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5期-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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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声竟然拒绝让儿子踏进他的病房里来!
儿子后来跟随母亲和后父到了日本,因为他二姐在东京卖水果,发了财。
与妻子离异后的岁月里,高晓声奇遇更多,美梦更大。他念念不忘那位早逝的妻子,他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青天在上》,就是写他和这个女子的故事。他总要在活着的女子身上,找到早逝的妻子的身影,找到原来就属于他高晓声的那份爱。
林斤澜说,十多年时间,高晓声密密有爱情故事。发生爱情故事,高晓声常常咂着嘴通报给林斤澜。最初在1984年,是一个研究生,这时“农民”高晓声56岁,春风涤胸,怎么说都可用“乐不可支”来形容。最后是贵州一个大学里的教师,高晓声对林斤澜说,这个女人很可爱,就是不能结婚,因为她有妇女病。——这个故事我略微知道一些,领会得到高晓声对这个女人的确很爱。
1999年5月,高晓声一次给林斤澜打电话,要林马上写一篇评论捧他,而且马上发出。对这件事,林摸不着头脑,问:“嘿,你要做什么?”高只说:“这个……哈……再说再说……”再一次要林给温州方面打个招呼,他将带女朋友到雁山瓯水来“白相白相”,林斤澜说“雅兴雅兴”,便把这光荣任务交给了我。我便给高晓声去了电话,表示欢迎,问他行程,他说还不能定下来。聊了一回,我便说倘有散文随笔短稿,请支持《温州晚报》我编的副刊《池上楼》。他毫不犹豫地问:“稿费怎样?”我说论篇,一篇一百。他说:“我有,我有一篇。”他寄给我的这一篇,叫《创造美丽》,我联想相貌难以讴歌的高晓声,这篇短文怎么看都像高明的情书,或情书的附件,是劝导贵州女士的。我把它引在下面,拆开他的西洋镜,料想九天或九泉的高晓声,会狡黠地笑笑又点头的。
创造美丽
高晓声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很庞大、很复杂的物体,每个人对它的认识都微乎其微,即使是人类全体,经过了几千年的实践,得到的认识也还是很肤浅的。然而这认识却非常重要,无论是一个人、一群人或者整个人类,究竟能发挥出多大的能量,就决定这种认识的程度。就个人来说,既然认识极微,那就不得不努力去学习别人?穴包括所有的人?雪的认识,这种认识就积聚在书本里,所以我们要读书。
一个人的形状好看不好看,那是天生的,但是皮肤里边的填料,却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样庞杂,不是外形能够代表的。所以有表里不一的说法。虽有金玉其外,难免败絮其中?押漂亮的绣花枕头里边,常是一包铡碎的稻草。而西瓜的黑皮包里,切开来却满满都是大红瓤,手无抓鸡之力的弱者,竟是胸怀吐凤之才的高人。这一切不同的来源,就在于填料。采用什么样的填料是每一个人能够选择的,做得了主的。所以结果是应该由自己来负责的。
其实,长期使用不同的填料,是能够影响他们原来的外表的。英俊、美丽不过是一层薄薄的包皮,当它被常识难住时,蠢态就毕露了,当它染上毒瘾时,就成了一个青面獠牙的鬼。一个不断实践、不断读书,使知识越来越丰富、头脑越来越聪明、办事越来越能干的人,也一定会在他的外形上反映出来。显得愈来愈坚定、愈来愈矫健、愈来愈快乐,会使人觉得他才是真正漂亮的人。所以我们说,年轻人的漂亮是上帝给他的,而年老人的漂亮是自己创造的。
林斤澜后来写的评论,题目叫:《寻觅清白中的寻觅》。我问林斤澜:“他的名气不小,要你立即写一篇东西捧他,他还有什么企图呢?”林斤澜说:“真是不明究竟。”我说:“他跟你都闪烁其词,我看和爱情有关,别的不好解释。”林斤澜说:“可能就是这样。”
“有妇女病”,“不能结婚”,高晓声还要爱得死去活来。可见,高晓声纯粹是在寻觅、建立精神的伊甸园,这使我有些尊重和景仰他。林斤澜后来的叙述,使我对高晓声的“爱”抱着同情甚至是怜悯的态度。
高晓声找爱找得好苦,比“李顺大造屋”艰难多了。激动和孤独总是轮流陪伴着他,他的脾气越发地坏了。
1999年6月初,我又给高晓声打电话,问来温的具体时间。两打忙音,又两打不接,再打接了:“什么事!!!”我说我是温州晚报的程绍国,高晓声连忙转口:“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他定在暑假时候。他的贵州一个大学的女朋友只有暑假才有空。
可是,这时的高晓声,离死神已经很近。孤身而孤独,孤独而孤僻,长期的动荡不安,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在南京,他很快就被人送到了医院里。
住了几天,病情不见明显变化。高晓声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要求从南京转到无锡。大家惊诧,很不明白,看看高晓声脑袋是不是有问题了。但林斤澜明白,陆文夫明白:高晓声早逝的爱妻就是无锡人!
啊,他要做个无锡鬼!
