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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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遇到了麻烦前来营救了。姚沟是一个离昌乐五里远的村庄，我年初在那里发放过救济金。村民们有的手持棍棒，有的扛着草叉，有的带着更危险的武器，还有人骑在骡子上，提着灯笼。看到我安然无恙，大家让我骑上骡子，队伍便原路返回了。途中又遇到了另外一些前来接我的人，他们同样调转头，参加了我的护卫队。这样，当我们到达姚沟时，便形成了一支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的巨大队伍，人声鼎沸，异常热闹。村里的长老们也没有闲着，在一家很大的当铺里，他们准备了一场特别的宴会。当铺是当地的主要建筑。直到深夜，我们还坐在那里闲谈，为我的成功脱险而庆幸。　　第二天，我回到青州府，拜会了知府。我原原本本的向他讲述了昌乐知县的错误做法，并说明车上的钱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各商埠的救灾委员会募捐的善款，我必须对这笔款项负责，如果您能就这笔款子向昌乐知县索要一张收据，我将不胜感激，至于现金，可由该知县发放给城里的老人们。知府对我非常客气。两天之内，我就收到了昌乐知县签发的收据。　　但那位可怜的人的麻烦并没有因此的停止。他的刚愎颟顸使他遭到了民众的唾弃，陷入困境。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女人征服了政府官员

　　当城里的穷人听说这笔钱将要在他们中间分发时，他们去了县衙门，要求知县兑现。他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打发人们回家，说救济金很快就会发放。人们不见动静，又一次聚集到县衙门，但同样遭到了知县的拒绝。于是乎一种非常有趣的场面出现了，表明中国的专制主义权力在民主面前一败涂地，并且在对付女人的准则时无能为力。　　一天，近百名妇女来到县衙，坐在院子里，每个人都带着菜刀和面板。衙门的工作人员问她们要干什么，她们说，希望见一见知县，她们有话要说。知县不得不出来应付，也想知道她们到底要说些什么。他一露面，一位被推举为发言人的妇女就喊道：“我们穷人快要饿死了，当官的不救济，反而把属于我们的钱偷走了，这样的父母官该剁成碎片！”于是一百多名妇女在板子上猛剁一阵，还一齐唱起来：“谁要偷了穷人的钱，我们就把他剁成碎片”。知县明白，他的底牌已经出来了，只好允诺第二天中午发放救济金。他还就真地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这件事一结束，我给一位在中国的美国人写了一封信，把我近期所观察所经历的一切进行了总结，并没有奢望会得到回音，但信还是被寄往了美国，并且在一家报纸上发表，另外有多家报纸进行了转载。最终，它穿越大西洋，到达英国，出现在《星期六观察》或者《庖摩尔要闻》——我忘了是哪一家了——上，标题是《传教士的奇思异行》。然而，编辑却忽略了提供一些建议，告诉传教士在那种环境中如何才能做的更好。　　17　令人沮丧的冬天　　1876年秋，募集到的捐款很多，以至于我难以轻轻松松地发放。此前，我曾同倪维思博士就传教的范围作了地域上的分工。这时他发现自己传教的地区内灾情很严重，便也参加了救济工作。与赈灾同时进行的，是礼拜留在各个传教中心举行的宗教仪式，于是乎精神救济与物质救济得以手牵手密切合作。　　随着冬天的临近，情况越来越危急了。有一个村子报告说，原先他们有五十个居民，现在幸存的只有十个人。米价飞升，涨到了平时的三四倍。有很多人，在听说满洲的谷物非常便宜后，便渡过渤海湾移民到了那儿。那些无法迁走的人不得不拆掉房子，将其中的每一英寸木料——不论是门、窗子、门框或者是椽子——作为烧柴卖掉，以便弄到钱买一点小米。这点收入来源告罄之后，他们把原来盖在屋顶的烂高梁秆和草种子、谷糠一起煮食，以苟延残喘。　　正值深冬，为了取暖，可怜的灾民们在地里挖一些很深的坑，二三十人甚至五十多人挤在一起。致命的严寒，加上缺少食物，导致民众大量死亡。开始的时候，由于幸存者没能力给每个死者单独挖一个墓穴，便挖了两个大坑，一个埋葬男的，另一个埋葬女的。后来，死者就躺在倒下的地方，没有人管了：或者在家里，或者在村里的街道上，或者在大路上被野狗、狼和秃鹫撕食。　　了解到这可怕的景况，我去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做了一次考查，发现土地所有者用一两块钱就把一亩地卖掉。为了活下去，夫妻们自愿相互分离。在青州东南部山区的一家乡村旅馆里，我住了一个晚上，那儿出现了一个买卖妇女的市场，买主都是从遥远的东部来的男人。由于内心极度不平静，由于伤心，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着。那些没人买的妇女请求人们无论如何把他们带走，即使什么东西也不给，因为那样也比饿死好得多。　　所幸的是，中国政府偶尔也能制定一些基本上还算公平的政策措施。第二年，当大灾荒结束之后，省巡抚发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前一年进行的妇女和土地买卖为无效交易。接下来是一个人、地归还原主的时期，对很多家庭来说，这不折不扣地是一个周年之庆。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与政府官员和士绅一起发放救济

