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5期-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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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矣。”我问林斤澜这是不是真的，他说的确是这样。林斤澜在“文革”之初也曾被批斗。一个工人作家在身后做林斤澜的“喷气式”，把林斤澜做得挺疼的。怎么回事啊？林斤澜回头看他，他向林斤澜深情地笑笑，意思说：“啊咦，意思意思嘛。”
可以说，林斤澜在“文革”是基本自由的。银行存款，悉数冻结，但他和夫人都有基本工资，一家三口，日子相对滋润。叶至诚就不同了：他推板车运垃圾，他卖造反派的油印小报，他挖防空洞，他敲碎石子，他打扫厕所，他那时每顿能吃六两米饭。“穷得自己必须精确地计算出一天只能抽几支廉价香烟。”
叶至诚和林斤澜还有个区别的地方，是“文革”中叶至诚写了不少东西，而林斤澜不著一字。杨沫想写《青春之歌》续集，征求林斤澜意见，林斤澜说：“要是我，一个字不写。”他的确什么都没有写。那么，叶至诚写了些什么呢？除了交代材料，就是剧本。他的职业就是编剧。先是在越剧团，后是在锡剧团。他是奉命写剧本，领导说要写一个什么内容、要表现一个什么思想，叶至诚就得去写。他被别人当枪手，自己只是混饭吃而已，没有丝毫愉悦，只有做枪手的痛感。叶兆言在《纪念》中，写了父亲的被奴役：
除了政治上的风险，写剧本最大的苦处，就是必须马不停蹄地按别人的旨意改。什么人都是父亲的上司，谁的意见不照办都麻烦。每一层的领导都喜欢作指示，都觉得看了戏不说几句不行。碰到懂行的还好，碰到不懂的活该父亲倒霉。很长一段时间里流行集体创作，集体创作说穿了就是大家七嘴八舌瞎说一通，然后执笔的人去受罪。
……各式各样的领导，局领导团领导包括工宣队军代表，各式各样的群众，跑龙套的拉二胡的什么也不做的，只要有张嘴就可以对父亲发号施令。无数次下乡体验生活，无数次半夜三更爬起来照别人的旨意修改，父亲在没完没了“没有自己”的笔耕中，头发从花白到全白，越窝囊越没脾气，越没脾气越窝囊。
叶兆言还说，“文革”中，他父亲有一件灵魂深处至痛的事。那就是在逼迫下，把枕边的话原封不动地交代了，这种过分的老实，使妻子差一点儿被打成了反革命！叶至诚为此后悔、内疚了一辈子！叶至诚的人生哲学是“宁愿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可他竟伤害了妻子！
好，否去泰来。叶至诚５４岁的时候，“探求者”的冤案平了反。高晓声、陆文夫、方之蘑菇一样冒出来，铁树一样开了花，他们抓拉时代和政治的引线，作品都爆响。叶至诚回到作家协会，写自己曾经熟悉的散文和小说，可没有老朋友那样大红大紫。骨子里狂妄性格已经回来，他嘴里没说什么，可心里一定不会好受。
叶至诚和高晓声做了《雨花》的主编。叶兆言说：“父亲常常和我说谁谁谁的小说怎么写得这么差，又说谁谁谁应该这样写而不应该那样写。得奖小说常常是父亲抨击的对象，红得发紫的小说常常读了一半便扔掉。谁也不会想到老实窝囊的父亲在文学上会那么狂妄，那么固执和生气勃勃。……父亲对于文学有一双很毒的眼睛。时髦的伪劣产品很难躲过父亲的法眼。”
我的印象中，《雨花》封面白地，上面点缀写意画，很素净的样子。但《雨花》的影响并不大。这可能和地位地域有关系，北京的《人民文学》和上海的《收获》总是老大。也可能和做过右派的主编有关系。叶至诚能像叶兆言所说“在文学上会那么狂妄，那么固执和生气勃勃”吗？这种情况可能在家里，在儿子的面前，在外面就没有这个气量。
