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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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都是小小的，一排排有如鸽子笼，楼梯走一步摇三摇，就这样的旅馆还要排长队。更不舒服的是上海人听说你是温州人所射过来的异样的目光，不屑，看不起，可怜，可恨的成分都有。我的上海话就是那时候下决心学会的，以便来往上海少些麻烦。譬如排队托运行李，人家要检查，我一翻白眼：“侬到底要哪能检查？”便过去了，人家以为我是上海人。后来转到文化部门，有了记者证，又能说上海话，就非常方便了。有时想想这样做有点下作，不地道，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谁让我是温州人？
迭格温州赤佬（2）
有个例子非常典型：一位温州籍的画家，浙江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搞美工，是个很有名气的美工师。他在上影工作了二十多年都没说自己是温州人。熟人对他的最高评价不过是，你不像温州人，“像阿拉上海人。”
温州人的尴尬可想而知。
又爱又恨上海人
上海人看不起温州人，温州人对上海人也不服气，认为上海人太势利眼，贪富欺贫；上海人太小心眼，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什么“阿拉上海人”，上海男人个个“老娘客相”（娘娘腔），天天让老婆支使着去刷马桶；上海的女人个个忸怩作态，嗲得让人起鸡皮疙瘩；上海人不要脸，站在外滩当众亲嘴……总之将上海人讲得一无是处以出出那口闷气。说实话，去上海外滩看“情人墙”的“乡下赤佬”中，不少是温州人呢。
还有，现在似乎大家都认为北京人能说，而上海人是讲话比较简洁的。但在温州人看来，上海人也是嘴皮上的功夫。那时温州人骑自行车撞在一起，合就互相看一眼走人，不合就动手打架，打完了不管输赢也马上走人。上海人会锁好自行车，然后相互讲大道理，旁边围了大帮子人在瞎起轰。碰这种情况温州人会呶呶嘴不屑地说：“上海人又上礼拜堂。”温州人称上教堂听牧师传道叫“讲道理”。有时还会故意上去跟着起哄：“打一架见输赢，有什么道理可说的！”
记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还在编《文学青年》杂志的时候，编辑部有人看到上海《新民晚报》上的一则消息：一位女士将一个金戒指掉到路边的阴沟里，那阴沟的水很脏，根本看不清，那女的一手捂鼻子，一手在脏水中摸索，终究未能找到戒指，只好忍痛割爱，径自走了。一边看热闹的人一哄而上，个个欲伸手去摸。有人便提议，大家按先后顺序，每人抓三下，谁抓中戒指归谁，抓不中走人，或排队到最后，轮到的时候再抓，于是路边排起了长队。编辑部的同仁们议论纷纷，大家的态度都感到有点不屑，“这就是上海人！”我当时也是这个意思，不要就走人，要的话可以干一架，谁有实力谁有“开采权”。一个摸三下，真是小儿科。其实这点正是上海人比温州人先进的地方，上海人有了平等概念，用机会均等的方法处理和解决问题，只有如此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温州人那时对上海真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离不开，恨是因为被看不起，低人一等，只能以阿Q心态对待这位大哥。
上海人对温州人虽然有点看不起，却也很难离开。上海人文化高，素质高，开化也早，七十年代就知道多吃植物油对身体有益，但在那个物资匮乏，一切都要票证的年代，哪来的植物油？温州就有，只要多付点钱，自由市场上比比皆是。上海人喜欢吃虾皮、鱼鲞之类的海鲜货，温州盛产海鲜，小菜场里到处可以买到，价格还随行就市，货色多时价格便宜，货色少时价格就贵，但无论何时都可买到。还有上海人讲究穿着，温州人还在贩卖“平阳布”时，上海人已经是“的确良”、全毛华达呢，笔挺笔挺的。购买化纤布的“专用券”、纯棉布的布票，可以通过调剂，赚点外快来买华达呢……
上海人想到这些就念及温州人，在上海附近的城市中，只有温州的自由市场最活跃，温州人可以提供诸如菜籽油、海鲜货等上海人喜欢的东西。也只有温州人在搞倒卖票证的行当，可以让上海人弄点外快，上海人也离不开温州人。记得那时我去上海出差，总带点菜籽油、虾干虾皮之类的东西送给上海亲友，而当我回来时，上海亲友送两包城隍庙的五香豆，或包装讲究的泰康饼干之类的东西。温州人与上海人互通有无，“焦不离孟，孟不离焦”，虽然当时的地位并不平等。
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1）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上海人对温州人的态度起了微妙的变化，像我这种经常出差的人最先感觉到了这一点。先是指定温州人住国光、安东这些小旅馆的决定取消了，排队购船票在身上编号、托运行李特别规定之类的“特殊待遇”也没有了。上海人托温州人带的也不再是菜籽油、虾干之类的东西，而是“东方表”、四喇叭收录机之类的舶来品，于是可以听到这些话了：“格温州赤佬还有本事，帮阿拉买的四喇叭还真 （便宜）！”“迭格东方表是温州人送的，蛮灵格。”这些是指走私货，上海人的优越感受到了冲击。上海牌手表本来是不错的，一百二十元一只，走私的东方表六十元一只，还是全自动。本来要排队购买的红灯牌收音机，现在让四喇叭的走私收录机比下去了，放在柜台上无人问津。而温州人手中就有这些价廉物美的东西，温州人的地位开始提高。
