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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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这事也很有讲究,温州自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立郡开始至今近两千年,地方最高长官由过去的郡守到现在的市委书记,少说也有七八百人,最有影响力的似乎还是一千五百多年前的谢灵运。因为至今还有池上楼、谢公亭、谢客岩、康乐坊等纪念性的遗迹。但仔细一查,谢公在温州只当了一年的郡守。这一年中又是“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纵情于温州的山水,留下了“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千古名句。做这么一年的官,写了这么多的山水诗,还留下了这么多的遗迹,这官可以说是做到极致了。这点与他的文名有关,但主要还是所做的事:在郡一年,招士讲书,人知向学,鼓励植桑养蚕,兴修水利,政清刑简,因而能“德惠多及民”。也就是说他为立郡之初的温州人做了不少开化的工作,所以温州人至今仍在纪念他。但他祖籍陈郡(河南),后移居会稽(绍兴),不是温州人,而我这一章要说的是做官的温州人。
为官的温州人(1)
我以为温州人做官的虽然不多,但能做上官,做得都是比较称职的,好些人也能做到极致。有意思的是,温州人真正开始做大官的,还是我以前提到过的周佇,并且这个大官是在高丽(朝鲜)国做的。
周佇(?…1024年),工文善书。北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随商船至高丽经商,结识了高丽翰林学士蔡忠顺,蔡佩服其才,乃密奏高丽王穆宗。看来这位名诵的穆宗是个英明的宗主,能从善如流,也有博大胸怀。未对周佇实施“内查外调”,也不认为他有可能是中国派去的间谍,即留之并授礼宾省主簿。这个官不算小了,礼宾省相当于外交部,外交部的秘书长,应当是副部级了。时高丽致北宋、辽的外交文件,均出自佇之手,信任度相当高。大中祥和五年(公元1012年),高丽西京留守康肇杀高丽王诵,立诵从兄询为高丽王,是为显宗。显宗一上任,辽契丹大举进攻高丽,周佇既食高丽之禄,当为高丽效命,扈从显宗,抗辽有功,升任礼部侍郎、中书院直学士,按现在的概念大约当得外交部副部长,并兼国务委员了。以后又历任内舍人、秘书监、右常侍、左散骑常侍、上柱国、礼部尚书等等官职,一直不离高丽王左右,作为客卿能享如此高的信任度,实在难能可贵。他是以礼部尚书致仕的,正儿八经的正部长。在外国当官当到这份上,可以说是极致了。周佇卒于宋仁宗大圣二年(公元1024年),葬高丽,《高丽史》有传。
温州人中在国内当到“正部级”的第一个人是吴表臣(1084…1150年)。北宋大观三年,吴表臣和其兄吴鼎臣同中进士,但官当的不大。直至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宋高宗赵构自扬州逃抵温州,御史中丞赵鼎推荐避难回乡的吴表臣、林学仲、陈楠等人扈从,表臣最先到达,任监察御史。这是温州人极少占地利之便的例子。后条陈“指置上流以张形势,安辑淮甸以立藩蔽,择民兵以守险阻,集海舶以备不虞”,其策多见施行。他的官最高当到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长,官是很大了。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南宋与金达成和议,当时的丞相秦桧欲遣表臣出使金国,议定地界。秦桧还指政事堂为饵,暗示“归来可坐此”,大约可以弄个副总理当当。表臣拒不接受,以后又因他事与秦桧意见不合而被罢了官。不久,起用为婺州(金华)知州,逢当地水灾,先发常平仓米救济,深得民心,升任傅文阁侍制。任满之后请求“奉祠”,这个“奉祠”是宋代独有的,五品以上的官员,因年老多病,不能视事,给他一个闲职,可以领取“薪俸”而已。吴表臣在家奉祠数年,生活俭朴,无异布衣。绍兴二十一年卒,《宋史》有传。
现在要说的是王十朋(公元1112…1171年)。游览过温州江心屿的人大约都会记得江心寺门口的一副对联,上联是“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下联是“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对联的字是温州现代的书法、篆刻名家方介堪先生所书,落款是宋王梅溪句。这位王梅溪就是王十朋。这副对联利用了汉字有一字两读的特点,应当读成“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下标_的念成朝阳的“朝”,其余的念朝鲜的“朝”。“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下标_的念成长短的“长”,其余的念成长大的长(涨),这对子便能朗朗上口了。与北戴河景区的孟姜女庙前的一副对联有异曲同工之妙。
