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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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与“四自”，这就是温州模式的精髓所在。但这“四千”与“四自”也透出了一种信息：温州人经济，至今未成为我们的主流经济模式，还有可能引起争议或受到非议，温州人只能以“四自”来应对。
中国的犹太人：流浪的温州商人
犹太人是苦难的代名词（1）
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不知自何时始，也不知谁是“发明”或首先叫开的。但这种界定比较贴切和形像。我们的《遥望温州》这本书中，一篇“中国的犹太人”便是我执笔的。汤一钧曾声称“发明”权应属于我们三人。但我知道不是我们先叫开的，我们仅仅是付诸文字比较早而已。
犹太人，古称希伯来人，是历史悠久的一个民族，公元前十二三世纪就在巴勒斯坦一带居住，公元前十一世纪建立以色列王国，创犹太教。至公元一世纪时，古罗马进入帝国时代，东征北战，版图迅速扩大，也占领了以色列王国，将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散居到欧洲等地，由于民族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散居欧洲的犹太人经常受到迫害，向世界更多的地方迁移，十二世纪初，中国宋朝的时候，有部分居住在印度孟买的犹太人流移到中国的河南开封等地，在那里定居下来，当地人称他们为“蓝帽回回” 。鉴于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常有受到迫害的现象，十九世纪末欧洲各地的犹太资产阶级在英国的支持下发起了“犹太复国运动”，并于1897年在瑞士召开首届犹太复国运动大会，建立了“世界犹太复国组织”，号召并资助各国犹太人回原居住地巴勒斯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德国残酷地杀害犹太人，被杀的竟达600万人之多，更促使犹太人决心建立自己的国家。1947年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根据这一决议，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建国的第二天即爆发了与阿拉伯国家的大规模的战争，尔后打打停停，持续到现在仍未结束。据统计，在世界上有犹太人1500…1800万人，其中美国600多万，以色列300多万，独联体各国200多万，其余的散居世界各地。
综上所述，犹太人似乎与温州风马不相及，为什么会有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一说呢？其实，在我写《遥望温州》时对这点还不甚了了。那天我看《闲说中国人》，读到河南作家张宇写的那年他去以色列访问，参观犹太历史博物馆的经历时深有触动。张宇先生很有才情，写得非常生动：
“当官员知道我是中国人时就已经很友好了，他们认为中国人和犹太人同是苦难的民族，就像亲兄弟一样。但是，当他明白我来自中国的河南时，还是向我表示出意外的惊喜，看那表情甚至是一种激动，马上向我伸出了大拇指，并连连说感激我。说我们河南人是犹太人永远的恩人。接着就一直把我们引到一个展区，我一眼就看热了心，那是我们开封的房子模型，我在国外看到了我们开封老乡的房子……”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会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了。犹太人是一个苦难的民族，但也正是这种苦难的锻炼，使他们成为很了不得的一个民族。犹太人团结进取，自强不息，为了复国这一大目标，无论居住在哪个国家，无论地位的高低，也无论贫穷和富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终于让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复国之后，面对周边人数百倍于他们的阿拉伯国家，他们毫不示弱并取得胜利（这里不去评价战争的谁对谁错，仅仅就事论事）；犹太人聪明好学、努力执着，因而犹太中的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的比例很高。马克思是犹太人，基辛格是犹太人，卡夫卡是犹太人，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这个名单可以排列得非常长；犹太人吃苦耐劳而头脑灵活，长于经营，精于算计，犹太籍的银行家、工业家遍布西方世界，据说历届美国总统都是坚定积极地支持以色列，除了为争取居住在美国的600多万人的选票之外，主要还是为了犹太资产阶级手中鼓鼓的钱袋。
温州人虽说是中华民族的一小部分，但因历史与地理的因素所受苦难似乎更多，造就了温州人强悍的性格，同样能团结进取、自强不息，面对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温州人以其聪明好学、努力执着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同样由于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温州人不怕远渡涉重洋或长途跋涉，并凭自己的吃苦耐劳精神、头脑灵活长于经营的条件在别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一点，可能是温州人与犹太人的共性所在。