虽然走私只在温州猖獗盛行了短短的年把时间，却在提高温州家庭工业水平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聪明的温州人立即模仿这些舶来品。我这里不是在提倡走私，在闭关自己的年代，走私物品的冲击让我们的产品提高一个档次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随着走私进来的大批收录机，大量的邓丽君们的录音带随之进来，既提高我们的收录机生产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歌坛通俗化的肇始。
温州的发展确实迅猛。不久之后，原先在上海向“阿乡头”讨“专用券”的地方，现在为温州人所承包了。再接着，温州生产的皮鞋、服装、打火机、小商品之类也成了上海市场上的抢手货。温州人去上海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抬头正眼看上海人了。
一旦走到平等的位置上，大家就会以平常心对待对方了。上海人认为温州人聪明，豪爽，做生意上有一手，可教，可交也可学。温州人认为上海人素质好，办事认真，效率高，上海的商机又特别多，也是可交，可学，在上海还可以赚到大钱。于是双方都很喜欢对方，双方都以有对方做朋友为荣。
温州人与上海人的来往非常密切。比之上海人与附近的杭州、苏州、宁波关系好得多。上海人说杭州人是“杭铁头”，“刨黄瓜儿”。说“宁可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反过来又说“苏州人太嗲”。惟有对说话奇腔怪调，一句也听不懂的温州人最佩服。这种关系也影响到文化界，我当时在编辑《文学青年》期刊，与上海《萌芽》杂志同类型，大家发行量都很高，编辑之间便成了好朋友，洪波时任《萌芽》编辑主任，我任《文学青年》副主编，俩人关系“特铁”，便有了他去香港之后到温州投资一事。但洪波经常说，他的经济头脑还是向温州人学的。
过去温州到上海，轮船是最好的交通工具，现在温州人做生意“时间就是金钱”，24个小时太慢了，时间都耽误在轮船。其实，24个小时还是正常的时间，如遇大风或大雾，那时间就说不准了。写到这里我想起里一个有趣的尴尬事，大约是1986年，温州作家李涛结婚，邀请了好几位上海文友。
洪波他们是先一天坐轮船，顺利到达温州。张振华（现复旦大学教授）他们晚一天坐轮船，算好时间24个钟头后到温州正喝喜酒。李涛忙，让我去码头接，结果连个影子都没有。以为错过时间，他们先到李涛家了，问了李涛也没人到。再打电话到港务局问讯处，人家已经下班，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打电话到上海问，他们的家人也着急，明明昨天准时上船的会不会出什么事。“一人向隅，举座不欢”，何况两位朋友不见，喝酒都没有心思。直到第二天早上打电话到港务局，才知道海上大雾。又得通知上海他们家属，以免焦心。那时手机尚未流行，与他们本人是无法联系的。只说大雾，到底是大雾不能开，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抑或已经触礁正在设法救援？直到晚上，他们才姗姗来迟，在轮船上待了四十八个小时，他们显得疲惫不堪，我们也哭笑不得。又得打电话给他们家属报平安，又重新设宴为他们接风、压惊。我们当时就议论，轮船这么慢，早晚会淘汰。
果然，这时的温州人已经财大气粗，国家不投资，我们自己来，温州自己掏腰包修机场和铁路。飞机一通航，立即爆满，温州到上海由每天一班发展到每天六七个航班。未等铁路筑成，温州至上海的轮船航班就寿终正寝。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
现在，曾经是维系温州与上海关系的主要交通工具轮船已经消失，但温州与上海的关系却更加密切。如今大批温州人去上海是为了投资。大老板去上海划地办公司，建造工厂，如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均瑶集团在上海都有规模不小的基地；小老板去上海购房为增值，也为将来在上海能有一席之地。上海的房地产因而让温州人炒得热烫烫的。据说目前上海浦东陆家嘴的“滨江花园”是全国房价最高的公寓，“滨江花园”的一半业主是温州人。上海许多高档楼盘的推出，大都要在温州造势做广告，有的还在温州设立长期的销售点。我的不少亲友在上海有房子，如我办国贸大酒店的合伙人陈建国，便在“滨江花园”拥有不止一套房产。我们酒店门口的一间铺面，就是被租作销售上海房产用的，楼上的房间还有长期包租的上海房产公司在温州的办事处。我本人曾经在两年多时间里，每星期来往上海一二次，最多时一天一个来回，也是为了上海的房产项目。上海的温州商会非常强大，会长是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之一的温州人杨介生，顾问是曾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现已退役的刘际潘少将。
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2）
温州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国际性的大都市，在上海立足可以通过上海走向世界。同时也是选择上海人的工作效率，严谨作风和廉洁精神。使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大、更好、更顺利。上海人选择温州是因为温州人能干，有实力，能为上海的改革与开放，上海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
