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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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康熙《苏州府志》卷2《风俗》。
劳动力的出卖甚至受到劳动者自己的行帮组织的限制。清政府对手工业工人集中的场所总是严加防范和控制。在苏州踹坊。清政府设有坊总甲长，稽查、弹压踹匠。在云南铜矿，官府派驻铜厂的长员设有枷杖等刑具，对违反厂规的矿工实行枷责或插耳箭游行示众。说明手工业工人还受到一定程度的超经济强制。并且由于官府禁止手工业工人为提高劳动力价格、要求增加工资而采取罢工，这就使劳动力的买卖上劳资双方形式上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关系也遭到破坏。可见在清代的一些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部门中，其生产关系与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关系还有一定的差距。
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缓慢，发展程度也非常有限，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由于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极其坚固，难以分解。农民家内分工的发达和农业与手工业以及手工业内部各生产环节的牢固结合，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也使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而封建剥削的不断加重，又使这种“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不断被强化，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严重障碍。此外，在自然经济结构相当稳定的情况下，地方性小市场的发展，不但难以起到瓦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反而更多地起到增强自给性、阻碍地区性分工和国内市场扩大的消极作用。
封建专制政权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清朝廷基本承袭了历代封建皇朝“重农抑商”的政策，这种政策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
清代前期，清廷采取了鼓励垦荒，对灾区实行赈恤、蠲免以及治理水患等措施，这就使清政府在加紧压榨农民的同时，又避免了小农经济的崩溃。清廷的“重农”政策实质上就是利用封建上层建筑的力量来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结果是使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得以不断地延续，造成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
另一方面，清廷的“抑商”政策则直接压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清朝统治者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但要避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因此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虽然比明代有所松弛，但对工商业的总方针仍然是抑制而不是鼓励。清政府对工商业实行重税政策，全国各地税关税卡林立，“关津有过路之税，镇集有落地之税”，商人有时“且贩自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再加上官吏勒索舞弊，“以致商人裹足不前”。这对商品流通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清政府对手工业产品实行违反价值规律的限价收购的做法，不仅见于云南铜矿，在四川、广西、湖南等省的铜矿中、在贵州的水银矿、铅矿中都有类似的情况存在。封建政权以超经济强制的手段对民间手工业进行直接掠夺，窒息了这些手工业部门的生机，商人宁愿求田问舍，将资金转向土地而不愿投入产业。造成这些手工业部门生产萎缩，使资本主义萌芽难以产生，即使产生了也难以茁壮成长。
清廷实行的闭关自守的政策，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产物，这种政策的推行，又更加强化了自然经济的自给性和封闭性，使中国手工业难以开拓国际市场，也使资本主义萌芽缺乏外来因素的刺激。