１９８０年５月，汪曾祺经不起林斤澜的撺掇，拾笔改写陈稿，就是《异秉》。主人公的“异秉”是什么？那就是“先小解，后大解”。文章有巧思，又结实又诙谐。汪曾祺戴右派帽子劳动，后多年在京剧团搞样板戏，脱离文艺界，人事生疏。林斤澜说，交给我吧。林斤澜把它寄给了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特别强调“这是江苏作家写的江苏的事”。叶至诚和高晓声都以为好，但多月发不出来。林斤澜便写信问，叶至诚回信：“我们也讲民主，《异秉》在小说组通不过。组长说，我们要发这样的小说，就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后来又发出来了，高晓声还特意写了编者按。汪曾祺欣赏编者按，认为“懂行”。
林斤澜为什么不把好小说交给大刊物呢？为什么交给自己的老朋友呢？为什么还要交代“这是江苏作家写的江苏的事”呢？我猜想，多月发不出来和叶至诚的胆小有关系。政治要求文学是奴仆，政治太可畏了，叶至诚被打怕了。“小说组通不过”，这是什么话？高晓声不是写了编者按，给发出去了吗！“先小解，后大解”，实与政治无关，叶至诚为什么不“狂妄”不“固执”不“生气勃勃”呢！
林斤澜认为叶至诚编《雨花》时，最被看好的是编了一个栏目：“新世说”。“新世说”仿效《世说新语》。那是“志人小说”，记述汉末魏晋士人的生活言行。“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鲁迅）。林斤澜很是欣赏叶至诚做了这件事。栏目以笔记体实录“文化大革命”，事不论巨细，文不分长短。行内人以为真是个好主意。后因编者作者两方缘由，扩大到“文革”以外的世态，仍然可观。
叶至诚的办法是约几位文友打个头，引起注意，再从大量来稿中挑选。大量纪实的笔记，离文学渐远，但别开生面，在中国别无分店。“几位文友打个头”，林斤澜自然在内，他写了好几个稿子。比如：
打人
——“红八月”之四
八月二十三日，北京文化局文联的院子里，把作家艺术家一个个揪出来挨打，态度不好的个别包围，拳脚交加。
肖老不服，挨打时间最长，因有武功在身，比常人抗得住些。后来也打倒在地，饱受脚踏。“最高指示”是踏上一只脚，执行起来是一只一只的踏。再把他抓起来问道：
“服不服？”
肖老徐徐答道：
“服打不服罪。”
不会打领带
八十年代初，天津有会，会间去看望前辈作家孙犁。
谈到耳闻不久前，作家协会组织出国访问，孙犁谢绝了。这本来是“抢手”的事。
孙犁说：我不会打领带。“文革”前，和李季一同出过国，天天早上，都是李季帮忙，我高他矮……说着，孙犁站起来，弯腰、伸脖。从弯度和“伸度”看来，诗人李季当是侏儒。这中间，孙老还背过右手，握空心拳，捶两下腰眼。
我以为他的动作度数是不准确的，可又准确表达了不出国门之情。后来，大约是津门也不出了。
再者，据行家意见，领带原不必每天重新打过，拉开摘下，再套上拉紧就是。
林斤澜赞赏叶至诚编《新世说》，同时更遗憾叶至诚没能写出很好的作品。这个事，实际是叶至诚自己甚感痛苦的事。从前当枪手，写作自然难受，现在作家可以自由些了，他却写不出来！从前当枪手，现在不当了，他压根就不想写了，那也并非坏事。问题是他太想写了，太把创作当伟业了，这就痛苦了。叶兆言说：“父亲似乎永远处于一种准备大干一番状态，不断地对我宣布要写什么和打算怎么写。我听过父亲说过许多好的甚至是非常好的设想。写作对父亲来说太神圣……”“对于一个太想当大作家的人来说，放弃写作是一种自我虐杀。”“我是父亲想写而没写出来的痛苦的见证人……”
