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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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渝都大酒店，总台的背景几幅木雕作品至今使我记忆犹新。每幅都有标题，描述的是重庆市井风情，如《棒棒军》、《重庆妹》等等。“棒棒军”是指挑夫，重庆是山城，道路忽高忽低，人力车无法拉，过去运东西靠挑夫，他们手拿“棒棒”（扁担），上头套着两根绳索，在朝天门码头等处兜揽生意，被重庆人呼之为“棒棒军”。这是陪都重庆的一大风情，郭沫若先生在他的回忆录《洪波曲》中有所描述，那是我知道“棒棒军”之始。重庆妹的漂亮和能干也是世所称道，在我们温州，在我们国贸大酒店，重庆妹的比例也很高。她们不怕路途遥远、不怕吃苦，满世界捞生活，她们也很漂亮，给各地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但渝都大酒店的那幅木雕却似乎过分夸张了，那主人公重庆妹形像高大漂亮，气宇轩昂中带着妩媚，造型非常成功。在她的背后是一个矮小的男人，还佝偻着背，形像猥琐，与重庆妹形成鲜明的对比，反差极大。作者的用心可以理解，想突出重庆妹这个主题，客观效果却是贬低了男人。我问总台服务小姐：“重庆的男人见了这幅木雕有什么感受？”她回眸凝望了那幅木雕，笑着说：“我们天天看见这幅木雕，从未想到这一点，您这一提醒，才觉得这个男人太那个了。不过您是第一个提这个问题的人，重庆男人从来没有提什么想法。”看来重庆的男人真是虚怀若谷，愿意为了树立重庆妹的形像而贬低自己，作一个陪衬人。如果在温州，这幅木雕会引起男人的抗议。我们男人怎么啦？就这么猥琐，这么窝囊？这可不行。也就是说，温州男人有大男子主义，而且大男子主义还挺严重的。
那么温州的男人与女人关系不好啰？有人也许会问，但事实恰恰相反，我在上一章已经说过，温州的男人与女人很般配，男女关系非常融洽。因为温州男人的大男子主义不是表现在摆架子、打女人，在温州极少有男人打老婆的。他的大男子主义表现在认为男人天生要养家糊口的，他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女人做不做事无所谓，男人非有事业不可。如果他的女人去做了，并且做得很成功，他绝不会去掺和，他做他自己的，那绝不是他的风光。温州的女人正相反，如果丈夫的事业做得大，她会觉得很开心，她愿意去辅佐丈夫。或者她就干脆不做了，在家享享福。让男人去忙乎他的事业吧，那是他们的事。如果她自己做事业，并且做得很成功，她也不愿意摆女强人的谱，像那幅《重庆妹》木雕里的形像，昂首挺胸的，要站在男人的前头。她仍旧讲究她的衣着，她的女人味，如果男人愿意插手，她一定会让他做董事长。如果男人不愿意加盟，她也会把他侍候得很好，她们会说：“谁让我们是女人呢？”温州的女人对上海的女人有看法，说上海的女人喜欢对丈夫颐指气使，为什么要将老公弄得灰头土脸？老公灰头土脸对你有什么好处？温州的男人可能会忘记老婆的生日，女人却总能记起丈夫的生日来。她不一定在酒店里摆宴席，也不一定会送花，但她一定会在男人回家时端上一碗面条，上面放着两个油煎荷包蛋，这是温州人最传统的生日食品。送蛋糕和吹蜡烛是舶来品，在年青人中流行的。所以温州的男人自我感觉很好，有女人宠着他，温州的女人也觉得自己很幸福，有一个可靠的、负责任的男人。在两性的问题上，温州的男人和女人都心态平和，不大会演绎出影视剧中那种爱得死去活来、爆出生死情仇的轰轰烈烈的场面。因此男女双方都省了不少心，少了很多麻烦和尴尬事，温州的男人女人都讲现实。
温州的男女关系（2）
还有，温州女人最优秀的一面是宽宏大量，有时男人疯一下，火一把，在歌厅捧捧小姐，在舞榭搂搂女人，只要不影响家庭的根基，也会眼开眼闭，在外做事的男人嘛，闹着玩一两次又怎么着？所以温州的经济虽发达，离婚率却比较低，温州的家庭结构非常稳定，“七年之痒”、“八年之痛”之说在温州几乎没人能懂。
我记得，朱爱武最初办的公司董事长是她的先生阿烽。我不知道现在的高邦公司是怎样一个结构，但我会知道，她一定会很好地处理好家庭关系，因为她是个能干的温州女人。
瞿建琴和我既是同事，又是邻居。她先生在温州市某局当副局长，收入当然远远不及她。她平时言谈之中常常会说起我家家彬如何如何，家彬是她先生的大名。
前世界冠军戴丽丽总算是女强人了吧？在她结婚前我曾经跟她开玩笑，将来你说了算还是你先生说了算？她随口而出：当然他说了算，我大包大揽干什么？多麻烦！她先生是温州电视台名主持。
我的几位合伙人都是军人出身，都是心直口快的性格，也都是急性子的人。如做房地产的刘总刘定海，马总马绍华，和酒店的陈总陈建国，个个的性格都很倔。他们的夫人又都谦让他们。特别是身为市府副秘书长的马夫人，也没有端起架子和马先生对着干。有时马先生在电话里向夫人高声，我会笑着说：“你对夫人说话就这个态度？人家还是纪委副书记、副秘书长呢。”因为他的夫人当了好多年的纪委副书记，在温州也是有名望的女人。
