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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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要向诸位介绍一个裁缝学馆，叫“黄益冬裁缝学馆”。我认为这位黄益冬对推动温州的时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温州的服装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服装厂制造的，大批清一色的中山装或便装。二是个体缝纫师傅根据顾客要求做的服装。三是从上海等地采购的服装。这些服装除私人缝制的之外，大都整齐划一，无时尚可言。年青人就动脑子自己裁剪缝纫。诸如“笔管裤”、“喇叭裤”及紧身衣之类。市场上没卖的，个体裁缝户又不敢做，怕民兵指挥部来砸饭碗，他们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技术来源就是这个“黄益冬缝纫学馆”。这个学馆在市中心的石坦巷，地方不大的几间居民屋，摆了一些缝纫机。一二个月一期，来学习裁剪和缝纫技术的人一拨又一拨。其中有的是学习一种养家糊口的技能，将来自己作个体缝纫户。有的来速成一下，自己裁剪从走私的画报上看来的时髦式样，或借华侨亲友带回来的新式衣裤学着做。从“黄益冬学馆”出来的学员有的是后来的服装厂老板，也有的是服装厂设计师。应当说这个学馆对温州的时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学馆是温州现时众多职业技术学校的祖师爷。可惜我无缘认识这位“黄益冬”，只知道是位女士。
除“黄益冬裁缝学馆”外，还有“朱道生缝纫学馆”，以及许多缝纫培训班，他们为温州的时尚打下了基础。
大约是1983年，我任副主编的《文学青年》杂志组织了一次青年作家笔会，来的作家还真不少，有些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如河北的作家铁疑、四川的作家雁宁（即后来的雪米莉）和黄放、江苏作家范小青、上海作家张振华、广东作家袁敏、浙江作家李杭育、北京作家郭小琳（名诗人郭小川的公子）等等。笔会结束时，我们在当时算比较高级的雪山饭店开了个联欢酒会，也组织了不少温州文学青年参加。那时还未有后来的专追港台歌星的“追星族”，文学青年要追的是年青的新锐作家，来参加联欢会的人便很多，气氛非常热烈。作家们的即席发言，大部分是赞美温州人的漂亮和穿着时髦的。雁宁说自己很注意，“一个星期几乎没有发现女青年有穿相同花色和品种的衣服。”同是四川的青年作家黄放纠正说：“有，我看到过，有三位穿着一样的睡衣坐在弄堂里聊天。”他们的话引起哄堂大笑。
所谓司空见惯，我们编辑部的人生活在温州，并未对温州的着装十分注意，经他们一说，大家都感觉到温州与外地的不同。特别是赴外地组稿或开笔会，看多了那些青古板，或虽时髦却大家一起穿的服饰，乍一回到温州会有多姿多彩，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就是说温州人已经注意了时尚的个性化，而不是像七十年代初那样你穿“笔管裤”，我也穿“笔管裤”，你改喇叭裤，我也改穿喇叭裤的一窝蜂了。那次会议之后，其他作家陆续返回，雁宁与黄放从雪山搬住市内宾馆。他们说要好好观瞻一下温州的时髦（这里还是用“时尚”比较合适，可见此词流行有一定道理）。有可能的话找到一位漂亮的温州女朋友则更好。时尚温州的魅力略见一斑。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温州的时尚已经没有了这种比较分明的“波”，而且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时尚，也就是说开始分化了。