对于温州来说，上海实在太大了，实力也太强了，温州无法与上海相比拟，温州人走进上海仅仅是为了选择一个可供发展的更大的平台。温州与上海的合作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伙伴，温州与上海的交往也只能是“忘年交”，故此我称它为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的关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温州人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提高，已经成为上海人所佩服的小兄弟、好朋友，再也不是“温州赤佬”或“阿乡头”了。
做官的温州人
温州人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官场
闲说到现在，还只是泛泛地谈温州。从这一章开始，才具体地集中到温州人身上。对古代的温州人，我的闲说只能停留在有稽可查的官吏身上，史书是不记平头老百姓的。
说做官的温州人，先说什么是官，官又从何而来。“官者管也”（《礼记·王制》），也就是说管人的为官。宋朝史学家马端临在他的著作《文献通考》中有更详细的说明：“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
其实，原始社会的官不是役民的，是为民服务，行使管理职能的公仆。并且是选举产生的，其标准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中国最早的官员是“五行之官”，即春官木正（句芒）、夏官火正（祝融）、秋官金正（蓐收）、冬官水正（去冥）、中官土正（后土），至于他们各司何职，现在也很难说清了。譬如火正（祝融），是掌管火的。原始社会，火种非常重要，钻木取火后，要想法保存下来，可以随时取用。那时没有火柴，更没有打火机，保存只能用木炭之类的，火正这个官便是负责这个事的。管好的话人们可以时时使用，又不会酿成火灾。这个官只能是服务性质的，是公仆。后来的人为了感谢这个公仆，将祝融尊为火神。这五官是尧时的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舜时的官就多了，有二十二位。如管农事的后稷、管百工的司空、管刑狱的士等等，这些官也是由民主推选的。夏王朝开始，官才由公仆演化为“役民者”。这时的官分为内服官和外服官，内服官是指在中央任职的各级官员，即以后所说的京官，外服官便是地方官。官僚队伍也由少到多，由寡到众。据《通典》记载：夏代有官员120名，商代240名，西周即达63675员。宋代是官员增加最多的朝代，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二十四史札记》载）当然宋时的冗员比之如今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如今的“一杯茶、一枝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的“四一”干部不知有多少。
那么，这些官员从何而来呢？夏、商、周三代是乡选里举制度，由下向上推荐，再根据“六德”、“六行”、“六礼”等标准，由王选定并任命。春秋战国时期有荐举、游说自荐、年功等许多办法来达到做官的目的。孔子周游列国便是游说，商鞅、张仪、苏秦等都是游说自荐而做大官的成功例子。秦、汉时是推荐选拔加考试录用定官职的。晋、魏、南北朝有九品官人法，按品（德）、状（才）、家进（门第）三个方面进行评举。秦、汉及晋、魏、南北朝时的举官方式都取决于地方官的好恶与关系，往往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一般老百姓无论德才多好，无法做官。再如温州这么偏远的地方，也极难上达天聪，温州人做官几乎不可能。这一时期未见有关于温州人做官的记载。
科举制度是隋代的隋炀帝开始的。都说隋炀帝荒淫无道，开科考举却是很有远见的一着棋，让一般老百姓有了进身之阶。即所谓“十年寒窗读书苦，一朝成名天下闻”。但隋朝科举才刚开始，对温州这种偏远的地方影响还不太大。唐朝定都在长安（西安），温州与之相隔何止万里，温州人当时的教育程度远逊于中原。隋、唐两代均未见有关温州人做官的记载，只有宋代，特别是南宋，温州人做官的才多了起来。当然，这里的官是指大官，而不是里正（居民区主任）之类的小官。所以，在二十四史中，宋、元、明、清四史才有温州人的传略。有宋一朝即有三十六人。这便是科举制度的好处，给“上品无寒门”划上了句号，使有才学的普通老百姓有了做官的机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穷士子有了盼头，将来能成“仕”。“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如温州这种穷乡僻壤的人，也想着做官了。
做官这事也很有讲究，温州自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立郡开始至今近两千年，地方最高长官由过去的郡守到现在的市委书记，少说也有七八百人，最有影响力的似乎还是一千五百多年前的谢灵运。因为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