叶至诚为什么没有好好写？叶兆言有所透露，但语焉不详：“在写作上不像自己的老朋友们那样勤奋，不能忍受一点点干扰，是父亲未能达到理想高度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神圣，父亲对于写作环境的要求，便有些过分苛刻。”“他不止一次开始写，又不止一次被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中断。”“既然父亲对写作那么痴心一往情深，要写作的愿望那么强烈，为什么不能振作起来，勇敢地面对那些微不足道的干扰？”
叶兆言所说“一点点干扰”、“微不足道的干扰”、“写作环境”、“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林斤澜说：“这大概和叶至诚的夫人有关。实际上我也不清楚他家庭的具体情形，只是有一回，叶至诚对我说：‘她要演出，前十五天内，我和兆言不能感冒。’我说：‘感冒身不由己，又不是自找的，这怎么办呢？’叶至诚摇摇头说：‘那也没有办法。’叶至诚去世后，叶兆言也和我说了一件事。他父亲不是金陵大藏书家吗，叶兆言回家拿书，他母亲不高兴，叶兆言只好偷，后来，偷也没有法子了。高晓声和我说，他到叶至诚家蹭饭，喝酒谈天到夜里，叶至诚夫人一脸乌云，竟下逐客令。”
“实际上，叶至诚没有写出比较多的艺术上乘的小说，原因不能归结为生活环境，”林斤澜说，“当年我家只有一张办公桌，女儿布谷正要高考，写中篇小说《竹》时，我便把椅当桌，屁股垫个小板凳，盘腿地上。刘心武到我家是看到的。叶至诚的问题，还是写作方法的问题，是从前当枪手的恶果。”
对叶至诚的文章或文学活动，林斤澜向来注视。《读三叶〈未必佳集〉》开篇说：“《未必佳集》里多佳作。我喜欢读这路文章。又像是许久没有读到了，拿起来本想随便翻翻，等到手头的‘活’告了段落再细读，不料这随便翻翻是从头翻到尾才放下手来。”又说：“索性放下手里的‘活’，写下我的感想。”叶至诚编印了《新“世说”选粹》，林斤澜读后立即著文《世说选粹》，曰“‘世说’里有破天荒的酷刑，有地狱也不收的罪名，有啼笑皆非的遭遇……”又说：“通读全书，字里行间，不时出现编者至诚的形景：小胖，矬个，平头，圆脸，好像最合适的服装，应是大褂。已够心平气和，还要以好心肠的笑容笑声，讨好上天下地。可是劫后余生，念念不忘民族劫难，开创民族反省的栏目，默默做实地工作……”
有个女作者，写了篇《一个资料员眼中的叶至诚》，中间有这样一段：
漓江出版社去年出了叶先生和他父亲、兄妹四人的散文合集——《四叶集》，蒙他赠给我家先生一本，扉页上写着“我的‘馒头’附在末尾，敬请指正”。原来先生写过一篇读叶先生散文近作的随感《馒头与文章》。有一天，叶先生告诉我说：“林斤澜先生来信说这篇文章评价稳妥，写得好，”看得出叶先生也很高兴。
你看，林斤澜对评价叶至诚的文章，读得照样仔细。
因而，对叶至诚，林斤澜的理解可谓深刻。为什么说叶至诚写不出好作品是写作方法的问题呢？林斤澜在《再念至诚》中引用叶至善的话作了说明：“他的写作方法改变了，往往先有题目，现找材料赶紧动笔，跟他以前受到的训练不相同了。”这种写法和归纳法相反，即演绎法。叶圣陶和夏尊、宋云彬、陈望道合编的《开明国文讲义》中说：“作者先有了一种意义，然后创造事情、人物来寄托它，使人家看了，也悟出作者所看到的那点意义。”
林斤澜说：“‘演绎的方法’发展下来带上了恶果，至诚后来那‘先有题目’，成了‘主题先行’，那‘主题’有变成‘政治命题’，那‘现成材料赶紧动笔’，就是对‘命题’进行图解。为什么要‘赶紧’，好比热门话题，时过就冰凉。若及时赶到点子上，就‘打响’，就‘轰动’，就‘一举天下知’，好一番热闹如火里爆油也。”