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高宗来温州避难,王十朋才十八岁,所赋诗中有“北斗城池培王气,东瓯山水发清辉”之句,足见其才气,现在江心屿还有“清辉”二字的石刻。但王十朋直至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四十七岁方中进士,廷试时以“陛下正身以为本,任贤以为助,博采兼听以收其效”之类的鲠切言辞,因醇正议论被高宗亲擢为状元,并用其“严销金铺翠之令,取交趾所贡翠物焚之”之言。任绍兴府佥判时裁决英明,吏奸不行。后任秘书省校书郎兼建王府小学教授,被太学生列为“五贤”之首。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知饶州,乾道元年移知夔州,饶民乞留不得,竟断所过之桥,王十朋只能另觅他道离开。后此桥被命为王公桥。此后知湖州、泉州均有政绩,当地老百姓建生祠以纪念。王十朋是南宋时著名的主战派,他曾提出:“今日之计,战固未可胜,和决不可议。守以养气,俟时而伸,乘机而投而已。”面对日益强大的金国和此时的南宋现状,也只能是这个办法了。叶适对王十朋的评价是“士类常推公第一”,似有乡谊之偏,朱熹论其奏议“气象宏大”应为公允的。南戏《荆钗记》的主角便是王十朋,但经考据,王十朋中状元时已四十七岁,生有闻诗、闻礼两子,《荆钗记》的故事纯为杜撰,惟借十朋之名而已。王十朋的墓至今仍保留完整。
为官的温州人(2)
刘基(公元1311…1375年)刘伯温与王十朋同样,温州的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他是文成南田人,因南田曾属青田,所以有青田人之说。刘基自幼聪颖,“从师受《春秋》经,人未见其执经诵读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其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悉其要”(黄伯生《文成公行状》),可见是个奇才。他于元时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二十三岁时中进士,此后在元朝继续为官,但都是从七品、七品之类的小官,从未受到重用,于四十八岁时愤而弃官,隐居家乡,为文授徒,写作了不少诗歌、散文名篇,后人评其诗称雄浑,散文称奔放,足见其才气。他的寓言体散文集《郁离子》,内容极为丰富,涉及面很广,充分显示其多闻博识,成为世所公认的大学问家。同时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性非常明确,旨在阐述自己的“治世之道”,“著书之言,以俟知者”。这就是温州的官吏的特点,不尚空言,专在务实,“以待王者之兴”。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刘基被朱元璋邀请出山,达到了“以俟知者”的目的。他赴金陵即呈事务十八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经天纬地之才,受到朱的器重,被留中枢,参与军机。按民间的说法他是明“开国军师”。于是,朱元璋“席卷中原,群雄归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王景《翊运录序》)洪武初,先后授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弘文馆学士、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明初很多法令典章出于他之手。他还曾受命卜地拓建南京城,使得南京具“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路”的宏大规模、恢宏气象,奠定了往后数百年的“金陵王气,东南重镇”的基础。特别是他奏立的《军卫法》,确立卫所制,不仅在军事史上有极高的地位,也为明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建立功勋。同时也为日后他的家乡温州抵抗倭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今,在温州,根据他的卫所制所建会昌保卫城、蒲壮所城,仍旧屹立,成为对刘基的极好纪念。
刘基的功劳虽大,但他已经意识到伴君如伴虎,“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决定功成身退,回温州老家,居于山中,每日饮酒下棋,绝口不提从前的功绩,也不肯接见任何地方官,目的在于避祸。一次,县令求见不得,改穿上百姓的衣服,总算见到了刘基。刘基正在洗脚,不知是县令,叫子侄将他领进茅屋,烧饭给他吃。县令告诉刘基:“我是青田知县。”刘基吃了一惊,立即自称百姓,向县令谢不识之过,然后避而不再见县令。即便如此,他仍被时任丞相的胡惟庸所构陷,诬其争夺有“王气”的墓地,为朱元璋所疑忌而被夺禄,洪武六年入朝“引咎自责”,留京不敢归。八年病重,才被朱元璋遣使护送回家,旋即病逝,享年六十五岁。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刘基在其散文《卖柑者言》中所用的语言,是写柑,也准确概括了元末社会腐朽之实质。作为著名的成语,至今它的使用频率仍旧非常之高,这也是刘基的一大贡献。
提到柑,想起在温州广泛流传的《三只瓯柑》的民间故事,遂抄录如下:
三只瓯柑
三只瓯柑
瓯柑出产在温州,别的地方没有。有个永强人想谋个小差使,就带了几篓瓯柑上京去找张阁老。阁老问他通不通文墨。那人摇头,说自己一个字也不识。想把他打发走,那人又说盘缠花光了。
阁老觉得很为难。忽然间看见那人带来几篓瓯柑,就告诉他一个办法,好让他赚点钱回家。
当天,阁老到便殿跟嘉靖下棋。棋过两局,嘉靖说渴,太监赶忙递茶,阁老见了,从袖内掏出一只瓯柑来,双手呈上。嘉靖吃后,觉得又甜又解渴,忙问这叫什么果子,何地出产。阁老说这叫瓯柑,是家乡永嘉特产,前日有乡人送来一只,不敢吃,特来敬献给陛下。嘉靖问京城可有买处。阁老答有,曾在午门外见过,只是价高。嘉靖听了,叫太监马上去买。