我和我太太的性格正与他们相反。我太太心直口快，想到哪里讲到哪里，不大会留情面，我却是比较木讷。但似乎也没有“妻管严”的美誉，一旦我下决心要做的事，她就会三缄其口了。她会说：“我不过讲讲而已，总是你说了算。”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话本是王熙凤就家庭关系说的一句话，后被毛泽东主席引喻为东西方的关系，原意就不大为人所知了。在温州的一般家庭中，男人大都是“东风”。例外当然也有，如杨秀珠家就是相反，她先生忍受不了杨的专横，结果便是离婚。
这就是温州的男女关系。
吃、穿、玩在温州
一个啤酒瓶与三个啤酒瓶之间（1）
现时“时尚”这两个字使用频率非常之高，但以我的年纪，已经不去看媒体的时尚版了，写下这个标题，忽然觉得奇怪，什么时候我也会赶这个潮流？这“时尚”两个字又是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呢？我觉得以前是很少或没有将这两个字合在一起使用的。查了我手头的1979年版的《辞海》，在“时”字条目下果然没有找到“时尚”，“时髦”是有的，解释是“新异趋时为时髦”，那么“时尚”就可解释为“崇尚时髦”了。如果这个解释不错，我以为温州是时尚的，温州人更加时尚。而时尚最主要的表现是在衣着上，“穿在温州”说的就是温州人的时尚。
不过我知道，在古代，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温州从来没有引领过时尚。子曰：质胜文则野。由于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温州先民的时尚就显得“野”。“断发文身”便是野性的时尚，或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属于“另类时尚”。康王南渡，建都临安，跟随而来的文人贵族，带来了中原时尚，温州人才算真正跟上了潮流，明迁都北方，温州又远离了时尚。对温州来说，几乎没有时尚的历史。我现在要说的时尚是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解放初期的列宁装、苏联式的布拉吉、文革时期的军装像章都不算，那只是政府引导出来的潮流，全国统一的。
说的是文革中后期，打打闹闹的红卫兵去了黑龙江，企业也开始恢复了生产，军装逐渐成了过去式，现在该穿什么呢？年青人有点无所适从。正在相对平静的时期，华侨中胆子大的开始回到温州探亲，华侨的着装便引起了年青人的注意。记得大约是1971年下半年，天气正好转凉，但那天是个大晴天，一位华侨带了他的十六七岁大的女儿出来逛五马街。那女儿穿着长统袜，超短裙，大腿白白的，人长得很标致。走在灰衣黑裤的人丛中非常抢眼，渐渐地人们便将她围了起来，年青人惊异于女孩子竟可以穿得这么漂亮；年老的惊异于这女孩子胆子真大；文革积极分子在动脑子怎么把这女孩抓起来，竟敢如此有伤风化；当然也有人用猥琐的目光专看那双白生生的大腿……
大约这女孩子从小在巴黎长大（事后知道的），初始并不介意人们的围观。后来影响到她的走路了，父女俩才觉得事情不妙，好不容易挤出人群，赶忙坐上一辆三轮车仓惶逃走。文革期间，大小字报是媒体，小道消息成电波。随即有人贴出大字报：“别让资本主义的妖雾，轰（熏）倒无产阶级的温州！”就写这个女孩子如何穿裸露的衣服，在五马街招摇过市的事，要人们提高革命警惕性，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否则会被资本主义的妖雾轰（熏）倒。看来这个写大大字报的人“革命性”很强，只是文化不怎么样，将“熏”写成“轰”。好在当时还强调华侨政策，没对这个女孩怎么样，女孩后来上街也不穿超短裙了，穿起了“笔管裤”，就是裤腿细细的、长长的那种。对于看惯了宽大的军装类衣服的人，看见这种裤子也觉得耳目一新。再加华侨之间也互通信息：回温州切莫穿平时在欧洲穿的裙子，“笔管裤”还可以。现在回想一下，所谓的“笔管裤”其实是牛仔裤或牛仔裤的变种。当时的温州人不会叫牛仔裤，看它的样子将人的腿包裹得有如直直的，如同笔管子，所以称它为“笔管裤”。这些穿笔管裤的年轻人回来多了，一来二去，爱美的温州年青人就起而仿效，他们脱下千篇一律的军装军裤，自己动手裁制“笔管裤”。有些缝纫个体户也乘机赚钱，打了“专裁笔管裤”的牌子。到当年的春节前后，满街都是穿这种裤子的男女青年了。笔者当时也是年轻人，也穿过这种裤子，只是不像某些大胆的年青人那样，将臀部绷得紧紧的，裤管子也稍稍大一点。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的那种宽大得使人不分男女的衣服，温州的年青人先走了一步，他们的衣着成了一道风景线。
