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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8章

小说: 其实你不懂温州人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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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都是小小的,一排排有如鸽子笼,楼梯走一步摇三摇,就这样的旅馆还要排长队。更不舒服的是上海人听说你是温州人所射过来的异样的目光,不屑,看不起,可怜,可恨的成分都有。我的上海话就是那时候下决心学会的,以便来往上海少些麻烦。譬如排队托运行李,人家要检查,我一翻白眼:“侬到底要哪能检查?”便过去了,人家以为我是上海人。后来转到文化部门,有了记者证,又能说上海话,就非常方便了。有时想想这样做有点下作,不地道,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谁让我是温州人?   
  迭格温州赤佬(2)   
  有个例子非常典型:一位温州籍的画家,浙江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搞美工,是个很有名气的美工师。他在上影工作了二十多年都没说自己是温州人。熟人对他的最高评价不过是,你不像温州人,“像阿拉上海人。” 
  温州人的尴尬可想而知。   
  又爱又恨上海人   
  上海人看不起温州人,温州人对上海人也不服气,认为上海人太势利眼,贪富欺贫;上海人太小心眼,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什么“阿拉上海人”,上海男人个个“老娘客相”(娘娘腔),天天让老婆支使着去刷马桶;上海的女人个个忸怩作态,嗲得让人起鸡皮疙瘩;上海人不要脸,站在外滩当众亲嘴……总之将上海人讲得一无是处以出出那口闷气。说实话,去上海外滩看“情人墙”的“乡下赤佬”中,不少是温州人呢。 
  还有,现在似乎大家都认为北京人能说,而上海人是讲话比较简洁的。但在温州人看来,上海人也是嘴皮上的功夫。那时温州人骑自行车撞在一起,合就互相看一眼走人,不合就动手打架,打完了不管输赢也马上走人。上海人会锁好自行车,然后相互讲大道理,旁边围了大帮子人在瞎起轰。碰这种情况温州人会呶呶嘴不屑地说:“上海人又上礼拜堂。”温州人称上教堂听牧师传道叫“讲道理”。有时还会故意上去跟着起哄:“打一架见输赢,有什么道理可说的!” 
  记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还在编《文学青年》杂志的时候,编辑部有人看到上海《新民晚报》上的一则消息:一位女士将一个金戒指掉到路边的阴沟里,那阴沟的水很脏,根本看不清,那女的一手捂鼻子,一手在脏水中摸索,终究未能找到戒指,只好忍痛割爱,径自走了。一边看热闹的人一哄而上,个个欲伸手去摸。有人便提议,大家按先后顺序,每人抓三下,谁抓中戒指归谁,抓不中走人,或排队到最后,轮到的时候再抓,于是路边排起了长队。编辑部的同仁们议论纷纷,大家的态度都感到有点不屑,“这就是上海人!”我当时也是这个意思,不要就走人,要的话可以干一架,谁有实力谁有“开采权”。一个摸三下,真是小儿科。其实这点正是上海人比温州人先进的地方,上海人有了平等概念,用机会均等的方法处理和解决问题,只有如此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温州人那时对上海真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离不开,恨是因为被看不起,低人一等,只能以阿Q心态对待这位大哥。 
  上海人对温州人虽然有点看不起,却也很难离开。上海人文化高,素质高,开化也早,七十年代就知道多吃植物油对身体有益,但在那个物资匮乏,一切都要票证的年代,哪来的植物油?温州就有,只要多付点钱,自由市场上比比皆是。上海人喜欢吃虾皮、鱼鲞之类的海鲜货,温州盛产海鲜,小菜场里到处可以买到,价格还随行就市,货色多时价格便宜,货色少时价格就贵,但无论何时都可买到。还有上海人讲究穿着,温州人还在贩卖“平阳布”时,上海人已经是“的确良”、全毛华达呢,笔挺笔挺的。购买化纤布的“专用券”、纯棉布的布票,可以通过调剂,赚点外快来买华达呢…… 
  上海人想到这些就念及温州人,在上海附近的城市中,只有温州的自由市场最活跃,温州人可以提供诸如菜籽油、海鲜货等上海人喜欢的东西。也只有温州人在搞倒卖票证的行当,可以让上海人弄点外快,上海人也离不开温州人。记得那时我去上海出差,总带点菜籽油、虾干虾皮之类的东西送给上海亲友,而当我回来时,上海亲友送两包城隍庙的五香豆,或包装讲究的泰康饼干之类的东西。温州人与上海人互通有无,“焦不离孟,孟不离焦”,虽然当时的地位并不平等。   
  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1)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上海人对温州人的态度起了微妙的变化,像我这种经常出差的人最先感觉到了这一点。先是指定温州人住国光、安东这些小旅馆的决定取消了,排队购船票在身上编号、托运行李特别规定之类的“特殊待遇”也没有了。上海人托温州人带的也不再是菜籽油、虾干之类的东西,而是“东方表”、四喇叭收录机之类的舶来品,于是可以听到这些话了:“格温州赤佬还有本事,帮阿拉买的四喇叭还真 (便宜)!”“迭格东方表是温州人送的,蛮灵格。”这些是指走私货,上海人的优越感受到了冲击。上海牌手表本来是不错的,一百二十元一只,走私的东方表六十元一只,还是全自动。本来要排队购买的红灯牌收音机,现在让四喇叭的走私收录机比下去了,放在柜台上无人问津。而温州人手中就有这些价廉物美的东西,温州人的地位开始提高。 