我穿衣服一向保守。前面讲过，诸如喇叭裤之类的新潮货就未穿过。我也不去私人裁缝铺去做衣服，怕质量难保证，我只认定上海的服装，端正大气，做工比之温州好。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涛从杭州回来告诉我，许广跃现在穿衣非常讲究，衬衫只认“金利来”。“金利来”当时的价钱是八十到一百元人民币一件，而我穿的上海衬衫二十元一件，于是我对许广跃这位作家朋友肃然起敬。我那时刚下海做房地产，许先生也差不多同时下海做房地产，他已经到了“金利来”阶段，而我还穿上海的“绿叶”。但现在回想一下，只是我个人不会“新异趋时”而已，其实那个时候温州也已流行名牌了。最早的就是“金利来”，接着是“皮尔·卡丹”、“梦特娇”一类的，而且这种流行还是走在其他地方的前头。有段时间，专门有人来收购已经穿过的梦特娇T恤衫，而且价格还不低，总在二三百元一件。开始不知道他们收购旧衣干什么，在温州，旧衣一般都很便宜。后来才听说，外地梦特娇刚流行，温州已经过时了，他们收购过去洗一洗，染一染，然后经过熨烫定型，当新的卖，价格七八百元一件。
温州总是走在时尚的前头（2）
再接着是“法国鳄鱼”，温州人指的是鳄鱼头朝外的（头朝内的是香港鳄鱼）。似乎鳄鱼流行得最广，时间也最长，到后来从工薪阶层到大老板人人都穿。一打听才知道，温州有假冒的，做得很好，能以假乱真，价钱只有百来元一件，仅是真家伙的10％。我也有过一件，别人送的，洗后缩水，穿了两次就没法穿了。
现在温州流行的是BOSS、范思哲，还有更高级的FELE一类的。对于名牌的档次我一向无概念，去了两次巴黎之后才稍许明白了一点，在巴黎的“春天”百货公司和“老佛爷”百货公司之间有个高级服装店，那里的时装分级很清楚：皮尔·卡丹在一楼卖，鳄鱼一类在二楼卖，BOSS一类在三楼，四楼当然更高级。温州的中产阶级已经到了“三楼”了。
其实，衣着体现着一个人的品味，也体现一个人的品位。我总是跟不上趟，有次在上海还闹个笑话。我与公司几个人去上海，办事之余逛了淮海路，在“巴黎春天”看到一件茄克衫，同行的人都说适合我穿，看看价格4300元，我心想虽然贵了点，大家都说好，就买下来吧。拿起这件衣服往柜台上走，一边再仔细看看，不对，那价格不是4300元，而是43000元，我少看了一个零，赶紧把衣服放回原处。不是买不起这件衣服，而是我的消费概念未到这一步。我的好衣服也不少，名牌手表劳力士、亚米茄轮流戴。那都是国外朋友送的。他们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戴二十年前的走私东方表！可见时尚是个观念问题。我不知许广跃现在穿什么，但从他写的文章、开发的楼盘来说，他的品味、品位都很高，可惜他不是温州人，不在我的“闲说”范围。
穿着还关系到每个人的个性和生活习惯。我的合伙人马绍华过去总穿军装，做房地产之后还未跟上时尚的步伐，穿着比较随便，也不讲究牌子。同样穿了多年制服的陈建国，一穿便装便是名牌，且是档次较高的名牌。我介于他们两者之间。从国外买回来的都是名牌，非名牌不买，那么远，带些普通的衣服没意义，温州到处都有。但在国内买衣服，我就挑便宜货了，两种混着穿，人家还以为你都是名牌。我的一位办企业的朋友，是非名牌不买，非名牌不穿，名牌中还要挑贵的。套用一句广告语，他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腆着一个大肚皮，无论什么样的名牌让他穿着都像是地摊上买的。我常说他，你白有这身好皮。他说你不知道，我要再一穿地摊上的衣服，人家当我是屠夫。我看着他不禁一乐，这也是真话。