粉碎四恶，需要揭露，先是宗福先的《于无声处》闹翻了天，刘心武的《班主任》来了，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来了……揭露之后该“反思”了，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刘真的《黑旗》、张贤亮的《灵与肉》、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纷纷爆响，好评如潮。共产党开了个“三中全会”，改革了！蒋子龙大海弄潮，《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全部获得那几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同样拿下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那时还有个柯云路，《三千万》和《新星》一出，可谓洛阳纸贵，陆文夫棋高一着，想到了改革的复杂性，写了个《围墙》，获奖名列榜首……
那么，运用演绎法写作的叶至诚当初想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呢？我不得而知。我想，他当惯了那个时代的写作枪手，局限很大，要写出小说精品，亦属怪事。建国后，老舍紧跟政治，写了不少图解作品，仅有一个完整的好剧本《茶馆》，的确是焦菊隐帮的主意。而改用这种方法的曹禺就再也没有好作品。曹禺下去体验生活，回来说：“收获甚多，头绪全无。”周恩来叫他写“民族大团结”，结果《王昭君》自是下品；周恩来又叫他写“巴黎公社”，曹禺先是欣欣然接受，而后痛苦万分，最后无法交卷！
林斤澜说：“几代作家进入死胡同。要求作家‘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第一’必然发展成惟一，‘第二’必然发展为可有可无。”
叶至诚一方面操用演绎法，一方面又不屑上面那些大红大紫的小说，他怎么写！
而且，他又没有汪曾祺那样的盖世才华。林斤澜说：“‘文革’中，汪曾祺写京剧，叶至诚写锡剧，所写的东西都没有‘自己’。后来汪能跳出来，成就那么大，原因之一是汪继承沈从文的这一套，不大考虑主题思想。他用的是归纳法。写鲜活灵动的东西，下笔葳蕤，文成葱茏。二是汪的才气过人，念的书比叶至诚多，底子过硬，不仅文学，其它艺术的功夫亦非一般可比。”
林斤澜说：叶至诚每回见到，总是一个样子，小胖，平头，垂手，上身前倾头略低，极似他的父亲叶圣老。给他穿上长衫，活像古玩店老板，或琉璃厂老板。那慈祥、憨厚、正派还是像叶圣老。后阶段的叶至诚，与林斤澜相聚，常常无意地重复着三句话：１、“外省生活。”２、“好像世界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３、“我不会说孩子话了。”林斤澜说，叶至诚受俄罗斯和欧美文学的影响极大，这三句是典型的翻译小说语言。弦外之音，“外省生活”是把南京和北京进行比较，南京世俗，远离中心；第二句是表露无奈，他看破了这个世界。第三句来自他少年时崇拜的索洛延。自比失去天真，失去了写作角度。失去了就不能复生。“叶至诚这些话，流露于茶余饭后，但反映出他极端伤心的心理，”林斤澜说。
叶至诚有两篇散文是我喜欢的。一篇是《追念母亲》，一篇是《跟父亲一起去？直》。林斤澜说还有一篇写得好：《假如我是一个作家》。
叶至诚死于病毒性脑炎，终年６６岁。
叶至诚临终住院还带去一大叠稿纸。一个作家拔腿追赶他的好梦，离开了人间。
我见到高晓声是在１９８３年１１月。那时温州《文学青年》当红，发行量超１０万，另有函授者几十万。于是隔年请名家讲课，林斤澜、高晓声携夫人过来的那年，讲课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