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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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山族主要种植水稻，其“耕种，如牛车、犁、耙与汉人同”①，而且耕田、种地以妇女承担，《东宁陈氏番俗图》题记说高山族“以女承家。。番妇耕稼，备尝辛苦，或襁褓负子扶犁，男则仅供馌饷”。
高山族是“集通社阄定日期，以次轮获”。收割时，“各家皆自蠲牲酒以祭神，遂率男女同往，以手摘取，不用镰铚。或以车运，或以身担”。收割回来，各户“相劳以酒”。收成后，“于屋傍围以竹箙，覆以茅苫，连穗倒而悬之，令乾为粮”②。《图册·刈禾》画面上描绘的肩担车运正是高山族全社各户男女共同协作收稻的情景。
图册大部分描绘高山族的风俗习惯。《东宁陈氏番俗图·番戏》就是描绘他们歌舞的情景，画面展现在高山族公廨前的空地上，一队高山族男女，各着盛装，手戴铁臂环，两耳穿孔，用篾圈抵塞，耳大垂肩。男子头着髻发，插雉尾及五色鸟羽。女子盘发，头戴纱头箍。男女皆戴贝制项珠。腰下以色绸锦缎重叠围之，另缀绮罗于肩之左右。男女皆光脚。他们翩翩起舞时，年长的高山族，一执羽幡，相引以为进退之节；一执锣，鸣金以为起止。跳舞时男女无定数，以手相挽而相对，举身摆荡，足下轩轻而应，循环不断，为两匝圆井形。正是黄叔牵骸靶只诽说桶海┮馑省！雹俑呱阶宓幕橐霰冉献杂桑馐保蟛糠值厍敌心赶凳献宓淖逋饣橹疲础叭胱浮被椤Ｅ邮艿街厥樱短ㄍ宸缢淄肌诽饧窃疲骸胺厣笁儆诩遥街凶簧谐鲎福街拮！迸映ご笾螅汀肮刮荻谰印保康痹掳追缜逯梗呱阶宓穆榇铮ㄎ椿榍嗄辏┐底嘧沛告付谋求锘蚩谇伲谏缒诼健Ｉ倥绻不叮汀昂投χ薄！熬枚庑常烁娓改浮薄Ａ哂幸皇资栊吹溃骸氨求锴逑於粜性疲信讲喽牛涡慕锻┐垡猓党鲎课木！雹冖佟』剖瀛‘：《台海使槎录》，卷5。
② 《东宁陈氏番俗图·刈禾》题记。
① 黄叔骸短êＪ归堵肌肪�6。
② 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东宁陈氏番俗图》和《台湾风俗图》所提供的十八世纪台湾高山族同胞耕耘、收获、纺织、围猎、筑屋、婚礼、娱乐、课读等生动场面，为研究高山族人民当时经济发展和社会风俗之珍贵的形象资料，是十八世纪台湾高山族的一部形象生动的社会生活史。
第二章研究概述第一节辛亥革命（1911 年）以来的清史研究有清一代，私人不准撰写国史，只能论述具体问题，仅官方的国史馆、实录馆才能编写皇帝之实录和王公大臣传记，所以对清史的综合、系统、正式的研究，主要开始于清亡之后，即1911 年辛亥革命以后。①开始，由于清亡不久，对清史研究基本上存在两种倾向。第一种是一些前清遗老仍站在清王朝立场，为清帝歌功颂德，对其灭亡十分惋惜，蔑视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这主要表现在《清史稿》的纂修上。
妄图称帝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拉拢网罗了一些前清遗老，于1914 年成立了清史馆。当时的国务院申请立馆的呈文称：“大清开国以来，文物灿然，治具咸饬。。。洎乎末叶，孝定景皇后尤能洞观世势，俯察舆情，宣布共和，与民更始，用能成德美文明之治，洵足追唐虞捐让之风，我中华民国追维让德，于大清皇帝特颁优待条文，崇功报德，无微不至。”故要为之修史，以报其恩。
当时的国务院聘请曾任盛京将军、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为总裁（后改称馆长），延聘光绪进士任至湖北提学使的柯绍忞和于式枚、缪荃孙、秦树声等一百余人为总纂、纂修、协修等。于式枚、缪荃孙等六人在联名合上《谨拟开馆办法九条》中，公然申称：“我大清定鼎二百余年，厚泽深仁，休养生息，上无失德之君，下无抗令之臣，固属前代所希有，而武功赫奕，拓土开疆，文教昌明，轶唐绍汉，急宜及时记载，足以信今传后。”这明显系欲借修史歌功颂德，以报旧主皇恩。①《清史稿》从1914 年开馆到1920 年写出初稿，1927 年第一次初版，后经改删，于1934 年再次出版，共五百二十九卷。1928 年国民党政府进入北京以后，清史馆被故宫博物院接收。1929 年12 月，故宫博物院聘请部分专家审查《清史稿》，给它定上错误、罪状十九条：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称颂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体例不一致，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传表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事迹之年月不详载，泥古不化，简陋，忽略。他们认为此书作者“自翊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遂至乖谬百出，开未有之奇”，“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请列为禁书。②第二种倾向是带有革命党人偏激的民族情绪，抨击清皇朝，不少作者甚至把满族视为外族。较早出版之书是汪荣宝、许国英合著的《清史讲义》二① 本节参考了陈生玺、杜家骥著《清史研究概说》一书。
① 朱师辙：《清史述闻》。
② 朱师辙：《清史述闻》。
册。此书于1913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分四编：开创时期；全盛时期；忧患时期；改革时期。作者认为，清朝的灭亡，系由于民族歧视和专制之压迫。作者明确指出：“其灭亡之原因，至为复杂，而最初之恶感，则在满汉待遇之不平，和厚己族虐使汉族，实为总因，加之前此诸帝之极端专制。。而清所必亡也。”另一部书是刘法曾的《清史纂要》，1914 年出版。此书共七章，分为崛兴、极盛、衰弱、改革及灭亡四个时期。作者写道：清与北魏、北齐、辽、金、元诸外族入主中国者不同，它“传绪至二百余年，于西域拓疆，方域殆数万里，则前古外族占领中土未有之奇”。它之灭亡，在于残酷的民族压迫，从国初之“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惨无人理”，迄康熙乾隆之朝，“辄复大兴文字之狱”。