　　在读了我寄去的描述这场灾荒的信后，我的很多朋友，如荷兰公使福格森（Fergusson）先生、英国驻烟台领事乔治·詹姆逊（George　Jamieson）先生、海关的豪威尔（Holwell）先生，以及烟台教会共同体的医生卡米吉尔（Carmichael）博士等，凑到一起讨论了一下，决定把我的信寄给上海的《每日新闻》（Daily　News），同时豪威尔先生把它译成中文，在《申报》（Shen　Pao）上发表。此后不久，从北京到南方的广州，在中国的每个省份都成立了赈灾委员会。仅仅从上海，我就收到了100英镑的救济金。益都县的知县是一个江苏人，也在他本省建立了一个救灾基金，并且有一些江苏的官员和士绅前来参加救济金的发放。　　为了避免分别来于当地政府、江苏省和外国人的救济金的重复发放，也为了防止人们对救助者提供的救助金的多寡进行任何可能的比较——那会在灾民之间引起动荡，我同管理着十一个县的青州知府和青州首府所在的益都县的知县进行了商讨，以便找出一个组织救济金发放的更好的方式。最后是这样安排的：将益都县划成几个区，江苏的士绅在其中的一些村庄发放救济，而我在另一些村庄发放，这样就避免了由于不同团体在同一个地方发放而在接受者中引起的不满，同时保证了发放到每个人手里的数目是完全相等的。　　当江苏的救助者到达后，他们也在城里开办了一个孤儿院。但从一开始，他们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就被霉运缠上了。由于爆发天花病，他们院中的孩子大批死亡，因此人们认为他们建立的孤儿院“风水”不好，不愿意再送任何孩子请他们看护。相反的是，我们开办的孤儿院里的孩子没有一个生病的，送来的孩子越来越多，超出了我们的看护能力。　　山东巡抚代表受灾最严重的七个县上奏朝廷，请求救济。灾区的中心在益都县，是青州府治所在地。益都的知县是一个江苏人，为民众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除政府提供的救助外，他还鼓励士绅领袖们捐献了大量救济款。在城里，每天有五万人接受政府供应的质量不错的粥饭。他还在其它八个灾荒中心区建立了类似的施粥场。　　南京一位职位不高的中国官吏在听了关于山东救灾工作的报告后，汇给我一百两白银（相当于30英镑），尽管他根本就不认识我。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山东当地的银行家做出的贡献。我的救灾工作离不了跟他们打交道。我通常兑换现金的那家银行是青州府一所规模巨大的当铺，在周围的很多个县开展汇兑业务。当我们打算在一个村子或城镇发放救济时，所要做的就是把银子交给当铺，当铺负责安全地把现金送往目的地：用十多辆小车把铜币运往需要救济的村庄。他们总能迅速而安全地完成任务，并且，因为对我们给予民众的帮助怀有感激之情，他们给我们的兑换率总是最优惠的。　　19　A·G·琼斯先生的到来　　1876年11月底之前，阿尔弗雷德·G·琼斯先生作为我的浸礼会新同事到达烟台。他在爱尔兰的新罗兹（）有自己的事业，但却感到了传教事业对他个人的呼唤，他认为那是任何其它人所无法代表的，于是他把自己的业务委托给自己的经理，来到中国。　　我赶到烟台去迎接他。他到达的那天是礼拜六，第二天就开始学习中文。我记得很清楚，在一次沿着海边散步时，我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谈的是艾温（）那著名的传教布道。他呼吸在艾温言论的气息中，就像干渴的土地吸收上天的甘霖。突然，他在沙滩上停下来，喊道：“停！停！我走不动了！”他的心灵被一种奉献和自我牺牲的激情充盈着，终其一生，这种激情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给他提供了一个中文老师，并同他一起在烟台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后，我就回到了青州。1877年5月，他志愿来青州协助我工作，负责管理救灾基金的往来账目。　　由于暴风雪阻隔，我费了十二天时间才回到青州。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建议地方官预防灾荒

