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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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六年起，每隔年一次，十六年以后一年一次，巡幸避暑山庄或到木兰秋狝，直到嘉庆四年（1799）逝世为止③。
①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3。
②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
③ 《清史稿》卷90《礼志九》。
④ 《清史稿》卷90《礼志九》。
① 《康熙起居注》第1 册，页327—328。
② 《热河志·围场一》卷45《康熙起居注》第1 册，第686—687 页。
③ 乾隆在位六十年，自六年起，不但隔年一次或一年一次到避暑山庄，而且嘉庆四年逝世前为太上皇三年，也年年到避暑山庄。
所谓木兰秋狝，其真正的含义是到木兰围场行猎讲武。但是清代以避暑山庄为第二个都城，凡是到避暑山庄及其附近巡幸、集会和处理政务、消遣游乐都和行围一样泛称为木兰秋狝。实际上不都是行猎。乾隆帝到避暑山庄持续近六十年，仅六年至五十六年中，有四十次秋狝④。
木兰秋狝频繁举行，包括的内容很多，然而其目的性，康熙帝只说是为习武训练，实际还有别的。他在生平最后一次行围时强调，从前有人“以朕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然后列举清军平定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等，“立功绝域”的业绩，归结为“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①。还有一个是在木兰秋狝时接见蒙古四十八旗的领袖，加强对塞外民族的控制②。乾隆六年准备第一次木兰秋狝，宣称其目的主要有三：一是遵循祖制；二是习武练兵，三是怀柔蒙古。因为在此之前监察御史丛洞上奏，以“第恐侍从以狩猎为乐”和“纪纲整肃，营务罔弛”为由，请求“暂息行围，以颐养天和”。乾隆帝针锋相对指出，“古者春菟，夏苗，秋狝，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故，皆因平日训肆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至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而纪纲整饬，政事悉举，原与在京无异。至巡行口外，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怀远之略，所关甚钜”。他还为乃父雍正未曾举行木兰秋狝辩护说：“皇考因两路出兵，现有征发，是以暂停围猎。若在撤兵之后，亦必举行。”于是乾隆把他的木兰秋狝目的罗列为，“朕之降旨行围，所以遵循祖制，整饬戎兵，怀柔属国，非驰骋畋猎之谓”③。这番言论基本上反映了他们秋狝的目的，所差的就是从康熙帝到乾隆帝，都否认他们有以“狩猎为乐”，或为“嬉游而来”④。但是有时的确以此为目的，或夹杂这样的目的。
有清一代举行木兰秋狝，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康熙帝即位之初，比较朴素，仅规定皇帝行围驻所设护军统领、营总各一人，率将校先往度地势，或备院设行营，建帐殿。缭以黄髹木城，立鹿门，覆以黄幕。其外为网城，宿卫屯置，不越其所。十年，罢木城，改黄幔①。十六年，康熙帝首途内蒙，以巡阅边外调喀喇沁郡王扎什、公乌忒巴喇并塔布囊西达等率兵丁一千五百名为向导②。二十年确定了木兰围场的地点。二十一年制定行猎纪律，康熙帝下令每年派兵一万二千人，分三班，一次四千人，于四、十、十二月，赴口外行猎。部院衙门官一并参加“娴习骑射”③。二十二年，康熙帝出古北口行猎，至木兰围场，置行官，张黄幔，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和赏赐蒙古王公台吉、蒙古众官兵及管领围场的蒙古王公台吉等④。二十三年，由黑龙江将④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