女装我不太熟悉，再加上我太太也不赶时尚，她买衣服总是买一大堆过时的，所以我不能明确地讲清楚女装“进化”的阶段。只知道温州的女装变化更多，淘汰更快，也就是说更加时尚。我知道，温州女装现在流行Esprit、ONLY、CK之类的，香水是香奈尔的。我认识的几位“小老娘客”（少妇），她们的先生都在办企业，家里经济条件好。每年春秋和圣诞节前都结伴到香港买衣服，对铜锣湾的时代广场和中环的太古广场比温州百货公司熟悉得多。对于名牌的档次都是从巴黎和罗马了解到的。而且香水还不愿意买香港的，要从法国捎回。但这种老板娘毕竟是少数，她们走在时尚的最前列。我曾经提到的过的那位香港朋友，即介绍我和“红蜻蜓”老板钱金波见面的那一位，在香港也算是很时尚的。她也说温州这些老板娘真时尚，而且舍得花钱，一买就是一大批。
中产阶级（姑且如此称呼）是温州的大多数，其中包括中青年干部和医师、律师、教师等等，都可以划归到这个阶级里来。他们也穿名牌，诸如鳄鱼之类的T恤几乎人人有，但以穿国内的名牌，也包括温州的“庄吉”、“夏蒙”、“法派”、“红蜻蜓”以及“雪歌”、“郦谷”等等为主。至于“美特斯·邦威”、“高邦”这些是年青人的专利，价格公道，又很时尚。
退休佬和一般的市民就不讲究牌子了，但并不见得穿得很差，这与温州的总体生活水平有关。温州人比较富有，温州的成衣的制作水平现时是全国一流的，即便不是名牌也不致于很差，而且价钱很便宜，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可以买好几件，第二年穿上去也很神气。偶尔也有例外。一天，老朋友沈克成先生来访，穿的是意大利皮鞋，BOSS西装，还有鳄鱼衬衫。他常常感慨世风日下，并引论语的话：“子曰，衣温袍，与衣狐者主，而不耻者，其由也乎！”标榜自己穿旧衣服与人家穿狐皮袍的人站着也不觉惭愧。我便笑着说：“你今天简直是跨国公司的大老板！”他赶紧解释：“都是我儿子的处理品。他不穿我穿，我也不知道牌子的档次，怪不得刚才挤公共车人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沈先生的二儿子在广州做老板，生意上也很成功。确实，在温州穿BOSS挤公共车的人不多，那是属于有车一族的行头。
温州总是走在时尚的前头（3）
说到这里我再向诸位透露一个小秘密，顺便调侃一下自己。去年圣诞节前，我携太太及小儿子去香港办事，顺便采购一些打折的服饰。太太与小儿子买了不少。我当然也买了一些。回到罗湖桥的这一边，一看深圳这边的衣服那么便宜，我便后悔了。去买了两件衬衫，每件十五元。而香港买的衬衫是1500元，还是打过折的。我将1500元的与15元的轮流着穿。因为衣服都在自己的酒店里洗烫，洗烫工说这是董事长的衣服，大约洗烫的很讲究。我开着车，穿着15元一件的衬衣，人家还说吴总就是讲究！不过几个月下来，那1500元的仍旧一如新买的，15元的只能淘汰了。俗话说的“一分钱一分货”没错。写在此处聊博大家一笑。
温州没有小资
说到时尚离不开“小资”这两个字，因为这名词是如今时尚杂志使用频率最高的，在大部分城市，引领时尚潮流的都是小资，特别是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南方大城市。这里所指的小资并非单纯是小资产阶级的缩写，它更多的是指一种生活情调、生活品位，所以“小资”与时尚如影随形，同时“小资”又与浪漫两个字紧密相连。
说来也巧，我修改这一章时，过去一位曾为《文学青年》作发行的熟人章焕群正好来温，二十几年了，他未有离开出版发行这行业，我便向他请教。他看了这一章大摇其头：写时尚怎么能不写小资呢？要了解温州的小资，而且他认为这是全书都缺乏小资情调。闲说必须有小资情调。随后他与李涛二人凑了一套陈丹燕写的诸如《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的书送我，要我好好看看，并且建议我闲暇时去泡泡酒吧、咖啡厅，体味一下小资情调，再回来修改这一章。“你去拉芳舍坐坐吧，温州的拉芳舍就不错。” 他说。
