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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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父母之光也。”①要家长把儿子培养成“四民”正人，把女儿培养成讲究礼节、勤俭朴素、善于持家的未来的贤妻良母。
对于不负责任教育子女的家长，有的宗族规定了惩罚的内容。无锡郑氏规定：“族中教子不严，习于败类者，宗祠戒谕，使严督其子改过自新，有自父兄检束而游荡无赖者，宗祠责治，公议其执一业，而专托近支长辈督率之。”②宗族强调族人按时交纳赋税，做国家的顺民，避免给宗族带来麻烦。无① 《甬上卢氏敬睦堂谱稿》卷1《宗约》。
② 《匡氏续修族谱》卷首《原家规》。
③ 《唐氏族谱》卷1《家训》。
④ 《荥阳郑氏续修大统宗谱》卷3《四琏子格言》。
⑤ 《即墨杨氏家乘·家法》。
① 《彭氏三修族谱》卷16《宗规十条》。
② 《荥阳郑氏续修大统宗谱》卷3《宗约》。
锡郑氏提出：“要早完国课，官银粮米，倘有拖欠，差人临户，惊鸡闹犬，好不烦恼，依时早完，亦一快事。”③绍兴阮氏认为：“身际承平，无苛徭杂派之苦，衣租食税，悉出君恩，故国课最宜早完，必待胥吏追呼，是负恩也。吾愿族中急公亲上，毋稍迟滞。”④镇江金坛庄氏规定：“早完国课：赋税上关国计，下系考成，草莽君臣之义，惟此为重，须率先急公，依限完纳，毋得拖欠，贻累乡里。。。况且功令森严，绅衿欠粮，即行奏销，凡属平民，岂容少恕”。⑤宗族把能否按时交纳赋税，看作是否忠君爱族的行为。清廷对宗族法规的政策清代宗族首领除了重视年老分尊外，强调尚爵尚贤，宗族的领导主要由绅士充当。绅士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们对宗族的领导，主要是要使宗族成为社会的稳定因素，替国家治理地方社会，把家法作为国法的补充，所谓“家之有规，犹国之有律，律不作，无以戢小人之心思，规不立，无以谨子弟之率履，惟是聊述家规”①。因此，许多宗族法规便是以国家的法规为参照系而设置的。绍兴阮氏乾隆时，“就国法所严人情易犯者，订为二十条，编入家规。后更望严正淳切家、族长，或朝夕训诲，或朔望申明。
宗族法规维护社会秩序，受到朝廷欢迎。宗族为更好地行使权力，管好族人，往往请求政府予以支持，而朝廷则批准祠规，承认祠堂族长的审判权、族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即墨杨氏家乘》康熙时记载该族家法“数十年来，多求官批照”，自行此法数十年，该族“无具两造者矣”，县官曾说：“尽如杨宅家法，直可刑措”。再如合肥杨氏，于乾隆二十九年建好祠堂，旋修宗谱，立有规条，并置祭产，但“相传而下，习俗移人”，“间有不孝子弟，将谱所列之规条，竟弁髦视之”，甚至以少犯长，以卑犯尊，未能合宗睦族。嘉庆十五年，该族生员数人赴县呈请祠规，知县于同年批复，要求“杨氏户、族人等知悉：嗣后务遵祠规，父训其子，兄戒其弟，如敢不遵，许该族户、祠长人等指名禀县，以凭究治，决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①。嘉庆十六年，该族将知县条示祠规刻石勒碑，以约束族人。
不过清朝并不是予以宗族法规全部支持，在祠堂族长依据家法处死族人问题上，清朝的政策发生过变化。顺治、康熙时期，不承认祠堂族长对族人的处死权，到雍正时则得到了法律的公开承认。雍正五年，江西永新县发生③ 《荥阳郑氏续修宗谱》卷3《四琏子格言》。
④ 《越州阮氏宗谱》卷19《家训》。