这太监走到午门外,果然见有人摆着三只瓯柑在叫卖。便上去顺手捡起一个,问多少钱,卖柑人说要十两银子,太监连声说贵,要他便宜点,卖柑人说我的柑不开价,你嫌贵,我便自吃了。说着把太监手中的柑拿回来,剥了皮,两三口吃进肚子。
太监摇摇头,转身回去。走到午朝门底,迎面碰到一个老太监,老太监问明情由,叫太监赶紧买来,迟一点万岁爷要发脾气了。这太监听了,又忙赶回来,说愿照价买。谁知卖柑人摆摆手,说现在要二十两一只。太监火了:“不是说十两吗,一转身怎么就涨价?”卖柑人也不理睬,剥开皮又吃了一个。太监见是最后一个柑子,心想,他再吃,回去交不了差了,就答应出二十两银子。不想卖柑人将柑拿在手中说:“这回只剩下一个了,想买这只得四十两银子,你再讨价,我也只好自己吃了。”太监急了,连忙按着他的手,赶紧说:“依你的,依你的。”当下掏出四十两银子,买下了这只柑。
为官的温州人(3)
嘉靖吃柑,吃出味来,每日都要几个。朝中大臣也学起样来。不到几日,把永强人的瓯柑购买一空。这位永强老乡,靠张阁老出的点子,赚了上千银子。快快活活回乡了。
那末这个故事中提到的张阁老是谁呢?就是明时永强人张璁。这张璁了不起,在温州的影响力不比刘基差,关于他们两人的民间故事,都能出一本厚厚的书。
张璁(公元1475…1539年),温州永强人。后因和明世宗朱厚熜同音,世宗亲为改名孚敬,赐字茂恭。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中举人,时年二十三岁,但接着七试不中。七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每三年一次,每次从温州出发,乘船、骑马、步行,温州到北京直线距超过五千里,紧赶慢赶两个月才能到达。考试不中,再两个月回到温州。过两年再重复一次,总共是七次!二十多年过去了,终于在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中进士,时年四十七岁,两鬓斑白、老眼昏花了。这韧性,在现代人来说简直不可想像。正是他中进士那一年,武宗朱厚照病死,无子,大臣们拥立其堂弟朱厚熜为帝,是为世宗。世宗当上皇帝之后欲尊生父为皇考,大臣们认为不妥,并援汉定陶为例,要尊其伯父(即武宗的父亲孝宗)为皇考。世宗不乐意,故议三上三却。但这些武宗旧臣又是拥立他当皇帝的,实力强大并有功于他,此事只好搁置。当时张璁在部观教,按现时的说法还在实习期。但他的胆子大,又有思想。认为汉定陶被预立为子,养在宫中,后继嗣,而世宗是在武宗过世之后立为皇帝,应为继统。这便是有名的“继嗣”与“继统”之争。世宗接疏大喜,授张璁为南京刑部主事。但“继嗣”派实力强大,当世宗诏令璁等进京时,竟准备“扑杀之”。从张璁七试不中终成正果的韧性中可以想见他的性格,他再次冒死面折廷臣之非。世宗也硬起了腰杆,命锦衣卫拘捕“继嗣”派为首者,廷杖死十七人,一百数十人下狱,“继统”派终于取得胜利。从此张璁深得宠信,步步高升,由地方法院院长(南京刑部主事)到国务院总理(宰相)只用了六年时间,与他的二十几年才到举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既任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备及宠荣,但他不会循规蹈矩,尸位素餐。《明史》本传称他“刚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亦时进谠言”。“他若清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内臣先后殆尽,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恶赃吏,一时苞苴路绝。”谠言,正直的言论。皇帝让他备及宠荣,正直的话他还是要说。苞苴,蒲包,“货贿必以物包裹,故总为之苞苴”。也就是说在他的严厉打击之下,行贿之人的苞苴没有地方送。张璁做官与刘基一样,做出了温州人雷厉风行的风格。并且他懂做生意,运用市场法则——物以稀为贵,帮助老乡赚钱,这也是温州人的特点。温州人很喜欢张阁老,所以有不少关于他的故事。温州松台山妙果寺边至今还有张璁碑亭,还将他居住的府邸旧址称为张府基来纪念他。
有明一朝,挟南宋之余威,温州人做官的还不少。与张璁前后不远的尚有章纶,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进士,因上疏主张“内宫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权,后宫不可盛声色”而触怒景帝,被下锦衣卫大狱,“榜掠惨酷,血肉狼藉,濒死无一语”,也算做出了温州人强项的风格。官至礼部侍郎,算是副部级了。还有高友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进士,做官不畏强梁,官至刑部尚书。王瓒,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进士,殿试一甲二名,温州人呼之“榜眼王”,官至礼部侍郎,也是不怕死的官。现时在温州,章纶故居、高友矶的墓、王瓒的石牌坊仍保留。温州老百姓对温州人中的“清官”都没有忘记。
入清以来,温州人又落后中原一大截,为官的人既少又无大官。直至清末的孙家和黄家茁起,情况稍有改观。
孙家是指孙衣言和孙锵鸣两兄弟。孙衣言(公元1814…1894年),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进士,官至湖北、江宁布政使、太仆寺卿,也不算小了,因频抗两广总督沈葆祯提用库银而回老家,与子孙诒让一同建有著名的“玉海”藏书楼。孙锵鸣(公元1817…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