　　当冬天过去、春天的庄稼露土之时，我向青州知府和益都知县建议采取必要措施预防饥荒。我请他们参观我的孤儿院，建议说，如果政府提供土地和房屋，并且承担一半的费用，我可以负责筹建几所类似于北京、上海、福州的学校。这些学校以孤儿中的佼佼者为对象，学生们将被教以英语和各种西方的学问；而其他智力稍差的孤儿则被教以各种新式的工业技术，以免增加传统行业的竞争者数量。当孤儿们完成专业训练后，便具备了为自己的同胞提供意义重大的服务的资格。我力图使官员们从内心里接受这样的道理：中国古代的圣人所以受人敬仰，是因为他们为人类的利益创造出新技术：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那么，在国际交流频繁的当代，清代的高官们应当为了百姓的利益而采纳新的方法。　　我的听众们并没有做好接受这种思想的准备。但是在将近二十年以后，益都知县之子成为北京改革派的人物之一。后来，西太后加紧了对权力的掌控，镇压改革，他被迫流亡异乡。只是在义和团的反抗下，清政府才意识到学习西方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并命令整个帝国接受西方的模式。　　　　　　　　　　　　　　　　　　　　　　　　　　　　　21　教会工作　　1877年2月18日，我以帕格特寓言为主题做了一次讲道，表明我们必须和我们的主做交易，主将根据我们的作为给予我们奖赏。　　我提醒听众，那些加入教会的，从今以后必须誓愿把以下要求作为侍奉上帝的特别途径：　　⑴捐款用于印刷和散发基督教书籍；　　⑵奉献出一部分特定时间用于传播福音；　　⑶看望和治疗病人；　　⑷抚慰遭受麻烦的不幸者；　　⑸冬天向急需的穷人赠送救济金及保暖的衣被；　　⑹提供帮助，埋葬死去的穷人；　　⑺分发药品；　　⑻关怀老人、寡妇和孤儿。　　那时，《旧约圣经》还没有被翻译成标准的中国语，翻译过来的只有《律上加律》，作为《旧约》的替代物，因而；教会的领导者们被介绍使用《律上加律》。由此，他们熟悉了《旧约》中的英雄和圣人。针对祈祷中问到的问题，我还设计了一个系列演讲，涉及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孩子、厄利亚预言天降大雨、厄利沙使死者复生、但以理保护众人免遭国王荼毒、摩西胜利逃出埃及、大卫放弃遭受瘟疫的土地等等，还有其它的例子。　　一些六七十岁的老妇人，以前从未读过一个字，现在却要背诵我们的书。礼拜天，她们踮着残废的小脚步行十多英里的路程来参加礼拜仪式。其中一个信奉者率领三十多个村的代表向上帝求雨。还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带领六个邻居做同样的事情。提到实际结果，我感到高兴得很：尽管有怀疑者的冷嘲热讽，在这两个事例中，雨还真的被她们求下来了。　　1877年7月，我制定了一些纪律条款，作为教会的行为准则，基本遵照史密斯在他的《基督教古史记》确定的风格：　　⑴中国基督徒应当献出他们的部分金钱用于资助寡妇、孤儿、遭遇不幸者以及病人；　　⑵把对缘于基督教团体和非基督教团体的苦难的隐忍视为基督徒之爱的证据；　　⑶要提供金钱和智力侍奉上帝；　　⑷基督徒应当致力于救赎他人，同时救赎自己；　　⑸在没有咨询当地的牧师之前，任何教会成员不得诉诸法律。　　当感兴趣者前来学习基督教时，我帮助他们把自己组织成团队。男人们选出自己的头领，妇女们也一样。被推举的人必须有良好的口碑，准备奉献出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去拯救他的同胞免于罪孽，并引导他们走向上帝。优秀者得到的奖品是布道小册子和赞美诗。也教他们音乐。学习者被劝诫对那些花费时间教他们的老师要恭敬、慷慨。　　在我遇到的宗教问题中，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是风水迷信。倘若不征求风水先生的意见，没有人敢建一所房子、筑一道围墙、或者挖一口井。我认识到，驱除这种迷信的最好途径就是向人们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我坚持认为，应当付出跟从事宗教事务同样多的努力去研究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处理的是上帝制订的法律。因而，我拟定了一个方案，准备了一套针对中国人的教科书。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给浸礼会协会的信

　　大约就在这时候，我给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协会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关注山东遭受的严重灾荒，并指出上帝给了英国教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向中国人表明真正的基督教意味着什么：无论对这个民族整体还是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上帝的祝福。教会应当从以下四条途径帮助中国人：　　⑴立即赈济灾荒；　　⑵把基督教文明的真正原理传授给中国民众，包括医学、化学和矿物学、历史；　　⑶引进新兴的工业技术；　　⑷传授精神的真理，讲述对真正上帝的信仰的过程。　　我代表琼斯先生和我自己请求协会资助1000英镑，用于赈灾；用于把中国人从饥荒下解救出来，使他们能够奉守正确的道德准则；为了这个国家的拯救和持续繁荣。　　我还斗胆指出，如果把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及其花费与以前的工作和花费做一个对比，再与其它协会——不论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的花费作一个对比，他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工作是最有效益的，并且能够最有效地使用资金。　　在此，我很高兴地为协会的慷慨记上一笔：他们很快就汇来了资助的500英镑。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决定赴山西

　　1877年秋，关于山西省发生灾荒的消息传到了沿海地区，灾情比我们在山东见到的要严重得多。伦敦传教士协会的慕威廉（）博士应上海赈灾委员会地的请求，写信给我说，他们对我在山东赈灾的工作方式深表满意，问我愿不愿意赶赴山西，在那儿开展救灾工作。　　那时，阿尔弗雷德·琼斯——他已经加入我们教会，正如前面提到的，大约一年以前，从烟台来到青州帮助我处理账目——在那方面，他是个行家。接到来自上海的信，在为这件事进行祈祷后，琼斯先