应当说，这是时尚温州的第一波。
问题是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下，时尚（或者说是标新立异）是不允许的。反帝反修，这种时尚不正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坏影响吗？决不能让年青人被“资本主义的妖雾轰（熏）倒”。但他们也吃不准，这种裤子到底是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但他们认为反正是不好的，两顶帽子戴哪顶都可以，要坚决刹住这股“妖风”。怎么刹住这个坏风气呢？当时的民兵指挥部的总指挥叫做廖富贵，他想出的办法令人拍案叫绝。不管你现在具有怎么丰富的想像力，恐怕也猜不出他的办法。他亲自带队，让“民指”的人分成几个小组，每组发给一个空的啤酒瓶，到五马街等闹市区巡逻。一见到穿“笔管裤”的人，就拉住他，用啤酒瓶子从人家的裤脚处往里面塞一塞，能轻松地塞过去的，算符合标准。比较紧的，告诫你回去改一改，如果塞不进去，对不起，剪刀的干活！立即将你的裤脚剪开，狠力往上一撕。不由得你不哇哇叫着赶回家换裤子。有的撕得太高了，连里边的内裤都看得见，女青年急得直掉眼泪。一时间五马街、解放路一带弄得鸡飞狗跳。
一个啤酒瓶与三个啤酒瓶之间（2）
我女儿听说后很惊异，张大眼睛问她母亲，爸爸写的这些都是真的？我太太点点头：“当然是真的。”并列举了她的女伴为例。当年她见了红卫兵跑得快，没让剪裤子。她的女伴稍稍慢了一点，让检查的民兵逮了个正着，裤子被一撕老高，急得她直哭，还不敢回家，怕挨父母骂，谁让你赶时髦！
问题是既然称“时尚”，它就不可能一成不变，要“新异趋时”。没过多少时间，大约离撕裤子不到一年，回温州探亲的华侨年青人不穿“笔管裤”了，穿的是喇叭裤，裤脚处开着大口，长长的，走路仿佛用脚在扫街。又是一个资本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花样！年青人却竞相仿效，你们不让穿“笔管裤”，我们就穿喇叭裤！“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民兵指挥部又定了个新标准：裤脚的大小在一个啤酒瓶与三个啤酒瓶之间。如果不是亲历的事，谁又会知道或者听懂这个什么劳什子的规定！其实，说清楚了也简单，就是民兵小分队上街检查的时候多带几个啤酒瓶，你的裤管子的大小度要在能塞进去一至三个啤酒瓶之间。塞不进一个啤酒瓶太小，已讲过，塞进三个啤酒瓶太大，那肯定是喇叭裤无疑，其结果也是剪一个口子，嗤地一撕而开！本身裤子已大，撕开之后更是飘飘扬扬，那景像即滑稽又可怜，真让人哭笑不得。我同寝室的一位年青人，就曾因为穿喇叭裤被撕过裤脚。他家住市中心，离被撕的地点五马街很近，但他不敢回家换裤子，只好步行五十分钟到在三板桥的厂宿舍去换。一路上他骂骂咧咧，旁观的人指指点点，其尴尬可想而知。此前他曾经动员我也做一件喇叭裤，我嫌喇叭裤太夸张，没有仿效，被他奚落为老古董。这会儿轮到我笑他：“你不古董，现在真好看，一路飘飘扬扬的。”气得他想打我。就在前几天，我在松台广场见到他，他正在打太极拳，看见我便高兴地停下来寒暄，有时髦女郎穿露脐装从旁边走过，他摇摇头说：“现在的年青人啊！”我忽然想起喇叭裤事件，心中暗暗发笑。可见时尚是年青人的专利。
顺便提一下，那位首推“啤酒瓶法”的民兵指挥部总指挥廖富贵后来失势，被另一派隔离审查，很快上吊自杀。温州老百姓不大相信，街谈巷议甚多。这人一向嘻嘻哈哈，不大干正经事，自杀不属于他的性格。认为他的死也属温州文革疑案之一。
温州总是走在时尚的前头（1）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大量走私货流入温州，年青人的时尚就不仅仅是向回温州探亲的年轻华侨学习了。他们从随着走私货一起进入的港、台杂志吸取了不少时尚消息。譬如以前提到过的手拎四喇叭，放送邓丽君的《甜蜜蜜》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几位朋友相约，到公园或旅游景点，将四喇叭开得震天响，然后就着音乐跳的士高（迪斯科）。衣着上身大都是紧身衣，下穿喇叭裤，曲线毕露的上身和宽大的下身形成鲜明的对照。
说到这里要向诸位介绍一个裁缝学馆，叫“黄益冬裁缝学馆”。我认为这位黄益冬对推动温州的时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温州的服装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服装厂制造的，大批清一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