我真有点汗颜，作为杭州人，他知道温州有个咖啡厅叫拉芳舍，我却摸南摸北找不着。好不容易向我酒店的西餐厅经理打听到地点，便约了林虹、沈克成和金依诺三位老朋友一起去坐坐。我们一进“拉芳舍”的门，便有了走错地方的感觉，这里虽然装潢很洋气、有特色，可坐着的大都是二十来岁的少男少女，很少中年人，而像我们这样的老头更是绝无仅有的。虽然品咖啡、喝洋酒的人不少，可有一半人在吃扬州炒饭喝蛋汤呢！甚至还有人在啜螺蛳，螺蛳壳撒了一桌。后来我又去了其他的几家咖啡厅或西餐酒吧，情况大同小异，在温州，我找不到在上海衡山路或新天地的那种感觉。于是突然悟及，温州没有“小资”！
包晓光先生在他的《小资情调》一书中指出：“小资”是大学中有着浪漫情调的大学生、研究生，是大学毕业后到外资公司和其他待遇优厚的国营或私企工作的小白领，是都市中的单身贵族，是在网络上终日游荡进行情感冒险的另类，是靠某种自由职业为生的都市自由人，是自由度相对较高的记者、编辑，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之类……
温州城市不大，大学屈指可数，且学校又搬到了郊区的茶山，没有多少大学生或大学老师去泡咖啡厅。温州又极少上规模的外企，世界500强更一个也未进温州，高级白领寥寥无几。温州的记者、编辑为数也不是很多，而且他们闲暇时还去炒房或炒股。在商业氛围这么浓厚的地方，讲究实惠的温州人也极少沉缅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之中，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在温州也不至于穷困潦倒，他们会设法先去赚钱再玩艺术。即便是单身一族、丁克一族，在温州也从未能成为时尚……
所以泡酒吧咖啡厅的只是赶时髦的少男少女，或谈生意的中青年人。既然不讲究情调，也没有突然之间忧郁起来，便会想着啜螺蛳或吃甜饼，一啜螺蛳，小资情调便荡然无存。
那么，在温州引领时尚的是哪一批人呢？经了解我认为是以下三类人在引领着温州时尚潮流：一是华侨，特别是出国之后又回来投资或做生意的年青人，他们的服装、首饰和生活品位，总是温州年青一代效仿的对像；二是年青的老板或老板年青的太太。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好，特别是老板年青的太太们，还拥有时间，她们可以追求高品位的生活；三是从城市来的为数不多的高级白领以及从事娱乐业的漂亮的女孩子。她们的收入较高，又具备自身的条件，她们的职业又要求她们必须穿着光鲜，具有一定的品位……于是，这三类人组成了引领温州时尚潮流的特殊阶层。但他们不是小资，他们的文化不够，所以应当坦率地说，其时尚的品位也不高。
温州没有小资，终至于我这本书也缺少了“小资情调” 。
酒老隆，走广东（1）
民国时期，温州人有“酒老隆，走广东，十只皮箱九只空。”的俗语。我不知这“酒老隆”（有人谓周老隆）是何人，曾请教沈克成等学者，均未有明确的说法。但意思还是明白的：有位会喝酒的饕餮之徒，叫老隆的，带了十皮箱的钱财去广东，九只皮箱都花空了，说明当时广东的繁华及食风之盛。温州人自叹不如，好吃好喝只能去广东。说来也怪，温州人好时尚，在饮食方面，却从来也没有引领过潮流。“食在广州”是公认的，从来没有“食在温州”之说。即便是在目前，温州人在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来说是比较富裕的情况下，在饮食方面仍旧非常保守，既不跟风，也未有独特出奇之举，完全有别于温州人在其他方面的做法。
我在前面已经提及，南宋时，随着康王南渡，将中原的先进文化带入温州，温州人才在衣着、饮食和娱乐方面跟上了中原的步伐。宋时市舶务有侍贤驿、来远驿，大约就是附属于市舶务的“国贸大酒店”，既住人，也供应饮食的。据史书记载，宋时中外商船进出港，市舶务均送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