更有意思的是，温州人的经商法则与犹太人的经商法则大同小异。美国的经济学家托马斯将犹太人的经商法则归纳为十五条：
1、为钱走四方；2、金钱是犹太人的世俗上帝；3、能赚钱的智慧才是真智慧；4、瞄准嘴巴；5、瞄准女人；6、78：22法则；7、要赚钱而不是攒钱；8、堂堂正正的精明；9、在逆境中发财；10、一次机会两头赢利；11、惜时如金；12、靠信息抢占商机；13、契约是与上帝的约定；14、交易要讲道理；15、生意就是生意。
这十五条中大都不喻自明，其中第六条78：22法则费解一点，意思是万事有度，经商也有一定的规律，心不能太凶。这十五条法则用之温州人身上一点也不错。
犹太人是苦难的代名词（2）
看过这一章的年轻文友余璞先生赶紧向我推荐一篇题为《温州人，请慎言自己是“东方的犹太人” 》的文章。文章跟《遥望温州》一书中的这一章结构有点相似，观点却截然相反。文章在介绍了犹太民族的特点之后即称：
相形之下；温州人是一个由地域性引申出的概念，而且其“历史”最长不过20年，除了在商业方面取得的一点成就……且不谈这成就由哪些因素促成，其他方面几乎没什么特别需要提起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其他地区远远落后；如果认为温州人在商业方面体现出来的一点精明能干就可以和犹太人比肩的话，那不是无知就是无耻！总之，温州人和犹太人的可比性不到百分之一。
该文还称：“今天这种称号被欣然接受，凸显的心理背景是一个城市在商业主导氛围下的浅薄，以挣钱衡量一切，将文化忽略不计，急功近利，盲目虚荣。”
余先生给我发来的“伊妹儿”只有文章，没有作者的姓名及介绍，不知他（她）对温州的了解程度，这个“可比性不到百分之一”是如何量化的。据我所知，温州人不仅仅是会做生意，与犹太人一样，温州人中的科学家、学者教授的比例也相当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中就有郑振铎、张肇骞、伍献文、苏步青、夏鼐、谷超豪、伍荣生、张淑仪、戴金星、孙义燧、姜伯驹、李启虎、施立明等十三位。在国外的温州学人、教授也不少，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学系主任杨忠道，堪萨斯州立大学教授、生物学博士温丽莎，俄克拉荷马大学校长潘廷滉博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海洋微生物专家陈钦明博士等等都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相对于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七百多万温州人中的专家、学者的比例是要远远高出大多数的城市和地区的。
东南西北温州人
历史上的原因，让温州人不得不走四方、讨生活。在国内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散布着一百四十多万温州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等大城市，温州人几乎都在十万人左右，有的还超过十万人。
前不久，石家庄温州商会的副会长张三喜先生邀请我去石家庄考察一个房地产项目，商会的正副会长七八人陪我吃饭，据他们说在石家庄做生意的温州人也接近十万人。南三条小商品城、新华商城、华北鞋城等等商贸中心，少了温州人即刻会成为荒城。银川的温州商会会长丁望先生请我去为他的一个项目把脉，看看能不能做。他们说，银川的大商场如果温州人一撤走，立即会冷冷清清。成都、广元、兰州、西宁这些对温州来说都是非常遥远的地方，但温州商人都轧成堆。
我与洪波先生去西藏不止一次。接待我们的都是时任西藏自治区人大主任、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热地同志的女儿红梅。她请我们吃饭时拉来了一位在拉萨做生意的温州乐清人作陪。吃的是青稞糌粑，喝的是酥油奶茶。饭后他们陪我们去逛大昭寺边的八廓街。由于那位乐清人是“老西藏”，在拉萨做了十多年的生意，整条八廓街走过不知打了多少招呼，弄得我们也应接不暇。要知道西藏不是好去的地方，我太太一到拉萨就有高原反应，头疼得按她自己的话说是“只想钻到地缝里去” 。但因为那里有商机，不少温州人还是拉家带口进西藏。
我们那次进拉萨是为了考察一个项目，回来之后还有一件戏剧性的事。既是“闲说”，也就供给大家作谈资：我喜欢东跑西跑，按时髦的说法是考察。考察之余跑遍了诸如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等拉萨有名的去处。虽说没什么显著的反应，回到家时也已筋疲力尽，那晚睡得死死的。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发现自己的外衣外裤，手表手机以及从拉萨带回来的手拎包了不见了，我觉得很奇怪，当时还未意识到是遭窃，因为住的是独户的房子，以为自己放在衣服和裤子里，但后来在窗外寻到手机和手表，这才意识到昨夜有小偷，这些东西才会一路洒出来。但心疼的是拎包不见了，那里有拉萨市长献的哈达、大昭市请的宗喀巴铜佛像（西藏喇嘛黄教的创始人）、西藏石油公司丁总送的一整套藏民用的银器，以及我自己买的不少旅游纪念品。这个拎包被偷有点心疼，便向我认识的公安局刑警大队陈副大队长报了警（这位大队长后来成了我开温州国贸大酒店的合伙人）。他马上派人来勘查。但据他们的经验这是流窜作案，破案可能有一定困难，我便死了心。没料到那天下午就找到了拎包，而且里边的东西除了不多的现金之外都还在。是邻居的小孩来我家院子里的小游池游泳，在池边的一株树下找到的。事后我分析：小偷从河边翻越栏杆爬进来，偷了东西从大门出去，因为院子里养有狗，狗的吠声使他慌张，一路跑一路扔东西，仓皇逃走了。但邻居老太婆不是这样分析。她说我去了西藏，又请了佛像，是佛像保佑我不受损失。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在贼偷衣服时我醒了过来，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将此事讲给洪波听，他开玩笑说在拉萨投资没错，有佛保佑。在那边开了个包括餐饮娱乐在内的一个公司，初始时生意确实不错，但我们派去的人在那里都待不长，他和我又不可能自己去运作，经营了一段时间不了了之。可见这么多温州人在那边扎根做生意确实不容易。还有新疆，青海，黑龙江的漠河，海南的三亚。漠河是我国最北的边陲城市，三亚又被称为天涯海角，我简直找不到没有温州人做生意的地方。