① 《清圣祖实录》卷299。
② 毕梅雪、侯锦郎：《木兰图》页11。
③ 《清高宗实录》卷136，页10—11。
④ 《康熙起居注》第3 册，页1891。
① 《清史稿》卷90《礼志九》。
② 《清圣祖实录》卷69，页11—12。
③ 《清圣祖实录》卷106，页13—14。
④ 《康熙起居注》第2 册，页1026—1029。
军选送精骑善射的满洲兵四十人，分隶上三旗，组成虎枪营，置总统、总领管辖，扈从皇帝围猎，所谓“大狩行田，遇有猛兽，列枪以从”⑤。从三十四年起，康熙帝一行出古北口外巡历，命大学士阿兰泰留京处理章奏，从此有“留京”之说⑥。至四十二年热河避暑山庄建立，木兰秋狝的行程就先期由北京出古北口，到热河。至中秋后，再到围场，渐趋固定为成例。
设官管理木兰围场也是从康熙时开始的。木兰围场是这个皇家大狩猎场的总称。地处蒙古各部落的中央，按当时的四至，东北为翁牛特，东及东南为喀喇沁，北为克西克腾，西为察哈尔，南为热河①。这里林木葱郁，水草茂盛，群兽聚以蕃息。围场的四周，树以木栅，称为柳条边，以分别内外。进出有道口。围场之内，又按地形和草木稠密的分布，划分为一个个小围场。每个小围场，均选择一处平坦高冈为中心，四周有稠密的林木。整个木兰围场包括这样的小围场六七十处②。各个小围场之间相距远者数十里，近者只有几里。围场设立以后就派了翁牛特和阿鲁科尔沁等部的王公为管领。康熙四十五年正式设总管一员，章京八员。乾隆十八年进行一次大改动，除把总管从四品提为三品，章京从六品提为五品以外，又设左右翼长各一员，秩四品，骁骑校八员，秩六品。总管归属于理藩院，统辖翼长、章京、骁骑校等。守卫围场的是驻防的八旗满洲、蒙古兵丁，康熙、雍正年间不到二百人，乾隆十八年增至八百人。他们按八旗方位，以一旗为一营房，每营统五卡伦（哨所），总计四十卡伦。“各有地界，分司稽察”③。乾隆时还设置综理行营王公大臣一人，凡启行、校猎、驻跸、守卫诸事皆归其统属。又在全部六七十处小围场中，每年选择十八九处，或二十处作为秋狝之所，其余隔年一轮换，以使野兽得到繁殖，时人赞称“盖于讲武中寓好生之德”④。设围所在，必事先通知并作好一切准备。届时官兵赴场布列，祗俟御跸临围。乾隆帝每次行猎，除原来的蒙古四十九旗及喀尔喀、青海诸部蒙古分班从围以外，还有来自数万里之外的土尔扈特等部。二十年，更定网城置连帐一百七十五，为内城，设旌门三，分树军纛，称为金龙。外设连帐二百五十四，为外城，设旌门四，称为飞虎。外周设宿卫警跸，立帐房四十，各建旗帜，由八旗护军官校环卫①。
举行木兰秋狝多在七、八月。先期各驻防长官选派精于骑射的人赴京练习。按例，每年蒙古各部要选一千二百五十人为虞卒，叫做“围墙”，以供参加合围之役。届时，皇帝戎装乘骑出宫，扈从引导如巡幸之仪。既驻行营，禁止兵士践踏田禾，骚扰吏民，不准夜行，违者治罪。统围大臣亲临场所，按旗整队，中建黄纛为中军，左右两翼以红、白二纛分别标志之。两翼末，满语称为乌图里，各建蓝纛为标志，皆受中军节制。管围大臣皆以王公大臣领之，蒙古王、公、台吉为副。两乌图里则各以巴图鲁侍卫三人率领驰行，蝉联环帀，自远而近。围制有二：一是行围，只以数百人分翼入山林，围而⑤ 《清史稿》卷90《礼志九》。
⑥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
① 《热河志》卷45《围场一》。
② 木兰围场之内的小围场数目，各书记载不一，但不出这一范围，故此以约数记之。③ 《热河志》卷46《围场二》。
