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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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籍人会馆原是比比相望。据统计，道光以前佛山共有商业会馆二十五所，手工业会馆二十六所。全镇的工商店号在三千家以上④，铺户贸易和转运贸易成为主要的贸易形式。
景德的瓷品在明代已有广阔的市场，清代进一步扩大。在国内，“景德镇陶器行于九域”⑤，在国外，“江西瓷器、福建漆器果品，皆夷所好”⑥。甚至法国、俄国的皇室也曾在景德镇订制瓷器⑦。景德镇也就成为商人云集之所。康熙年间，“豪商大贾咸聚于斯，事陶之人动以万计”⑧。清代前期，景德镇有都昌、抚州、饶州、徽州、苏湖等会馆二十余个。
汉口“地当天下之中”，因此商业贸易也极其繁盛。乾隆《汉阳府志》载：“汉镇一镇耳，而九洲之货备至焉。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泊数千万，九洲诸大名镇皆有让焉，非镇之有能也，势则使然耳。”①清人刘献廷也言：“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②汉口的商业，以淮盐、粮食、布匹、木材为大宗，故称“该镇盐、当、谷、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③。清代的汉口，是中南地区淮盐最大的集散地。清代的汉口，也是米粮贸易的一大中心。当时从汉口出发的粮道有两条，一条从汉水运陕西。例如，雍正十一年有粮船一千五百只经陕西，每船载重三百至五百石，共约六十万石④。另一条顺长江把四川、湖南的米转运江浙。雍正年间，“湖广”之米运江苏年约一千万石⑤。汉口还是布匹的一大销场，布是湖北省的特产。“其名有扣布、线布、椿布、边布、大布、小布、梭布、条布诸种。其售货有山庄、水庄、京庄、门庄之异。其精者皆远行滇、黔、秦、蜀、晋、③ 《佛镇义仓总录》卷2《劝七市米户照实报谷价启》。
④ 根据道光《佛山忠义乡志》、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各碑刻、族谱等互参辑补，按建馆年代录取，如无确切年代则以是否佛山传统工商业择取。
⑤ 乾隆《浮梁县志》卷首，旧序《沈嘉征序》。
⑥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
⑦ 参阅《景德镇陶瓷史稿》第254 页。
⑧ 乾隆《浮梁县志》卷首，旧序《沈嘉征序》。
① 乾隆《汉阳府志》卷12 地舆，《汉镇形势说》。
②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页15（上海进步书局印行）。
③ 《皇朝经世文编》卷40，页10 上《户政·仓储下》·晏斯盛《请设商社疏》。④ D。 H。 Perkins·Agriculrural Developmentin China，1969 年，第148 页，转引自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 年第1 期。
⑤ 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1972 年版第573 页，转引自吴承明文。豫诸省。府布佳者东南吴皖之民亦珍焉。盖全省利源之所在，此为最巨。”⑥当时不少产区的布匹通过农村市集转贩汉口，再运销全国各地。乾隆年间，汉口布匹贸易甚旺，“四方来贸者，辄盈千累百，捆载以去”⑦。此外，汉口还是一个木材的集散地。清初姚鼐《汉口竹枝词》称道汉口盛况云：“扬州锦绣越州醅，巨木如山写蜀材。”⑧可见木材贸易的兴旺。清中叶时，汉口镇的年贸易额达到一亿两左右，堪称当时中国各大工商城市之首。