这一年（1914 年）出版的日本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影响更大，此书虽认为满族系外族，但“其统治得宜，享国历年之久”，远比元朝更强，对清朝的历史地位作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是当时唯一的一部对清代历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研究的学术著作。
另外，还有吴曾祺的《清史纲要》，上海文明书店编辑的《清鉴辑览》，黄鸿寿的《清史记事本末》（80 卷）等书，亦于1913—1918 年之间陆续出版。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清史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其主要代表作为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萧一山（1902—1978）江苏铜山县人，他读了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后，即以中国史学界未能写出一部清史而深为遗憾，于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后转入历史系，发奋要写一部清史，1923 年写成《清代通史》上卷，起自后金建国，止于雍正，五十万字，由中华书局出版。1926年完成中卷，六十万字，1930 年出版下卷，三卷共约二百万字。1948 年萧一山到台湾后，对其书进行修改补充增订，共五卷，约四百余万字。
萧一山就读北京大学时，正值五四时期，学术空气较为自由，接受了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他在1923—1930 年出版的三卷《清代通史》中，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有清一代的历史，是满清入据中原统治中国的历史，同时也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国民族革命的历史。他将文化置于特殊的地位，统率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思想，学术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他把民族革命置于首位，对与民族革命有关的秘密结社，如三点会、天地会、洪门等，叙述较为详细。这些皆是本书的特点。他自称“本书参考书籍，不下六七百种”，“所述为清国史，亦即清代之中国史，而非清朝史或清室史也”。此书上卷出版时，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蒋梦麟、朱希祖，清华大学教授梁启超，日本教授今而龙等，纷纷为其作序赞扬。
此书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如其受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影响太深，有些地方照抄《清朝全史》，《清朝全史》错了，它也跟着错。它的取材，多为转手材料。对一些史学界已证明纯系传闻附会之遗闻野史，如陈圆圆之事、顺治帝出家、雍正帝之即位及暴崩、乾隆帝为海宁陈姓之子，等等，此书仍坚持原述，不予更改。后来他在台湾出版的修改版中，又将北伐和抗日战争也写入，并作了错误的评述。
对清史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工作且取得重大成就的是孟森（ 1868 —1938）。孟森，江苏武进人，早年留学日本政法大学，辛亥革命后当选国会议员，1923 年起专心研究清史，1931 年就任北京大学教授，直至逝世，先后发表出版《心史丛刊》一、二、三集、《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明元清系通纪》、《明清史讲义》、《明清史论著集刊》等论著。
《心史丛刊》包括《奏销案》、《科场案》、《朱方旦案》、《董小宛考》、《金圣叹考》等十五篇文章。《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包括《太后下嫁考实》、《世祖出家事考实》、《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三文。《明清史论著集刊》是1959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共有四十四篇，收录了前述两书及其他文章，如《八旗制度考实》、《建文殉国事考》、《清太祖起兵为父祖复仇事详考》、《清太祖杀弟考实》、《清太祖由明封龙虎将军考》等等文章。这些文章对清朝开国史和明末清初史的许多重大问题给予了深刻的分析论述和考证。《明元清系通纪》原名《清朝前纪》，已印出十六册，计九十余万字，系用明代的纪元叙述清朝的世系，起于洪武四年，止于嘉靖三年（1371—1524）。它论证清楚了清之先世和清朝兴起的历史进程，也说明了元明时期东北女真族的发展变化。《明清史讲义》是孟森在北京大学教书的讲义，上册为明，下册为清。清史主要分为开国、巩固国基、全盛、嘉道守文四章，特别肯定了康熙帝削平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收抚外蒙古、亲征噶尔丹的重大功绩，对雍正帝也作了“好名图治、于国有功”的正确评述。此书对清朝前期二百年之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简要叙述，为研究清史者必读之入门书。