④ 《清朝文献通考》卷139《王礼考》15。
① 《清史稿》卷90《礼志九》。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
不合，满语叫阿达密；二是合围。合围之制，则在五鼓前，管围大臣率领蒙古管围大臣及虞卒、八旗劲旅、虎枪营士卒、各部落射生手齐出营盘，根据围场山川大小远近，纡道绕出围场之后，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齐至看城，满语叫乌图里阿达密。看城，就是黄幔城。围既合，自乌图里处虞卒脱帽用鞭擎之，高声传呼“玛尔噶”口号，玛尔噶为蒙语，意即帽子。声传至中军，共三次。中军知围已合，乃拥纛徐行，左右指挥，以等待皇帝入围。皇帝是秋狝的中心人物。他在入围或出哨的当天，于日出前，自行营乘骑先至看城稍息，等两翼乌图里蓝纛到后，出看城，佩櫜鞬，在随从诸大臣等拥护下，由中道直抵中军。在中军前半里许，周览围内形势，了如指掌。而行围的快慢进止，由其亲口指挥。这时二三十里之内的禽兽都被围在皇帝左右，任他逐射。当他射中时，诸部围观，莫不欢欣踊跃，把围猎推向高潮。如遇有虎，则围暂不行，等皇帝看完殪虎之后，听皇帝之令而行。每围场收，至看城，皇帝即驻马。只看诸王、射生手等驰逐余兽。如值当日看城场内兽集过多，则根据皇帝所发命令，特开一面使逸，但仍禁围外诸人逐射。“获兽已，比其类以献”①。猎罢，皇帝返回大营，称为散围。诸部各按队归营，傍晚则一天行围宣告结束，颁所获于扈从诸人。一次木兰秋狝，皇帝有几天这样的行围或出哨。
如果是哨鹿，则在鹿始鸣时出猎，即每年白露之后（或秋分前后）②。模仿鹿鸣之声，而引诱其至。其制与常日不同。这时皇帝于五更放围之前出营，其余侍卫及诸备差人等，分为三队。约出营十余里，按皇帝之令，停第三队。又四五里，停第二队。又二三里，将至哨鹿处，停第一队。至此皇帝身边只有侍卫及扈卫十余人。渐闻清角声扬，远林呦呦，低声应和，“倏听枪声一发，咸知圣武神威，命中获鹿矣。群皆欢欣引领”。这是在一个很少数人的范围内，扈从皇帝射鹿。然后“听旨调遣，而三队以次皆至上前矣”③。乾隆帝曾在一次木兰秋狝时，乘骑望见鹿群，命一侍卫举假鹿头，作呦呦声，引牧鹿至，亟发矢射获，取其血以饮，“不唯益壮，亦以习劳也”④。戴假鹿头，模仿鹿鸣，甚至穿鹿皮衣，是当时哨鹿的通常形式。
木兰秋狝的围期，大致从中秋后一日始，经二十天左右。围猎未完，或秋雨过多，泥淖艰阻，因而奉令中辍者，谓之“减围”。如未猎而止，则谓之“停围”①。
作为一次木兰秋狝，除了出哨围猎以外，还包括每日的宴赏、处理章奏及政务。特别是礼成的最后一次盛大的宴会和赏赐，设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参加秋狝的蒙古各部落王公台吉、官兵人等和扈从皇帝的各类人员，都要入会并分别给予赏赐，是一次怀柔蒙古等少数民族的重要大会，也是一次论功行赏的大会。会上要奏乐和演出“布库”、“诈马”、“跳驼”等戏。布库，亦称撩脚，就是徒手相搏，胜败以仆地为定。诈马，是在生马驹中，持长竿，竿头系绳圈，突入驹群，乘驹惊，而持竿圈住驹首，舍己马跨驹背以络络之。驹不服，辄跳跃作人立，善骑者夹以两足始终不下来，过① 《清史稿》卷90《礼志九》。
② 《清史稿·礼志九》说“恒在白露后”。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谓在“秋分前后”。③ 昭梿：《啸亭杂录》卷7《木兰行围制度》。
④ 《清史稿》卷90《礼志九》。
①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4；卷16。
一会儿迫使生驹贴伏。跳驼，则牵驼高八尺以上者立于庭，表演者在驼旁，忽然跃起越驼背而过，到地仍直立不仆。这些都是蒙古戏，为他们的“绝技”②。
