土地有一定限制，但没有垦户之类的大地主出现，而是形成许多小地主和自耕农。噶玛兰遂成为自耕农比较集中的地区。由于耕佃是土地业主，向官府交纳的赋额又低于官庄上的官租，只按一般民田赋率交纳，因此实际上是自耕农交纳的官赋。嘉庆十五年官府所发丈单记载：“单给二围佃户苏沱，即便照现丈实田园二甲零分五厘。。每甲递年征租谷六石，早季收成后，照数运赴官仓”③。佃户苏沱将原交业户的私租转纳于官府，从而改变了从属关系，成为小土地所有者。至道光年间，噶玛兰“成熟田园实仅五千余甲”，而“承种花户计有一、二万人”，④平均计算，每户所占田地不及半甲。这一比例说明，台湾开发过程中普遍实行的垦佃制在噶玛兰已基本被取消，除个别较大垦户外，均由实际开垦的耕佃作为土地所有者，而原先组织入垦的业户也就丧失了向耕佃收租的权利。犹如杨廷理所说：“彼谋充业户者，十五年以前不无破耗资财，今日所谋不遂，不免归怨于理。”①官府对开垦方式的干预，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促使自耕农数量相对增多，同时封建官府的① 陈淑均：道光《噶玛兰厅志》卷2 下，《赋役志》。
② 丁日健辑：《治台必告录》卷2，姚莹：《埔里社纪略》。
③ 《清代大租调查书》一章二节一三号。
④ 道光《噶玛兰厅志》卷7，姚莹，《筹议噶玛兰定制》。
① 道光《噶玛兰厅志》卷7，杨廷理：《议开台湾后山噶玛兰即蛤仔难节略》。收入也相应得到增加。
自耕农是台湾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因为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它在产生之初就弱于垦佃制的发展，以后除极少数有可能富裕和出租土地外，大多数都纷纷破产而沦为佃农。
清代台湾农业中盛行垦佃制。“有力之家视其势高而近溪涧淡水者，赴县呈明四至，请给垦单，召佃开垦”②，谓之垦户。清代台湾，垦户系地主阶级的主体。垦户成为土地所有者的途径比较简单，他们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