高晓声气管已被切开,不能说话。他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很大的字,因为大,站在身边的人看得明明白白,那个字是:“家”!
那已是临终的事了。
叶至诚对林斤澜说“死了”的时候,高晓声当然没死。1978年,高晓声忽然出现在南京。他“形迹可疑转悠一圈,人便没有踪影”(叶兆言语)。显然,这机灵鬼是在探摸政治气候和文学行情。很快,高晓声又出现在南京,这回,拿来了两篇文章:《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叶兆言说:“高晓声开始给人的印象并不心高气傲,他很虚心,虚心请老朋友指教,也请小辈提意见。我们当时正在忙一本民间刊物《人间》,对他的小说没太大兴趣。”“《李顺大造屋》打响了,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这是后话,我记得陆文夫看手稿,说小说很好,不过有些嗦。话是在吃饭桌上说的,大家手里还端着酒杯,高晓声追着问什么地方嗦了,陆文夫也不客气,让我拿笔拿稿子来,就在手稿中间删了一段,高当时脸上有些挂不住。我印象中,文章发表时,那一段确实是删掉了。”
我想,为什么高晓声“脸上有些挂不住”呢?有可能是面子问题,更大可能是不以为然。文人的通病,是刚写的滚烫的稿子,不是《红楼梦》,就是《复活》,很不高兴别人指瑕。也可能是陆文夫看错了眼,因为小说中有些闲笔倒是精髓。但高晓声又无可奈何,他毕竟离开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太久了,他连自己看自己,都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的地位,和陆文夫拉得太远了。陆文夫不容商量,不问意见,当面删他一段,可见当时的情形。
陆文夫对《李顺大造屋》,还有这样的回忆:“《李顺大造屋》写的是一个农民想造房子,结果是折腾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造得起来。他不回避现实,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实况。不过,此种‘给社会主义抹黑’的作品当时想发表是相当困难的。我出于两种情况的考虑,提出意见要他修改结尾。我说,上天有好生之德,让李顺大把房子造起来吧,造了几十年还没有造成,看了使人难受。另外,让李顺大把房子造起来,拖一条‘光明的尾巴’,发表也可能会容易些。后来方之和叶至诚看了小说,也同意我的意见。高晓声同意改了,但那尾巴也不太光明,李顺大是行了贿以后才把房子造起来的。”
陆文夫从现实而不是从文学出发,高晓声的修改也是被迫的,但显得智慧。
他打响了。
他红了好几年。
当时多少人把高晓声说成是农民的代言人,农民的苦难、被动、无奈、愿望、满足……在高晓声笔下无不传神。契诃夫有个总主题,叫反庸俗;鲁迅有个总主题,叫反封建;高晓声说:“就我来说,这个总的主题,就是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他似有“摆渡人”姿态,要“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可是,电视台采访,问他写作的目的,高晓声竟说:“写小说是很好玩的事。”怎么了?这回怎么不崇高了呢?这不同日后的王朔一样了吗?
以我的认识,他的写作目的有别于林斤澜。林斤澜除了警世,还有为写作而写作的味道,惨淡经营,语不惊人誓不休,要把越多的艺术瑰宝留给后世。高晓声的创作,负有更多的具体功利,他要把写作当做手段,以求声名和富贵,包括幸福的爱情。这,可能和人的经历和生存现状有关系。倘若高晓声真的如我所说,也绝无什么可以指责的。
他有名了,大作家!
政府先后给了他两套房子。
全家户口迁到了常州城。
大女儿安排了工作。
买煤球有时都动用小轿车。
他还有钱了。
他出国,更到全国开“笔会”,喝酒,游山玩水。
他执拗得很,大约觉得自己的小说艺术已臻化境。他十分讨厌有些小说家接受西方各种流派的影响。林昭的舅舅许觉民回忆同高晓声的对话:“我说,中国新文学的铸成,自‘五四’起就受到西方文学的极大影响,倘无西欧、俄罗斯文学不断介绍与参照,新文学的肌体就难以长成,现在沿此路子仍是不断地进益之法。至于有些作品过多的追求形式和不成熟,只可在不断磨练中渐至成熟,总之不吸收外来的养料,文学是难以得到健壮的。他认为不然,他说文学的主体只能是民族的,外界的借鉴不能替代自身的血肉,表现手段与语言之驾驭必须是中国的,只此一家,并无分出,始可以匹敌于天下。这是他坚守的文学见地,我们并没有谈得拢。”
——这与林斤澜是完全不同的。林斤澜见好全收,古今中外,杂七杂八。对外国文学,他尤爱梅里美和契诃夫。《尤利西斯》他也读。2003年在温州,整整八十周岁,他还向我要博尔赫斯的小说,读后说有些不懂,对其中两篇有很大的心得,回京时,把“博尔赫斯”也带去,说还得研究研究。