衰落和废止木兰秋狝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康熙、乾隆所要达到的目的基本上都如愿以偿。他们以木兰秋狝为娱乐，当广大人民深受贫困和酷暑煎熬的时候，率领皇子王孙及文武官兵，跃马弯弓奔驰在塞北草原，以追捕野兽尽情玩耍，消愁解闷。尤其在军事上习武训练，继承和弘扬满族一贯的英勇善战传统，在政治上加强和蒙古各部的关系，使北部边防得到稳定和保证安全。同时还使一些文臣武将经受忠诚和能力的考验，按照他们的标准，提拔或革除其官爵。乾隆帝因为跟随康熙帝秋狝，临危不惧而得到赏识，道光帝因跟随乾隆帝秋狝，表现机智勇敢，也被赐黄马褂、花翎①。成为他们登上皇帝宝座的一个预兆和条件。尽管如此，木兰秋狝并没有一直坚持下去。早在乾隆末年，已不像过去那样年年举行。而自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六年，整整十年没有举行一次木兰秋狝。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断断续续共举行过十一次。道光帝即位后于第四年宣布停止本年木兰秋狝，以后二十五年间，既未宣布也未举行。咸丰帝在位十一年也未举行，只是第十年，因八国联军入侵，来个戏剧性的“木兰秋狝”，实际是到热河逃难，和本来意义的木兰秋狝毫不相干。可以说，兴隆一时的木兰秋狝，自乾隆末年开始走向衰落，经嘉庆，至道光已废止。
关于木兰秋狝的衰落和废止原因，看来很复杂，也是多方面的。皇帝个人不积极，臣下劝阻，天不作美，围场内兽类减少等等因素均起了作用。但是主要的是时代的发展，情况的变化，木兰秋狝在军事和政治上失掉了重要意义。乾隆帝自己不积极举行木兰秋狝可说是从退位为太上皇前三四年已露端倪，而明确表现出来则在乾隆五十九年，即前一年。那时他对臣下提出当年停止行围说：“今岁雨水较多，道路泥泞。且朕八旬有四，非畴昔驰马射猎时可比”。同时宣布来年也不行围，“明岁六十年，亦不进哨。仍在热河举行庆典。礼毕进京。俟丙辰归政，称太上皇帝时，朕仍进哨。不必乘马射猎，惟安坐看城，以观嗣皇帝率领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外藩人等行围。实千古罕觏之盛事，惟尔臣仆恭遇嘉祥，亦必共相欢忭也。”①如果乾隆帝因年事过高，暂停行围，可以理解，那么嘉庆帝登极一再拖延举行木兰秋狝，就显得皇帝本人已对此不太感兴趣了。加上社会危机日深，嘉庆六年发了一道《特谕》声称：镇压了连续五年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稍涉自满，致干天和”，自六月初一，大雨五昼夜，宫门水深数尺，屋宇倾圮者不可以数计，“此犹小害”，而桑乾河决漫口四处，京师西南隅几成泽国，村落荡然，转于沟壑，闻者痛心，见者惨目，除派官员稽查抚恤之外，“因思今秋往木兰行围，大营所用车辆，及除道成梁等事，皆需民力。此次大水所淹，岂止数十州县，秋禾已无望矣。若重费民力，予心不忍，况畋猎近于嬉游，我皇② 赵翼：《簷曝杂记》卷1。
① 《清史稿》卷10《高宗本纪一》，《清史稿》卷17《宣宗本纪一》。
① 《清高宗实录》卷1437，页42—43。
考自乾隆六年始行秋狝，今秋虽系六年，尚在皇考三周年内，远行射猎，终非所宜，朕意今秋停止巡幸。庶息民劳而省己过”。他命诸臣速议，结果诸王、大学士等九卿会议一致赞成②。这里明确提出“畋猎近于嬉游”，十九年嘉庆帝也以“恐劳民力”，停止进哨。只是不愿秋狝大典废在他手里，坚持举行到最后。至道光时则完全不同了。道光四年就此所发上谕说：“今岁秋狝木兰，允宜遵循成宪，肄武绥藩，然不可不审度时事，量为展绥。所有今岁热河亦著停止。此朕不得已之苦衷，非敢耽于安逸也”③。出自一位多次参加木兰秋狝的皇帝之口，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说法，既没有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