温州人的海洋性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温州人不怕海，飘洋过海谋生于温州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海上有风浪有海盗，出门就得冒险，所以温州人不怕冒风险。利用海洋可以走得更远，拓宽自己的生存空间，因而温州除制瓯之外，最早发展的是造船业。
汉代，温州已经能造扁舟、轻舟和楼船。三国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温州为江南主要造船基地之一。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诏令江南十二州造战船数百艘以征高丽，温州为其中之一。宋代时光郭公山边的一个造船厂一岁造船便有六百艘。元朝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渡海征讨爪哇的远洋战船就有部分是温州建造的。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对高丽使臣的宣谕中还特地提到温州和明州（宁波），可以各建造战船五百艘供征战用。…… 造船业的发达，温州人可以飘洋过海，去台湾，下南洋，去高丽，世界上温州人的足迹渐渐多了起来。
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温州人周佇随商船至高丽（朝鲜）。高丽王穆宗授以官，久掌制诰，官至礼部尚书。诰就是文书，看来周佇的文才不错，胆子又大，正部级的官呢；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温州人王德用兄弟赴交趾（越南）经商，交趾国王以厚礼留之，后其兄回国，德用遂侨居交趾；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温州人周达观乘船出使真腊（柬埔寨），著有《真腊风土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温州商船装载蚕丝、茶叶、瓷器、药材、纸张等运往日本长崎销售…… 翻翻相关史书，可以找出不少温州人飘洋过海的经历。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温州辟为通商口岸。最早是英国，接着是德国、瑞典、西班牙、美国等相继在温州设立了领事馆。温州人或留学、或经商、或劳工，纷纷出国，形成温州近现代的第一次出国高潮。近年出版的《温州教育志》中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温州留学生名录，清代有留学生136人，大部分留学日本；民国时期更多，有250人。但我认为这个表遗漏甚多，譬如金荣轩先生（曾任温州中学校长、温州市副市长，为著名教育家）其子金志庄、金志纯均为日本留学，表中仅列金志庄一人，我的姑公伍献文在表中又两次出现。《温州市志》中也有一张表，为1923年温州劳工在日本被杀的名单，有名有姓有原籍的共有661人之多（《东瀛沉冤——日本关东大地震时惨杀华工案》有录）。温州人在这个时期出国的人数规模大致可以想像。
抗日战争结束，温州解放前夕是温州人第二次出国高潮。有为避战乱的，有听信谣言“共产党共产共妻”而带家携口移往国外的，有经商滞留国外的，还有随国民党残部溃退台湾之后留在台湾或移居他国的。当然更多的还是因为生活所迫外出当劳工的，如永嘉县的瓯北，不少人就是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做木工的。瓯北的礁头到礁堡一带，大部分的青壮年都去了国外，解放前在那里还流传着这样的俚语：“礁头到礁堡，有七十二个扒灰佬”、“礁堡到礁头，全是老老头”。
第三次高潮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温州人外出主要是经商，也有少数是留学的。这段时间的出国有经正规途径的，也有非法出境的。这段出国人数最多，分布面也最广，几乎散见世界各地。目前最有实力和活力的还是这批人，回到国内投资的也很多。
我认为，目前正在酝酿并逐步形成第四次出国高潮，那就是比较富裕的温州人纷纷送子出洋留学。虽然暂时还拿不出这方面的具体数字来说明，我却已经从我们亲友圈中感觉到了这一点。或英国、或澳大利亚、或加拿大，从中学、大学到念博士的都有。虽这方面温州起步比之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晚，但只要起步了，温州就会雷厉风行的。温州人做事不会“温吞汤里煨牛肉”（温州话），而是一上锅就爆炒，为教育子女，温州人肯花钱。
据统计，温州人目前在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有四十余万，但实际应该有六十余万，这个差距原因不言而明，有的出去有关部门无法统计。温州人在外地或外省经商的则有更多，据说超过一百四十万。这两个数字一加在二百万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