总的来说，孟森提出、论述和解决了许多历史上存疑的问题，开拓了清史研究的一些领域，以及他所提倡客观求实的学风，成为辛亥革命以来清史研究之先驱者，形成为清史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学派，并且影响了后来的一批清史学者，如郑天挺、谢国桢、罗尔纲、李光涛、谢兴尧、商鸿逵、王钟翰等教授，使之进一步推动了清史的研究工作。
郑天挺（1899—1981），福建长乐人，192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任北京大学教授、秘书长、历史系主任，后为南开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著作有《清史探微》、《清史简述》等。《清史探微》收有《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墨勒根王》、《释阿玛王》、《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满洲入关后几种礼俗的变迁》、《清代的包衣制度与宦官》等文章，科学地评价了满族和清朝的历史地位，阐述了清朝的历史。此后郑天挺又发表了一些新作，收入《探微集》中。郑天挺是继孟森之后最著名的明清史学者，其《探微集》和《清史简述》备受学术界推崇，蜚声海内外。
谢国桢（1901—1982），河南安阳人，历任北平图书馆编纂、中央大学教授、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谢国桢既是明清史专家，又兼长于目录学和史料考证。有《清初开国史料考》六卷和《晚明史籍考》二十卷，著录了清朝开国史和南明史、清朝前期史的大量史籍，是两本具有学术价值很高的资料工具书。还著有《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清初流人开发东北考》、《顾宁人学谱》、《黄梨洲学谱》、《孙夏峰、李二曲学谱》等书。
第二节1949 年以来的清史研究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尤其是1978 年以后，清史研究蓬勃发展，论著累累，进展迅速，成就远逾昔日。
建国后四十年里的清史研究，显现出五大特点。第一，人员众多。以前从事清史研究之人寥寥可数，全国范围内没有一个专门研究清史的研究室，而现在，比昔日人员增数十倍，并有一批专门研究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清史研究室，人员最多时达到二十四人，其中有研究员（教授）、副研究员十九人。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也有一批研究清代民族、经济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特设清史研究所，研究者约四十名，其中有教授、副教授二十余人。南开大学的历史研究所，专研清史者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十余名，历史系亦有清史教授、副教授、讲师近十人。辽宁大学设立的清史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辽宁社会科学院、吉林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简称一史馆）、北京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亦各有一些以研究清史为主的教授、副教授，每当开全国清史会或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时，与会代表通常都有一百余人。
第二，思想明确。大多数清史研究人员在继承严谨求实学风传统的同时，重视理论修养，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科学论著，力图运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分析历史问题，理论探索和分析水平大大提高。
第三，史料丰富。清史资料浩如烟海，大多数清史研究人员长期辛勤搜集史料，阅读清实录、方志、文集、笔记、契据，特别是大力查阅以往罕为人用的巨量档案资料，发现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出版了许多资料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清代地租剥削形态》、《清代土地占有和反封建斗争》，合译的《满文老档》，一史馆编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1—15 辑）及《历史档案》杂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档案系合编的《清代的矿业》，等等，这些都为清史研究的迅速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史料基础。
第四，领域开拓。前人的研究虽也取得不小成绩，但总的来说，过去的清史研究仍处于开始阶段，涉及的方面和问题并不多，清史园地中仍有许多处女地。四十年来，情形大变，原有的重要问题在不断的深入，又开辟了许多新领域，对一批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清朝开国史、清前期的历史地位、清朝的官制兵制与政治制度、康乾盛世、清太祖至乾隆帝等诸帝之评价、资本主义萌芽、租佃制、重大战争、社会生活、饮食文化、中外关系，等等，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第五，成果累累。由于上述原因和清史研究人员长期努力钻研著述的结果，四十年来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一大批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