清前期，汉口有”贾户数千家，盐商典库咸数十处”①。会馆公所，四处林立。据民国《夏口县志》卷五建置志记载：道光以前建立的会馆公所有三十九座，建馆年代不详的有五十六座。各省商人在汉口活动的街巷，至今仍保留着反映其地域的名称，诸如：新安街、新安巷、徽州巷、安徽街、宝庆街、金庭巷、元宁巷、江苏巷、广东巷等②。由此可见，汉口的商业在中南数省中占着首屈一指的地位。
朱仙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商业有很大发展。乾隆年间，朱仙镇已成为“水陆舟车会集之所”③。南门外贾鲁河沿岸，码头林立，长达五里。朱仙镇输出货物以西北山货、本省牲口与土特产为大宗。输入货物以木材、瓷器、茶、盐、糖、纸、布匹、粮食、京广杂货为大宗。入多于出，是其贸易的特点。当时聚集在朱仙镇的外籍商人有山西、陕西、甘肃、安徽、福建诸省人。以山西帮商人势力最大，山西票号独揽全镇金融权，设有山西会馆。陕甘帮多经营山货皮毛，安徽帮多经营典当茶业，福建帮多经营米糖业，本省商人则多经营酒馆饭店及一般工商业。此外，朱仙镇还有回族小商贩和手工业，镇中建有清真寺两所。④清代前期，朱仙镇不仅是河南，而且亦是华北最大的水陆交通联运码头。
三、街区镇貌的发展变化。
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天下四大镇的街区和镇貌也在迅速变化。康、乾年间，佛山的手工业区域和商业区域已基本形成。冶铁业主要集中在镇西南部地区，陶瓷业主要集中在石湾一带，纺织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东南部的乐安里、舒步街、经堂古寺、仙涌街一带。商业闹市区则集中在北部、中部地区。乾隆至道光年间，佛山铺区从二十五增加到二十七个；街巷从二百三十三条扩展到五百九十六条；墟市从三墟六市发展为四墟十一市；码头津渡⑥ 宣统《湖北通志》卷21《舆地志·物产三》。
⑦ 乾隆《汉阳府志》卷28，《食货·物产》。
⑧ 《汉口丛谈》卷2。
① 《汉口丛谈》卷3。
② 转引自范植清：《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 年第2 期。③ 乾隆《大清一统志》卷149《开封府》。
④ 参阅李长传：《朱仙镇历史地理》，《史学月刊》1964 年12 期。
从十一个发展为二十八个①；编户人口则从二十万发展为二十七万，若加上旦民和外地流入佛山的谋生者，实际人口不会少于三十万②。至此，佛山发展成为“周遭三十四里”的繁华大镇。
景德镇的街区在清初也有很大发展，时称：“列肆受廛延袤十数里，烟火近十万家。”③到嘉庆年间，景德镇街市的范围“自观音阁江南雄镇坊至小港咀，前后街计十三里”④。景德镇从此成为天下注目的泱泱巨镇。这个规模，一直保持到解放前夕。
汉口的街区随着入清以后商业贸易的繁兴而不断修建扩大。乾隆四年，增建接驾嘴、三善巷、艾家嘴等街道⑤。到嘉庆年间，接驾嘴已是“上下数里，商贾云集，五方杂居，尤为汉口市盛之区”⑥。汉口的堤外，是淤塞的襄河故道。昔时“荒沙一片”，此时也“居民丛聚，渐成街市”。“民居鳞比，十倍于前，但名堤街，几不知为湖堤矣”①。到道光初年，汉口已发展为“东西三十里有奇”的江畔雄镇②。
朱仙最盛时，市区范围，北至今离镇四里的小王店，南至八里的腰铺，东至三里的宋寨，西至二里的豆腐店，面积约五十方里。贾鲁河贯穿镇中，把全镇一分为二。河东为东镇，河西为西镇。镇内街道店铺林立，呈专业性聚集。东镇的主要街道有：经营南北杂货的杂货街，经营爆竹作坊的炮房街，米麦商铺集中的曲米街，油业行店集中的油篓街，普通商铺较多的仙人桥街，其中以杂货街最为繁盛。西镇的主要街道有：普通商铺相接成排的西大街和顺河街，经营京广苏杭时货的京货街，经营估衣典当的估衣街，经营铜器作坊的铜货街，其中又以西大街为最繁盛。全镇街道布局整齐，南北行的街道宽约四米，东西行的街道宽约三米。房屋多平房式，墙坚基固，院整式宏。朱仙镇人口有多少？尚未有确切材料证明。不过有人估计朱仙镇全盛时有户四万，人口二十余万。③五十方里的镇区范围，二十余万的城镇人口，俨然是北方一大巨镇。