封建行会对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限制作用也不可忽视。清代手工业行会严格限制铺户的生产规模，规定招收学徒一般只能“三年一出一进”，即学徒期为三年，每次只能招收一名，“违者议罚”。行会抑制手工业的一切竞争，对帮工的工资水平，同业内有统一规定，如嘉庆年间长沙制香业议定，帮工每月工资为一串八百文，每日酒烟钱十文。手工业原料的采购也要受到行会的制约，如道光年间长沙明瓦业规定，原料必须“公分派买，毋得隐瞒独买，如有隐瞒独买者，公议罚钱二串文入公，货仍归公派买”。对手工业产品的价格同样也有严格规定，同业之内的手工业产品必须按统一价格出售，不得“私行减价”，违者受罚。行会特别排斥新来的竞争者。新来者要开铺户，要花费重资才能入行会，按长沙戥秤业规定，新开店者要交入会银二十两，演戏一台，并备酒席请同行，然后才能开张。新开铺户的地点也有限制，戥秤业的新开店者，要隔同行十家之外，方许开设。京刀业的新开店者，必须“上隔七家，下隔八家”。清代的行会往往还与同乡组织纠缠在一起，如“京师瓦木工，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凡属工徒，皆有会馆”。其封建的色彩更为浓厚。尽管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使行会受到很大冲击，像南京丝织业中私人拥有五六百张织机的事例，就表明在一些手工业行业中竞争已突破了行会的约束，但就整个手工业的情况来看，行会的消极作用仍不能低估。行会滞缓了手工业者分化的速度，使手工业普遍停留在铺户作坊的水平上。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一直局限于少数地区的少数手工业部门，都与行会的消极作用直接有关。
第二节四川井盐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清代前期，四川井盐生产工艺，特别是钻井技术有了新的突破，进入了四川盐井技术发展史上的第三个时期——小口深井阶段。这时有了“鱼尾锉”、“银锭锉”、“财神锉”等新型钻具，可打深井至三四百丈，这样就能把蕴藏在三迭系嘉陵石灰岩的丰富盐卤及天然气开采出来。此外，处理井下事故的器械也增多，对于井腔内发生的“走岩”、“崩腔”、“流沙、“冒白”等弊病，亦有一套完整的处置方法。这些工具，构造精巧，功用神妙，在当时堪称绝技。
清廷为恢复盐业生产，令民穿凿盐井，永不加课，兼之钻井技术水平的提高，因而“井灶大兴”，出现盐井数量猛增的热潮。据粗略统计，富荣场雍正时有井二百九十八，锅七百五十五，乾隆二十三年有井四百一十三，锅一千零一。南部县雍正时有井三十九，嘉庆时四百三十六。有的盐井产量极为可观，如富荣场“火之极旺者日海顺井，可烧锅七百余口，。。德成井。。水自井口喷出，高可三四丈，昼夜可积千余担”①。盐井的大量开凿，产量上升，盈利扩大，必然给盐业经营方式带来巨大的冲击，以致在富荣、犍乐这样生产水平较高的盐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四川井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它的特殊性。首先，井盐不同于一般手工业产品，从原料收购到销售成品，都是由同一资本家完成，而井盐产品食盐是由封建政府控制，由商人以引盐、票盐方式在规定地区出售。此外，形式上也没有收购原料的过程，开凿盐井，取得盐卤及天然气，属于生产的范畴。因此，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在商品的生产领域：凿井、采卤和煎制，即井户、灶户、枧户的经营活动中，多少不等的表现出来。其次，井盐业中存在的租佃关系特别繁多而且复杂，土地、盐卤、天然气，以及器用设备均行租佃，契约形式多种多样，资本主义萌芽往往从这些租佃中有所表现。
清代四川井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细密的生产技术分工。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载：“四川货殖最巨者为盐。。。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而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以万计。”这种估计当然是极其粗略的，其中除季节性盐工外，尚包括大量依盐场为生的小商小贩及其他劳动者。在大宁场，也许还把数万供应盐灶烧柴的农民计算在内。就富荣盐场而言，“担水之夫约有万。。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之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有万。。。以巨金业盐者数百家”①。专业盐工确已超过万人。盐场生产规模的扩大，还表现在为盐业生产服务的其他辅助性的行业的种类和数量上。富荣盐场“为金工、为木工、为石工、为杂工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数千家”① 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1。
①。业盐人数空前增多，如射洪县“居民强半以井为业”②。乐山县，“城人半藉盐为市，风俗全凭井代耕”③。如此庞杂的生产体系和规模，很难视为手工作坊的范畴了。
与此同时，盐场内部的生产过程已存在较为细密的、以技术要求为基础的分工。“其人有司井、司牛、司篾、司梆、司漕、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④。富荣场按井、灶、枧大类分工，其中井上工种十五至十九个，用工五十至七十人；灶上工种五至十四个，用工十四至二十三人；枧上工种九至十一个，用工二十八人。盐工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山匠，系钻井技工；碓工，凿井之工，“凿井之工，岁停除日、元日”⑤，一年仅放假两天；辊工，负责井上提卤机械的维修；灶头，整灶技工；烧盐工，“烧盐之工岁不停日，盖天下之至劳苦者也”⑥。此外，尚有担卤工等。生产活动显然已超越了手工作坊的狭小天地。