⑤ 《金沙庄氏族谱》卷3，道光时定《家规》。
① 《中湘下砂陈氏族谱》卷4。
① 《弘农杨氏宗谱》卷首《杨氏宗谱碑序》、《宗谱碑记》。
了朱伦三同侄致死其屡次犯窃的弟弟的案件，刑部认为朱伦三应处以流徙的刑罚，雍正帝则认为族人犯法，使其伯叔兄弟受连累，尊长族人将其处死是“剪除凶恶，训戒子弟”，“亦是惩恶防患之道”②。不当拟以抵偿，将朱伦三的流徙罪宽免，并建议今后以此为例，于是九卿根据皇帝的旨意，定出恶人为尊长族人致死免抵之例。国家承认宗族私法惩治族人以致死的权力，表明雍正帝完全依靠宗族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态度。
清朝对族权处死族人的公开承认，使得族权膨胀。乾隆帝上台伊始，便对宗族问题十分重视，他说江西一些地区私立禁约、规条、碑记，贫人有犯，并不鸣官，或用竹篓沉置水中，或掘土坑活埋致死，还勒逼亲属写立服状，不许声张，种种残恶，骇人听闻。对此他提出，如果有不法之徒，应当呈送政府官员，治以应得之罪，不能随便草菅人命，要求江西省“严加禁止”③。乾隆帝的这一措施，表明了他对雍正五年条例的否定态度。接着，乾隆二年两广总督鄂必达奏称，宗族贤愚不一，如果恃有减等免抵之例，相习成风，族人难免有冤屈者，请求删改。刑部同意，并指出“况生杀乃朝廷之大权，如有不法，自应明正刑章，不宜假手族人，以开其隙”①。于是将旧例删除。尽管如此，乾隆帝仍要求宗族发挥管理族人的功能。乾隆五年他针对游民问题，要求父兄族党严加管束不守本业之人，“不遵约束者，量行惩治”②。这就等于说，承认宗族要求族人守本业做好一名“四民”、反对成为游民的职业要求，并予这些宗族私法以政权的支持。乾隆帝的“量行惩治”，没有严格的标准，等于承认族权对族人实行除处死之外的惩治权力。乾隆二十四年，西安按察使杨缵绪提议宗族致死有辱身贱行的族人，可否仍旧量行减等，乾隆帝则表示政权可代替族权惩治“不法之徒”，反对宗族任意处置族人。
乾隆帝的上述政策，也基本上为以后各朝所执行。如前述合肥杨氏宗族乾隆十九年所定规条中，有处死大逆不孝子弟的内容，在嘉庆十五年，鉴于族人不听约束，请县政权批准祠规，本来这是为了加强对族人的管理，但呈请的祠规中，只规定：有匪类不安分者，该祠长率众牵祠内责罚，没有涉及到处死权问题，这是因为，乾隆规条只是宗族内部掌握的“私法”，嘉庆祠规需要官批，而政府不承认宗族致死族人的权力，所以在呈请的祠规中便没有了宗族处死权的内容。总之，清廷希望宗族法规按照国家法律办事，在政府的支持和监督之下，有限度地管理族人。
族谱的修纂与收族② 《清世宗实录》卷57，雍正五年五月乙丑。
③ 《清高宗实录》卷18，乾隆元军五月丙午。
① 《清文献通考》卷198，《刑四》。
② 《清高宗实录》卷120，乾隆五年闰六月庚子。
清代的宗族，多修有族谱，族谱又称家谱、家乘、宗谱等。浙江巡抚庄有恭认为，族谱之义有五善：本祖德、亲同姓、训子孙、睦故旧，更重要的是报国恩①。福建按察使彭希濂为《周氏家乘》作序，也认为谱义有五：纪国恩、述祖德、敬宗收族、训子孙、有无相通。综合起来，修谱目的是：第一，尊祖，即本祖德、述祖德。就是要追述自始祖以来诸位祖先的事迹，缅怀其功德，教育子孙，使子孙产生尊祖、法祖的观念。而“祖德”，一般是儒家伦理修身较深的表现。尊祖也包含按照祖先宗规家训要求自己的含义。尊祖可以收族。第二，收族，即亲同姓，敬宗收族。族谱把同一始祖或同一支祖下的子孙合于同一族谱，使族人通过确定自己同祖先、同族人的关系，在尊祖意识下加深彼此的关系，增加血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如同清人所说：“宗者总也，族者聚也，宗族而有谱，正在总聚其原本也。