应该指出，朱仙镇兴盛的时间不长。乾隆以后，因“河身逼仄”、“镇河不治”，“商贾有所畏忌，而货聚于周家口，不以镇为贾区”④。
① 参看乾隆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乡城志》；《光绪十年佛山清涌碑记》。② 参阅罗一星《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5 年第3 期。③ 乾隆《浮梁县志》卷1《疆域上·风俗》。
④ 《景德镇陶录》卷1《图》。
⑤ 宣统《湖北通志》卷33《建置志·乡镇一》。
⑥ 《汉口丛谈》卷2。
① 《汉口丛谈》卷1。
② 《汉口丛谈》卷6。
③ 参阅《朱仙镇历史地理》，《史学月刊》1964 年第12 期。
④ 乾隆《祥符县志》卷3《河渠志·附议》。
天下四大镇的特点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和繁盛的商业贸易是天下四大镇城市经济的主要基础。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与“郡县城市”迥然不同的若干特点。
我国郡县城市中的绝大部分居民是官僚、地主、驻军和游民等消费人口，工商业者是绝对的少数。天下四大镇却与之大不相同。佛山从明代开始，冶铁、陶瓷这两大行业的工人就是佛山市民的主要成员。乾隆年间，“四方商贾萃于斯，四方之贫民亦萃于斯。挟资以贾者什一，徒手而求食者则什九也”①。景德从明代始亦已是制陶工人成为合镇居民的主体。清初时景德人户近十万家，其中“窑户与铺户当十之七，土著十之二三。”②汉口，“居斯地者，半多商贾”③。居民也是经商者居多。朱仙是商贾辐辏之区，行商坐贾，手艺工人和船户，也占了其镇民的绝大多数。由上可见，一定数量的工商业户的定居经营，是天下四大镇产生发展的共同前提，工商业发展造成的社会分工和城乡差异，则是它们产生的共同途径。
我国封建城市都是县治以上各级政权的所在地。整个明代，佛山实际上并无常设的官府机构。清承明制，从顺治到雍正近百年时间，佛山也是不置一官。直到雍正十一年以后，佛山才陆续设置了海防分府同知、巡检司等分治机构。但至辛亥革命前，佛山一直不是县治所在。佛山所设的文武机构，“皆僦民舍以居，无定所”①。景德与佛山很相似。明隆庆前，“该镇巡捕事务原属附近桃树镇巡检”②。桃墅离景德一百余里，实难管辖。清代，景德镇仍设御窑厂，移饶州府同知驻扎景德镇厂署，分防景德，并将桃墅巡检司改移驻镇，兼管窑务。这个建置，不如一个县治。清代汉口镇分属于仁义、礼智两巡检司，乾隆三年，因汉口已成水陆通衢，调武昌水师一营改驻汉口镇。但有清一代，汉口镇皆隶属于汉阳县③。朱仙镇隶属祥符县，一向无设巡检。乾隆十一年始移清军同知署驻此④。直到光绪年间朱仙镇衰落，清廷也没有在此设县。
四大镇政治统治比较薄弱的原因，是我国封建政权的各级权力机构，一般都只具有政治功能，诸如断案、平叛、赈灾之类事情的处理能力。至于扶植手工业、疏通商业贸易等经济功能则极其微弱。对于四大镇这样的纯属经①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6《乡俗》。
② 乾隆《浮梁县志》卷6《疆域·风俗》。
③ 《汉口丛谈》卷2。
①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2《官典》。
② 同治《饶州府志》卷3《舆地》。
③ 《汉口丛谈》卷1，乾隆《汉阳府志》卷19《兵防志》。
④ 乾隆《续河南通志》卷12《舆地志·公署》。
济发展而勃兴的工商巨镇，还未有相适应的机构设置。这种政治统治的相对薄弱，客观上有利于四大镇的经济发展，致使四大镇避免了大量的官吏、驻军、游民等消费人口的增加，从而也相对减少了超经济的剥削和掠夺。这对四大镇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不啻是一个良好的条件。