高晓声的脾气的确变大了。林斤澜回忆说:“有一次我和阿叶(谷叶,林斤澜夫人——笔者注)、曾祺到南京,然后去了常州高晓声那里。叶至诚一家三人,还有一个章品镇一起去。常州一个酒店的老板是高晓声的堂弟,那天是他请的客。高晓声带妻子儿子来,那天吃了很多很好的江蟹。曾祺喝了点酒,兴致很高,要画蟹,画了几只蟹。因为宣纸上留得空白大,又都是老朋友,曾祺说大家都把名字写上去,也是雅事。轮到下辈,叶兆言写了就是高晓声的儿子。高晓声对儿子说,字要写得大,好像是说要比别人的都大。可是儿子写得还是小,想不到高晓声发火厉害,拿起一只斗笔,把整张画给涂了!你看你看,这样的脾气……”
但高晓声对林斤澜这位老同学是很友好而尊重的。当年,他不满评论界对林斤澜的冷落,曾分别对两位评论家说,林斤澜是很值得书写的。这些事,都是别人后来告诉林斤澜的,高晓声当面不提。
林斤澜写中篇《李地》,其中《蛋》一章,有这样的情节:60年代初,李地做贼一样,拿一个鸡蛋到供销社,让高桩柿“交换”。鸡蛋值六分钱,李地要换两分钱的盐,两分钱的线(黑线白线各一分),一分钱的石笔,一分钱的冰糖。高桩柿说冰糖一分不好卖,李地说包点末末也可以。高桩柿才说:“刚才鸡蛋是六分四厘,四舍五入,四就抹掉了。不过秤杆稍微软一软,就是六分五厘,五就入,一入就是七分。”说着“啪”的一声,在算盘上多拨了一个珠子。高桩柿宣布:“现在还有两分,你拿个糖球走吧。”李地不要糖球,说:“我要冰糖。”——原来女儿四岁时,看童话书“冰糖甜瓜”,不知冰糖为何物。李地说,你读书时,妈妈给你。三年过去了,女儿背上书包,问李地要冰糖,李地给她一个指头,把话岔开。不想大半个学期过去,昨天,噙着眼泪回家。问其故,原来老师又讲童话“冰糖甜瓜”,顺便问道吃过冰糖吗?同学们一片连声回答:“吃过……”高桩柿想到自己饿死的女儿,便在碎末里挑了一片指甲盖般大,指甲盖般薄的冰糖,用报纸包起来,郑重地递给了李地。
林斤澜的这个细节,从高晓声那里听来。写作时,林斤澜特意去信高晓声,问这个细节你用不用,不用我用。高晓声同样写信,说:“这个细节我不用,绝对不用。这个细节的版权不是我的,我也是听某某某说的,他现在根本不搞文学了,你放心。”
我问林斤澜,如何看待高晓声的创作?
林斤澜说,高晓声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新时期炸响的文学引线在哪里,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好处是什么。这不免有些投机,但当年许多作家确是这样的。这是当年的“时势”。时代要反思,不能再让人民受苦受难了,于是,高晓声抓住了农民最关切的两个问题:吃和住。《李顺大造屋》是说盖房子的艰难,《“漏斗户”主》说人总是吃不饱。以及其后的“陈奂生系列”(《“漏斗户”主》主人公也是陈奂生),高晓声的名字叫亮在文学的青空,短篇两度夺魁,掌声如潮。从《1979年小说选》开始,到1984年,小说集一年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都出过。可是,《1985年小说集》没人肯出了。何哉?盖文学“赶点子”“爆响”时期逐步过去,回归文学本身,回归正常状态。
林斤澜说:拿打响的小说与同时的作家比,有技高一筹的感觉,但还不算高晓声的小说精品。后来的《钱包》《鱼钓》《山中》《飞磨》走哲理小说的路子,艺术上更讲究,更精致,有发展,是小说精品。哲理沉重,又不可多得,读者评论家一时喧哗不起来。但,高晓声在文学上的确进入了新的境界。
林斤澜还认为,高晓声1992年以后,“放松”小说写作,转写散文以抒情,是文学上的又一阶段。“这一阶段文学界不能忽视,如‘钓鱼’一组,挥发性灵,很美,是文学精品,”林斤澜说。
发光的都是金子吗?不。“是金子都会发光”吗?那可不一定。《古文观止》遗漏了不少更可观的精品。文学这里还有别的“学”,复杂得很,艺术家不要浮躁,要耐得住寂寞。高晓声耐不住寂寞,对出版《1985年小说集》的问题,他自己说:“……短篇的销售普遍滑坡,一时找不到肯为我出版的单位,一直拖到1988年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因时间拖久了,不得不将书名改为《觅》。……从此以后,我的创作情绪低落。”
在忍耐力方面,林斤澜好。《微笑》《绝句》写于前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不及后面自己的《十年十癔》和《门》,但在那时确是别具匠心的小说。可是,没人喝彩。1981年,中国作协为了安慰吧,给林斤澜汪曾祺各一个奖,林斤澜也没有得意洋洋的样子。默默走路,苦苦行吟。
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离散,1950年,林斤澜到北京人艺去了。他的第一个作品叫《祖国的召唤》,写抗美援朝。当然稚嫩。这一年高晓声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收四财》,叶至诚则别着驳壳枪土改。
林昭则分配到《常州民报》当记者。
“这是个才女,这是个烈女,这是个圣女,”林斤澜反复说。
林斤澜再见林昭,是在1954年的北京。是年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