虽宗有大小，属有亲疏，时有远近，居有迁徙，总以一体所分，使无谱以聚之，几同陌路矣。”②收族也可更好地尊祖。第三，训子孙。族谱多载有宗规家训，用来教训子孙。还有族谱的体例含有褒贬的原则，也是教育族人的手段。第四，忠君报国，即纪国恩、报国恩。族谱多把有功名、做官视作受皇恩、国恩的结果，将其视作一种荣耀，载有官宦者沐浴皇恩的情况，更把修族收族作为忠君报国的行为。清人说“谱之修也，内以纲维人伦之大本，外以辅翼朝廷之政治，此岂小补云尔哉！故苏子有云：‘观吾谱者，孝第之心，油然而生’，则移孝作忠，不亦增光家乘也乎？”③第五，有无相通，即通过合族，加强族人彼此间的认同感，增进联系和感情，从而恤贫穷，救患难。实际这一条也可并入第二条。第六，睦故旧，就是通过修谱加强同朋友的联系和交往。这一条对清人特别是社会影响不大的宗族来说，并不重要。事实上，在清人的修谱观里，前四条比较重要，四者的关系是互为影响，尊祖为了收族，收族可以更好地尊祖，尊祖收族才可教训好子孙，教育好子孙则能更好地尊祖收族，尊祖、收族、训子孙也就是报恩了。四者之中，又以尊祖、收族为主，尤以收族为核心。
族谱有统族谱、支（房）谱之分，族谱体例的基本形式有谱序、谱例（凡例、例言）、修谱名目、像赞、诰敕、宗规家训、世系（表、图）、世系录（世录、齿录、世纪）、派语（班派、班次）、宦绩考、传记（谱传、家传、世传、内传、外传、宗德、阃仪、德行、宜淑）、祠堂（记、图）、墓图、祠产、先世考辨、艺文、余庆录、五服图、领谱字号等，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序、例、规训、世系（表、图、录）、传记、祠堂、祠产、坟墓。
族谱繁简不同，最简单的族谱，只有世系的记录，因此，最体现族谱功① 《毗陵庄氏族谱》卷首《乾隆辛巳谱传序》。
② 苏州《彭氏宗谱》，乾隆七年《增修族谱序》。
③ 广西平乐《邓氏宗谱》同治三年《邓氏族谱序》。
能的，当是这部分。世系记载宗族的成员及其血缘关系，以图表的形式表现，清代的族谱世系统宗谱始于始祖，支谱起于支祖，世系的记载方式基本上借鉴宋代欧阳修、苏洵的谱例纂修，“欧氏五代为图，备五服也，其体直序，世序横推，准以小宗法，五世不迁。苏氏九代为图，备九族也，其体平列，世序直陈，统以大宗法，百世不迁”①。最简单的族谱中只有人名，详细些的，人名后标明该人生卒、婚配、葬地等。也有的族谱将族人履历情况单列出，成世系录、世系、世系考。关于世系的功能，乾隆时大学士刘伦说：“谱之为言，布也，布一族之长幼尊卑于简端也”。①《荥阳郑氏续修大统宗谱》卷3《宗约》：“谱列先人世次，支联派别，分辨尊卑、嫡庶，以便采本寻源。”族谱就是通过祖宗的原始、支派由来，考世系、辨亲疏，增进共同感，并使族人寻找自己在血缘关系网中的位置，确定亲疏、尊卑的等级秩序。有的族谱对于“子孙有功祖宗，如坟墓、祠堂、谱牒之类，即于世表本名下直注其事，以示不祧，反是则于本名下昭书不肖事实，以为后戒”②。族谱的褒贬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般族谱出于维护宗法的等级、名分，其记载异姓继子和本宗继子不同，守寡与再醮有别，元配与继妾区分，都反映这种情况。族谱的传记，形式多样，有辑录正史、方志、文集的列传，和记载族人言行的一般传记文，如墓志铭、祭文、行状、寿序。有的族谱还把族人的事迹按性质加以分类，如忠义、节孝等。