手工业是封建城市的主要生产部门。就城市手工业生产结构而言，有官营手工业作坊、民营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三种形式，它们成为封建城市经济结构的基本内容。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时期里，官府手工业是城市经济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占着主导的地位。清代天下四大镇如何呢？佛山的城市手工业，完全是私营手工业。以最重要的冶铁业而言，其中有三种经营方式：家庭小作坊、家族大作坊和商人经营的大作坊。佛山冶铁业最普遍的经营方式是家庭小作坊，这是私营手工业的低级形态，实行产销结合的经营形式，前门开店经销出售，后面从事加工生产。家族大作坊经营方式常常出自佛山的大姓望族，主要是在明代存在发展。清代以后，随着宗法势力在佛山经济中的减退而衰落。商人经营的大作坊多由外地商人挟资迁来佛山后开办。清初时麦念居“性好货殖而蕃财。。长子宗泰，是以创立炉冶之艺”①。康熙时，鹤山人冯绍裘的先世“迁佛山，占籍南海，治铁冶，有锅炉数座”②。同时的顺德人梁俊伟“来佛创立机房，名梁伟号，因家焉。诚实著闻，商业遂振”③。其机房百年不衰，历康、雍、乾、嘉四朝，道光九年仍由其后人继承开业④。商人没有手艺，作为作坊主，他必须完全依靠雇工生产，这是私营手工业结构中的最高形态，资本主义萌芽常常在这类作坊中产生。
景德的城市经济结构不像佛山那么单纯。其手工业生产结构由官营手工业作坊、私营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三部分组成。官营手工业作坊就是御器厂，私营手工业作坊是民窑，个体手工业者指的是大量的家庭制瓷手工业者，从窑座数量和工人人数看，明中叶御厂最盛时也只有五十八座窑，“大小工匠约有五百，奔走力役之人不下千计”①。随着明后期“官搭民烧”制度的施行，御厂内部的窑座陆续减少。清乾隆末年，实行“尽搭民烧”制度，此后，御厂内部设置的窑座已不复存在。而早在明万历时，民窑佣工已“每日不下数万人”②。比御厂人数多几十倍。清乾隆时，景德有“民窑二、三百区”③。从产值数量看。清代前期估计民窑年产总值约在六百万两以上。① 麦祝时《麦氏族谱》②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人物·冯绍裘》。
③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人物·梁俊伟》。
④ 《道光九年鼎建帽绫行会馆喜助工金碑记》有“梁伟号”等202 家（人）机户记载。① 雍正《江西通志》卷27《土产》。
② 光绪《江西通志》卷49《舆地略·物产》；肖近高：《参内监疏》。
③ 乾隆《浮梁县志》卷5《物产·陶政》。
而清代前期每年御器烧造费用一般都在八千两至万两之间，若将此数扩大十倍，折算为御器年产总值，则为八万两至十万两。即民营瓷业的年产总值高于御器年产总值约七十几倍④。由此看来，明清景德镇瓷业中乃是民窑生产居主导地位。
汉口和朱仙以商业贸易为主，手工业不占重要地位。但其手工业皆是民营手工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嘉庆年间，汉口铁行分为十三家，共有铁匠五千余名⑤。其他如制木、制袜、碾米等手工行业也均系私人开办，各建有会馆和公所⑥。清代朱仙镇的制曲业，也是由“西商携其厚资”来镇“开坊踩曲”⑦。朱仙镇其他手工行业，诸如年画，酿酒，食品加工等，也为本地手工业者和商人经营。
由上可见，佛山和景德的民营手工业在城市经济结构中确实占着主导地位，而汉口和朱仙的手工业也皆属民营性质。这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