  虽然走私只在温州猖獗盛行了短短的年把时间,却在提高温州家庭工业水平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聪明的温州人立即模仿这些舶来品。我这里不是在提倡走私,在闭关自己的年代,走私物品的冲击让我们的产品提高一个档次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随着走私进来的大批收录机,大量的邓丽君们的录音带随之进来,既提高我们的收录机生产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歌坛通俗化的肇始。 
  温州的发展确实迅猛。不久之后,原先在上海向“阿乡头”讨“专用券”的地方,现在为温州人所承包了。再接着,温州生产的皮鞋、服装、打火机、小商品之类也成了上海市场上的抢手货。温州人去上海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抬头正眼看上海人了。 
  一旦走到平等的位置上,大家就会以平常心对待对方了。上海人认为温州人聪明,豪爽,做生意上有一手,可教,可交也可学。温州人认为上海人素质好,办事认真,效率高,上海的商机又特别多,也是可交,可学,在上海还可以赚到大钱。于是双方都很喜欢对方,双方都以有对方做朋友为荣。 
  温州人与上海人的来往非常密切。比之上海人与附近的杭州、苏州、宁波关系好得多。上海人说杭州人是“杭铁头”,“刨黄瓜儿”。说“宁可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反过来又说“苏州人太嗲”。惟有对说话奇腔怪调,一句也听不懂的温州人最佩服。这种关系也影响到文化界,我当时在编辑《文学青年》期刊,与上海《萌芽》杂志同类型,大家发行量都很高,编辑之间便成了好朋友,洪波时任《萌芽》编辑主任,我任《文学青年》副主编,俩人关系“特铁”,便有了他去香港之后到温州投资一事。但洪波经常说,他的经济头脑还是向温州人学的。 
  过去温州到上海,轮船是最好的交通工具,现在温州人做生意“时间就是金钱”,24个小时太慢了,时间都耽误在轮船。其实,24个小时还是正常的时间,如遇大风或大雾,那时间就说不准了。写到这里我想起里一个有趣的尴尬事,大约是1986年,温州作家李涛结婚,邀请了好几位上海文友。 
  洪波他们是先一天坐轮船,顺利到达温州。张振华(现复旦大学教授)他们晚一天坐轮船,算好时间24个钟头后到温州正喝喜酒。李涛忙,让我去码头接,结果连个影子都没有。以为错过时间,他们先到李涛家了,问了李涛也没人到。再打电话到港务局问讯处,人家已经下班,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打电话到上海问,他们的家人也着急,明明昨天准时上船的会不会出什么事。“一人向隅,举座不欢”,何况两位朋友不见,喝酒都没有心思。直到第二天早上打电话到港务局,才知道海上大雾。又得通知上海他们家属,以免焦心。那时手机尚未流行,与他们本人是无法联系的。只说大雾,到底是大雾不能开,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抑或已经触礁正在设法救援?直到晚上,他们才姗姗来迟,在轮船上待了四十八个小时,他们显得疲惫不堪,我们也哭笑不得。又得打电话给他们家属报平安,又重新设宴为他们接风、压惊。我们当时就议论,轮船这么慢,早晚会淘汰。 
  果然,这时的温州人已经财大气粗,国家不投资,我们自己来,温州自己掏腰包修机场和铁路。飞机一通航,立即爆满,温州到上海由每天一班发展到每天六七个航班。未等铁路筑成,温州至上海的轮船航班就寿终正寝。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 
  现在,曾经是维系温州与上海关系的主要交通工具轮船已经消失,但温州与上海的关系却更加密切。如今大批温州人去上海是为了投资。大老板去上海划地办公司,建造工厂,如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均瑶集团在上海都有规模不小的基地;小老板去上海购房为增值,也为将来在上海能有一席之地。上海的房地产因而让温州人炒得热烫烫的。据说目前上海浦东陆家嘴的“滨江花园”是全国房价最高的公寓,“滨江花园”的一半业主是温州人。上海许多高档楼盘的推出,大都要在温州造势做广告,有的还在温州设立长期的销售点。我的不少亲友在上海有房子,如我办国贸大酒店的合伙人陈建国,便在“滨江花园”拥有不止一套房产。我们酒店门口的一间铺面,就是被租作销售上海房产用的,楼上的房间还有长期包租的上海房产公司在温州的办事处。我本人曾经在两年多时间里,每星期来往上海一二次,最多时一天一个来回,也是为了上海的房产项目。上海的温州商会非常强大,会长是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之一的温州人杨介生,顾问是曾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现已退役的刘际潘少将。   
  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2)   
  温州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国际性的大都市,在上海立足可以通过上海走向世界。同时也是选择上海人的工作效率,严谨作风和廉洁精神。使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大、更好、更顺利。上海人选择温州是因为温州人能干,有实力,能为上海的改革与开放,上海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 