第二，雇佣关系。富荣盐场盐工原则上是脱离土地羁绊、具有自由身份的劳动者。《三省边防备览》卷九载：“川中沃饶，为各省流徙之所聚。其它陆路来者无论已，即大江拉把手，每年逗留川中者不下十余万人。岁增一岁，人众不可纪计，岂山中垦荒、平畴佣工所能存活？幸井灶亦岁盛一岁，所用匠作转运人夫，实繁有徒，转徙逗留之众得食其力”。这些人浪迹四方，有的为生计所迫，“流而为匪”。有的在盐场取得糊口之机后，生活也就相对安定下来，故有人称“川中近年边腹之安静，得力于盐井之盛为多也”。他们是说不上有什么人身依附关系的。就是在边远的大宁县，“工匠外来者多，平日无事，不足以养多人。。至盐场筒、灶工丁逾千人，论工受值，足羁縻之”①。“境内盐场日聚数千人，待哺者众”②。这种外来工匠、待雇之人，其身份显然是自由的。
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工匠是“得食其力”、“论工受值”的雇佣劳动者。这些人，只要有活干即获报酬。据档案材料载：“富荣厂原有烧盐匠一项人等，按月工资向有成例，自前清嘉道迄于光绪开办官运，均系一人煎烧五口，每口每月定价八百文计算。”③盐工地位与雇主平等。乾隆年间，犍乐盐场① 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1。
② 嘉庆《射洪县志》卷首。
③ 同治《嘉定府志》卷4。
④ 温瑞柏：《盐井记》。
⑤ 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1。
⑥ 光绪《大宁县志》卷1。
① 光绪《大宁县志》卷1。
② 《三省边防备览》卷9。
③ 《自井枧商李同富等为藉会要挟罢厂停煎授招工协恳明断一案报告书》，自贡市档案馆1—1—1。所雇帮工，“每日四十五文工钱，按月支给，同桌吃饭，平等称呼”④。“论工受值”还意味着按有无技术及不同工种付给工资。富荣盐场担卤工，“其力最强，担可三百斤，往返运送，日值可得千钱”。而山匠、灶头因有技术，“其值益昂”⑤。工价除按日、按月计算外，尚有“持签运水”⑥，即一担卤便得一签的计件形式。工资类型已经多样化。另外，技术不仅保证工资高，而且也决定了与井主的关系。灶头、山匠颇受井主重视，关系密切，地位突出，井主甚至把部分招工之权交给他们，表现了出于经营考虑而对技术工人的优待。这一切大致说明了富荣盐场盐工和井主间的金钱雇佣关系，盐工丧失劳力便丧失生计。故有歌谣曰：“跑丁不收手，老来要讨口！”“不要两头（老、少）要中间，害病老死喊黄天！”这些盐业“无产者”的存在，标志着盐业资本主义的产生。
第三，关于盐业资本家。四川盐井钻凿，耗资特巨。“井上工费或数万金，少亦万余金”。有的甚至“费至三四万而不见成功者”。花的时间也长，“常程可四五年，或十余年，有数十年更数姓而见功者”①。故经营盐井颇有风险，困难甚多。但是，“购卤股者，胜于买田，以债息速且厚也”②，却又是捞取丰厚利润的途径，不少商人、高利贷者将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转化为盐业资本。其投资方式主要有四种。其一，直接投资。清代富荣地区开凿盐井，投资者称“客伙”，拥有井基、厂址者称地主，双方签定凿井契约，称为“出山约”。客伙出办井费用，地主则出“一井三基”（井眼、车基、灶基、柜房基），再按比例分成。如乾隆四十四年契约称：“开出之日，地主每月煎烧七天半昼夜，蔡姓（即客伙）等每月煎烧二十二天半昼夜”。有的契约则是按“锅口”计算。所谓“天”或“口”，乃是因投资多少而享有的盐、气收益单位。富荣东场以每月天数划分收益，即将每月三十个昼夜分为三十班，又称三十天，三十日分，三十水分。富荣西场则将每月总产量分为二十四锅，称为锅口、锅分。
直接投资中，独资经营者极少，多系合资。嘉庆元年契约中，客伙竟达二十人，所占锅分三口者一人，二口者一人，一口者八人，半口者八人，四分之一口者二人。投资按“半口”为单位，数额当然要小得多，而且还不是一次投资，“所有佃价、淘费、修造、照口分陆续派逗”，多为按月缴纳，并规章严格：“每月清算，如有一月使费不清。。另邀开户，不得言及已前用过工本，亦不得私顶外人”。常有被取消股份资格的可能，这些人日后多成为大投资者兼并的对象。
④ 清刑部钞档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九日总督四川保宁题。
⑤ 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1。
⑥ 《四川盐法志》卷2。
① 《四川盐法志》卷2。
② 民国《云阳县志》卷10。
其二，“做下节”。由于钻井耗资费时，有人办井多年，资金告尽，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在此关键时刻，一些投资者乘机顶井锉办，待成功后，分享、甚至独占成果，此曰“做下节”。出让者称上节，有的上节系“绝顶”，即收回全部工本，他日钻井成功，则不得分息。或者只收回部分工本，或者不收回工本，则井成功后，按成取得日分或锅分。如嘉庆初契约载蒋姓继王姓后做下节，顶日分六天二分半，余二十三天七分半由原上节继续按所占日分投资。
投资下节者，多认为该井所处地势优越，卤源丰富，前途乐观。虽然一次支付现金数多，实乃获取钻井成功捷径。如顺龙井深已达二百五十余丈，只因“天年欠丰，无力承办”，为福全灶所接办，竟然取得水、火净日分十五天。自然也有例外，有的下节资金耗尽，而井未成功，又得转顶他人。如果不立即寻找后继而造成停工住锉，则原之上节可将井收回，且不偿付工本。这样，前之下节作为中节，新顶之人又称下节了。如同盛井转顶蔡、万、寇、喻四姓，已达四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