族谱是由宗族负责人和文化人组织纂修的。族谱修成后，要不断续修，清人修谱的时间不尽一致，就一般而言，“修谱通例以三十年为断，迟之至六十年而止”③。三十年一修是“通例”，其原因，据《余姚朱氏宗谱》卷首《一本堂旧立规条》：“父子相继为一世，前后相告大约不过三十年，故谱必三十年一修，前者已故，来者日新，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因为有这样的“通例”，所以“三十年不修谱，即为不孝”④。六十年一修，算是“迟之”。也有的宗族修谱甚勤，所谓“世之重谱者，每五年一小修葺，十年一大修”⑤。族谱的不断续修，使新增族人入谱，保证族史的连续性，同时，每一次续修也是一次收族活动。
修族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平时的积累，常州庄氏乾隆二十六年修谱，要求族人“自今以往，每分之人，各具素纸，岁记其亲分之名字、履历、男女、嫁娶、生卒年月，三年合成一稿，三十年后梓而颁之”①。
① 《匡氏续修族谱》卷首《新凡例》。
① 《毗陵高氏宗谱》卷1《合修宗谱序》。
② 《小留徐氏九修宗谱》卷2《凡例》。
③ 《匡氏续修族谱》卷首《自叙》。
④ 《古皖刘氏重修宗谱·序》。
⑤ 浙江绍兴《马氏分支宗谱》，乾隆四十四年《重修马氏分支谱序》。
① 《毗陵庄氏族谱》卷首。
清人的修谱，受到朝廷的提倡。顺治十八年始修皇帝的家谱《宗室玉牒》，定制十年续修一次，乾隆九年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圣谕广训》明确号召“修族谱以联疏远”，以此作为笃宗族的手段。事实上，民间也是这样认识的，江苏武进潘姓便把未修族谱看作是“有违圣祖仁皇帝敦孝弟、笃宗族之训，遂招集族人，急急而续修之”②。清朝官员贯彻朝廷的要求，康熙中，湖南宜章知县蒋宗芝鉴于该地人视修谱为“不急之务”，加以劝说，该地大姓立即响应，“于是族谱之作始盛”③。
朝廷的提倡，绅士的响应，形成了清代族谱的一个特点，即把圣谕载入谱书，或把顺治九年，清朝要求人民学习朱元璋“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的“圣谕六言”，载入族谱，大量的是把康熙《上谕十六字》收入族谱，有的族谱甚至把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也收入族谱，如乾隆时修湖南《吴氏重修族谱》、浙江《萧山新田施氏宗谱》收入嘉庄时抄录的《圣谕广训》，道光时所修四川仪陇《胡氏宗谱》也录入《圣谕广训》。而以此所制定的宗规家训就更多了。如同治十年四川唐氏所修《家训十则》的具体内容，基本是照搬《圣谕广训》①。有的族谱要求“圣谕当遵”，即以这些“圣谕”治理宗族。清代族谱的这种特点，表明族谱进一步纳入政治范畴，“圣谕”更加深入人们的生活。
族田宗族共同体为了祭祀祖先，维持祠堂的各项费用，修纂族谱，以及赡养和培养族人，需要一定的经济费用，因此，很多宗族设置了宗族集体的公共财产——族田。
族田的名称很多，大致可分为祭田和义田两类。种类不同，管理也有差别。乾隆年间江苏巡抚庄有恭就清代族田问题指出：“直省士庶之家，其笃念亲友者，每立祀产以供先世蒸尝，立义田以赡同宗贫乏，其祀产、义田岁所收获，除完纳条漕及春秋祭扫、赡给支销外，所有赢余，俱储积以备饥年之用。”②祀产主要是指祭田，又叫祠田、祀田、蒸尝田等，一般的宗族都有数量不等的这类土地，收入主要作为祭祖的费用，因祭田附属于祠堂，祭田的管理，也多同祠堂的组织形式一致。大的宗祠设专人管理，如江苏武进吴氏宗族规定：“公堂祭田，必才品兼优者方可令其经管，令举一人总理，二人监察。”③多数宗族由各支轮流管理祠堂和祭田，如乾隆时广东归善张② 《毗陵永宁潘氏宗谱》卷1《潘氏续修宗谱序》。
③ 《曹氏族谱》蒋宗芝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