  对于温州来说,上海实在太大了,实力也太强了,温州无法与上海相比拟,温州人走进上海仅仅是为了选择一个可供发展的更大的平台。温州与上海的合作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伙伴,温州与上海的交往也只能是“忘年交”,故此我称它为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的关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温州人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提高,已经成为上海人所佩服的小兄弟、好朋友,再也不是“温州赤佬”或“阿乡头”了。     
  做官的温州人   
  温州人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官场   
  闲说到现在,还只是泛泛地谈温州。从这一章开始,才具体地集中到温州人身上。对古代的温州人,我的闲说只能停留在有稽可查的官吏身上,史书是不记平头老百姓的。 
  说做官的温州人,先说什么是官,官又从何而来。“官者管也”(《礼记·王制》),也就是说管人的为官。宋朝史学家马端临在他的著作《文献通考》中有更详细的说明:“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 
  其实,原始社会的官不是役民的,是为民服务,行使管理职能的公仆。并且是选举产生的,其标准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中国最早的官员是“五行之官”,即春官木正(句芒)、夏官火正(祝融)、秋官金正(蓐收)、冬官水正(去冥)、中官土正(后土),至于他们各司何职,现在也很难说清了。譬如火正(祝融),是掌管火的。原始社会,火种非常重要,钻木取火后,要想法保存下来,可以随时取用。那时没有火柴,更没有打火机,保存只能用木炭之类的,火正这个官便是负责这个事的。管好的话人们可以时时使用,又不会酿成火灾。这个官只能是服务性质的,是公仆。后来的人为了感谢这个公仆,将祝融尊为火神。这五官是尧时的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舜时的官就多了,有二十二位。如管农事的后稷、管百工的司空、管刑狱的士等等,这些官也是由民主推选的。夏王朝开始,官才由公仆演化为“役民者”。这时的官分为内服官和外服官,内服官是指在中央任职的各级官员,即以后所说的京官,外服官便是地方官。官僚队伍也由少到多,由寡到众。据《通典》记载:夏代有官员120名,商代240名,西周即达63675员。宋代是官员增加最多的朝代,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二十四史札记》载)当然宋时的冗员比之如今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如今的“一杯茶、一枝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的“四一”干部不知有多少。 
  那么,这些官员从何而来呢?夏、商、周三代是乡选里举制度,由下向上推荐,再根据“六德”、“六行”、“六礼”等标准,由王选定并任命。春秋战国时期有荐举、游说自荐、年功等许多办法来达到做官的目的。孔子周游列国便是游说,商鞅、张仪、苏秦等都是游说自荐而做大官的成功例子。秦、汉时是推荐选拔加考试录用定官职的。晋、魏、南北朝有九品官人法,按品(德)、状(才)、家进(门第)三个方面进行评举。秦、汉及晋、魏、南北朝时的举官方式都取决于地方官的好恶与关系,往往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一般老百姓无论德才多好,无法做官。再如温州这么偏远的地方,也极难上达天聪,温州人做官几乎不可能。这一时期未见有关于温州人做官的记载。 
  科举制度是隋代的隋炀帝开始的。都说隋炀帝荒淫无道,开科考举却是很有远见的一着棋,让一般老百姓有了进身之阶。即所谓“十年寒窗读书苦,一朝成名天下闻”。但隋朝科举才刚开始,对温州这种偏远的地方影响还不太大。唐朝定都在长安(西安),温州与之相隔何止万里,温州人当时的教育程度远逊于中原。隋、唐两代均未见有关温州人做官的记载,只有宋代,特别是南宋,温州人做官的才多了起来。当然,这里的官是指大官,而不是里正(居民区主任)之类的小官。所以,在二十四史中,宋、元、明、清四史才有温州人的传略。有宋一朝即有三十六人。这便是科举制度的好处,给“上品无寒门”划上了句号,使有才学的普通老百姓有了做官的机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穷士子有了盼头,将来能成“仕”。“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如温州这种穷乡僻壤的人,也想着做官了。 
  做官这事也很有讲究,温州自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立郡开始至今近两千年,地方最高长官由过去的郡守到现在的市委书记,少说也有七八百人,最有影响力的似乎还是一千五百多年前的谢灵运。因为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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